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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陳敦源 博士

決策的社會鑲嵌性及其影響：

台灣中醫及牙醫健保總額支付委員會決策機制之分析

研究生：王光旭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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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盡的感謝

現在是凌晨 5 點，終於能夠為政大博士班的學習劃下一個句點，然而此刻我

的內心卻感到異常的平靜，等待在前方的，是一輩子的學術生涯。

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我一直以來都不是一個墨守成規的人，所以我決定再

讓自己放縱一次，避免流水帳或唱名式的寫法，而是用很真誠的態度交代我在政

大公行學習數載最真實的感受。

我在博士班第一個，也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學習收穫，是來自於我的指導教授

陳敦源老師。其實我不太知道如何形容與陳老師的相處，他像我的老師、像我工

作的老闆、又像我的學長、甚至有的時候又像我的父親。在理論上，我跟陳老師

一直以來站在不太一致的觀點，在面對現實的學術環境上，我們的想法與作為也

略有不同，但陳老師寬大的胸襟，讓我能夠在他的庇蔭之下，自由的發揮與摸索

我想要的方向。陳老師是一個極富研究創意的研究者，我對於學術的敏感度，與

作研究和寫作的基本功，主要都是來自於陳老師這幾年來點點滴滴的教誨。陳老

師一直很擔心我在學術上沒有信仰，所以常常以「在紅綠燈口的開車寓言」，來

提點我明白學術正確的方向，也告訴我要學會「forgive and forget」，要讓自己走

得更有信心。記得我在出國之前，陳老師送了我上面寫著鵬程萬里的紅包，我除

了隨身的行李之外，當時就是帶著我的膽識與這包紅包出國，至今這包紅包仍然

放在我在英國的枕頭底下，時時刻刻的提醒著我不能失敗。陳老師對我的影響是

綜合性的，他告訴我怎麼去面對未來學術環境的挑戰，更告訴我作為一個研究者

如何確立目標，在思維上排除不必要的雜質。

我在博士班的第二個學習收穫，是來自於既慈祥又嚴厲的彭文賢老師，他老

人家是最早讓我萌生「吃學術這行飯，功夫就要下得深」的想法。我記得博一上

學期每一次上課時，彭老師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們分享他從年輕開始的學思

歷程，並鼓勵我們這些年輕人做學問要腳踏實地，要「穿著鐵鞋」的唸書，不要

怕功夫與辛苦。記得有一次請彭老師幫我看我寫的文章，老師連每一個標點符號

是否下得恰當，都幫我看得一清二楚，然後再幫我耳提面命的解釋。爾後即使沒

有機會修彭老師的課，在不同的場合遇到彭老師，他老人家還是不忘提醒我要「穿

著鐵鞋」做學問，要為自己的學術生涯打下良好的學習習慣與基礎。記得有一次

與彭老師在世新大學旁邊的麵店吃牛肉麵，從麵還沒端來到結束用餐大部分時間

裡，彭老師一直在跟我講如何做學問的事情，頻頻問我有沒有腳踏實地的按部就

班，我覺得跟彭老師一起吃飯，就像是一場學術的饗宴。我從彭老師身上，我學

習到未來做為老師與研究者的一個重要特質：「作學問要腳踏實地」。

我在博士班的第三個學習收穫，來自於每天都是研究經的熊瑞梅老師。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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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老師是第一個帶給我網絡思維的老師，而熊老師是一直不斷引領我踏入社會網

絡實證研究的師長。我在東海念碩士班的時候，不知天高地厚的去旁聽熊老師的

社會網絡分析的課，我就這樣熬過了一個學年，讓我對網絡達到了似懂非懂的境

界。在政大就讀期間，一方面史老師仍對我關照有加，讓我有接觸府際網絡研究

資料的機會，累積了我分析上的經驗，又加上熊老師到政大社會系任教，讓我有

機會能夠繼續在熊老師的課堂中學習，更進一步的精進社會網絡的分析工具與理

論的思維。兩位老師對我無私的教誨與指導，是我在社會網絡研究此一領域學習

與成長的養分。熊老師研究網絡至少有二十幾年，全身上下都充滿了「網絡」的

細胞，每當跟熊老師聊天的時候，熊老師對研究的專注與熱忱，總是讓我感受到

作為一個學術人真正的使命與樂趣。從熊老師的身上，我學到了作為研究者另一

個特質：學術是一輩子的事業，我必須要立基於所現在所擁有的基礎之上，不斷

的「精益求精而不悔」。

我在博士班的第四個學習收穫，是來自於對學生的關懷無微不至的柯義龍老

師。我跟柯義龍老師的相處，並非建立在學術上的互動，而是一個很奇妙又難以

解釋的緣分。我在東海念碩士班的時候，曾經當過柯老師一年的助理，當時柯老

師僅是請我蒐集點資料，要我專心唸書，後來跟柯老師熟了之後，才開始認識到

柯老師踏實、自律、真誠、情感豐富與對學生關懷的一面。在現今充滿壓迫感的

學術環境與大學生態，很多的老師寧願拼自己發表，也不願把時間多花一點在學

生身上，柯老師是我認識少數會積極參與學生的活動場合的老師，也是一個在半

夜聽到學生出事情，會馬上從被窩裡爬起來去看學生的老師。我在東海每次跟柯

老師聊天的時候，總是聽到他心裡面懸念著那個學生的家境不好，那個學生最近

遭遇什麼樣的問題，該怎麼去幫助他們。柯老師讓我真正感受到作為一個大學的

老師，其責任不僅僅只是一個教書匠與研究者，更應該在尊重學生人格獨立的基

礎上，肩負起對學生在人格養成與生活關懷的責任。他把每個學生當成自己孩子

一樣看待的奉獻精神，讓我感到由衷的佩服。我從柯老師的身上，我學習到未來

作為一個老師的另一個特質：「學術良知與對學生關懷的責任」。

我在博士班的第五個學習收穫，也是最特別的收穫，得益於郭昱瑩老師與我

的同儕靜美。我第一次出國是在 2006 年的春季，那個時候跟著郭老師與靜美一

起到了美國亞利桑納州的太陽城，其實參加那一次的會議對我來說，並沒有感到

太多學術上的震撼，但後來回程順道經過美國舊金山的柏克萊大學與史丹佛大學

的時候，卻開始讓我萌生世界很大，而我卻僅僅安居於台灣一隅的想法。我回國

後開始感到不安於現狀，我明白我需要更多的刺激與學術的衝擊，而這一次的出

國，讓我開始起心動念的想要出去唸書，又加上當時眾多好友的鼓勵，於是我開

始計畫並執行出國留學的事情。這一次去參加研討會的經驗，拓展了我的視野與

想法，改變了我博士班學習生涯的下半階段。尤其是我的同儕靜美那種強烈出國

深造的決心，與不畏挫折的勇氣，時常激勵著我出國學習的企圖心，也讓我見識

並學習到另一個在未來作為研究者的重要特質：「面對世界的勇氣與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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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社會網絡的研究興趣無法忘懷，主要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很普通，但

卻非常有道理的思考邏輯：一個人不可能獨力完成所有的事情，仍需要依靠別人

有形或是無形的幫助，也因此構築了各種型式的網絡關係。我雖然喜歡研究網絡

關係，但我並不是一個善於經營人際關係的人，然而一個博士學業與博士論文的

完成，往往鑲嵌在層層疊疊的社會網路之中。當然，首先要感謝的，就是博士論

文口試委員對我的指導，讓我的論文增色不少。而除了上述這些具有強連帶關係

的老師，還有更多直接與間接來自其他授業老師、博士班、碩士班同屆與上下幾

屆的同僚、助教，以及所有關心我的人在各種形式上的協助與鼓勵。同樣的，即

使並非立基於學術上的互動，但在我身邊以其他形式的支持也讓我倍感溫暖，讓

我在遭遇挫折時能迅速的整理情緒，回到軌道，成為我生活與學習上的堅實的後

盾，這種來自心靈上的支持我也由衷感謝。在此，我也要特別感謝季蓉，她並非

是我念博士班以來第一個帶的碩士班研究助理，但在我出國後卻成了我在政大公

行的代辦處，很多的事務都勞煩她的協助，才能順利的完成。

每個人作決定的時候，成本都需要他人一同來承擔，最直接的承受者，莫過

於自己的家人，他們也是我最直接的情感支持。我父親年紀已將近九旬，我身為

長子，雖然他嘴巴隱忍不說，但我很明白他心中所思，無非是希望我趕緊完成學

業，並在有生之年看到我成家立業，我也因此不斷壓縮自己的時間，希望趕緊完

成階段性任務；我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我每每遭遇重大挑戰時，她總是誠

心的為我祈求菩薩與佛祖的保佑，讓我這個跟神明沒有關係的凡夫俗子，也因為

透過我媽媽的祈求，跟祂們之間有了弱連帶的聯繫。我妹妹是我最直接的分析軟

體供應商，我每次缺什麼分析軟體都請我妹去幫我想辦法，所以她是我最好的 IT支援。總的來說，我有一個很好的家庭，以致於我能在無後顧之憂的狀況下，在

學術這條路上穩定的匍匐向前。當然，我知道無論我今天年紀多大，我永遠都是

父母心目中長不大的小孩子，我知道我的選擇造成了我父母親等待的成本，但為

了不造成我的壓力，他們總是貼心的從未有任何的抱怨。親情是心裡最單純的一

種感覺，他們的平安與喜樂，一直是我努力的動力與最大的願望。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這是我在念博士班的時候最大的個人體會。接下來

我也要抱持著喜樂的心，繼續勇敢的往前走。我知道未來在大學作為一個老師與

研究者，必須要面對更大的壓力、挑戰與挫折，但我仍希望能像前述諸位師長所

給我的教誨與指導，在不遠的將來也能帶給我的學生更多的幫助與鼓勵，成為他

們人生與學業上的啟迪者。我除了期許自己能努力扮演好一個學術人的角色，也

希望用卑微的力量對台灣這個社會有所貢獻，避免讓自己陷入「小學而大遺」的

情境，這也是我對自己未來學術生涯最大的期許。

王光旭 謹誌於政治大學

西元 200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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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的焦點主要圍繞在兩大主軸：社會鑲嵌性與決策，探討在行動者間社

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下，決策的影響力與決策行為的社會性。換言之，本研究認為

決策並非僅是理性的產物，更多的時候，反而是理性與非理性因素交互作用的結

果。也就是說，決策必然鑲嵌在決策者間的社會網絡關係結構，任何的決策都無

可避免的必須考量到決策者間的關係型態所造成的限制。本研究使用牙醫與中醫

總額支付委員會作為研究的個案，除了讓社會網絡與決策網絡的邊界更清楚，更

符合研究校度之外，也希望能夠進一步透過兩個案的分析，一方面以社會網絡分

析瞭解兩支付委員會可能的權力分佈與結構，二方面分析影響決策權力分佈與決

策產出的關係機制為何，並藉此來驗證決策的社會鑲嵌性此一概念。

本研究使用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四個社會關係網絡來

測量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的社會關係，並用以驗證決策者的決策影響力與決策的

一致性是否鑲嵌在這四個網絡的結構當中。本研究透過社會網絡的問卷蒐集了牙

醫支委會 18 筆與中醫支委會 21 筆資料（N=56），並透量化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中

的集中性指數、派系、網絡密度、區截模型與縮影矩陣、MDS 分析與 QAP 的相

關與迴歸分析等分析工具，從個體、小團體層次、與總體的結構層次，分析牙醫

與中醫支委會的行動者在網絡中的關係型態與位置角色。此外，更透過上述分析

中所獲得的集中性指數的分析結果當作自變項，並放入迴歸模型之中，藉以驗證

是否對集體決策產出的觀感造成影響。

總的來說，本研究可歸納以下研究結論：一、在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個

案中，委員決策的影響力與決策行為，確實都受到四個社會網絡結構的影響，驗

證了決策的社會鑲嵌性此一觀點；二、無論從個體、小團體或總體結構的分析層

次，得到的分析結果都很類似，具有決策影響力並與其他行動者有密切的社會關

係的行動者，在牙醫支委會有牙醫全聯會的 H11, H16 與健保局的 A2，但中醫支

委會的部分，就沒有健保局的代表，反而僅有中醫全聯會代表，顯見在牙醫部門

當中，權力的分佈屬於公、私部門間二元的機制，但中醫的部分僅有集中在中區

中醫師；三、委員的出席確實會受到委員個人政策影響力與資源交換網絡的顯著

影響，顯示個人政策影響力愈大，與其他委員資源交換關係愈頻繁的委員，參與

會議的意願較高；四、從影響集體決策產出觀感的因素來說，事務討論關係與在

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重疊程度對集體決策產出的觀感有顯著且正面的影響，個人

的決策影響力與年資反而有負面且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大的貢獻，一是在兩個個案中驗證了決策的社會鑲嵌性此一觀點，決

策必須考量社會關係的變項，二是在公共行政領域中第一本以系統化的方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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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分析工具的論文，非但具有示範性的作用，也跨越了過去公共行政網絡

研究過於喻象化的分析缺陷。根據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四點政策建議：一、

中醫支委會的健保局代表應當夠積極的與中醫全聯會的代表建立溝通的關係，以

構築決策影響力的社會基礎；二、委員會中若不具決策影響力，又在社會關係上

沒有跟其他行動者互動，則應考慮其存在的實質意義；三、由於年資長短對決策

觀感會有負面影響，健保局應更積極的與年資較久的委員溝通請益，瞭解他們為

何會對委員會的運作績效有負面的想法，藉以強化委員會的功能；四、加強委員

之間的總額事務討論的交換意見的關係，有助於集體決策的產出。 關鍵字：網絡、鑲嵌、決策、社會網絡分析、健保總額、總額支付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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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摘 要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the Decision-Making and Its Influence: The Analysis of the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in the Chinese Medical and Dental

Global Budget Payment Committees in Taiwan

Decision making is a collective activity rather than an individual option. In

literature, collective action can be symbolized as a network. The concept of network

has emerged as an intellectual centrepiece in the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peedy development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as facilitated “network

research” to go beyond only a metaphor. However, most previous decision theor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rationality have not seriously considered a network’s impact

on the policy process.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ve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mbeddedness and decision-making by examining how policy elites’

personal interactions shape individuals’ decision-making behaviour, influential power

and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performance.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esult of the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rational and non-rational factors. Two cases (the Dental

and Chinese Medicine Global Budget Payment Committees) are discussed by

applying quantitativ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 order to systemically expand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ower distribution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in these

two decision making committees in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domain.

In regard to methodology, four participants’ social networks were designed not

only to examine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ommittee members but also

to analyse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embeddedness in these two cases. There are

totally 39 successful respondents (apx. 75% response rate, N=56) and these raw data

were analysed by the indicators such as network centrality index, cliques, network

density, block model, image matrix, MDS and QAP correlation,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in order to answer the research questions.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hree analytical levels in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individual relationship”, “small

group” and “global structure”, and not only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power exercise

and decision-making behaviour between these committee members but also

analyses their role and position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network structure.

The research verifies the hypothesis “decision-making is embeddeded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actors’ interconnecte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utilizes the

quantitative social network analytical method systematically to let network study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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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a metaphor in the research field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 conclude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and behaviour are both influenced by the

committees’ social networks. Furthermore, the power distribution in the dental

committee is two cores between the dental association and the BNHI, but the

committee of Chinese Medicine is just one core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association.

With regard to attendance network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two factor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 the committee members’ attendance network:

“decision-making influential network” and “resource exchange network”. Finally, the

factors of “the NHI affair discussion network” and “the affair discussion clique

centrality degree” have positi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but relatively the factors of

“personal decision making influence” and “seniority” have negativ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n the interviewees’ perception of the collective policy outcome.

