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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德治 - dz · 类头脑没有这样的能力。...

Date post: 09-Oc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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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德治 - dz · 类头脑没有这样的能力。 因此,人类的理性行为只能是有限的。 现实的理性决策也不可能是寻求最优,而只

□ 责任编辑 马清伟 王敏超

9热线电话:(0531)85193817 Email:[email protected]

2015年8月5日 星期三

法治与德治并重,是我们进行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方略。法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对于德治,学术界包括社会领域却不乏质疑之声。市场经济社会,我们为什么仍然需要德治?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德治?这是值得所有人思考并尝试解决的重要课题。

经济学里的理性人假设,

认为人人自利就可达到社会公

益,从而滋生了“德治无用

论”

在如何进行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学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德治与法治并重,另一种观点却主张法治而贬低德治。在这里,“德治”可以理解为通过公民道德建设,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各种道德宣传和灌输、以及舆论奖励和制裁、乃至理性反思等手段,在人们的头脑和思想中确立有利于社会繁荣和稳定的道德观念和规范,软性地内化为“良心”,由此建立社会道德共识并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而法治,则可以理解为通过国家强制性质的各种法律法规来遏制不道德的行为。

国内很多学者,尤其是一些经济学家,对德治是不以为然的,他们对道德的作用深表怀疑。主流经济学家往往认为,经济与道德没什么关系,在经济活动中,每个人都从自我利益出发,而不可能遵循自我牺牲和利他主义的方式行事。在方法论上,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从自利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出发,经过一系列推理,最后得出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和第二定理,表明了自利和公益的一致性,其中并没有什么伦理道德的作用,因此便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经济学不讲道德,也无需道德。

当然,有些经济学家明白,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理性人假设及其决策模型并不符合现实,现实的人不可能是全知全能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就总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但他们仍然认为,克服机会主义行为所需要的是法律所规范的市场机制或公平竞争,而不是道德。在他们看来,唯有利润才是衡量企业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唯一标准:在好的制度下,即产权得到充分保护的条件下,利润反映了企业家应对不确定性、创新和获取他人信任的能力,而如果缺乏好制度,则我们就根本没有衡量价值创造的标准,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制度或法律。

他们认为,根据道德心理学的实证研究,大多数人的行为动机是自利,其行为倾向都相差无几,不过其实际行动却是根据现行的制度确定的。所以,大多数人的伦理行为都需要外界的强制性制约,即法律法规形式的正式制度的制约。至于道德这样的非正式制度,既然不具有强制性约束作用,那么其主要作用无非是通过灌输宣传来改造人的自利本性,但改造人性不仅难以实现,而且危险。因此我们只能依靠法律法规来引导人性。总而言之,有什么样的正式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正确的制度引起道德的行为,错误的制度导致不道德的行为。

在笔者看来,许多经济学家之所以持这种观点,可能有多重原因。其一,这种观点其实并不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往往将道德仅仅理解为自我牺牲性质的高尚道德而将底线道德摈除于道德之外,从而以为道德与经济无关。其二,这种观点似乎并不了解道德的作用方式,认为道德的作用主要在于改变人的自利本性,而这是难以实现的。其三,中国目前的道德建设效果欠佳,可能也是这种观点不认同德治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只要明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就会明白,道德或德治对于治理目前中国道德领域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必要的或不可或缺的。

道德或德治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法律不过是底线道德在社会问题比较严重的领域中的细化而已;法律的基本原则如正义和秩序,本来就出自底线道德,它们的共同指向都是维护社会稳定;大部分法律,其第一原则如公平诚信等等,都是道德原则。在没有严重道德问题的领域,社会秩序依靠道德便可得到维护,但一旦某个领域发生了严重的道德问题,道德原则已不足以维护这个领域的社会秩序时,社会就不得不按照道德原则制定暴力强制性的细则来维护秩序,那就是法律。因此,在发生严重道德问题的社会领域,为了维护秩序,法律固然不可或缺,但社会的道德共识仍然是基础;缺乏道德共识,不仅会缺乏制定法律的基础而使得法律难产,即便有了法律,也会由于执行成本过高而发生法不治众的现象。

