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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记忆 南翔馒头店里包了什么WEEKEND 本报记者沈轶伦 南翔馒头店里包了什么...

Date post: 02-Ma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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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END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南翔馒头店里包了什么老上海人,很少有人没吃过城隍庙的南翔小笼包。这是任谁闭上眼睛怀念上海时,都会第

一个浮上舌尖的滋味。

笃鲜腌

11知沪·连载·广告2019年 4月 26日 星期五www.jfdaily.com

编辑:沈轶伦 执行编辑:张克伟

游玉敏 ,

1979 年出生,

上海豫园南翔馒头店有限公司厨师长 , “南翔小笼制作技艺”

第六代非遗传承人

上记忆海

南翔馒头店位置图

凌晨四点多起来, 整个城市还在睡觉。

游玉敏已经要准备出门了。

因为太早, 连头班的公交车都还没发车。要想从位于东宝兴路的家出门,只能靠骑自行车。在黑乎乎的街道上,没有旁的路人了,独自奋力踏着自行车踏板,游玉敏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风的声音。一路骑到老南市区,她身上已经微微发了汗,一抬头,看到路灯映衬着老建筑的飞檐翘角———是城隍庙到了。

1996年,游玉敏 17岁,在职校学做中西点心,正读到最后一年。轮到去实习的时候,

有许多五星级酒店提供了实习岗位,游玉敏却挑选了南翔馒头店。学校里的带教师傅感到疑惑,再三问她:“为什么要去这里?去五星级酒店做西点不是更适合女孩子吗?做小笼馒头太辛苦了!”

但游玉敏却说:“我喜欢啊!”

毕竟,老上海人,很少有人没吃过城隍庙的南翔小笼包。这是任谁闭上眼睛怀念上海时,都会第一个浮上舌尖的滋味。

从南翔到老城厢

城隍庙南翔小笼馒头诞生在上海嘉定南翔镇。据《嘉定县续志》记载:“馒头有紧酵、松酵两种,紧酵以清水和面为之,皮薄馅多,南翔制者最著,他处多仿之,号为翔式……”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来自嘉定县南翔镇的吴翔升带着家乡的手艺,来到了上海县城。当时的上海城隍庙是上海城内的文化娱乐中心,游客众多,茶馆林立。吴老板租借了城隍庙九曲桥畔的船舫厅,开设了一家名为“长兴楼”的点心店,专门制作出售南翔小笼馒头。

为了适应城里人的口味和生活方式,吴翔升在原来的工艺上继续改进,将馒头从大蒸笼改为小蒸笼制作, 收口处打 16个以上的褶,均匀整齐地排列成螺旋状。

旺火急蒸后,连笼上桌,食客可以隐约看到半透明的皮子里的肉馅, 薄皮吹弹欲破,样子精美小巧。放在醋碟子里微微一蘸,

佐以姜丝,对着小笼小心咬上一口,轻轻吸吮,是满满一口汤汁。再咬开皮子吃肉,一边咀嚼韧性十足的皮坯。

善于经营的吴翔升利用城隍庙地区游人众多的特点,还用蔑竹篓、荷叶等包装小笼馒头,便于游客带回去与家人共享或者馈赠亲友。南翔小笼馒头也由此在城隍庙一带越来越有名气, 到了上世纪 60年代,“长兴楼”也顺应口碑改名为“南翔馒头店”。

传承至今,南翔小笼馒头成了上海众多小笼包的“教科书”,全上海的小笼都参照这里的标准,以皮薄、馅丰、汁多、味鲜、形美为标杆。南翔小笼馒头的皮坯采用多种面粉调和制作而成,包馅子的皮子用的是“呆面”,

与做包子的“发面”不一样,每两面粉能制作10个小笼包;馅则选用精腿肉,用骨汤熬煮肉皮成冻,肉皮冻清而不腻,拌入馅内。根据不同季节,还有加入蟹膏、蟹黄或虾仁或春笋的创新。每只小笼加馅 4钱,用戥子过秤,