Keywords: network, embeddedness, decision-mak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NHI global budget payment system, Committee of the Global Budget

Pay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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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方向的思考與動機 ------------------------------------------------------------------------ 2

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範圍 ---------------------------------------------------------------------------------- 9

第三節 問題意識 ----------------------------------------------------------------------------------------- 15

第四節 章節安排 ----------------------------------------------------------------------------------------- 18

第二章 理性、權力與決策 --------------------------------------------------------------------- 21

第一節 決策理論的基礎概念：理性 vs 權力--------------------------------------------------- 22 壹、決策理論的基礎：理性-------------------------------------------------------------------------------------- 22 貳、決策理論的基礎：權力-------------------------------------------------------------------------------------- 24 參、小結 ---------------------------------------------------------------------------------------------------------------- 28

第二節 制度層次：決策產出受到制度環境所引導 ------------------------------------------- 29 壹、決策產出的權力結構與國家角色 ------------------------------------------------------------------------ 30 貳、決策處於高度制度化的環境 ------------------------------------------------------------------------------- 33

第三節 網絡層次：決策行為是一種社會行為 -------------------------------------------------- 36 壹、被遺忘的分析起點：社會結構---------------------------------------------------------------------------- 37 貳、決策行為受到社會（網絡）結構所定位 -------------------------------------------------------------- 39 參、公共行政的分析傳統與社會網絡的關連性 ----------------------------------------------------------- 43

第四節 行為層次：決策行為反映結構限制 ----------------------------------------------------- 49

第五節 社會網絡對決策的解釋策略 --------------------------------------------------------------- 52

第六節 本章小結：以「關係」為基礎的決策研究 -------------------------------------------- 55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 59

第一節 研究個案背景與特質 ------------------------------------------------------------------------- 59 壹、總額支付制度背景與概述 ---------------------------------------------------------------------------------- 59 貳、總額支付委員會------------------------------------------------------------------------------------------------ 64

第二節 概念界定與分析架構的操作化 ----------------------------------------------------------- 68 壹、概念界定---------------------------------------------------------------------------------------------------------- 68 貳、分析架構與初步假設 ----------------------------------------------------------------------------------------- 70 參、分析概念的操作化 -------------------------------------------------------------------------------------------- 73

第三節 資料蒐集 ------------------------------------------------------------------------------------------76 壹、現有文獻蒐集 --------------------------------------------------------------------------------------------------- 76 貳、深度訪談法 ------------------------------------------------------------------------------------------------------ 78 參、菁英網絡問卷 --------------------------------------------------------------------------------------------------- 80

第四節 資料分析 ----------------------------------------------------------------------------------------- 83 壹、內容分析----------------------------------------------------------------------------------------------------------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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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官方統計資料分析 -------------------------------------------------------------------------------------------- 84 參、網絡分析---------------------------------------------------------------------------------------------------------- 84 肆、統計分析---------------------------------------------------------------------------------------------------------- 89

第五節 本章小結 ----------------------------------------------------------------------------------------- 92

第四章 決策網絡的影響機制：個人層次 ------------------------------------------------- 95

第一節 牙醫支付委員會 -------------------------------------------------------------------------------- 96 壹、決策網絡的個人影響力機制 ------------------------------------------------------------------------------- 96 貳、誰的社會網絡聲望高？-------------------------------------------------------------------------------------- 99 參、牙醫委員決策行為與影響力的社會鑲嵌性 ---------------------------------------------------------- 106

第二節 中醫支付委員會 ------------------------------------------------------------------------------- 110 壹、決策網絡的個人影響力機制 ------------------------------------------------------------------------------ 110 貳、誰的社會網絡聲望高？------------------------------------------------------------------------------------- 114 參、中醫委員決策行為與影響力的社會鑲嵌性 ---------------------------------------------------------- 121

第三節 本章小結 ---------------------------------------------------------------------------------------- 125

第五章 決策網絡的影響機制：小團體層次 -------------------------------------------- 131

第一節 牙醫支付委員會 ------------------------------------------------------------------------------- 133 壹、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分析 --------------------------------------------------------------------------------- 133 貳、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分析 ------------------------------------------------------------------------------ 137 參、牙醫派系參與與決策影響力和決策行為的關連性 ------------------------------------------------ 141

第二節 中醫支付委員會 ------------------------------------------------------------------------------- 147 壹、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分析 --------------------------------------------------------------------------------- 147 貳、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分析 ------------------------------------------------------------------------------ 151 參、中醫派系參與與決策行為和影響力的關連性------------------------------------------------------- 155

第三節 本章小結 ---------------------------------------------------------------------------------------- 160

第六章 決策網絡的影響機制：整體層次 ----------------------------------------------- 165

第一節 牙醫支付委員會 ------------------------------------------------------------------------------- 167 壹、社會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 --------------------------------------------------------------------------------- 167 貳、多重社會網絡的結構與分化特質 ----------------------------------------------------------------------- 168 參、四個社會網絡的角色分析 --------------------------------------------------------------------------------- 177

第二節 中醫支付委員會 ------------------------------------------------------------------------------- 179 壹、社會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 --------------------------------------------------------------------------------- 179 貳、多重社會網絡的結構與分化特質 ----------------------------------------------------------------------- 181 參、四個社會網絡的角色分析 --------------------------------------------------------------------------------- 190

第三節 本章小結 ---------------------------------------------------------------------------------------- 193

第七章 具有決策管理意涵的影響因素分析 -------------------------------------------- 197

第一節 支付委員會出席網絡的影響因素分析 ------------------------------------------------- 199

第二節 委員支委會決策產出績效的影響因素分析 -------------------------------------------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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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資料來源與處理方式 ---------------------------------------------------------------------------------------- 206 貳、分析模型的再檢視與待驗假設--------------------------------------------------------------------------- 209 參、各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 212 肆、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成效觀感的影響因素分析 --------------------------------------------------- 214 伍、小結 --------------------------------------------------------------------------------------------------------------- 217

第三節 本章小結 ---------------------------------------------------------------------------------------- 219

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 223

第一節 研究發現摘要與討論 ------------------------------------------------------------------------ 224

第二節 實務政策建議 --------------------------------------------------------------------------------- 233

第三節 研究貢獻 ---------------------------------------------------------------------------------------- 236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 239 壹、研究限制--------------------------------------------------------------------------------------------------------- 240 貳、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 242

參考書目 -------------------------------------------------------------------------------------------- 245

附錄一 總額執行面兩委員會之比較 ------------------------------------------------------ 261

附錄二 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 --------------------------------------------------------------- 263

附錄三 牙醫與中醫委員名單 --------------------------------------------------------------- 265

附錄四 菁英網絡問卷 ------------------------------------------------------------------------- 267

附錄五 牙醫四社會網絡聲望關係圖 ------------------------------------------------------ 279

附錄六 中醫四社會網絡聲望關係圖 ------------------------------------------------------ 281

附錄七 牙醫社會網絡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 283

附錄八 中醫社會網絡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 285

附錄九 牙醫多重網絡區截位置分割表 -------------------------------------------------- 287

附錄十 中醫多重網絡區截位置分割表 -------------------------------------------------- 289

附錄十一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網絡課程大綱 ---------------------------------------------- 291

附錄十二 文內使用名詞釋義 -----------------------------------------------------------------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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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目 錄

圖 1-1、全民健保財務收支狀況：1995-2007 ---------------------------------------------- 10

圖 2-1、組織技術與制度環境分類 ------------------------------------------------------------ 34

圖 2-2、政策過程的解釋路徑 ------------------------------------------------------------------- 52

圖 2-3、以社會網絡為影響因素的決策模型 ----------------------------------------------- 54

圖 3-1、總額支付執行架構（以牙醫總額為例） ----------------------------------------- 63

圖 3-2、96.01.01~97.12.31 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委員分佈狀況圖 --------- 67

圖 3-3、本研究分析架構 ------------------------------------------------------------------------- 72

圖 4-1、牙醫支付委員會影響力網絡（集中化係數：40.306%） -------------------- 99

圖 4-2、中醫支付委員會影響力網絡（集中化係數：57.396%） ------------------ 113

圖 6-1、牙醫不同區截之間的 MDS 空間距離分佈圖（STRESS: 0.374） --------- 174

圖 6-2、中醫不同區截之間的 MDS 空間距離分佈圖（STRESS: 0.354） --------- 187

圖 7-1、初步支付委員會決策產出影響因素模型 --------------------------------------- 205

圖 7-2、支付委員會決策產出觀感影響因素模型 ---------------------------------------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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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目 錄 表 1-1、研究問題列表一 ------------------------------------------------------------------------- 16

表 1-2、研究問題列表二 ------------------------------------------------------------------------- 18

表 2-1、政策過程中權力的三個面向 --------------------------------------------------------- 26

表 2-2、權力的研究傳統與方法 --------------------------------------------------------------- 27

表 3-1、年度總額預算運作流程 --------------------------------------------------------------- 61

表 3-2、兩總額支委會委員身分類別及人數歸納表—法規面 VS 實際面 ---------- 65

表 3-3、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委員分佈分區表 ---------------------------------- 67

表 3-4、一般統計分析與網絡分析的差異性比較 ----------------------------------------- 74

表 3-5、分析概念操作化列表 ------------------------------------------------------------------- 75

表 3-6、訪談稿資料來源 ------------------------------------------------------------------------- 80

表 3-7、本研究使用網絡分析指標列表 ------------------------------------------------------ 89

表 3-8、受測者基本資料統計表（N=39） -------------------------------------------------- 90

表 3-9、樣本代表性檢定（N=39） ------------------------------------------------------------ 91

表 3-10、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示意表 ------------------------------------------------------- 93

表 4-1、牙醫支付委員會影響力網絡的標準化集中性指數 ---------------------------- 98

表 4-2、牙醫社會網絡整體結構集中性指數 --------------------------------------------- 100

表 4-3、牙醫支付委員會四個社會網絡集中性類型 ------------------------------------ 102

表 4-4、牙醫支付委員會聲望與中介性標準化量數前五名 -------------------------- 103

表 4-5、牙醫行動者社會網絡與決策原始矩陣之 QAP 相關矩陣 ------------------ 107

表 4-6、牙醫社會網絡與決策影響力集中性、決策一致性之相關矩陣 ---------- 108

表 4-7、影響牙醫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之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 --------------- 109

表 4-8、中醫支付委員會影響力網絡的標準化集中性指數 -------------------------- 112

表 4-9、中醫社會網絡整體結構集中性指數 --------------------------------------------- 114

表 4-10、中醫支付委員會四個社會網絡集中性類型 ---------------------------------- 116

表 4-11、中醫支付委員會聲望與中介性標準化量數前五名 ------------------------ 118

表 4-12、中醫行動者社會網絡與決策原始矩陣之 QAP 相關矩陣 ----------------- 122

表 4-13、中醫社會網絡與影響力集中性、決策一致性之相關矩陣 --------------- 123

表 4-14、影響中醫決策網絡之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 --------------------------------- 124

表 4-15、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個人影響力指數分析比較表 --------------------- 127

表 5-1、牙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網絡派系指標分析 --------------------------------------- 134

表 5-2、牙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網絡派系組成 --------------------------------------------- 135

表 5-3、牙醫派系重疊性的網絡集中性 ----------------------------------------------------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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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前五名 -------------------------- 139

表 5-5、牙醫支委會四社會網絡 E-I 指數分析表 ---------------------------------------- 143

表 5-6、牙醫派系重疊性網絡與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之 QAP 相關矩陣 ----- 144

表 5-7、牙醫派系重疊性程度與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之相關矩陣 ------------- 145

表 5-8、影響牙醫決策網絡之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派系重疊性） ------------ 146

表 5-9、中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網絡派系指標分析 --------------------------------------- 147

表 5-10、中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網絡派系組成 -------------------------------------------- 149

表 5-11、中醫派系重疊性的網絡集中性 -------------------------------------------------- 152

表 5-12、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前五名 ------------------------ 153

表 5-13、中醫支委會四社會網絡 E-I 指數分析表 --------------------------------------- 156

表 5-14、中醫派系重疊性網絡決策原始矩陣與決策網絡之 QAP 相關矩陣 ---- 158

表 5-15、中醫派系重疊性程度與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之相關矩陣 ----------- 159

表 5-16、影響中醫決策網絡之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派系重疊性） ---------- 159

表 5-17、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派系分析比較表 ------------------------------------- 162

表 6-1、牙醫社會網絡整體結構特質 ------------------------------------------------------- 168

表 6-2、牙醫多重社會網絡四個結構對等名單 ------------------------------------------ 170

表 6-3、牙醫四個區截位置行動者的網絡特質分析（ONE-WAY ANOVA） ------ 173

表 6-4、牙醫支付委員會多重網絡縮影矩陣（CERTERION=1.0333） ------------- 175

表 6-5、牙醫支付委員會四社會網絡縮影矩陣 ------------------------------------------ 177

表 6-6、中醫社會網絡整體結構特質 ------------------------------------------------------- 180

表 6-7、中醫多重社會網絡四個結構對等名單 ------------------------------------------ 182

表 6-8、中醫四個區截位置行動者的網絡特質分析（ONE-WAY ANOVA） ------ 184

表 6-9、中醫支付委員會多重網絡縮影矩陣（CERTERION: 1.2707） ------------- 188

表 6-10、中醫支付委員會四社會網絡縮影矩陣 ---------------------------------------- 190

表 6-11、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結構分析比較表 ------------------------------- 194

表 7-1、各變項對委員出席網絡之 QAP 迴歸模型 -------------------------------------- 201

表 7-2、假設驗證結果表 ----------------------------------------------------------------------- 203

表 7-3、制度環境測量測量變項 ------------------------------------------------------------- 207

表 7-4、集體決策產出成效觀感測量變項------------------------------------------------- 208

表 7-5、自變數間 PEARSON 相關分析 ----------------------------------------------------- 211

表 7-6、自、依變項描述統計 ----------------------------------------------------------------- 213

表 7-7、各自變項對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績效觀感的階層迴歸分析（N=39） 215

表 7-8、假設驗證結果表 -----------------------------------------------------------------------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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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經濟學的個體主義視角一般來講忽視了行動者所鑲嵌的社會關係

結構，僅僅認為行動者的行為和決策是個人理性的思考，不受外在

環境的影響。相比之下，社會網絡研究的獨特之處在於，其認為任

何的行動者都參與到由多個行動者構成的社會關係結構之中，而這

個社會關係結構對決策者本身將產生重大的影響，其他行動者的行

為，態度與信念都會影響此一行動者的決策。若忽略了行動者間的

社會關係結構，研究上最好的狀況就是得出有缺陷的結論，最差的

狀況，就是完全推論錯誤（Knoke, 1990: 9-10）。1

以上這段引用文字揭櫫了本論文的主要理論立場。本研究於認為決策者間穩

定化的社會網絡關係結構，會比個人的理性效用函數，在個人決策過程中發揮更

重要的作用。決策不見得單純是考量成本與效率的產物，在更多情況下，決策反

而是一種符合行動者彼此間社會期待下，具有最大公約數的合法性產物。本論文

基於此一思考脈絡，逐步開展本論文在理論與實務研究上的企圖心，與所欲解答

的研究問題。

本章主旨在勾勒本論文的研究梗概。第一節主要探討研究問題的思考與動

機，說明本研究思考研究問題邏輯與脈絡的鋪陳；第二節是研究背景與範圍，最

主要說明健保制度與總額支付制度的制度安排與歷史進程，並進一步提出研究範

圍與個案選擇的理由；第三節是研究問題，本研究有理論的關懷，但也期待透過

對個案經驗研究的分析來收相互檢證之效；第四節則大略簡述本論文的整體結構

與鋪陳。

1 本段文字摘錄總結於 Knoke, D. (1990) 的《政治網絡：結構觀點》（Political Networks: the Structural Perspective）一書第一章的初步方向（The prime directive）一小節，部分相關原文如下：” By hypothesis, objective rationality ignores the complex efforts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on individuals’ behaviours.” ”The structure approach offers an explicit premise of grest import: the structure of relations among actors and the location of individual actors in the network have important behaveoral, perceptual, and attitudeal consenquences both for the individual units and for the system as a whole. The patterning of linkages can be used to account for some aspects of behavior of those involved”. “To ignore structure gives, at best, a deficient explanation and, at worst, an incorrec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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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方向的思考與動機

自從 Lasswell 在《政策科學》（The Policy Science; Lerner and Lasswell, 1951）一書中，指出政策取向（policy orientation）研究的重要性之後，開啟了純粹以公

共政策的性質、原因與效果，作為研究對象的研究領域。經過追隨者的經營與努

力，政策科學終於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也開始發展了跨學科與綜合性的研究方

法，來理解所謂的政策過程與政策現象。而 Herbert Simon 劃時代的代表著《行

政行為：行政組織決策過程之研究》（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1997）一書的問世，視「行政過程就是一

種決策過程」的觀點（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are decisional processes; Simon, 1997: 7），讓組織決策的位階提升到公共行政研究者無法忽視的地位。Simon 立