现实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作决策时会受到一定价值因素

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程度上体

现了道德教育的作用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是完全理性假设,即经济主体谋求效用的最大化。这种假设虽然通过事实的简化实现了经济学的简洁优美和数学化,却抽象掉了现实世界中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状况这一关键事实,排除了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不道德行为,因而并不符合现实中人们的理性行为。新古典经济学因此遭到了很多经济学大师的严厉批评,其中凯恩斯和哈耶克等人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并成为宏观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开创者。不过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在微观层次上对人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作出具体描述。

在微观层次上对人们的实际理性决策行为进行了详细考察、并由此提出有限理性决策模型的学者,是计算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西蒙。人们完全理性地作出一个决策,需要以下程序:提出问题;针对问题列出所有的备选方案;预测所有备选方案的各种后

果;对各种后果进行评价并选择最优方案。西蒙指出,个人的理性决策行为不可能

是完全理性的,因为“单一个体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理性的高度,因为它必须考虑的备选方案的数量太大,评价备选方案所需要的信息太多,所以就算要达到近似的客观理性也难以想象。个人的种种决策是在‘给定条件’的环境中发生的,所谓‘给定条件’就是被决策主体当成个人决策所依据的前提条件,行为只能适应这些‘给定条件’所设置的限度。”简言之,完全理性决策需要考虑有关知识、价值和相关行为的各个方面,而人类头脑没有这样的能力。

因此,人类的理性行为只能是有限的。现实的理性决策也不可能是寻求最优,而只能是选择看起来不错的方案。在决策方案的搜寻中,直觉往往起很大作用。不过非逻辑的直觉大都是以往逻辑分析积累产生的习惯性反应,因此会随着经验、研究和教育的增加而大大增多。此外,评价并选择备选方案还需要考虑一定的价值因素,这些价值因素虽然也包含法律法规,但主要是通过各种教育和实践,为我们所认可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它们能够在决策前删除对他人和社会不利的备选方案。这本质上就是道德教育或曰德治在起作用。

目前的道德教育,着重灌

输“自我牺牲”和“服从”性

质的高尚伦理,而忽视了“不

说假话”和“不属于自己的东

西不能拿”这样的底线伦理

应当承认,我国目前的社会风气与官场风气之所以存在很大问题,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既有法制不完备和执法不力等法治方面的因素,更有道德教育和宣传效果欠佳等德治方面的因素,人们对目前的道德宣传或者不以为然,或者很少有人切实予以实践,这也是一些学者倾向于加强法治而轻视德治的理由之一。不过,道德教育和宣传效果欠佳这种情况并不能成为我们轻视或否定德治的理由,我们应当做的,是探讨道德教育效果欠佳的原因并提出对策,来推进德治。那么我们目前的道德教育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就对一个人的素质培养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家庭教育而言,众所周知,目前的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着忽视道德教育而过分重视智育的倾向。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使得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热切期盼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在“赢在起跑线上”等口号的蛊惑下,家庭教育已逐步形成在智育上要求过高而在其他方面过多包办和过分溺爱的趋势,造成了不少独生子女虽然聪明早熟却也养成了各种不良行为习惯:如自私自利、唯我独尊;如追求享受、好逸恶劳;如独立性差、自理能力低;如爱说谎、不守信;如心理素质差、承受能力小等。这些德育上的问题由于独生子女在青少年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需要高度引起重视。

就对一个人的素质培养同样起着关键作用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而言,目前的学校道德教育和新闻媒体宣传在内容上同样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学校教育和主流媒体在道德教育上过分着重灌输“自我牺牲”和“服从”性质的高尚伦理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不说假话”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

能拿”这样的底线伦理,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和新闻媒体的宣传同时却充斥着“分数第一”和“成功至上”等个人奋斗的理念。这样的道德教育内容,造就的往往是满口仁义道德却一心追求私利的人格。

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把

“不侵害他人权益”和“双

赢”的底线道德作为道德教育

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

进一步提倡高尚道德

不可否认,我们现在强调的高尚道德是从传统道德发展而来的,与传统的“天下为公”和“忠孝”伦理没有根本区别。这种高尚道德一般而言,对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维护社会稳定的确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值得提倡。但我们也要看到,它的精神实质是通过自我牺牲和服从来克服个人的私利,维护共同体的和谐。就普通大众而言,它适用于传统的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闭的等级制熟人社会,也适用于以家庭和工作单位为基础的封闭的计划经济熟人社会,却无法用来解决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开放的现代市场经济陌生人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与此同时,在学校教育和社会舆论宣传中普遍存在的,个人奋斗和成功至上的个人主义理念,虽然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却不但不能消除陌生人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冲突,反而会加剧这些利益冲突。这是我们目前道德教育或德治状况不佳的基本原因之一。