以保证质量。

历年来,南翔小笼及其相关产品桂冠频

摘,荣获金鼎奖、上海名特小吃、中华名小吃等荣誉称号,登上了国家级名小吃的宝座。

两臂长出了肌肉

小小一只馒头成了上海的饮食名片,就更叫人不能掉以轻心。

1996年, 小姑娘游玉敏到了南翔馒头店,

同批进来了三个同学。 最后实习期没有结束,

他们就都走了———太苦了。

品尝小笼馒头的秘籍是“轻轻提,慢慢移,

先开窗,后吸汤,蘸蘸醋,细细品”。吃小笼的时候,固然是优哉游哉的享受,但做小笼馒头的过程,却是枯燥又吃力。作为学徒,不仅每天早晨 6点就要到岗,这意味着每天游玉敏天不亮就要出门。等到了店里,要做的种种准备工作,

更是一场体力的考验。

当时店里还没有压面机, 揉面全靠双手。

搅拌准备馅料,也都需要手工操作。在八张八仙桌上,200斤的肉码在上面,师傅们要自己动手选肉、改刀、绞肉糜、拌肉馅。肉馅是从冷链取来的,摸上去冰冰凉,师傅们徒手捣肉馅,手很快在冷肉中麻木失去知觉。 等到工作完成,

一双手举起来,又已经呼呼烫。

等到肉馅准备结束,肉里的血水已经从桌

上流到地上都是。师傅们又要用抹布,而不是拖把, 蹲在地上把一块块地砖全部擦拭干净。

在那三个月的实习期里,除了准备馅料,店里高峰期间还要去店堂里上笼,游玉敏每天回家时都和妈妈说:“我坚持不下来了!”

但再忍一忍,忍一忍,最后游玉敏不仅坚持下来,也留了下来。长此以往,小姑娘的两臂,都长出了结实的肌肉。

城隍庙一道风景

学会做小笼馒头不难,但要把小笼馒头做好不简单。

过去在餐饮行业,许多技艺的传承都是在父子、母女之间相授。师傅轻易不会教授学徒。

但等游玉敏进店时, 正好遇到一个空当期,上面的师傅们都临近退休,中层无人,师傅们毫无保留地教授年轻人,也把传承小笼馒头的担子落到新进的年轻人身上。

1996年 12月, 游玉敏正式入职南翔馒头店,1999年已经代表南翔馒头店参加了全国烹饪大赛并获奖,23 岁就荣获世界烹饪大赛金奖。 师傅不仅将制作小笼馒头的手艺倾囊相授,也手把手教游玉敏做秋叶包、咖喱角等花色点心。游玉敏从中得到乐趣,也从不同点心

的制作手法里获得灵感,反过来提升制作小笼的水平。

当年因为喜欢吃小笼包而留在了馒头店里的小姑娘,长大后成了“南翔小笼制作技艺”

第六代非遗传承人,熟练掌握从包捏到烹蒸的10道完整工序,首创“小笼包捏双擀操作法”,

研制开发了 15个小笼新品,创出“9克皮包 21

克馅”的粉作台小笼制作法。游玉敏编制《南翔馒头小笼标准化操作流程》, 严格限定出笼率,

让小笼制作工艺有了规范化、 标准化的流程。

2018年,她又得到“上海市技师创新工作室”挂牌荣誉。也在同一年,南翔馒头店在国内外已有十余家连锁店,涵盖日本、印尼、中国澳门等地。

在游玉敏的推动下,南翔馒头成功入选米其林 “必比登美食推荐”。 她在家给儿子做烧卖,烧八宝粥,做锅贴,也做小馄饨,却不做小笼馒头。因为在她看来,这样看似非常平民的食物制作起来太过精巧, 不能在私家厨房施展。她倒更乐意去学校和孩子们讲讲她所体会到的工匠精神。

如今,一年 365 天,在上海豫园的荷花池畔总有一列长队等候着南翔小笼馒头出笼,堪称城隍庙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每天南翔馒头店光是鲜肉口味的小笼馒头就要出约 2200 笼,