基於古典經濟學對人性的假定，然卻駁斥了原本以經濟人為行為假定的決策者觀

點，還有廣博理性的觀點作為決策產出自變項的思考模式，認為這種主觀預期效

用的廣博理性，僅存在於柏拉圖式的決策天堂，是決策理論中的理想型（ideal type）概念。Simon 在反思後，提出了重視限制與行為因素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以及滿意的利潤（satisfied profits）的創見，建立了所謂「適應性的

理性系統」（adaptively rational system）為核心的決策模型，對公共行政及政策科

學的自主化發展而言，此一理論性的發展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Simon 的觀點在

方法論上，以崇尚科學化與一般化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及行為主

義（behavioralism）的方法論為基礎，也恰好主導了後來整個決策科學的成長路

徑，使得決策科學與理性（rationality）此一概念猶如孿生兄弟般息息相關，經

濟的模型成為決策模型發展的主旋律。

「一個理性規劃的政策草案，是否就代表能夠有效的得到所有利害關係人的

認同而產出？」、「一個制訂完善的政策方案，是否就能代表能有效的執行？」現

實與理想的差距，在現代民主社會的政策過程屢見不鮮，導致愈來愈多的公共政

策研究學者投入思考政策過程如何運作的本質，提升了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公共

政策理論需要更為精進且貼近現實的需求。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可能是起因於決

策者無意識下政策模糊性的特質（policy ambiguity; March, 1990: 159），或是 D. A. Stone（1988; 2002）所述的政策弔詭的狀況（policy paradox），導致理性決策本

身的預測能力與複雜化的環境產生一種弔詭性的不融合。事實上，Pressman 與

Wildavsky 於《執行》（Implementation, 1984）一書的開創性研究，其問題意識便

是在思考理性決策與執行效果之間所產生的差異性。該書給吾人對大的啟示，便

是完善制訂的政策方案，並不能保證能夠完整的執行，畢竟在政策執行過程當

中，充斥著太多不確定性與妥協，也複雜化了一個政策法案本身經濟目標上的可

欲性（Elmore, 1979-1980: 608；Goggin, 1986: 328；Ripley and Franklin, 1986: 11-29）。由於過去政策科學家把政策的推動，當做理性與順服的過程，預設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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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憑藉專業官僚的技術理性即可解決問題，往往忽略了在執行過程中可能出現的

政治問題，也導致政策目標與實際執行成果上的落差，在政策規劃與執行理論上

的發展也不盡理想。

這樣的學術氛圍，也反映在政策科學的理論發展到目前為止，仍是以經濟學

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的分析技術為主。美國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教育，大

多將政策分析定位在以經濟方法為基礎的一門學問，學生學習政策分析，必須建

立在個體經濟學的基礎。理性是此一脈絡下決策理論最為核心的概念，個體的偏

好排序與期望原理的概率論（probability theory）的發展，導致研究方法著重效

率與效能取向的量化分析，這些概念在實際決策產出的應用上更是不遑多讓。例

如早期美國聯邦政府的部門當中，具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政策分析師，從 1947年的 2,221 位，增加到 1961 年的 3,480 位（Nelson, 1991: 9），這些經濟分析師的

主要任務就是以經濟的理論提供決策的諮詢與參考。而美國重量級的政策諮詢機

構，例如 1946 年因就業法（The Employment Act of 1946）而設立的經濟顧問委

員會（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以及對美國農業政策影響甚大的農業

經濟局（The Bureau of Agriculture Economics）等機構，其主導的人員清一色都

是擅於應用經濟學方法的政策分析學者（Nelson, 1991: 7）。若說美國大多數公共

政策的規劃是由經濟背景的政策學者主導，形成經濟學者治國的現象，一點都不

為過。

經濟學分析工具在政策科學理論與實務的發展脈絡，可以追溯到以個人理性

為分析起點的「廣博理性決策模型」（comprehensive rationality decision model），以及 Simon（1997）以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為核心概念所修正的「滿

意決策模型」（satisfying decision model），甚至廣義來說，後來一連串以上述概

念為基礎所發展出來，用以解析投票規則的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決策樹模

型（decision tree）、委託代理理論（principal agent theory）、成本效益分析（cost benefit analysis）、官僚利益極大化理論（budget-maximizing model; Niskanen, 1971），以及公共選擇學派至今最令人稱道的最適憲政模型（optimal constitution model; 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皆屬以理性概念為核心的政策分析工具。這

些理論模型把任何社會科學中非市場的研究題材，以市場化的語言來分析其因果

關係的強大攝服力，雖然提供了更為簡潔且分析性強的政策工具，使得政治與政

策議題都可以用簡化的效用函數來理解，但其學科發展缺乏或有意忽略對決策所

處結構的觀察力，導致了分析與現實政策現象的環境脫節的可能性，學界也因此

有「錯失連結」（missing link）之譏（林鍾沂，1994：151）。

在經濟學帝國主義（Radnitzky and Bernholz, 1986）極具侵略性的攻城掠地

之下，或許多少挑起了一些不同學派學者眼中忿忿不平的情緒，也為政策科學的

發展建立了相互競爭的動力。無論是善意或是惡意，對於經濟學決策模型的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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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情的不斷批評，通常也反映了對理性內涵的不理解，也哄抬了其身價，更顯出

以理性為基礎的決策模型在決策科學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地位。即使如此，在經濟

學掛帥的政策科學，也無法忽視社會或政治學者曾經留下的足跡，最明顯的就是

由政治與社會學者以功能主義觀點對於系統、價值觀、穩定性或者是憲政制度等

宏觀機制，在政治與決策過程中的作用（Barry, 1978），以及民主發展中對於多

元民主政治現象的考察，以及對馬克斯主義（Ham and Hill, 1984; Hill, 1997; Jessop, 2001; Hill, 2005）的反動，所形成的多元論（pluralism; Dahl, 1961; Hill, 1997, 2005）、統合論（corporatism; Schmitter, 1979; Ham and Hill, 1984; Hill, 1997, 2005）等以利益團體為主要分析單位的民主式政策過程理論。事實上，經濟學與行為主

義在政治學與決策科學領域的發展，確實對其他理論學派的存續造成強大的壓

力，因而在 1979 年時，Scott 與 Shore 兩位學者已經在《為何社會學無法應用：

一個關於社會學的應用在公共政策的研究》（Why Sociology Does Not Apply: A Study of the Use of Sociology in Public Policy, 1979）一書中，悲觀的認為社會學過

於高談闊論、無邊無際的理論思維，的確對社會學的理論在重視實用的決策理論

中建立一席之地，沒有太多的幫助。而重量級的政治哲學學者 Brian Barry，也在

討論社會學與經濟學兩條路徑在民主制的發展中，咸認社會學的研究與現實世界

的聯繫較少，會引發理論與現實連結的問題（Barry, 1978）。

環顧政策科學的發展史，社會學的傳統確實影響著力不深，也讓社會學重視

人群關係互動及價值體系的理論觀點，幾乎成為政策科學消失的傳統。作者以為

這是過去社會學的理論過於重視大理論（grand theory），難以具備科學化否證性

（falsification）的要求，導致無法清楚的從結構的視角，對政策的產出、穩定與

變遷做有效的因果解釋，故實用性略顯不足。因此，如 Parsons 等著名社會學的

耆宿所發展的系統觀點，便因理論的模糊化而導致實證應用上的困難。所幸以

Merton 為主，在社會學當中所掀起的中層理論（middle-level）的發展工作，結

合了可操作性的量化方法與更為細緻的理論命題，為促進社會學中珍貴遺產的結

構論的可實證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此一舉措，將模糊的文化、價值觀等摸不

著邊際的概念，變成看得到摸得到的分析語言。往後中層和微觀分析技術的社會

網絡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的發展，又對以結構途徑為出發點的研

究注了新的活水，鑲嵌性（embeddedness）、強連帶（strong tie）、弱連帶（weak tie）、小團體（small group）、結構洞（structure hole）、組織場域（organizational field）、政策場域（policy domain）等分析概念的發展，精緻化社會學從結構角度

解析權力運作的方法，也開啟了社會學重新介入政治學研究議題中的新紀元，例

如在 1970 年代起有關社區權力網絡（Galaskiewicz, 1979; Whitt, 1982）、以及 1980年代末 Laumann 與 Knoke（1987）組織國家和 Knoke, Pappi, Broadbent 與 Tsujinaka（1996）比較美國、德國、日本三個國家勞工政策網絡等作品，如今都成為政治

社會學在探討決策的權力路徑的主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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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若以著名社會學者 Granovetter 在 1985 年於《美國社會學刊》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ASR）發表的＜社會結構與經濟行動＞（So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Action, 1985）一文對 Williamson 為主的組織經濟學派所

挑起的論戰，來思考上述兩者傳統發展的問題，便可以清楚的思考經濟學與社會

學的傳統概念，在政策科學的應用中所產生的理論問題。首先、就經濟決策模型

觀點來說，理性選擇在於解釋經濟行為是低度社會化的（under-socialized），因為

做決策的消費者被隔離在現實的情境之外，假定其效用函數不受到他人影響，便

可以做出消費決定。以經濟學為基礎的決策理論，事實上僅考慮個人動機，這種

原子化的模型忽略了社會情境、社會制約所可能產生的決策資源與訊息的取得的

不完全。因此，社會學最大的遺產，就是提醒吾人任何的政策決策與執行都必須

透過與其他行動者的互動來實踐，無論此一互動是衝突或合作，這樣的思考邏

輯，也導致了政策過程研究另外一個傳統的發展與耕耘：以政治學和社會學為基

底的團體理論（group theory）。我們可以說，對於政策問題的認定、規劃、執行

與監控，都是在利害關係人所形成的互動結構中，經由對彼此決策行為相互期待

與相互妥協中進行，所以更精準來說，理性決策應該是一種相互期待、相互妥協

下的理性。在哲學的層次上，這個脈絡牽涉到政治社會學中討論早期西方國家民

主化中人民社團（associations）參與社會與政治議題的重要性，也開啟了現今在

規範層次上，以社群主義與公民社會為主的政治參與論述的發展。

然而Granovetter並非全然對社會學的傳統毫無批評。事實上，他也認為過去

社會學過於重視大理論的發展脈絡，導致這些大理論在因果解釋上會犯了過度社

會化（over-socialized）的偏誤，變成了結構決定論（Granovertter, 1985）。為了

解決方法論上過度社會化與低度社會化的問題，Grannovetter於 1985年提出了「社

會鑲嵌性」（social embeddedness）2

2 或可稱為「結構鑲嵌性」（strucctural embeddedness），兩者通常混用，意指任何人的思維或行

動，都具有社會性的基礎。鑲嵌性泛指行動者所處的關係結構，透過理解關係結構的特質，可以

瞭解行動者經濟或政治行為背後的社會性基礎為何。

的觀點，認為經濟的活動具有社會性的基礎，

決策行為並非是如主流經濟學的論述一般，把個體的行動看做是獨立於社會結構

之外，而是「鑲嵌」在如影隨形的社會關係結構。Granovetter（1985）認為：人

際互動中產生的信任關係是組織間從事交易關係的必要基礎，也是決定交易成本

的重要因素，因此人的行動無法從人際的關係間抽離，分析的視角應以關係為分

析單位。其並不認為理性選擇是錯誤的，因為任何人的思考都是基於理性的基

礎，而是認為古典經濟學在思考決策問題的時候，往往過於狹隘，沒有考慮到結

構的變項，特別是行動者間穩定化的互動關係所形成的社會結構。因此，由於一

個行動者往往無法一個人完成所有的事情，人的行動離不開社會的關係，無論是

經濟行為或是政治行為，都需要把社會結構的變項補充進來，因此Grannovetter於 1985 年提出了社會鑲嵌性的觀點，把關係網絡的視角引進經濟學的分析之

中。後續相關研究集中在行動者間社會關係網絡的類型與其對金融市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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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釋了行為者間的社會關係結構如何影響金融市場的運作（Granovetter, 1985; Portes and Sendenbrenner, 1993; Romo and Schwartz, 1995; Uzzi, 1996, 1997, 1999），也引起了社會學者與經濟學者在經濟行為與市場研究的激烈對話。

後續社會學中社會網絡分析技術的發展，為了解決過度社會化的問題找到了

一個很好的分析工具，把過去大理論所重視寬泛而難以測量的結構概念，轉換成

討論行動者間所構築而成的關係結構，並讓 Grannovetter 社會鑲嵌性的概念，在

經驗研究中可以透過系統化且形式化的工具來驗證。換言之，社會網絡分析技術

與社會鑲嵌性理論的發展，讓對於行動者的決策行為具有社會基礎的討論不再是

泛泛之論，進而可透過更科學化的方法，以關係的分析層次為基礎，描繪出何為

社會結構，並賦予因果解釋的能力。因此，就社會網絡的觀點來檢討實際的政策

環境與解釋，經濟學的理論模型便有兩點不符合現實的需求：第一、任何政策皆

不可能在真空的環境下制訂與執行，在不同的政策場域中（policy domains），皆會有不同的利害關係人居間運作，彼此間的關係形成複雜的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 Laumann and Knoke, 1987）。公共政策的場域正是一場團體之間彼此競

爭與合作的賽局，其過程也被視為是一種權力分配與角力過程，任何人理性的決

策必須要考量到其他利害關係人對自己決策行為的期待與社會結構的規範；第

二、由於如此，很多的公共政策是價值與利益衝突的結果，無法體現出如經濟學

者所述理性而有效率的政策方案，若從組織社會學者的視角來說，個人決策行為

必須要受到社會承認與合乎情理的邏輯所制約，無效率而具合法性的政策方案，

反而在現實中能夠得到利害關係人的認同（Meyer and Rowan, 1991; 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Baum and Oliver, 1992）。這也揭示了在每個決策的環境中，都

有一個廣為被他人所接受的潛規則在運行，決策的合法性反而會比效率性更值得

關注。決策的合法性所揭示的，其實就是決策的產出應該具備的社會基礎。當然，

合法性與效率性未必是絕對切割的概念，因為具備效率性的政策草案，不見得不

會獲得合法性的認同，但如同 Lindblom（1980）於《公共決策過程》（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1980）一書所闡述的漸進決策的模式（ incremental decision-making model），決策的過程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任何的決策都要能滿足

與維護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為主，才能有效的推行。故現實上來說，很多的決策頂

多僅能是有限度的微調，而難以做極有效率的變遷，此為合法性邏輯的例證之一。

誠如 Riker 所言：若我們將政治領域當中相當一部份歸結為神秘而無法理解

的非理性世界，當然不具任何的說服力（Riker, 1986: 25）。但任何一個政治行動

者的理性並非憑空而來，對於決策者所處社會關係結構的理解，反而是理解決策

者的思考模式與行動策略的有效前提。從社會學者的角度來說，每個處於穩定制

度化關係結構的個體，其行為都有其特定的社會性格，反映了結構的限制，一個

集體而穩定化的決策環境也不例外。因此，即使參與者利益多元且複雜，倘若決

策的過程是處於穩定且社會化的決策環境，這也意味著理性選擇論者所使用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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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工具：概率、效用函數與偏好，無法忽略其所處社會結構的影響，人之所以進

行有目的的行動，是鑲嵌在具體且正在進行的社會關係系統中。進一步言之，由

於現今治理環境破碎化的特質，已經不太有可能如 Parsons 等抱持系統性觀點的

社會學者所言，在決策的環境中鑲嵌著統一而內化的價值觀及規範體系，不同的

決策環境，會讓不同的行動者產生不同的行動系統與資源交換體系，因此抱持著

制度論或結構論觀點的學者，就難以進入到行動層次分析的細緻感；而持理性選

擇的觀點而言，由於理性的展現是受到所處關係模式的結構所限制，愈沒有自主

權力的行動者，其決策反而更需要仰賴同型化的情感支持網絡，才能進行所謂「相

對具有理性自由度的決策行為」。據此，具體的決策必須要在日常所處決策的關

係系統當中去實踐，由互動中共享規範，相互制約。這種決策模式會形成慣性的

互動腳本，形成每個決策者在從事決策行為時的參照點。

本論文主要的思考源頭，也是本論文的理論企圖，便是從政策科學中所遺忘

或是被忽略的社會學傳統中，與現今在決策模型中位居主流的經濟學理性決策模

型對話，提供另一個從不同於經濟理性的觀點來解決策的行為與產出。一般而

言，決策理論所關心的研究問題不外有三：一、行動者權力基礎的來源為何？也

就是誰是否決者（veto player）的問題；二、行動者的決策行為為何？為什麼行

動者會採取不同或類似的策略？為何行動者會有不同或類似的政策立場？行動

者間是否因為團體壓力，而僅能表現出較為保守的決策行為？；三、集體決策產

出的結果為何？這部分的問題涉及了決策的良窳與績效的表現，或者是制度變遷

的成敗。而透過社會網絡觀點的分析工具與社會鑲嵌性觀點的解釋，可以為這些

決策理論的重要研究議題，找到與社會關係連結的基礎。本研究也將以社會鑲嵌

的觀點為基礎，透過個案的分析來驗證上述三個決策理論所關心的議題與社會網

絡關係間的連結性。

人常言：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競爭者才有起利益衝突的可能，3

3 政治活動除了競爭之外，也有合作的可能，但合作背後的本質仍是要獲得集體的利益，基本上還是基於競爭的邏輯。但區分行動者間的行動是合作或是競爭，並不在本論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單獨一

