04 旁评 2018年12月30日星期日责任编辑李金哲 美术编辑施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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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并不是药方评散文集《山河袈裟》□孙莳麦

2017年，李修文的首部散文集《山河袈裟》横空出世，被其本人视为“脱胎换骨之作”。说到李修文，我们首先想到的，也许就是他收放自如的文字，以及字里行间激荡着的，深沉的情感力量。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曾高度评价他的文字：“李修文的文字不可等闲看。此中无闲处，皆是生命要紧处。侠士宝剑秋风，在孤绝处、荒寒处、穷愁困厄处见大悲喜和大庄重，见出让生活值得过的电光石火，如万马军中举头望月，如青冰上开牡丹。他的文字苍凉而热烈，千回百转，渐迫人心，却原来，人心中有山河莽荡，有地久天长。”然而，讨论《山河袈裟》的文学价值，与其罗列附加在它身上的种种光环，不如先注意它出现的时间点。要将其放在作者的写作历程中，看看它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对作者本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山河袈裟》是李修文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在凭借两部长篇小说《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一鸣惊人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创作陷入了沉寂。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十年，必定经历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惶惑。有关

“山河袈裟”，李修文在自序中这样解释：“收录在此书里的文字，大都手写于十年来奔忙的途中，山林与小镇，寺院与片场，小旅馆与长途火车，以上种种，是为我的山河。在这些地方，我总是忍不住写下它们，越写，就越热爱写，写下它们即是本能，也是近在眼前的自我拯救。十年了，通过写下它们，我总算彻底坐实了自己的命运：唯有写作，既是困顿里的正信，也是游方时的袈裟。”于是“山河”似乎也可以这样理解：既是字面意思的“在路上”，也是李修文写作的“重新上路”。

这条路他显然走得很好。经过十年蛰伏，《山河袈裟》一出场便一举斩获了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而李修文本人也完成了从“小说家”到“散文家”的身份转型。我们看到了无数普通人——门卫和小贩，修伞的和补锅的，快递员和清洁工，房产经纪和销售代表，以及人群中千千万万无名分子的故事。但文字的重量使一个个时刻被定格下来，给身处其中的人们赋予了身份：他仍是他，她仍是她，他们从茫茫人海中走出来，成为独一无二的“这一个”——无数“这一个”凑起来，构成了整本书中的“他们”。

当“人民”成为整部作品书写的主体，“人民”的活动被记录下来，“人民”的概念被反复提及，作者的身份似乎也可以顺理成章地被定义为“人民的书写者”。但在这里，称呼李修文“作为写作者的人民”却更为恰当。山河茫茫一路奔波，在他作为行者“经过”那些人民的同时，那些人民也“经过”他。批评家张莉称李修文是多情者，《山河袈裟》是“他写给万丈红尘的信笺”，也是他“写给茫茫人世的情书”，在她看来，那是回到新文学初心的写作：“他让人想到新文学的文脉，‘人的文学’的传统，当年，发动白话文运动的先辈们希冀我们的文学能和‘引车卖浆者’在一起，希望我们的文学能发出平民的、大众的、有血气的声音。一百年来，这样的声音不断回响，直到再次回荡在这本书里。在《山河袈裟》中，我们又惊喜地触摸到了中国新文学的初心。”——作为写作者，李修文不是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他者”审视、评判他人的生活，再投下一些看似高尚实则空洞的悲悯。他的写作，是情感进入情感，生命进入生命，是试图以“感同身受”对他人生命进行体认，是以个人经历进入他人生活形成的“共情”。在与

人民相遇、碰撞的同时，他也完成了自我的重建。

这“重建”，既包括李修文对自身价值的认知，也包括对个人写作历程的审视。李修文该是发现了这点：当浮华如泥沙般沉淀下来，大概不是使其更重，而是更轻了。在消费主义盛行，文字被影视、图像取代从而显出娱乐化倾向的今天，除了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写作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意味着什么？抛开金钱、名誉和种种头衔，写作给写作者生活带来的，到底还剩下些什么？答案可以到整个世界中寻找，山河，湖海，市井，村庄……当然还有人民。或许一开始也并非他的主动选择，唯是“相遇”而已。人民，并非仅仅作为构成其写作的素材，也是机缘巧合，他选择了人民的同时，也被人民选择。至于“写作”，大约也不过是“重建”的途径——看到了，便写下来。“我从未有一天停止过对写作的渴望，既然已经画地为牢，我便打算把牢底坐穿，到头来，写作也没有将我扔下不管。”于他而言，写作即生活，或说寻找一种“恰如其分”的生活。

当然结果是好的。作为一个行走在路上的“失败者”，李修文采取的态度是双重的：对内，他反躬自身，以一个紧闭双唇、蓄势待发的忍者的姿态，与时间和苦难对抗；对外，他也变成一个怀有极大悲悯心的人道主义者，毫不吝惜对人民的热爱和赞美之情——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战栗”