这 2 万多只落入上海人和国内外游客肚子里的小笼包,是这个城市的魔法。

记忆中的江湾电影院■ 龙 钢

当年的江湾电影院坐落在现今虹口区 (那时为宝山县) 的江湾镇附近,

1952年建成时名为宝山县江湾放映站,

1956 年改名为江湾电影院,1993 年 6

月 15日停业拆除, 其位置位于今天的新市北路车站南路口。

由于地处宝山县与虹口区的交界处,是镇上唯一的一家电影院,且周边不远处就是虹口区的广中新村, 镇上及其周边的居民、学校的学生看电影,都要到江湾电影院。 虽然地处城乡接合部,

但由于江湾镇在当时宝山县属于最热闹的地区之一, 镇上有许多文化古迹,

是上海近郊名副其实的文化古镇,江湾电影院的建成,为文化古镇添色不少。

由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湾电影院附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场所,所以这家电影院常常被单位、学校包场,一票难求。记得读中小学时,我们学校经常包场,从广中路大老远地集体步行到江湾电影院来看电影,几乎每两周就要来一次。

那时去江湾电影院, 出了广中新村,就是一大片农田。如今的水电路到新市北路两侧, 到了春天油菜花盛开,

到了秋季则是成片的水稻,金灿灿的美不胜收。

除了要走田间小路外,还要走过石板桥,穿过农民住宅,前面出现一大片坟地,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据当地的农民说, 这片坟地与相隔一公里的“靶子山”有关,上世纪 50 年代初,“靶子山”是执行死刑的地方,一些人被执行死刑后,都被埋葬在这里。每次看电影路过这里,我们这些小朋友都会加快脚步,快速通过,不敢多看一眼。

江湾电影院在当时近郊地区还是有点名气的。 电影院拥有 500 余个座位, 这在当时算比较大的电影院了。门前还是蛮气派的, 进门处有四排木排门, 其建筑风格颇有点宝山地方特色。

如今住在江湾镇上的老人还记得,宝山县和江湾镇要举行重要会议,江湾电影院是主要场所。当年学校学生多,看场电影往往要包两场,分批看电影。笔者小时候看的国产片《春苗》、南斯拉夫电影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等,都是在江湾电影院看的。除了学校组织集体看电影外,父亲也常在休息天带笔者到这家电影院看电影。在笔者小时候的心中,江湾电影院简直就是电影的“圣殿”。

上世纪 90年代, 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张, 江湾电影院也在扩张中被拆除,

原址上建起了高楼。原先去看电影必经过的羊肠小道、石板桥也早已无影无踪了。上世纪末及本世纪初,这里先后建成了地铁站和商品住宅小区,现在再路过这一地段,依然会想起当年去江湾电影院看电影时的情景。近半个世纪过去了, 虽然江湾电影院已经不复存在了,

人们看电影的地方也多了不少,有些规模的商场里都有电影院,但小时候在江湾电影院看电影的那段经历还是蛮美好的。

迎接复旦光荣的新生

1948年底, 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

形势已经明朗。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了以迎接解放为中心的护校运动。成立了复旦大学的讲(师)助(教)会、教授会、

职员会、 工友会。1949年 2月合并为复旦大学全校性的“应变委员会”,请了校长章益当会长。各系科充分利用合法的条件, 开展储粮应变。 买来的大米、黄豆、油、煤,分别堆放在各宿舍区,人人都感到上海解放近在眼前,不怕留在学校里没有饭吃。全校按学院成立了五个防护大队,女同学组成救护队,负责保护学校一切设备和师生员工的安全。

校长章益曾经在国民党政府里担任过要职。到复旦后,对形势看得一清二楚。 他不想跟国民党逃到台湾去,但是留下来共产党能容他吗? 心情很惶惑。党组织对他进行了争取,章益答应了三项条件:第一,不去台湾,留在上海;第二,保护学校的现有仪器、图书和一切设备;第三,尽本人最大努力保证师生的人身安全。他在全校应变会上表示留下来的决心,以后的事实证明章益履行了诺言,保护了复旦。