人是不會有政治效應的，單獨一人的決策自然也可以把政治兩個字拋在腦後，但

世事豈如此單純？俗話說：三人成群，更何況決策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過程，政治

又是眾人之事，並非如賽局所言僅是兩兩行動者間相互猜忌與策略的展現，而是

多元的決策群體間相互運動的結果。本研究的立論基礎是，一個決策的體系，除

了鑲嵌於正式的法規制度所賦予的限制與行為規範之外，政策社群中重要的行動

者會在決策過程中，形成不同的社會關係網絡模式，這些社會關係模式同時決定

了內部重要成員在權力結構中所形成的關係，以及資源交換的對稱性，資訊交流

的方式與頻率，與政策介入佔據的位置與角色。這些社會網絡關係與位置的型態

所產生的權力效果，都將左右整體決策的成效及發展方向。回到本研究一開頭的

引用語，其實在在都揭示了決策的過程，除了制度的系絡之外，絕對無法忽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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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處與他人社會關係的影響。

作者以為，現今探討決策的相關理論，應該嘗試著去「把社會找回來」（bring the “society” back in）。過去的決策理論不是過度依賴理性經濟模型的分析，就是

過於強調憲法或法律等政治結構的影響，或者強調文化及規範的結構性限制，而

忽略了決策的產出，是處於參與決策者互動所形成穩定化的社會結構中，對彼此

決策行為相互期待與相互妥協的結果。過去決策模型的發展，對此也幾乎甚少著

墨。雖然現今太多有關政策過程研究的學術著作搭乘網絡此一概念的列車，但長

期以來公共行政學界缺乏對既有決策模型的反省深度的思考，以及對相關研究分

析工具的發展與應用的鑽研，4

回應 Scott 與 Shore（1979）兩位學者的問題，誰說社會學無法應用在公共

政策的分析呢？事實上，社會網絡重視人群與關係互動的思維模式，更能對實際

的決策場域或政治行動的理解提供更多的洞見，透過與形式化的網絡分析方法的

有效結合，也能替難以捉摸的權力與決策影響路徑，找到一更具科學化及系統化

的分析方法，解決公共行政的網絡研究過於喻象化而缺乏解釋能力的缺失。本研

究在理論最主要的企圖，便是從社會學的眼光，重新思考以社會網絡的結構觀與

分析工具，作為解釋個體決策行為與集體決策產出理論路徑的可能性，以期帶來

理論與實務上解釋的火花。在經驗研究的企圖上，以全民健保總額支付制度中牙

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作為分析與理論操演的個案，以收理論與實務分析相互驗證

之效。以上的努力非但有其學術價值，對於實務界在政府如何詮釋政策現象，及

推動有效率及效能的網絡治理上，也有其實際的殷切需求。

使得政策網絡的研究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形成了一

種套套邏輯的拼貼，無法有效的理解決策的權力或影響力的路徑，實務上也缺乏

有力的回應，公共決策的問題也有增無減。而以理性概念為基礎的經濟學決策模

型，雖然能簡潔有力的從簡單的數據形式中，滿足決策者經濟可欲性與實用性的

需求，但由於其往往與現實生活抽離，自然也忽略了將行動者間的關係作為一個

解釋變項的可能性，對於政治可行性的探究，就顯得有摸不著邊，隔靴搔癢之嘆。

4 在 Berry 等人 2004 年在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PAR）的一篇文章，歸納並討論網絡研究的三個途徑，認為除了在社會網絡的途徑應用了區截模型（block model）、歐基米德距離係數（edclidean distance techniques）等來分析結構的概念與其作用之外，其他尚有用傳統統計的方法來測量受訪者對於網絡功用的觀感，例如美國的公共行政學者 O’Toole 就喜用傳統的統計技巧研究教育政策的執行網絡，來區隔公共行政學界與社會學界在測量網絡這個概念上的不同。作者對於這種研究途徑與方法上的分類存有疑義。基本上，公共行政學者善用的統計方法，都是在測量受訪者主觀上對於網絡的感知與態度，並非真正的去測量網絡結構本身，所以以順序尺度的量表測量主觀態度的加總而得的分數，作為測量網絡績效的自變項，雖然在操作上所遭遇的難度將降低很多，然這種拿一般統計問卷測量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並非是真正測量網絡結構本身效果的方法，實際推論上自然不能以網絡結構的效果稱之。本研究主要的企圖之一，也是在從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補充公共行政學門在測量網絡結構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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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範圍

本研究以健保總額支付制度下的牙醫與中醫的總額支付委員會為經驗研究

的個案，期望透過此一個案探討委員間所構築的社會關係網絡，是否會對決策過

程中三個重要的決策活動產生影響：一、委員個體的決策影響力；二、委員個體

的決策行為；三、委員會集體決策產出的良窳，除了解析兩部門支付委員會的成

員所構築的網絡互動關係，並藉以驗證決策活動的社會性基礎。而以下則將全民

健保總額制度的發展，總額支付委員會的角色與委員的特質，以及個案選擇的理

由做一初步的介紹。

聯合國宣言宣告：「人類有免於疾病的自由」。民眾也許可以不用汽油，不吃

美食，不穿華服，可是卻不可能不生病。公共政策存在的目的，乃是為了透過政

府活動的介入，以解決公共問題的需求，醫療政策做為國家整體政經環境中重要

的一環，無疑影響國民生活甚鉅。我國在 1995 年全民健保實施後，國家更是直

接透過強制的制度性力量，以全民健保的制度框架透過對醫療產業的控制，達到

其有效率且效能地遞送全民醫療服務的政策目的，以確保民眾的健康。而過去的

研究也確實顯示，國家推動全民健康保險政策，除了提供民眾更有保障的健康與

醫療服務，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基於維持執政黨統治正當性的政策利多（陳敦

源，2006）。尤其全民健保往往牽動民眾對於政府的滿意度與支持度，對於全民

健保的運作與改革，也一直觸動執政黨的敏感神經，顯見了全民健保做為一基礎

民生政策的政治性格。

醫療服務的提供，對於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而言，非但是政府的責任，也是

一個政府治理的問題。無論政府推動健保的目的為何，全民健保的實施，均對醫

療體系與全民的健康福祉造成相當大的影響。為了維持健全醫療保險或福利體系

的供給，世界上採取全民健保制度的國家，無不淘空腦袋思考如何在財政上永續

的維持健保體系的運作，當中最具關鍵的，也與全民息息相關的，就是如何收取

保費與支付醫療服務費用的問題。在醫療保險的制度設計中，支付制度是相當重

要的一個政策工具，因為支付制度能創造經濟誘因（economic incentive），影響

醫療提供者的執業行為（practice behavior），尤有甚者，更能影響整體醫療體系

的生態發展。近年來，在各國醫療保健服務費用不斷成長的趨勢下，支付制度的

改革成為各國控制醫療費用成長的政策工具，也成為各國公共支出中無法承受的

重，財政的壓力與醫療品質的維持，或多或少也造成政治問題。有鑑於此，當初

在制訂《全民健康保險法》之時，為了有效抑制過去農保、公保及勞保所造成的

財務負擔，特別將過去論量計酬制（fee-for-service, FFS），修改為總額支付預算

制度（global budget system）（法令依據：健保法第 47 條、健保法第 49 條），以

期能有效控制醫療費用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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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從 1995 年實施全民健保以來，透過論量計酬的支付制度，提供了幾乎

是全世界最佳的病患醫療可近性，高度的就醫自由選擇權，以及高品質的醫療服

務，民眾對於健保平均 80%的滿意度高居不下，5

台灣的健保也成為世界各國相

競取經的對象，創造了卓越的高度成就。然光鮮成就的背後，卻也隱含了醫療費

用長期迅速上漲，導致無法負擔的問題。事實上，世界上所有採取論量計酬制的

國家，都會面臨醫療費用不斷上漲而難以控制的窘境。如下圖所示，台灣自 1997年起，醫療費用給付開始高於全民健保實收保費收入，收支的差距日益擴大，造

成健保財務的重大壓力，雖然後續有採取微調措施減緩財政壓力，但改革的呼聲

仍是不絕於耳。相關研究指出，以OECD的國家為例，醫療支出的成長，除了人

口結構老化、保險範圍增加和所得的提高，大部分是來自於供給面的政策因素，

包括治理機制（governance mechanism）的管制架構和誘因體系所造成的供給行

為（OECD, 1997）。其中供給面影響最大的，便是支付制度的運作所能造成的成

本控制效果。

圖 1-1、全民健保財務收支狀況：1995-2007 資料來源：中央健康保險局，2007

對於仰賴政府支付健保費用的醫事團體而言，支付制度是國家對醫療服務提

供與產業生態的宏觀調控政策，也是國家與醫療服務提供者，在健保財務上維持

共同治理的平台。總額支付制度是指付費者（健保局）與醫事服務提供者（醫療

5 唯一的例外，就是在 2002-2003 時，衛生署宣布健保雙漲政策，當時全民健保的民眾滿意度曾經一度跌落 6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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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含醫療院所、藥商、相關醫療器材商、養護組織等等），就特定的醫療服

務，如：牙醫門診、中醫門診、西醫門診、或住院服務等，在費協會中預先以協

商的方式，訂定未來一段期間（通常為一年）內健保保險醫療服務總支出。整個

健保總額支付制度，是將醫療院所的部分區隔為牙醫、中醫與西醫基層和西醫醫

院等四個小總額，每個小總額內部又有總額支付和執行委員會的制度設計，除了

在健保局與醫事團體間成立了協商的各級委員會，各醫事團體間的內部也負擔了

相當的管制功能。西醫醫院的部分在層級上，又區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

區醫院，西醫醫院和西醫基層每年所支出的健保總額，約達總額的 84%，其中醫

學中心更占 25%。可見醫療體系本身作為一個產業的場域，其階層分化的產業樣

態非常明顯，無論在總額支付制度實施的前後，資源的配置都極不平均，在垂直

上也造成了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間微妙的競合關係，水平上各種不同

科別也由於相互競爭關係的複雜化，造成各級醫院與科別間的資源分配不均，導

致醫療產業生態的變化，各大醫學中心或集團擁資源自重，山頭林立。而牙醫與

中醫的總額機制，相較於醫院的部分實施較早，在科別上會員的資格為統一的專

業醫事團體負責，故團體的內部凝聚力較強，歷年來與健保局各級單位間的公私

協作關係也較為穩定。

進言之，一年營運高達四千六百多億的總額支付制度，不但關係著一年四千

六百多億台幣的政府收支及其產業的前景枯榮，也對以全民為基礎的健保政策造

成莫大的影響。高漲的醫療支出，造成國家在醫療政策治理上的沈重負擔，也促

使國家謀求解決之道，以便有效解決資源侷限性高，但又需求性居高不下的治理

問題。組織社會學者在研究國家治理產業經濟行動，與產生的政策效果時，認為

國家會透過對財產權（property right）的操弄形塑經濟場域，以利於其治理目的

的達成（Campbell and Lindberg, 1990）。本研究以為，總額支付制度的實施，也

具有國家（此指衛生署與健保局等決策與執行單位）透過強制性的制度力量，迫

使醫療院所改變醫療行為，杜絕醫療費用上漲的治理意圖存在。換言之，國家的

政策行動創造了產業改變的壓力，使得醫療院所（行動者）尋求合乎制度規範的

新組織形式，國家也幫助、領導或強制醫療院所選擇合乎總額支付制度的組織形

式與醫療行為，這個穩定化的制度邏輯，也形塑了總額支付委員會決策機制的第

一層制度環境，也讓健保相關單位、被保險人、專家學者、雇主與醫事團體間為

數不少的協商、諮詢性質的委員會，形成了一個個特殊且穩定化的組織場域，成

為國家在推動健保治理的合法的代理人。而這些委員會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在公

私部門協商年度總額的平台-「費用協定委員會」（簡稱費協會），以及協商之後

負責執行總額預算制度的運作平台-「總額支付委員會」（簡稱支委會），以及醫

事團體內部負責自主管理與專業審查的-「總額執行委員會」（簡稱執委會）。而

本研究所將探討的個案，則是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總額支付委員會。

若進一步檢視總額支付委員會與協作決策功能之間的連結，對於國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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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支付制度的規劃重點，即是在權責分工上建立政府部門和醫療提供者協力合

作模式（collaboration），並透過醫療提供者自己本身的自我管制、以及其與政府、

雇主、被保險人、專家學者等利害關係人的集體協商，來合理控制醫療費用，協

調總額執行，以便進行對醫療政策的治理與成本控制。也就是將原本由國家治理

與醫療提供者分離的醫療服務提供體系，轉換成由國家、醫療產業與其他相關利

害關係人共同治理、共同分攤責任的模式。就現在公共行政領域最時興的概念而

言，就是所謂政策利害關係人間的「共同治理」（co-governance）、「多中心治理」

（polycentricity）、「網絡治理」（network governance）、「協作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等互動模式（Kooiamn, 1993, 2003; Ostrom, 1990; Goldsmith and Eggers, 2004; Hall and Montin. 2007），而反映在實際的制度設計上，最為著名的

就是為治理學派所稱道的公私協力機制（PPPs）或者是類似半官方機構的準政府

組織（Quangos; Bertelli, 2006）。此外，在醫療服務供給方面，則希望藉由同儕制

約來促進醫療服務價與量的合理提供，並透過專業自主權（如研擬支付標準、審

查制度、專業審查）的提升，以規範醫療資源的合理使用，亦希望資源的配置能

更有效率（李玉春，1998a, 1998b；費協會，2001；周麗芳，2001）。但國家對於

部分審查權的讓渡並非毫無風險，倘若專業自主權使用不當，或同儕制約效果不

彰，例如：審查制度不健全，或監控機制不完善，則不僅無法導引資源的合理使

用，甚至會影響醫療費用與服務品質，而使得被保險人的權益受損（費協會，

2001：6）。

然對於醫療產業而言，總額支付制度所形成的專業自主管理機制，是一種國

家企圖將內部成本外部化，並由各個總額部門內部的產業生態由下而上建立總額

執行委員會，並自負經營之責。一反過去由中央健保局主導的科層制管理，總額

執行委員會強調把管理權限下放到地方層次，藉由總額使用者的參與管理，達到

成本控制的效果。總額的制度設計替醫療提供者間的相互合作，提供了一個制度

性的誘因，6

6 這裡必須說明的是，總額支付制度所造就的共享資源環境，也某種程度上提供了成員基於自利心，為了多賺一點點值而破壞集體行動的誘因。若集體行動的內部是一種水平化的權力機制，就不易形成有效的集體行動與共識，台灣醫界本身內部的倫理與階層化非常的明顯，才有辦法在總額支付制度下推動自我管理機制，減少運作的交易成本。

而自主管理的概念更使得醫療團體內部，必須有足以管制會員行為

的規範、共識與能力。進言之，總額支付制度在各個不同總額部門所展現的制度

效果與生態轉變，其實就是各區域的醫事團體在總額這項「共有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 Ostrom, 1990; Oakerson, 1992; Hurley and Card, 1996; Hurley, Lomas and Goldsmith, 1997）環境下所產生的「集體行動問題」（problems of collective action; Olson, 1965），各區不同層級醫院之間的合作與背叛，或是執業