有些学者虽然表面上肯定伦理道德或德治的作用,但他们却以为,社会风气和官场风气不良的原因不在于道德教育和宣传方面有缺陷,在他们看来,人们对道德上的是非曲直都是知道的,只是不去实践而已,换言之,问题在于实践上的知行分离而不在于道德教育。这种看法的缺陷在于,它无法说明德治的作用,从而会自相矛盾地否定德治的作用。因为德治本来就是通过软性的道德教育而不是通过硬性的暴力强制来实现的,如果道德教育和宣传的作用仅仅是让人们知道行为的是非曲直而不能按照所知去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德治如何才能发挥作用呢?此外,这种看法由于无法解释道德实践上的知行分离的原因,也就只能导致道德教育或德治实际上无用的结论。

事实上,目前社会上现在存在的许多不诚信问题,大都不是发生在兄弟姐妹亲戚朋友之间,而是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那些不讲诚信的人们,尽管会脸不红心不跳地欺诈陌生人,却本能地不会对自己的兄弟姐妹亲戚朋友采取同样的手段。这说明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知行是统一的。所谓的知行分离,是那些不讲诚信的人不懂得如何处理平等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他们真正认同的,其实是圈内奉行高尚道德、圈外不讲诚信。

因此,市场经济的道德既不是高尚道德,也不分熟人生人,而是圈内外一视同仁的诚信和公平竞争。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应以“不侵害他人权益”和“双赢”的底线道德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只有在此基础上提倡高尚道德,才能使得我们的道德决策前提符合市场经济社会的现实,才能真正起到德治的作用。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哲学研究中心教授、哲学系主任)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德治□ 徐大建

报人在民国,虽荣耀非凡,更危险无比。1915年12月25日下午6时许,天色阴沉,寒风瑟瑟。在旧金

山唐人街的广州楼内,一位旅美华人正在默默地用着晚餐。他脸上微露倦色,神色忧郁,但骨子里的那种智慧与勇毅仍清晰可见。此时充塞在他脑海中的完全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现实:袁世凯的复辟闹剧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芸芸众生或被蒙蔽欺骗或无力挣扎,中国究竟要向何处去?就在其心潮翻涌之际,突然从背后射过来两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他的心脏,他仆倒在地,鲜血染红了地板。

1926年4月26日的清早,晨曦微露,在北京天桥刑场上,一位中年男子梳着整齐的分头,身着考究的蓝华丝葛长衫,黑色纱马裤,面露温文尔雅之态,依然文词侃侃。谁可想,此时的他背缚双臂,身旁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临刑时,士兵要其跪地,他执意不肯,并昂首向天狂笑几声,旋即只听一声枪响,他轰然倒在京城大地上,时年40岁。

又过了八年,即1934年11月13日,有一家人驱车从杭州疗养回来,其中一位50多岁的长者位列其中,他面容温和,但又不失英气。在返回上海的途中,驶至海宁附近翁家埠达闸口时,突遭国民党特务枪击,长者不幸遇害辞世。

这三位遭遇毒手之人,皆是民国年间最为著名的报人,他们的一支笔,都曾经横扫大江南北,名震宇内上下,令反动势力闻风丧胆,又恼又惧。他们分别是黄远庸、邵飘萍和史量才。清末民初,不仅政治上变动不居,纷纭不休,学术教育上亦是一个转型关键期,尤其是科举改废之后,学术分科愈加明确,职业走向趋于多元,于是职业报人群体逐渐形成,并日益承担起“社会之良心”、“大众之喉舌”的角色。