如何接管上海的大专院校和文化部门, 关系到共产党如何对待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关系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陈毅亲自兼任文教管理委员会主任,表现出他的高度重视。共产党、解放军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表现出为人民而战的英勇作风和严明的纪律,赢得了上海广大市民和各界人士的赞扬和尊敬。有位教授曾在座谈会上说:“古代有所谓‘王者之师’,那多半都是吹牛皮,

实际是从来没有过。可是现在的人民解放军, 才是我亲眼看到的真正的 ‘王者之师’!”解放军的卓越表现,在上海的人民群众中, 也包括在广大的知识分子中,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赢得了荣誉和信赖。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反共宣传和旧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 要想做到顺利接管,还是需要付出艰苦努力的。

据参加文教接管的唐守愚回忆:他从上海撤到解放区后, 曾经在陈毅的领导下, 与准备进入上海工作的解放区干部,

会同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对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做出详细的接管计划。唐在回忆中谈道,当时确定李亚农同志 (他是解放区来的历史学家)在高教处负责科研机关的接管工作,他和李正文同志负责高等学校的接管工作。鉴于上海的情况十分复杂,又是高等学校及科研机关的一个重要集中地,市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 在接管和改造工作中,主要强调一个“稳”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稳步前进”,接管的方针政策是“维持原状,逐步改造”。

陈毅高度重视对知识分子政策和统战工作,他对党内干部们说:“中央的方针

政策决定了,在具体执行时的方式方法和具体步骤等,一定要多召集各界代表大家商量,共同决定。在会上话要讲清楚,讲干净。党在政治上一般没有什么秘密,会议上话讲干净,可避免到处小广播。要保守秘密怕别人知道, 结果引起大家不赞成,

现在四大阶级共同决定, 我们虚心求教,

人们会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还说:

“党内有一种不敢接近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倾向,认为麻烦,特别是有些同志对我们招待民主人士、专家、学者看不惯,甚至编成歌谣说:‘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 还得加上一句,‘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有的说,‘邵力子、张治中等能住北京饭店, 我们的老干部则无人照顾’。这些同志的意思是说,钱应当花在老革命身上。殊不知北京、上海和各地招待的不过万把人,但是我们向华南、西南进军,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可以少打死很多人。我们接管各大学,校长不要马上换人,换了左派民主人士不一定比原来的高明,更不要换我们的人,否则搞乱了,陷于被动,削弱威信。在学识上,要采取老实态度,不要充假装象。怕失面子,结果大失面子。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如对旧人员认为

他们低我一等,无资格与我讲话。不知道他们也是穷苦工薪阶层的劳动者,要主动团结他们。总之,入城接管,对文化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民主人士, 对旧人员,都要结合这种新精神合作共事。”

在政治方面,交大、复旦和同济的学生运动一直搞得很好,交大在当时曾被称为上海的“民主堡垒”;复旦大学的教授和讲师、助教中的民主进步力量在当时是所有大专院校中最强大的,也是大教联和后来组成的大学讲助会中的骨干力量。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是国民党十分器重的人物,

但在张志让和潘震亚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下,并经过张志让多次劝说,终究还是留了下来, 正式向人民政府办理了移交手续。私立学校中,大同的理工科办得比较好,为社会培养了一些有用人才;大夏也培养了一些人才,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

1949年 6月 20日, 复旦大学由军管会、文管会实行接管,全体师生员工 1800

余人,以欢欣愉快的心情,迎接复旦光荣的新生。

上午,军管会军事代表李正文,文管会高教处副处长李亚农,文管会顾问施复亮在“你是灯塔”的歌声中走进校门,全体师生员工排成两行在校门口夹道欢迎。

9时 50分在校长室举行接管仪式,由章益校长点交表册。10时 10分在登辉堂,

大会开始。章益校长致辞说:“今天是我们复旦全体师生最快乐的日子,44年的复旦在今天光荣地归还了人民,今后的一切措施,都应该为人民服务。解放以前,我们师生员工,为了争取真理,反迫害,受到不少牺牲,经过了种种难关,今天仍能将复旦完整地交给人民,这是复旦的光荣。从今天起我们复旦参加了伟大革命的行列,来建设新中国。”

(十九)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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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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