醫師自己本身的投機行為，有如「囚犯困境賽局」（prisoners’ dilemma game）一

般，彼此之間容易為了各自利益，而產生「搭便車」（free-riding）或「規 避」（shirking）的行為，而對整個總額的推動產生負的外部效果，陷入公地悲劇的窘境（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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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mmon; Hardin, 1968）。由此可知，在同儕制約的制度設計上，總額支付

制度造成了一方面執業醫間競爭日趨激烈，但另一方面又必須要求合作才能共榮

共存的制度環境，個別行動者唯有不斷提升品質與強化經營效率，或者是透過跨

組織的合作與策略聯盟，醫療機構才能在變動的環境中屹立不搖（張錦文、黃淑

雅，1998；王俊文等，1999）。

總的來說，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與成效，以及其下支付委員會的運作，可以

歸納為三種制度性力量所驅動。7

事實上，從過去的歷史經驗，在總額支付制度的存在其實是國家理性設計的

結果，希望能藉此降低營運健保的成本。然實施的過程中，不同總額、不同層級

醫院、不同科別間的衝突與矛盾不斷的增加，衛生署也為了協調不同的利益，遭

致了極大的抗拒，又加上每個利害關係人的政策目標不盡相同，導致國家推動總

額支付制度治理機制的運作，仍有亟需改善與調整的空間。這些對健保總額支付

制度負面的消息，也引發了筆者想要一窺健保總額支付制度運作堂奧的企圖，當

然最直接的分析對象，便是組織邊界清楚，穩定化的集體決策，且具有協力決策

運作意涵的總額支付制度委員會的運作。在本論文中，作者將把研究的主旨，定

位在健保總額支付制度此一運作機制的運作與實踐，特別是此一決策機制如何受

到多元的決策者（委員）間所處的社會結構所影響，以及國家（政府代表）在此

一社會結構中的角色，其中特別是此一政策網絡中如何被委員間的互動關係所形

第一、公部門內部的執行成效與資源配置，例

如衛生署與健保局間的互動、健保局與底下各個不同分局間的互動，以及各個不

同分局間自主性的多寡，偏向於國家內部部門間的組織管理問題。第二、醫療團

體內部專業團體專業審查與同儕制約的能力，由於台灣的醫療市場是高度私有化

與會員制的運作模式，每個不同的總額部門都有其專業的會員管理協會，提供會

員資格的認證、諮詢、訊息傳遞、交誼等正式與非正式的功能，此一機制也是反

映了醫療團體內部管理的問題。第三、公部門與醫療團體間協商的機制，公部門

掌握著分配健保資源的制度性權力，尤其是健保局更是全民健保法底下唯一的保

險人，然醫療團體則掌握了醫療服務提供的能力，兩者間的公私協作關係，必須

在同時滿足雙方利益的同時，又能夠對整體的健保運作產生良性的互動效果，才

能讓全民健保的財務永續經營。據此，全民健保總額的協力決策機制，除了多元

的利害關係人彼此利益的議價與協調，其實是上述三種制度性的力量相互折衝的

結果，公部門內部的互動與強弱勢的政策作為，醫療團體內部會員間的協調、溝

通與意見整合能力，都會影響到總額此一協作決策機制可能形成的互動模式，自

然也會影響到決策的效率與效能。

7 這邊純粹就總額執行層面思考。在執行層面之上，還有協商總額預算的費用協定委員會先協定一年的總額預算分配。但由於委員難以接觸，資料難以收集（作者曾於近兩年兩次為研究需求要求查閱會議實錄均被拒），不在本論文的討論範圍內。費用協定委員會是協商總額支出面如何決定的協商機構，也是醫界代表最主要的主戰場。由於總額規模龐大，醫藥界代表往往爭得面紅耳赤，而費用協定委員會至今不公開會議實錄，也常遭致民間關心健保的團體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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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形成了何種治理的結構，而委員間社會關係的結構是否影響了委員的決策影

響力與決策行為，甚至是集體決策的良窳？

本研究在四個總額部門的支付委員會中，挑選了牙醫與中醫的總額支委會

2007-2008 年的委員名單作為分析對象，主要原因有以下五點：第一、在四個總

額支委會針對網絡部分問卷的資料回收率，僅有牙醫與中醫超過七成，西醫基層

與醫院部分較差，醫院的部分更僅有低於 65%的回收率，由於社會網絡分析對於

有效問卷的回收率極為敏感，會影響到相關分析指標的校度，因此捨棄回收率較

差的分析對象；第二、西醫與中醫在自主管理內部運作的利益較為集中，故歷年

來與健保局間所形成的總額專業審查的委託關係也較為穩定，符合社會關係網絡

或政策網絡習以將決策機制視為穩定化的交換關係的假定，較適宜視為是一種具

有合法性、規範效果的制度形式來分析；第三、本研究主要的目的是要探究此兩

個總額委員會決策協商機制，所形成的社會結構與其對決策的影響，其他制度性

因素的差異性小，也較有利於比較決策結構本身社會關係網絡機制的影響，並與

本研究對於現今決策理論的反省，作一有效的對話；第四、若以在健保領域中委

員會性質的決策網絡互動，費用協定委員會較其他委員會的運作，更能夠看出不

同部門間如何競爭、妥協、合作，但由於費用協定委員會的資料較為難以取得，

因而退而求其次，使用總額支付委員會的資料來分析；第五、雖然使用費協會的

資料較能看出公私部門間不同利益在政策網絡中的折衝效果，但對於年度總額的

協商也一直是一個極為敏感的政治議題，參與的利害關係人無法很簡單的僅界定

在費協會的委員當中，也容易受到其他制度性或政治性因素的影響，故在分析網

絡的時候，容易因為邊界的模糊導致研究校度的問題。而支付委員會是總額協商

完成之後，在執行面的運作上的溝通平台，政策環境較為單純，比較沒有外部利

益介入的問題，因而較容易把委員會定位在一個邊界清楚的次級政策系統。

本研究延續了作者過去的研究興趣，希望站在社會學的角度，來討論公共行

政部門中永遠不會退流行的議題：決策。而本研究的個案，牙醫與中醫的支付委

員會是一個公私部門間定期開會的協商機制，一方面，委員會組織的制度化，無

疑是國家用以降低政策執行與決策產出風險的平台，自然擁有理性的性格，希望

委員會能肩負著降低決策成本的功能。然而另一方面，委員來自於各部門內的重

要代表，非但加深了決策過程的複雜化，增加協調的成本，週期性的開會機制也

為委員的互動形成了更為穩性的機會，也較容易發展出公務與私誼等關係，這些

社會關係對於委員在委員會中的角色扮演，委員在決策的影響力，委員的決策行

為，以及委員會集體決策的結果，可預期的都會發生程度不等的影響，因此本研

究選擇委員會作為討論個案，有理論操作與實務研究上的適切性。有關兩委員會

制度環境、功能運作、委員組成等背景資料更為仔細的介紹，請詳見第三章第一

節的說明。透過對本研究個案的分析，除了期待能對於決策的權力路徑提供更為

適宜現實狀況的分析與解釋，也希望為將來公共行政領域中理解決策權力圖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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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更適合的分析工具。

第三節 問題意識

由於台灣的醫療體系是一個由公私立醫院所組成的產業生態，決策的協商與

溝通多透過公私部門行動者參與的委員會來運作。據此，國家對於醫療政策的推

動與醫療服務的提供，勢必要透過醫事團體的配合才能有效的推動，確保民眾的

健康。而全民健保實施之後，醫事團體的營運也要倚靠國家的財政支持。在全民

健保此一政策場域，國家與醫事團體在醫療服務遞送上，無疑形成一種資源依賴

（resource interdependency）的關係。除此之外，由於健保制度的運作關乎全民

的健康與利益，也關乎雇主代表與政府應該要為員工負擔多少的醫療成本，然總

額支付制度運作的良窳，又與不同層級的委員會等協作決策機制息息相關，因此

也增添了總額運作的複雜性。更重要的是，醫療體系本身是一極具專業性與科層

化的產業（張笠雲等，1998：227），國家官僚對於醫療體系的治理，以及被保險

人及雇主代表醫療知識上的相對貧乏，也容易因為醫療體系本身掌握專業的「知

識不對稱」（knowledge asymmetry），與醫療服務提供本身的「資訊不對稱」

（information asymmetry），導致國家治理可能面對的困難。而醫事機構內部產業

生態的階層化與分科化，也導致不同醫事機構與科別間「資源不對稱」（resource asymmetry）與「權力不對稱」（power asymmetry）。因此任何一個因應健保總額

支付制度運作而成立的委員會，基本上都是公部門、醫療服務提供者、民眾與雇

主代表、以及其他的專家學者等利害關係人所構築而成的政策網絡。

總額支付制度的形成與實施，除了財務控制的因素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

素，便是要吸納醫事團體、被保險人、雇主等利害關係人進入決策體系，並透過

醫事團體本身的專業性與階層性，以及其他利害關係人對自我本身利益行使權力

監督的誘因，替國家達成治理醫事團體的目的，以便降低彼此間知識與專業不對

稱，減少治理過程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總額的執行，也導致過去在

醫療治理此一封閉的決策體系，轉變成一開放系統（open system; Scott, 2007），也對傳統的舊官僚的決策體系產生一定的衝擊。一方面是國家部門必須與醫事團

體或其他相關的行動者分享權力，二方面是分享權力的過程中，也會因為參與而

造成協調成本的增加。且在這樣的決策組織中，國家的企圖必定是希望能理性的

降低決策的成本，因此任何組織的成立定也反映了某種理性的性格。但可預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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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私部門的行動者所組成的委員會，會形成相較於過去更為複雜的決策系

統，決策上已經不是透過由上而下的層級式來主導決策的方向，當然也就更適合

用社會網絡的觀點來解釋決策的行為與產出。

基於對總額支付制度決策機制運作、實踐與其決策影響的思考脈絡，以及本

研究的理論關懷，本研究發展出兩個較為具體的問題意識，作為理論探討與各章

節發展的方向：

第一、從社會網絡的觀點探討支付委員會決策機制的運作與實踐

政策網絡及社會網絡，都將穩定化的網絡關係結構視為是一種制度機制，而

社會網絡分析法更是有效從結構觀點描繪權力圖像的分析工具。本研究第一個研

究問題，將牙醫與中醫的決策及社會網絡當成是分析的依變項，最主要的目的是

從社會網絡的分析工具中，系統化的從三個具體的層次描繪出決策網絡的權力關

係結構：個人、團體與整體結構。換言之，這部分著重在從社會網絡的觀點，針

對兩部門總額支付委員會的運作機制進行描述性的比較分析。過去相關的決策研

究，並不看重決策者間的社會關係對決策產出的影響，本研究透過牙醫與中醫支

付委員會的資料，首先探究兩個決策網絡的社會結構特質為何，並透過網絡的資

料驗證行動者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和這些社會結構的關連性。因此，第一個研

究問題的重點在於以網絡分析的觀點，描繪出兩部門的決策者形成什麼樣的社會

關係網絡特質，這部分包含以下三個社會網絡層次的分析，並將之區分為四個主

要問題：

表 1-1、研究問題列表一 問題 網絡分析層次 研究問題

1-1

個體層次

牙醫與中醫的總額支付委員會中的個別行動者，在決策網絡

的影響力聲望為何？

1-2 這些政策菁英在處理總額支付決策事務時，在事務討論、信

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等四方面，所形成的穩定性的

網絡結構關係為何？

1-3 小團體層次 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四個社會網絡是否存在著特定的派系或

小團體？這些小團體形成什麼樣的網絡結構？

1-4 整體結構層次 這些政策菁英在政策網絡中所型構的位置與角色為何？在整

體結構中同一位置的的政策菁英，具備著何種共同的特質？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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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從社會網絡的觀點探討社會鑲嵌性對支付委員會決策的影響

前述論及，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討社會鑲嵌性對於決策的影響，決策在本

研究中是一個概稱性的名詞，泛指決策過程中三個與決策行為和產出相關活動的

主要議題：一、行動者的決策影響力；二、行動者本身的決策行為，在此以決策

者在決策過程中意見的一致性來測量此一概念，換言之，從網絡的觀點中，決策

是被限制的，個人行為必須有社會基礎，與他人的決策意見相似可視為是一個具

備合法化的行動模式；三、集體決策產出的良窳，由於本研究並沒有很直接的變

項可以用易測量集體決策產出的良窳，即使使用年度平均點值作為依變項，所造

成的變異範圍不大，估計值並不顯著，故本研究使用的決策產出變項，將以委員

的出席率與支付委員會的委員對於決策運作機制觀感的問卷資料，進一步的說明

請詳閱第七章。

總的來說，依據結構分析的思考邏輯，個人是鑲嵌在所處的社會網絡關係結

構之中，無論是個人的決策行為，或是集體決策的結果都受到社會性的影響。也

就是說，在探討個體決策的影響力、行為與集體決策產出的時候，行動者間的社

會關係網絡，應該被視為是一個無可忽視的變項。據此，本研究第二部分的問題

所要驗證的基本假設，就是行動者所處的社會關係結構，會對以上三種不同決策

階段的活動產生影響。前兩個問題的分析，將各自在牙醫與中醫的政策系統中去

檢證，並比較兩者的不同，第三個研究問題，將整合前述兩者的資料，主要是將

前述的網絡分析結果數據當作是決策產出模型分析的自變項，探討影響集體決策

產出的因素為何。雖然正式制度與社會網絡結構等變項，均會在此一部份被視為

是自變項進行對其解釋變異能力的分析，但這部分的主要問題，著重在測量行動

者在此一決策場域所形成的社會結構，是否對委員會委員個人的影響力、決策行

為與委員會集體的決策成效造成影響。此一部份主要要回答本論文最核心的問題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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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研究問題列表二 問題 決策依變項 研究問題

2-1 個體決策影響力 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中，行動者所鑲嵌的社會關係結構，是

否會影響決策者本身的決策影響力？其中影響的因素為

何？

2-2 個體決策行為 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中，行動者所鑲嵌的社會關係結構，是

否會影響決策者本身的參與決策行為？讓決策者的意見與

他人一致？其中影響的因素為何？

2-3 集體決策產出

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中，影響集體決策產出的因素為何？其

中在支付委員會的行動者所形成的決策網絡與社會網絡

中，其所測量出來的政策影響力指數、受歡迎程度指數、派

系重疊程度，再加上委員會成員的專業性指標與參與積極度

指標，是否會對集體的決策成效產生影響？影響因素為何？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研究以實證分析為主，透過各種可供分析的資料，來解析牙醫與中醫總額

支付委員會決策機制的社會網絡特質，與其社會關係結構對決策產生的影響。最

後，再根據前述各章節對於總額支付制度決策機制運作的結構分析，對此一決策

網絡的運作、實踐與影響，進行整體性的討論和反省，藉以掌握台灣牙醫與中醫

總額支付制度的運作特質，並反思在理論上，將決策行為視為社會行為的優點與

缺點。在第一章的最後為本研究的章節安排劃上初略的藍圖，將按照上述問題意

識與研究策略加以安排，以下依序簡要說明：

第一章是緒論，說明本研究的思考脈絡、背景、動機、研究主旨、分析對象

與問題意識等。

第二章是文獻檢閱，探討本研究所涉及的理論與分析架構，首先檢視傳統的

理性的概念與決策模型在決策科學的發展與應用，延續第一章一開頭對於決策理

論發展的討論，並進一步討論理性的觀點在解析現實決策動態而又複雜的權力路

徑的不足，以及如何以權力為基礎進行對決策過程的理論與實務關懷，並認為權

力的運作的理解，應該從行動者間社會關係結構去測量。其次探討以社會學觀點

如何在制度及網絡的雙重的結構上，去思考決策行為與產出的問題，並討論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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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在決策過程的意涵。本研究將決策行為視為一種社會行為，權力也是由所

處的社會關係結構所定位，因此行動者的理性與策略，也必須符合雙重結構對行

為者的社會期待。最後，做一總結，提出制度環境、網絡結構與個人行為特質的

架構來解釋決策的行為與產出，進而討論此一研究架構可能的方法弱點，並與前

述討論做一結合。

第三章說明本研究的設計與分析方法，包含個案的背景與特質、研究概念界

定，研究分析架構與概念的操作化，研究假設，資料蒐集方法，資料分析方法等

等，最後再做一小結。

第四章的焦點會轉向總額支付委員會運作個人層次的社會結構的分析。本章

的分析焦點集中在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與關係，以及這些位置與關係在決

策網絡中所發揮的影響效應，當中包括了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分析，以

及不同社會關係的受歡迎性與擴張性分析，並在個人層次的分析找出影響決策影

響力與決策行為的因素。進言之，分析的重點在於從行動者間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模式出發，也是要初步的從行動者的社會關係結構來定位誰有影響力，針對事務