黄远庸本出于书香门第,且天资聪慧,16岁时就中秀才、20岁中举人,21岁即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虽年少登科,春风得意,但他并不贪恋仕途,而是选择赴日留学,追求新知。学成归国之后,黄供职于邮传部,直言官界所造就之官僚,不外强盗、乞丐、流氓三种,并自嘲曾“为流氓之官一年有余”。辛亥革命后,黄下定决心,做一名职业记者,开始涉足新闻界。凭借自己深厚的新、旧学功底,加之对时局变幻的敏锐嗅觉,黄很快便跃升为报界明星,其文“每一草出,都人传观,有纸贵之誉。”黄的新闻稿多以政治、财政、外交等国家大事的记载和评论为主,所撰写的通讯,较之前人,则有明显的区别和自己的特色:一是落笔大政要闻,文章开阔深邃;二是精确系统,语言生动幽默。可谓为后来的新闻通讯体开创了先河。同时,他的报道又不失诙谐幽默,在他的笔下,政治外交的重重黑幕、统治者的专横暴戾、侵略者的凶残强悍、流亡者的痛苦迷茫、饥民的哀号绝望、妓女的辛酸无奈、走狗们的无耻卑贱……一一跃然纸上。如在评论袁世凯的为政手段时,黄将袁那种练就得炉火纯青的政术权谋比作小说里面的“遁甲术”。虽然各种社会力量都希望通过法律和议会来监督约束袁大总统,但袁世凯却如同会行遁甲术一样,只要指天划地、念念有词,顷刻间周身的束缚蜿蜒尽解,法律和议会在他面前效力顿失。黄的这种报道手法生动而不失实,将袁世凯老奸巨滑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

邵飘萍亦是辣手抨击丑恶势力之高手。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的同仁们虽有心反袁,却苦于找不到一位可以笔扫千军、文荡山河的领军之人,思来想去,他们决定电邀邵飘萍回国担此大任。形势已是千钧一发,不容自己再袖手旁观,邵于是束装归国,充当舆论界反袁之急先锋。甫一返沪,邵飘萍不顾舟车劳顿,满身风尘,便研墨提笔,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撰文,将一腔爱国热情挥洒于这虽仅有方寸大小却魔力无边的报纸上面。其中最令人称道也是最令袁贼及其走狗们咬牙切齿的文章便是那篇《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

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

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全文共82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

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令支持民主共和的人们读后大叫解恨,大呼过瘾。这篇杀伤力无可限量的短文也成为反袁斗争中的代表性战斗檄文之一。

史量才不仅写时评,更亲自上阵,经营报纸,于1912年成为《申报》总经理,使这份历史悠久的报刊重现辉煌。《申报》办得越好,影响越大,对统治者而言,便越发令其忌惮。1915年,正值袁世凯密谋帝制复辟之际,其欲令《申报》乖乖听话,为其所用,于是派人送去15万两银票以示收买之意。史氏索性刊登《本馆启事》,点明此事之原委:“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随之表明其向来不受贿买的操守:

“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并重申报人务必恪守的原则立场:“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守此志。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不事理论,不尚新奇,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益,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特此布闻”。待蒋介石执政后,《申报》依旧鞭辟时政,常令国民政府难堪。一次,史与蒋会面合影,蒋威逼道:“我有1 0 0万军队……”史骨头未软,底气犹足,答:“我有100万读者……”于是蒋遂下定铲除史的决心。

作为民国名记,黄、邵、史三人皆未能享得高寿,终被政治黑幕所吞噬,可见报人在民国,虽荣耀非凡,更危险无比。史量才曾言:“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即使前面是天堑雷池,身为报人,亦必纵身赴之!毋须多言,非此不可!这,正是报人之品格,更是知识人之底色!

报人之报格□ 王学斌

由于几十年没有人类涉足,切

尔诺贝利实现了从污土到净土的戏

剧性转变。

国际南极旅游运行商协会(IAATO)称,10年前的2005-2006年,在旅游旺季时,仅有99名中国人造访南极。然而到了2014-2015年,这一数字已飙升至3042人。2015年,南北极游占中国“超级旅行者”到达目的地的1/3。

南极的旅游旺季为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目前主要是中国富人阶层的旅游大热之地,也是越来越多喜爱冒险的中国人选择的极地度假地,目的是要感受别样的“冰雪风情”。12-20多天的南极旅行需要花费近20万元/人-30万元/人。当然,南极旅游者排名之冠并非中国人,中国人只是在全球排行榜名列第四,前三名分别为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2014-2015年旅游季共有1 . 2万名美国人造访了南极大陆。

南极成为旅游热地的一个后果必然是,南极被污染和被糟蹋,其作为全球自然气候(包括温度、空气、水源、降雨等)的枢纽、缓冲地、维护站和贮存库的作用也必然遭致破坏,就像日益增多的人去攀登珠穆朗玛峰而破坏这一全球为数不多的自然空气清洁器和纯洁水源一样。人所到之处,不只是惊扰当地的动植物和环境,而且其行为方式以及遗留大量的垃圾和污物必然对所到之处造成破坏。例如,