“悲伤”“惊诧”等字眼无遮无拦地从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热辣而滚烫。

毫不克制的抒情是危险的，稍不留神便可发展为矫情，甚至滥情。但《山河袈裟》让我们看到的只有热爱。这首先取决于李修文强大的情感处理能力。他的书写是“及物”的，所谓“热爱”“同情”“遗憾”“惺惺相惜”，在他这里从不仅仅是几句口号式的呼告，而是落实在具体的物上，使“情”与“物”之间形成一种隐秘的对应关系：《枪挑紫金冠》中的演员与戏台，《阿哥们是孽障的人》中的歌曲，《夜路十五里》中的马匹和男女，《看苹果的下午》中的苹果与《封神演义》，都绝不仅限于事物自身——它们既是联结作者与人民的“纽带”，也是作者情感的载体和发动机。

对此，李修文在《长安陌上无穷树》中刚好有恰当的形容：“我常常想，就像月老手中的红线，如此福分和机缘，也应当有一条线绳，穿过了幽冥乃至黑暗，从一个人的手中抵达了另一个人的手中。其实，这条线绳比月老的红线更加准确和救命，它既不让你们仅仅是陌路人，也不给你们添加更多迷障纠缠，爱与恨，情和义，画眉深浅，添花送炭，都是刚刚好，刚刚准确和救命。”这根“线绳”大可推衍至整部作品，它不仅联结了医院的小病号与岳老师，斗殴的小伙子与作为清洁工的老妇人，更联结了作为迷惘行者的“我”和无数旅途中的陌路人。在《山河袈裟》中，以“我”为中心，以经过“我”的普通人们为半径，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情感世界。李修文是一个优秀的情感之网的编织者，在这张繁复而细密的网上，他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而写作到底也没有辜负他，写作使他能够在这一基点上向纵深处开拓下去，最终确认了自我的存在。

当然，说情感的“编织”“处理”似乎并不确当，那更像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与其说“编织”与“处理”，不如说他有强大的感受力和共情能力。这和他自始至终对自身身份的体察

和确认密切相关。作为一个惶惑的“失败者”，李修文带着寻找自身价值的目标上路，这使他的书写高扬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写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辐射式的情感发散，而是一种有来有往的互动关系。与之相遇的陌路人构成了作者情感与生活的一部分，在他向他们表达热爱和赞美的同时，他们的热情和淳朴，乃至苦难与反抗，也反过来滋养了他的写作，构成他反抗生活的动力。而在他与人民构成的情感世界内，以自我为圆心，同样能够形成一个自足的世界。

与向外大气磅礴的情感奔流不同，对内，李修文的态度是审慎而认真的。如果不能说得恰如其分，不如不说。“不在沉默中爆发，要在沉默中继续沉默。”这种对万事万物的敬畏之心，他称之为“害羞”：“此处的害羞，不是看轻自己，而是格外看重了自己以外的东西；此处的不说话，其实是要叫话语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能够匹配得上被它描述的物事，犹如我们的一生：不是一味地去战胜，也不是一经碰触便溃逃远遁，而是不断地想出法子，使之恰如其分；如果此时是恰如其分的，那就请此时变作行船，送我们去往他处，去迎接其他时刻的恰如其分。”（《羞于说话之时》）是“害羞”，使李修文始终能作为普通人中的一员而不是“他者”与彼此交托情感；也是“害羞”，让情感在一发不可收拾之际偃旗息鼓，从而使他得以在他人的存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不断确认自己的存在。如此，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整本书中，许多人物以及作者自身的情感是复杂而微妙的：那不是单纯的痛苦，也不是单纯的快乐，而是痛苦与快乐相汇。

“唯有先认输，再继续写，继续抵抗”，这一起一落中，包含着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力量。“后生”当然是后话，“死地”的处境，却是一开始就认准了的。真理是不可触及的，任何许诺的得到都必定隐含着失去，而消解失败的唯一法门便是承认失败——一开始便是失败，失去到无可失去，失去便不存在了。于是上路，寻找，忘记了终点而皈依了过程，这便是西绪福斯神话存在的意义。好比《命若琴弦》中一老一少两个瞎子，弹断一千根弦后发现自己手中所谓治眼病的药方不过是一张白纸。实际上白纸哪是药方，弹断的一千根弦才是。李修文自称《山河袈裟》为失败之书，它的起点是“惶惑”。但他是幸运的，《山河袈裟》使他得以自救。此时再看这部惶惑之书，“解惑”结果如何似乎并不重要。因为一个个鲜活而温热的人，已进入了他的生命，而所见所想，已落实为文字写下。

因为他信任的是过程本身，所以，一旦开始寻找，便不能算作失败。自我存在也许未必完全得到确认，但他至少已在路上。或许确如他本人所说，“写下它们是本能”，写作不过是寻找的途径。深厚的古典文学与戏曲底蕴到底在源源不断地滋养着他的文字，而作为这一“寻找”过程的衍生品，《山河袈裟》终究是完成了，并且完成得几近完美。

于是，当我们看向《山河袈裟》，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群有情有义的普通人的际遇，也是这样一个“向死而生”的写作者站在人民中间，以全新的姿态，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孙莳麦，青年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创作与批评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