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四個面向，以集中化量度、中介性量度等

分析指標進行分析，並做一系統性的比較。

第五章則將重點放置整體網絡結構中派系（cliques）或稱為小團體的分析。

若第四章分析的目的是為了找出誰有能力支配整體的決策網絡，本章節便是透過

網絡分析的角度，在委員的社會網絡中尋找所謂具備影響力的小團體，也就是組

織理論中常講的非正式組織。若組織理論與行為的假定無誤，我們可以說一個組

織內部的非正式組織足以影響一個組織的績效，非正式組織的存在，可以對一個

正式的組織產生激勵功能，但也可能造成破壞的反功能。觀察小團體有一個好

處，一般而言，小團體內部的成員由於內聚力強，相較於團體之外的行動者可能

有更多的行動上的限制。換言之，一個行動者鑲嵌於小團體愈緊密，行為便愈受

到該團體的規範，若一個決策網絡中形成緊密的小團體，而其他決策參與者的相

對位置卻較為零散，我們便可以推論此一決策網絡容易被小團體所操控。

第六章則放置在結構分析的另一個重點，也就是整體網絡結構的分析。更細

緻而言，本章所使用的指標將集中在密度分析（network density）與網絡結構的

位置角色分析（positional and role analysis），或可簡稱為位置分析（positional analysis）。本章的目的為了解析整體結構層次的分析，並利用區截模型（block model）與縮影矩陣（image matrix）簡化兩個部門的決策網絡結構，比較牙醫與

中醫的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密度特質，以及是否具有類似的結構位置與角色關係。

第七章的目的主要在驗證社會網絡的因素是否會對集體的決策產出造成影

響。本章分析的焦點有二：一是用委員的出席網絡作為依變項，探究社會網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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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模式與委員出席網絡的關連性；二是利用前述個人在四個社會網絡中受歡迎的

集中性程度，以及派系參與重疊性的集中性程度作為社會結構的變項，與其他的

制度變項，以及前述決策影響力及參與積極度等等數據作為自變項，並以總額支

付委員會的集體決策產出成效的觀感作為依變項，進而用階層迴歸分析找出影響

集體決策成效觀感的解釋模型，並驗證社會網絡相關變項的影響。

第八章是結論，主要就是針對各個章節的研究發現和相關的理論對話，以回

答本研究主要的研究問題，並進而討論與提出在實務上可能的政策建議與未來研

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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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性、權力與決策

理論的指引在於建構確實可行的分析架構。本研究基於前述的研究目的與所

欲解答的研究問題，發展可供解析的理論架構。第一節主要在探討影響決策理論

發展的兩個基礎概念，理性與權力。本研究將對此兩概念在決策領域的研究與重

要性，做一概略性的說明，並且初步回溯以理性為基礎所發展的決策理論，分別

就相關理論的發展與應用進行整理與回顧。但本節的主要目的並非是批評理性模

型的缺失，或者是頌揚理性模型的優勢，而是在於說明本研究對話的對象，也提

供一個理論對話的基礎。

第二節討論以制度層次的結構作為思考起點的決策理論，究竟是什麼樣的制

度環境與特質，會影響組織行為與決策的產出？本節首先從國家的角度，來理解

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與運作，並從制度化的角度，來理解制度場域內如何形成高

度制度化的組織特質，以及對於總額支付制度的影響為何，並從推論過程中，進

一步界定什麼樣的制度環境，對總額支付決策機制的運作有影響。

第三節討論網絡層次的結構，也是本研究理論架構的重點。由於總額支付制

度委員會此一機制的運作效率，除了鑲嵌在國家正式制度的規範底下，也會牽涉

到多元行動者間的互動。由於委員會是一個定期開會的穩定機制，又加上成員的

背景重疊性高，委員的變化穩定，多元行動者長久以來的互動會構築穩定的社會

關係，每個行動者關係不同，位置不同，穩定化且重複性的網絡關係對決策行為

的約束也就不同，也會影響委員的決策行為。本節首先探討社會學者過去如何討

論社會結構的概念，並認為決策行為應該被視為一種社會行為來理解，提出社會

網絡的分析方法，對於理解政策行為與經驗研究上的重要性。

第四節討論個人決策行為層次，本研究認為個人決策的行為是鑲嵌在制度與

網絡的雙重結構當中，決策行為自然也要符合制度與網絡雙重結構的限制。

第五節從方法論上的優勢，來定位社會網絡分析在決策研究上應有的理論位

置，與解釋上可能的幫助，並將之與本研究的研究問題連結。

第六節針對前述做一小結，並以真實世界中複雜的決策環境為出發點，與社

會網絡理論的優勢作一連結。在此一小節，作者也提出研究架構上可能的理論問

題，然本論文並無解決理論上可能問題的雄心，這也不是現階段在此論文中能完

成的，僅是拋出議題以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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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決策理論的基礎概念：理性 vs 權力

壹、決策理論的基礎：理性

理性作為決策理論的核心概念，其一般化人類決策行為背後選擇機制的理論

努力，一直讓理性在決策理論中，成為一個永遠無法退流行的名詞。事實上，半

個世紀以來決策理論的努力與發展，大多是以理性為核心概念所展開，然後在理

論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才以理性決策為基礎，討論了許多可能的缺點，並提出了

很多替代模型，所以許多決策模型在理論上的位置，可以被放置在理性與非理性

間的光譜做定位。這些理論的發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一般公共政策的教科書

都會提及的決策模型，其中包含了廣博理性決策模型、滿意決策模型、漸進調適

模型、混合掃瞄模型與最適化模型等等（林鍾沂，1994）。因此，理性此一概念

似乎可以被視為是決策理論發展的起點，但無論其他的替代模型多努力，廣博理

性決策模型所遭受的批評再多，理性決策此一概念在決策科學中，至今仍然具有

影響力的地位，這也歸功於理性此一概念在解釋人類行為，具有強大的通則化攝

服力。

若把理性此一概念往哲學的層次延伸，決策科學的理性，無疑的具備了經濟

學的血統。Becker（1976）對於經濟學的理性概念下過一個很適切的定義：「人

類所有的行動都可視為是行動者，在一組穩定的偏好下，於市場中累積適量的資

訊和投入因素，以求得個人效用的極大化」。而經濟學的理性，基本上也是Max Weber「工具理性」8（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延伸，強調的是可計算性的手

段。由於理性的概念是一個公設（axiom）的條件，對於偏好的理解，只要知道

排序，並不在瞭解其如何形成。理性決策有非常純粹的理論預設，假設與推論間

的乾淨簡化的邏輯關連，是理性決策論者最大的優點。也因此，為了保持理論上

的純粹性與預測性，對個體決策行為的解釋，要在符合嚴格的假定下才能有效被

預測，也才能確保個體的偏好與行為間，存在邏輯上的關連性。9

8 工具理性在 Weber 的界定中，意指技術上的可能，且被實際運用量化計算的程度（the extent of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林榮遠譯，1997: 106）。進言之，工具理性指涉手段或過程的可計算性，當事人可以經由最有效的手段，來達成某種目的，此種衡量手段有效性的觀點，也被稱之為形式理性。

據此，每個行

動者的偏好都有可能不同，但基於理性的預設，促使支持理性決策的論者可以針

對不同的行為者的行動，從事分析與預測的工作。舉例來說，Riker（1977: 33）便認為人在正常的狀況下，可將偏好排出次序，並能在偏好間做取捨，對於那些

9 基本上，經濟學理性的概念大致符合以下幾個特點：一、目標導向，不會發生魚與熊掌無法抉擇的游移；二、對於每個選項的內涵、優劣、實行後的結果等等都能事先瞭解；三、對於偏好能列出優劣順序，測量優劣的尺度唯一；四、思考過程有充足的時間，並不考量蒐集資料的成本限制；五、在多方考量後，最後採取的決策能滿足利益極大化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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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相同目標的人，當他們處理相同的狀況時，我們可以預期其會做出相同的行

動。因此，理性的概念有其普遍性與分析的簡潔性。

是什麼樣的力量讓理性這個概念在成為決策理論主要的分析引擎？從方法

論而言，理性概念在決策模型的應用，是解釋「個體」（individuals）決策是如何

透過人腦袋中的效用函數，以及這些效用函數的選項，如何在與其他人的策略互

動中，導致不同效用產出的一種理論。一般而言，理性決策利基於古典經濟學中

以機率理論，效用理論為分析基礎的方式，在人性上採取理性自利（self-interest）的假定，並在哲學層次上採用方法論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做為解釋經驗世界的眼光與立場。也就是說，在理性為基礎的決策模型中，以個

人為分析單位，才能確實的去分析個體的偏好、利益、慾望、價值與信念所產生

的集體效果。也只有這些個體行為的存在，才能夠匯集成集體的結果。這種對於

理性簡潔有力的預設，以及放諸四海皆準的假定，對於政策過程的理解，也是在

被限制且統一的條件與變數下，去理解真實的互動情境，因此也常常被稱為一種

「簡化主義」(reductionism)的方法論（Kincaid, 1996: 145-165）。毫無疑問，理性

決策的觀點便是從這種由科學建立起觀察經驗世界的主要方法，藉由一些研究條

件的假定，形式化的理論把現實的複雜性，化約為一種隱藏的簡約性而得到進步。

方法上的化約與通則化的建立，有助於在受控和可重複的條件下得到相同的

研究結果。然現代科學考察中所強調的還原性（reductive）、可重複性（repeatable）以及可反駁性（refutable）的方法所面臨的困難，便是當我們超出了實驗室中可

控制變因的環境時，它究竟還有多少能力，來說明現實世界中日益增加的複雜現

象？對於決策科學家想要藉由行動者利益極大及建構集體的思維來解釋所有的

社會事務，Solow（轉引自 Swedberg, 1990: 275）譏其為一種想要將經濟學改造

成社會物理學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這樣的分析模式將使所有社會的複雜性毫無意

義。也因此，現今許多持理性選擇理論看法的學者，有了某種程度的妥協與緩和

的態度，至少在無論在個體或集體的決策層次上，都認為個體的行為與集體的結

果之間，存在著制度中介的作用（Riker, 1984; Moe, 1990; Weimer,1995）。制度的

作用，導致個人的決策行為，或是個人之間的互動，顯示出所謂的規律性與可預

測性，而每一次出現的集體結果，便是一個均衡點（Riker, 1980, 1984）。因此若

更進一步的探究理性在一個集體場域中的作用，其意指行動者會對其他行動者的

行為以及現存的制度結構做出最佳的回應。理性的決策是一種從簡單數學理論解

釋決策行為的努力，其假定理性的行為者，是持有一組特定的目標與一組可選擇

行動的個體，尋求效用的極大化則是個體的終極目標，所以做出理性的決策，是

理性行動者朝向目標過程中必須處理的重要工作。

本研究並不探討制度在中介個體理性與集體決策的作用，畢竟那是理性選擇

制度論者的工作，然理性選擇的觀點，基本上仍是將制度的產生視為是一種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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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的調節機制，使得決策行為更具有可預測性，或是更能排序每個選項的

偏好（Sheples and Bonchek, 1997）。若回歸到個人的層次，理性的決策論之所以

能具有解釋力，主要是在於理性的決策者本身都是目標導向的自利者，理性的決

策模型假定個人的偏好是一致且穩定的，這樣的理性滿足完全性（completeness）與遞移性（transitivity）的偏好順序（Shepsle and Bonchek, 1997: 25-26），能夠清

楚的判斷自己的得利與損失（Monroe, 1991: 4）。但以理性為基礎分析概念的決

策模型，僅考量到不同個體的理性策略所造成的集體結果，較無思考到權力不對

稱的問題，難免有些失真的狀況出現，從 Granovetter（1985）的角度來說，就是

過於低度社會化的解釋。例如：賽局理論中兩兩捉對廝殺的行動者，其分析其互

動的可行性是基於對彼此可能使用策略的預測，並無考量到兩兩行動者間權力或

資訊的不對稱，所造成的優勢與劣勢，在真實的政策環境中，要找到每個決策者

都處於相同的條件下（資訊、知識、地位）作決策的情況，基本上是不太有可能

發生的。

若從更宏觀的層次而言，在真實世界中，決策者在面對不同的議題，不同的

事件，不同的決策空間與時間，這些條件營造了不同的決策環境，導致真實世界

的決策者，並無法如此確實的瞭解自己本身每一次的偏好次序。況且要讓每個在

決策場域中的行動者都符合穩定的偏好次序，追求所謂的柏瑞圖最適化（Pareto optimality），在複雜的現實世界中更是難如登天，也無法預知所有決策的可能結

果與效益。因此過度強調理性的決策模型遭致了許多的批評，認為其脫離了的真

實世界，也引發了後來 H. Simon（1997）提出所謂的有限理性的概念，來修正原

本以極大化理性行為假定的決策行為。其並認為客觀理性的決策方式僅是理性決

策的一個假定模式，只是一個形式化理論的努力，而非現實世界中個人實際決策

的方式。雖然理性的概念遭致諸多的批評，但無論如何，以理性此一核心概念為

基礎所發展的廣博理性、有限理性等決策分析模型，基本上仍是主導了決策科學

半個世紀以來的發展。

貳、決策理論的基礎：權力

在決策科學另一個無可忽視的傳統，就是以權力此一概念為基礎所發展的研

究方法。無可否認的是，政治是眾人之事，任何一個決策的過程，都不是一個單

純的技術性議題，也免除不了權力的影響。但由於權力概念的不統一，以及其概

念操作化與測量上的困難，雖然許多人意識到權力的重要，但並沒有在決策科學

得到很好的發展。我們通常任憑直覺來理解權力的意涵，但如何系統性的分析與

描述權力所帶來的政治現象，不同的學者曾經給出許多不同的答案，相對於源於

經濟學的理性，以權力基礎的分析源於政治學與社會學的傳統。從權力概念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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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點用以探討政治的現象，著名的工作包含了：Lasswell 的「誰獲得什麼？何時？

如何獲得？」（Who Gets What, When and How; Lasswell, 1990）, Robert A. Dahl 的「誰統治？」（Who Governs?; Dahl, 1961），A. Wildavsky 的《向權力說真理：政

策分析的藝術與技巧》（Speaking Truth to Power: the Art and Craft of Policy Analysis; Wildavsky, 1976），J. Forester 的《面對權力的規劃》（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 Foster, 1989）以及 Galston 的「政策形成的政治可行性」（political feasibility of policy formation; 2006）等等。這些工作或多或少都探討了權力在政

策過程中作用的路徑為何。而社會學者對於權力的解析，較著重在群體為範圍的

分析中，去思考彼此互動所形成的穩定化規範與文化，對人類行為所造成的引導

性與影響力，也就是權力是由社會系統所定義的。因此，社會學者會認為權力是

一種客體，是人們與集團間所存在的一種特殊型態的關係。著名的社會學者 Marx Weber 便認為：權力是存在於某種穩定化社會關係中的一個行動者，處於不理會

反對意見而能貫徹自己意志的概率，不管這種概率的依據來自於哪裡（Weber, 1947: 152）。

若進一步討論權力在決策過程中影響的路徑與方式，有三個耳熟能詳的分析

傳統值得留意（Lukes, 1974）。基本上，權力的行使都不是單獨一人的事情，而

是兩人以上因為不對稱的利益衝突與關係所產生的政治效果。因此，權力的分析

通常立基在個人對個人、組織對組織、國家對社會等等的分析單位與模式，重點

在於瞭解不同的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與角色為何，而非個人決策的理性

與否。這三個分析傳統，也個別代表了對權力不同的定義，以及權力的行使在決

策過程中所發揮的角色。如下表所示：首先、當然也是最為著名的分析起點，就

是被稱為是決策的途徑（decision approach; Ham and Hill: 1984）的解釋觀點，其

目的是為了要透視決策過程中的行為互動，以及互動所產生集體行動的結果。權

力在此一途徑的意義，就耳熟能詳的就是由 Dahl（1961）所提出的：行為者 A促使行為者 B 去做 B 自己不願意做的事，表示 A 對 B 有權力。這個傳統基於美