现在已经出现人们冲向企鹅群、追逐企鹅以及超近距离拍摄企鹅和拍摄婚纱照的行为,当然不仅限于中国人。

人为什么一定要在全球每个角落都留下脚印或美其名曰征服呢?这可能是人类演化成为了地球之主,以及人类难以抑制的探索和求知欲。“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其实说的是人类在地球以及其他星球上(如果人能移民到其他星球的话)的征服欲、成就感、行为方式和舍我其谁的王者范儿。

然而,所有生物都可以享有地球和在地球上生存,人并不比动植物更优越,在大自然的宴席上,一切存在物都是平等的。尽管人类在享有、享用大自然的能力、地位、顺序上都是第一位的,但能否为地球留下几片未被人类占有、占领、踩踢、污染的净土或圣地呢?如果有,那么,珠峰、南极等就应当是这样的圣地。

为地球留下几块净土和圣地并非是要否认和剥夺人类在地球上的王者和统治地位,也不是要褫夺人的探索欲和求知欲,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的统治地位和让人生活得更好。这个原理固然有点像一幅绝美的画像需要留白一样,但是,更重要的是,在某种时候的无为反而有利于有为,也正如上兵伐谋。

为地球留出几块净土的终极作用对于人显然利莫大焉,因为,这些净土并非只是为了保持和保护地球的环境而有益于人

类和其他栖息于地球上的生物,而是因为这些净土是作为大自然的母本、原生态而具有修复大自然的功能,就像人体免疫系统中的重要器官阑尾、骨髓和淋巴结一样。这种重要作用已经被科学家所认识,而且为了避免大自然的本源毁灭和消失,人类已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一处山洞中修建了一个人工的修复系统或生物母盘,即“世界末日种子库”,也称“末日穹顶”,把世界各地的1亿粒农作物种子保存在零下18摄氏度的地窖中。

取名和创建“末日穹顶”的原意就在于,人类已经认识到,人类如果不节制自己的行为,早晚会玩儿完,地球的末日真的会到来。人类不节制行为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地球的任何地方都要去占领、去一游、去污染、去破坏、去掠夺,如果不留下人的足迹,是不善罢甘休的。与其建立人工的生命母本,不如保留、保护、珍惜地球自己的生物和生命母本,如南极、珠峰以及各地的湿地和自然保护区。大自然也早就给人类提供了这样的典范。例如,切尔诺贝利从污土到净土的戏剧性转变。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爆炸,数百万人遭受核辐射损伤,此后以核电站为圆心、30千米为半径的地区被辟为隔离区。这个隔离区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竟然从当初的重污染区变成了生物的净土,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再

也没有涉足这块土地。人类之所以不涉足这块土地一方面是人的愧疚,另一方面是因为人也有不敢去的地方,怕辐射致病和致死。这就为自然生态的恢复和修复创造了机会和条件,30年过去了,这里栖息着狼、熊、野牛、驼鹿、野猪、山猫、狸和野马等野生哺乳动物,还有多种鸟类、蝴蝶和爬虫,其中不乏珍稀或濒危物种,更有少见的全系统和全方位植被的复苏。

这里的生态当然遭到核辐射的致命打击,而且导致许多物种的畸变,包括人的畸形。但是,由于此后人类再也没有打扰这块地方,使得它的自我修复能力极大地发挥了作用,反而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天堂,这既对人类的生存具有借鉴作用,也会因这样的生物多样性而造福于人类。例如,隔离区内鸟类的数量和种类都不减反增,一些先前从未在这里出现过的濒危鸟类,如蓝山雀、雕鸮和黑鹳如今在这里栖息。它们的出现至少对减少庄稼的虫害和建立平衡的生态链至关重要。

遗憾的是,人们最近又在涉足这块因核事故而演变成的净土,由于“一日游”的火爆和相对松散的安检措施,盗猎者常常轻松潜入。于是,这块因人类自我愧疚和谢罪并自我救赎而产生的净土又要被人类的足迹污染了。世界上,能否保留一块或几块人类足迹不能去也不敢去的地方,从而让地球留有几个自我修复、更新的原生态生命库和资源库呢?

最后的净土□ 张田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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