國多元主義的典範，認為決策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利益團體基於自身利益的表

達，所產生的不同偏好間的衝突與權衡，因此對於權力行使的判斷，就可以從決

策後的利得分配來理解。換言之，誰在最後決策的產出方案獲利最大，就可以判

斷其為最有權力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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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政策過程中權力的三個面向 理論家 權力的定義 途徑

Dahl（1961） 行為者 A 促使行為者 B 去做 B 所不願意做的事。 決策途徑

Bacharcd and Baratz（1963）

權力的行使情境，是處於當 A 參與決策制訂時，會影響到 B的利益。然而權力也會展現在當 A 想要限制決策的議題與討

論範圍，並且塑造一個可以控制的政策過程的時候。

非決策途徑

Lukes（1974） A 可以透過讓 B 去做他自己本身不願意做的事情來展現權

力，但權力也有可能展現在價值觀、信念與生活習慣的形塑，

透過信念的形塑來決定被形塑者本身可以接受的觀念。

權力的意識型

態途徑

資料來源：修改自 Hudson and Lowe, 2006: 121

第二種權力的路徑，主要的起點是站在批評決策途徑的觀點，忽略了某些權

力行使的面向，因此 Bachrach 與 Baratz 在＜權力的雙面孔＞（two faces of power; Bachrach and Baratz, 1962）一文中，提出權力雖然有時像 Dahl 所云，呈現出多

元競爭者對利益的競逐，但有時也會成為權威當局壓抑某種不同利益表達的政策

工具，只有在符合既得利益者統治利益或是具備合法性的議題，才有交付討論的

可能性。因此，第二種權力的路徑，被視為是一種討論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權力途徑，Bachrach 與 Baratz（1962）更將其定位在非決策途徑（non-decision making），用 以表示那些在政治場域中無法被公開討論的政策議題。再者，第三

種權力面向，是 Lukes 提出用以補充前兩個權力面向的不足之處。其認為前兩種

權力面向雖然考慮了政治生活中，將權力展現在個體的行為面向，被作為一種政

治衝突的工具，但很多權力的行使，並不是看得到摸得到的，相反的，它像一個

幽靈一樣，會形塑人類生活的價值觀與信仰，形成一種潛意識。因此，Lukes（1974）認為，權力也有可能展現在日常生活的意識型態中，形成一種行為準則的價值信

念，就如同台灣過去每個人都需要被教育三民主義會統一中國一樣。這種權力的

行使，通常是統治集團為了統治的利益，透過形塑百姓的感受、認知與偏好的方

式，使得人們在無法看到現有秩序可能的替代方案，將目前的的秩序視為是一種

自然的、無法改變的事實（Lukes, 1974: 24）。這個權力第三面向的概念，就類似

Gramsci 所談的霸權（hegemony）對被統治者塑造錯誤的利益認知，而忽視自身

權益的權力概念，代表的是一種統治集團對被統治者權力行使的方式（轉引自

Dunleavy and O’Leary, 1987: 221）。

以上三個面向指涉的是權力存在的方式，給予我們權力在政治生活中可能存

在的形式，但在實際的分析上，並沒有太多操作上的意涵。若從對於權力在政策

過程中行使路徑的研究方法，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大致上也可以分為聲譽的研

究途徑（reputational approach）、結構的研究途徑（structural approach），以及決

策的研究途徑（decision-making approach）等三種（Scott, 2004），每一種研究的

途徑都有其特殊的方法、分析技術與理論傳統。如表 2-2 所示：研究權力的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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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主要著眼於關注那些被主觀認為是具有權力的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就是

F. Hunter 於 1953 年針對美國喬治亞洲亞特蘭大所做的社區權力研究。其定義權

力會分佈在四個領域之中：商業、政府、公民事務與社會和財富的領導者，並在

每個領域中去尋找重要的組織集團，並從中找到重要的線民，去界定在組織內最

有影響力的人來列出名單，再交給一個具備當地社會代表性的評判小組來認定最

具影響力的人是誰。結果證明在美國 1950 年代的時候，黑人根本不存在具有權

力的名單之林，美國社區的權力都集中在白人的手上。基本上，這個研究的途徑

最大的問題是，權力測量的結果反映的是受訪者本身對於權力行使的印象，而非

真正反映出真實的權力結構。況且由於名單中具不具備權力是由評判小組所認

定，基本上對於這個小組成員的抽樣會影響整個研究的效度，本身就是一個很大

的問題。

表 2-2、權力的研究傳統與方法 偏好的研究方法

研究傳統 範例研究 資料蒐集 資料分析 分析對象

聲譽途徑 Hunter, 1953 專家意見、訪談 投票、排名、評測分數 權力的印象

結構途徑 Mills, 1956 文件 頻率分佈、社會網絡分析 權力的位置

決策途徑 Dahl, 1961 觀察、訪談 政策結果分析 權力的代理人

資料來源：Scott, 2004: 93

結構途徑主要關注的是在一個社會中，最重要的組織與制度戰略性位置的性

質，根據研究對象，對社會的定義可以是以一個組織為範圍，或是以一個政策場

域為範圍，或是以一個廣義的社會系統為範圍。在這些重要位置上的行動者，不

見得會運作權力來遂行其目的，但這些重要位置的控制，對於掌握作為權力的基

礎資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基礎。甚至可以說，這些位置的佔有者都具備了

行使權力的基本條件，用 Mills（1956: 3-4）的語言來說，就是他們的地位使他

們超越了普通人所處的環境，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能做出重大後果的決定。最具代

表性的研究，就是 Mills 對於國家對於權力菁英的研究。Mills（1956）認為，在

1950 年代的美國，權力菁英的中心集中在三個制度化的科層制：經濟、政治與

軍事。在此並不鉅細靡遺的去討論他研究的過程與發現，但無論在哪一個領域之

中，都存在著公司富人（corporate rich）、政治董事與軍閥等位居重要位置的行動

者，這些行動者相互交疊，形成了統治美國 1950 年代最完整的政治權力與權力

行使路徑的圖像。這個研究的途徑在後續社會網絡分析技術的開發，藉由線性代

數用於社會網絡的發展，與測量指標的建立，已經把權力位置的調查，更擴展到

派系與小團體上，更具全面性的描繪權力的規模的結構的能力（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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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就決策的路徑而言，最具代表性，也對美國政治學的發展富有影響力

的作品，就是 R. Dahl（1961）關於 New Haven 社區權力的研究。Dahl 是最早對

結構性權力提出批評的學者之一，他認為結構性的權力原本就預設了菁英的存

在，而關注科層制最上層位置的那些行動者，必然得出菁英確實存在的事實，整

個分析過程本身是一種循環論證（Dahl, 1961）。因此，Dahl 認為，權力的行使

必須要通過對決策過程的直接調查來理解，其透過關注很多的問題領域：城市更

新、當地學校的教育，以及政治上職務的提名，並與和他的同僚應用訪談、觀察

法與文件分析，來發現是誰提出了特定的方案，誰在討論中發言？提案的時候案

子是如何被修改或否決？每一項提案最後表決的時候，誰投了贊成票？Dahl 發

現非常多的人參與了提案的發起與否決，但泛泛的大眾僅參與特殊且有興趣的政

策場域，只有民選產生的政治人物，會橫跨不只一項的政策場域，或參與不同提

案的決策，並且起著核心的作用（Dahl, 1961: 181-183）。在結構上我們所意識到

的名人，也就是在經濟領域或社會領域上有名望的人，雖然其位置帶給其資源與

權力的可能性，但若無實際參與決策，便無法將其掌握的資源轉換成對決策的影

響力。其對於 New Haven 的研究提出了一個頗負盛名的結論：政治的決策是受

到多元利益的影響，並無法單獨的表達某一階級或群體的利益，因此 New Haven的權力是偏向多元化的政治結構，否種程度上否決了 Mills 認為美國為菁英統治

的政治結構。

參、小結

總的來說，理性在決策過程中的討論，在規範上是期待決策的產出能夠以理

性為基礎，以理性來治理公共事務，並藉此檢驗決策品質，提供理想的決策，以

成本最小，最有效率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Ham and Hill, 1984; 林鍾沂，

1994）。但現今的政治環境，一昧的要求民眾去相信專家技術的結果，無疑是緣

木求魚，不切實際，任何的決策都避免不了所處結構的影響，這些結構包含政治

的氛圍、法律的制度環境，以及決策者所處的非正式決策環境。權力基本上是社

會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個組成部分，有關權力的定義與權力本質的討論，基本上

沒有太多的意義，但權力的路徑在社會或政治生活中應該如何被測量，卻至今仍

然困擾著社會科學界。本研究傾向站在前文中的結構途徑，來理解權力運作的本

質，主要是因為結構的方法，可以提供研究者最多有關權力運作的信息，當然前

提是要能很系統性的解析決策所處的結構環境。而且 Dahl 對於結構途徑的批

評，只要透過將分析的對象轉化為理解決策時的權力結構就可以解決。因此，本

研究分析權力運作的立場，便是將焦點放置在健保總額支付委員會所有決策者所

處的制度與社會關係網絡結構，去觀察鑲嵌在制度環境的社會關係網絡，權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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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的行使，以及對決策行為與產出所造成的影響。以下，本文就分別以制度環境

與社會網絡結構，來探討權力這個概念在決策過程中可能的運作路徑。其中，特

別就社會網絡的觀點如何分析權力的概念，於第三節中將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一個理性的決策有其效率性，但缺乏被制度環境與所處社會結構認可的合法

性，就會失卻了對政治可行性的關注。對於權力的分析途徑，大多圍繞在對決策

過程的利益與合法性此一概念出發的，畢竟決策的產出是人與人之間，在制度環

境下利益衝突相互妥協的結果，決策的行為基本上是鑲嵌在制度與社會網絡雙重

限制下展現。然理性與權力的觀點並非互斥，基本上從 H. Simon 有限理性的概

念中，或許可以找到一些共鳴點。但本研究並不在此討論這方面的議題，留待最

後一節，已經討論過制度環境的影響，以及決策的社會結構時，再回頭來思考有

限理性與政治社會學在談論決策過程的關連性。

第二節 制度層次：決策產出受到制度環境所引導

制度此一變項用來解釋決策的行為與政策的產出，永遠不是一個退流行的詞

彙，相反的，制度的存在如影隨形，其影響也不遑多讓。制度其實就像是一個篩

網一樣，會選擇性的偏愛某些政治行動者，也會選擇性的去過濾政治的語言，以

及對可能的政治手段也有著特殊偏好的詮釋（Immergut, 1998: 20）。制度能夠界

定哪些行動者具有較多的權力，來參與決策的規劃與執行，也可以有意識的賦予

其較多的發言權來詮釋制度本身存在的目的與評估制度的表現。本研究的目的並

非在探究制度在政治生活上的意涵，而是在強調制度作為一個參考架構的可行性

與經驗的可操作性。事實上，許多政策場域的研究，喜將政策場域的分析定位在

中層的制度分析，特別是所謂的政策次級系統的研究（policy subsystem; Milward and Wamsley, 1984; Howlett and Ramesh, 1995），這些政策網絡的運作基本上與上

層憲政結構與國會的關連性不大，而是被視為有其本身獨特的「利益表達的中介

機制」、「資源交換機制」或是「決策制訂或執行的機制」的場域。換言之，若不

涉及憲政或修改法律的層次，這些政策次級系統都會依循本身運作的邏輯，來決

定行動者的權力關係，以及政策產出的結果，就如同總額支付制度的推動與實踐。

以下，本研究將以上述的思考邏輯，從制度與政策次級系統的眼光，來考慮

國家在決策過程中的角色，以及權力互動的機制，並解釋制度的存在作為一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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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結構，如何提供合法化的機制，讓行動者的行為產生趨同與可預測性。

壹、決策產出的權力結構與國家角色

對於制度形成或政策產出的研究，長久以來都屬於政治、社會與公共行政與

政策論者的研究範疇，決策過程中國家角色的自主性與管制能力，以及制度化的

作用，均是理解決策機制不可獲缺的一環，畢竟決策仍是在某一相對穩定的制度

環境中產出，無論是在國際的層次、國家的層次或是組織的層次，所有的決策行

為，均包含了服膺來自於正式制度力量的結構性限制。在制度論的觀點中，理性

選擇論者會認為制度的形成與變遷，主要的趨力是來自於降低行動者間的交易成

本，以符合行動者行動與利益要件的功能式論述。這樣的制度形成論，隱含了制

度存在的目的，是為了要讓行動者間的行動更具效率，制度的力量會形成共同遵

守的遊戲規則，來約束代理人（agent）可能的利益極大化行為，因而達成一種

行動者間彼此認可契約的規範，以約束場域中的所有行動者。然歷史或社會學的

制度論者從現實的角度出發，觀察到任何制度的形成與變遷，絕非在真空的狀態

下產生，任何一種制度的產出，皆有先前的制度存在。制度的存在，會形成一種

行動的慣性，會對在制度內的行動者限縮行動的框架，非但會影響不同行動者間

的資源配置，也會影響並形塑行動者的使用策略、利益與觀念，導致「資訊偏見」

的產生（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18-19; Steinmo, 1993: 7; Immergut, 1998: 16）。進言之，在此種分析框架之下，只要有多元的行動者，就會存在權力不對

稱的關係，必然就會存在潜在衝突的可能性。

進一步從延伸政治衝突的論述，制度並非是一個中立的概念，其反而可以有

意向的去定義不同行動者，具有什麼樣的政策工具與資源。由於行動者間權力的

不對稱，制度常常會庇護其中一個利益集團，而忽略另一個集團的利益，相對而

言，政策議題的自由度也會因不對稱的關係，而展現出議題設定的控制效果。雖

然政治衝突的結果可能引發出新制度的建立，但引發制度變遷的衝突卻可能根源

於舊制度的遺續，衝突的展開過程一開始也會受到舊制度的調節和引導

（Skowronek, Shapiro and Galvin, 2007）。從政治學者的觀點，在穩定制度結構

中，若要反抗掌權者的既得利益，最壞的狀況甚至要透過破壞制度的手段-革命

來達成，不然在原有的制度範圍下，弱勢者幾乎沒有運作的空間。更進一步說，

決策與其說是行動者的理性所肇致的政策選擇，不如說是過去的舊制度對政策選

擇留下「規範的限制」（normative constraints），決策者始終難以擺脫過去歷史遺

留下來的制度遺跡（Lindberg and Campbell, 1991: 379-380）。這個觀點類似於「路

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概念，一旦制度發展踏上了路徑，組織學習的過

程，以及歷史衍生的主觀力量會強化這個軌道（North, 1991: 118; Pier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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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從行動者的角度而言，公共政策的立法與實施，勢必影響到各利害

關係人的利益，從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的觀點檢視，為了避免過度國家中

心論（state-centered approach）或社會中心論（society-centered approach）的偏執，10

相較於政策網絡權變的國家角色論述，Campbell 等人的工作對於國家對政

策形塑的力量便較具由上而下（top-down）的味道。Campbell 等人（1991: 30-31）歸納多種類型的產業政策和制度轉型研究，也發現國家並非總是作為各方勢力競

逐的場域，被動回應各方力量的作用；相反的，其也會透過法規執行和科層官僚

的行動控制來影響制度的推動與轉型，而適時反應其他制度部門的控制力和影響

力。此外，國家會為了推動制度的實踐，會提供一些尚未完全制度化，但可以參

與的機會場域，藉以吸納政策網絡中的利害關係人，並扮演著促使或禁止某些政

公共政策的制訂與實施，均是在各種勢力的作用之下，並同時考量鑲嵌於何種形

式政策網絡的結構中運作，因此分析時必須考量整個制度環境與關係網絡互動機

制的作用，而非直接定位國家的角色與影響力，或是如馬克思主義者將權力定位

在階級與經濟的力量。Laumann與Konke（1987）以美國 1970 年代的醫療政策和

能源政策為主題，研究政策形塑的過程所涉及的行動者與社會機制。透過對政策

制訂過程中的相關事件、議題、行動者及政策結果進行分析，可掌握到不僅是政

府部門的內部運作，或抑歷史面向的分析，而是鑲嵌於社會層面的分析（Clemens, 1987）。對於國家於政策過程中的角色，其認為國家並非是一個被動接受社會多

元團體的影響，也反駁了馬克斯將國家視為資本階級代理人的化約論述。其認為

國家在一個複雜的組織間所形成的政策行動網絡中，也是一個會因環境不確定

性，極大化其合法性與自主性，不斷的建立政府、組織和民眾間的關係網絡，形

成一穩定的共同治理的機制。因此若從政策網絡的角度，來思考國家於決策過程

中的角色，相對於制度論而言，就要採取較為權變的作法，畢竟不同的政策事件

與決策場域，有不同的權力結構與行動者，當然也就無法期待國家在不同的政策

場域中，都能保持一貫的自主性與理性。

10 一般說來，社會中心途徑將利益團體作為分析單位，藉以描繪社會多元分化的情況對政策的影響，大多用於多元論與利益團體理論，並將國家視為被動的機構或政策執行的工具；而國家中心論則有助於說明國家、官僚的自主性在決策過程中的地位，大多以統合主義為主。然而，隨著國家與社會部門之間的相互滲透，公共政策的分析已經很難再將其化約為社會中心與國家中心的途徑。因此，政策網絡的提出，乃是一種基於對宏觀國家理論的反動。Martin J. Smith（1993: 7）則認為，政策網絡用來分析複雜的決策過程時，具有下列幾項優點：1、在探討政府與利益團體間的互動關係時，基本上沒有一個模式能提供一個完全寫實的圖像。政策網絡可以解釋這之間的複雜網絡關係形式，從這點來看，政策網絡遠較多元主義、統合主義等理論更具彈性。2、政策網絡視國家為一個分裂而非統一的實體，是由許多利益相互衝突的體制或部門所組成，每個部門皆試圖擴大其自主性。而政策網絡本身則提供一個機制以化解衝突。3、政策網絡的權力觀乃是奠基於相互依賴的基礎之上，是非零合賽局的形式。換言之，政策網絡是一個整合相關利益的機制，而非剝削彼此利益以滿足特定團體。4、政策網絡的分析焦點是至於整個網絡，而非只有利益團體。因此在決策的過程除了去檢視在特定時間的場域當中，利益團體對於政策影響的結果之外，亦檢視了國家在政策網絡中所扮演的角色。綜觀相關文獻，政策網絡分析應用涵蓋層面甚廣（如：環保政策、能源政策、福利政策、民營化等等），且有逐漸取代傳統探討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多元論及統合主義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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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活動發生的守門人（gatekeeper）角色。換言之，國家本身在政策場域中作為

一必然的行動者，會為了達致某種政策效果，採取可能的政策工具，有意無意提

供利於轉變的力量，從資源的釋出來創造不同行動者間配合的誘因，而使得一個

新的治理機制能更容易形成。而很明顯的，這樣的論述與台灣的全民健保在建立

總額支付制度的過程與實踐，有異曲同工之妙。

若比較歷史制度論與公共政策論者對於政策產出或實踐的論述，可發現兩者

均非常重視政策產出必須座落在關鍵時間點的概念，在歷史制度論中，其被稱為

「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可以作為路徑依賴分析的起點，也可以作為均

衡過程中的一個決策的間斷點。而公共政策論者則將此一關鍵時刻，視為是一種

是否能掌握決勝關鍵的「契機」（opportunities），如同 Kingdon 所述的「政策之

窗」（policy window; Kingdon, 1984; 1993; 1995）一樣。在政策產出的過程中，政

策之窗的開啟是一項有利於政策產出的機會，專供給具政策理念、主張或方案的

政策企業家（policy entrepreneurs）推動其政策倡議，並衡量問題設定、政策方

案與政治情勢等三個趨勢，主動將政策與三者趨勢匯合的一種政治過程（Kingdon, 1993: 44）。因此，制度的轉型或政策的產出，均無可避免要關注時間因素的配合，

特別是具備政治條件的關鍵時刻，從制度論者的角度而言，這個關鍵時刻並非是

憑空而致，有時候是透過制度所定位的，甚至還可以被國家力量所操縱。

據此，對於決策產出與制度運作的分析，無可避免要考量到過去舊制度與國

家的管制力量，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況且從制度論者的角度，國家機器掌握合

法性的權威力量，其政策管制工具會對一個政策場域的治理機制，造成某種程度

的形塑力量，不過這種管制的力量，會隨著不同的政治場域而有不同，因此難以

從結構性的角度來理解國家與制度所成產生的治理能力。然若將政策過程的分析

層次定位在中層（meso-level）結構，國家的角色相較於菁英論者或馬克思論者

的觀點而言，是一個相對具有彈性的分析概念，又可被視為是一個多元的行動者

之一。國家一方面有可能是一股直接創造制度或決定政策產出的力量，另一方面

也有可能僅在多元的政治鬥爭中提供機會，扮演協調的角色。台灣在全民健保實

施之後，醫療產業便成為一個高度依賴政府挹注財政資源，維持營運的制度環

境，國家部門對於醫事團體間的調控機制原本就具有高度的重要性，尤其總額支

付制度實施之後，國家吸納專業醫事團體的力量，來作為其推動總額支付制度的

代理人，其會藉由外在的制度法規或行政手段，直接或間接調控總額支付制度的

實施，並改造醫事團體的醫療行為，達到國家本身的治理需求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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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決策處於高度制度化的環境

由於醫事團體在全民健保實施之後，其經營的模式是高度依賴國家資源的產

業生態，而公私部門間的在健保此一政策領域中溝通、協商與共治的機制，也已

經制度化。制度化最明顯的例子，就在於總額支付制度的實施所造成的支付標準

的改變，會造成制度環境內所有特約關係的醫事團體的巨大影響，也會讓這些醫

療院所為了生存，開始對自己的醫療行為從事某種程度的調整，以符合大環境的

規範。在不可能退出健保特約關係的情況下，為了適應體制環境的變動，不同的

總額部門，可能也會依據自身條件發展出不同的生存策略，無論是牙醫支委會或

是中醫支委會，皆有不同的管制手段與生存策略。

組織社會學家Meyer與Scott（1983）針對產業組織對環境脈絡依賴性的差

異，區別偏重「技術環境」（technical environment）與「制度環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脈絡作用組織產業的四個類別。技術環境要求組織要有效率，強調

組織應該以最少的成本達至最大的產出，然制度環境卻強調組織本身的制度化對

於存續合法性的影響，也就是受到國家制度力量的高度管制。在Meyer與Scott的研究中，醫療產業在此一分類中，被歸納為高度依賴技術環境與制度環境的產業

型態（Meyer and Scott, 1983; Meyer, Scott and Deal, 1992），非但醫院需要專業與

理性，也需要服膺國家體制政策任務的要求。事實上，台灣的醫療產業在全民健

保制度開始運作後，也面臨到類似的情況。11

11 這裡會產生一個很有趣的理論問題，在很多的狀況下，技術環境與制度環境的要求是有衝突的。比如說：對於台灣的醫療院所而言，可能會因應總額的執行，而耗費資源成立非常多的樣版單位或人力，但基本上這些資源的消耗與醫療院所的醫療產出沒有太大的關連性。從技術環境的角度來說，這樣的作為浪費資源，但從制度環境的角度而言，這是不得不為。

這樣的組織特質，無論在人員的訓

練與行政的流程，皆會呈現出高度的專業化，專業化程度高的組織，也通常具有

驚人的親近性（周雪光，2003：89），且此一專業化的形塑過程，通常是透過制

度的力量來定義專業化的意涵。在此出發點上，作者認為整個總額支付制度運作

的良窳，勢必反映在制度下的行動者，是否遵從體制規範的正當性去維持其本身

的競爭力。而各種不同的委員會，也是為了治理的目的而不斷的成立，自然也是

一種強調制度環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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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環境 強 弱 技

術

環

境

強 銀行、醫院、製藥業 一般製造業

弱 精神健康診所、學校、法律機

構、教堂 餐廳、健康俱樂部、兒童保育

圖 2-1、組織技術與制度環境分類

資料來源：Scott, 2007: 133

若將總額支付委員會視為是一個組織，制度論者認為組織是鑲嵌於一個複雜

的組織場域之中，組織必須接受與學習可以為其他組織所認可的規範和價值，作

為行動的準則。據此，組織正是在面對不同制度環境條件多重壓力下活動的，對

於制度環境的與組織間存續關係的分析，也引導了我們考量到組織所處的法律制

度、文化期待、社會規範、觀念制度等廣為人所接受的社會事實。DiMaggio 與

Powell（1991: 65-66）指出，處於相同制度場域的組織，因為面臨同樣的制度環

境，在彼此競爭的情況下，只會使最具競爭力的組織保留下來，因而使得同一場

域的組織在結構上愈來愈相似，有逐漸朝向同型化的趨勢（isomorphic trend）。此外，Meyer 與 Rowan（1991）也發現同一組織場域內，組織成員共享有外在制

度環境所提供的規範，組織若能順從該制度規範或制度神話（ institutional myths），組織會因具有合法性而順利獲得資源並存續下來。也因此，高度依賴制

度環境的組織，所追求的主要目標並非是效率的極大化，而是能夠在既有的制度

環境中，獲得「正當合法性」（legitimacy），以便取得充分的資源、訊息和支持

（Meyer and Rowan,1991；朱金池，2000：15）。同樣的道理，也可以再拉低一

個層次，從個體行動的層次，去檢視在總額支付委員會中的委員，是否也有類似

同型化的現象產生。

職是之故，Meyer 與 Rowan（1991: 53）提出了一個假設：「組織的結構具有

正當性要素時，該組織能最大化其合法性，和增加資源汲取及生存的能力」。一

方面，在既存的制度背景下，組織會在其表面結構、功能及程序上逐漸反映出所

處環境的重要特質（Meyer and Rowan,1991: 53）。另一方面，組織若未能固守整

體組織場域內的規範，可能會喪失合法性，面臨監督機構的制裁。進言之，制度

環境的正當性邏輯，會在組織間被不斷的擴散（diffusion），並成為組織制度化的

動力。DiMaggio 與 Powell（1991；陳東升，1992：5-8）對制度同型的擴散機制

做了進一步的探討，認為各組織為了要協調資源的分配與對資源掌握權力，通常

會依循強制性機制（coercive mechanism）、模仿性機制（mimetic mechanism）與

規範性機制（normative mechanism）來產生組織型態趨同的現象，並形成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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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同型主義」（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因而同型化對組織存續的意義，非

但在於組織或制度針對稀有資源的競逐以其改善競爭效率外，更重要的是強化組

織的政治權力與對環境的制度正當性基礎（DiMaggio and Powell, 1991）。

然 Scott（2001: 42-44）在探討組織同型機制時，避免了國家的力量對於政

治組織的影響太過決定論的傾向。在理論上，Scott（1995: 142）認為對於制度擴

散的解釋，除了凸顯社會制度由上而下的擴散與強制性（imposition），行動者也

會透過由下而上的創造與協商，試圖影響治理結構與社會制度。因此，整個 Scott的制度擴散與實踐的概念，是一個上下循環的動態過程，此一動態過程透過治理

機制的中介，可以解釋制度的穩定化機制與組織的模式。進言之，對於制度擴散

的解釋，必須要處理正式組織如何取得國家正當性的過程，以及國家政策的規範

是如何被視為正當的兩個議題；或者是說，任何一個制度化的結構，是否提供了

一個讓場域中行動者可供遵循的機制來運作？當然，制度化的過程中，行動者對

於制度的接納有其主動性，組織場域中不同行動者，依據其本身的資源與策略意

向，有其自主性的行動意涵，相對也會與國家在制度化的過程中，不斷的相互建

構並修正制度的正當性。進言之，居於弱勢的組織團體，並非如待宰的羔羊般任

人宰割，相反的，其還是有可能透過集體行動的力量，或與其他行動者的交換行

為，或採用政治遊說的方式，對制度環境的修正採取主動的態度，以便符合該行

動者的利益與需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投票時關鍵少數的角色，以及醫事團

體同一個鼻孔出氣與國家的立場站在對立面，以對抗健保局對於健保總額管制性

權威的行使力量。

據此，以上的討論與本研究的關連性，呈現在總額治理機制的運作，特別是

制度層次上，是處於一個高度受到全民健保法制約的環境，主要目的是國家將醫

療支出控制的內部成本外部化，並透過預算總量管制（cap strategy)的機制，配

合專業自主的審查機制，來進行所謂的「同儕制約」。進言之，這個制度化的力

量呈現在下列三個面向：一方面，醫事團體以及執業醫的醫療行為，必須在總額

制度下服膺政府的管制作為，健保局從中央到地方的管制力量因而展現；另一方

面，總額支付制度專業審查機制的外包，造就了醫事團體內部有自我管理的權

力，可以透過醫療部門內部的階層化與管制化機制，去改善可能的醫療投機行

為，避免讓總額預算產生公地悲劇的情況（tragedy of the common；Hardin, 1968）。然而，總額支付委員會此一健保局與醫事團體組成份子為主的協力機制，也是因

應總額執行的管理和溝通的需求而成立，委員的組成、議事的主題與規則、委員

的代表性、委員的徵選條件與任期等等，自然受到此一制度化力量的影響。以上

三種制度性的力量與運作機制，構築成總額支付執行的三角架構，總額支付委員

會的運作，自然也受到來自於健保局，與醫事團體自主管理機制運作良窳的影

響。無疑的，上述健保局與自主管理兩種制度性的力量，形成了各部門總額支付

決策場域的制度環境的一環，也穩定化了決策的行為與運作。若我們以行動者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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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制度化特質觀之，每個委員的總額區域別、部門別、身份別，其實都是受到

總額支付制度所定位，不同的身份特質也會影響到其利益的立場與決策的態度。

若要從合法化的角度，論總額支付制度對於醫事團體的影響，作者認為可能

體現在以下幾個面向：第一、改變組織團體的正式結構，組織團體會通過設計符

合制度環境的組織結構，顯示其按照集體的價值目標，以一種適當而正當的方式

在行動，全聯會的組織與運作，其實就是為了管理醫療部門內部，而成立的集體

組織；第二、組織團體會重視其在制度環境中的評價標準，組織會顯示出其內外

部均為合法的組織設計，以及合法的作為，以向社會顯示組織存續的適當性

（fitness），例如：若總額部門內部的執業醫有投機的醫療行為，執行委員會的

幹部就會透過各種方式進行勸誡，確保總額機制的順利執行，避面受到社會大眾

或健保局認為醫事團體內部並無節約醫療支出的努力，只是想多賺點值，充實荷

包；第三、穩定性（stabilization），一個穩定的制度環境的確定，會使得組織的

內部和外部關係變得有跡可尋，增加了對彼此行動的預測能力，也減少了震盪

（turbulence）的可能。因此，醫事團體的全聯會，專業協會，以及因應總額執

行成立的總額執行委員會，組織與運作上都具有高度的穩定性，也定期透過聯誼

或會員大會的方式，與內部的執業醫師溝通與互動；第四、組織生存概率的提升，

通過制度的同型化機制，組織獲得了存續必要的合法性與資源，從而提高生存和

成功的概率。我們常常耳聞牙醫的自主管理很好，點值很多，就是在總額支付制

度的外包機制下，全聯會能夠做很有效率的管理，導致此一部門的執業醫師的點

值都有提升，增加了彼此的收入。

第三節 網絡層次：決策行為是一種社會行為

雖然制度被視為是解決人類社會集體行動問題的手段工具，理解制度層次的

結構對於決策行為的限制，在分析上仍是不足的。首先，制度論所強調的合法性

機制，並無法解釋個體差異的問題，換言之，由於制度環境限制了個體的行動範

圍，以致於在行為上會有趨同現象，但制度對不同個體行為的限制，仍有其差異

性，這恰好是制度理論所無法解決的問題。再者，決策的發生，仍然體現在多元

的決策參與者間，彼此互動所構築的決策關係網絡，這種決策關係網絡，指涉的

是一種行動者間關係穩定化的社會關係結構。當然我們可以說，制度環境的存

在，建構了決策場域中的遊戲規則（the rules of games），是一些人為設計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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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ly devised constrains），以形塑人們之間的互動（North, 1990: 3）。因此制

度的存在，形塑了行動者行動誘因與行為的合法性的機制，也致使人類行動趨向

持續性、安定性與可預測性。畢竟制度的存在會形成一穩定化的客觀結構，可以

粗淺的定義政治行動者的目標與權力關係（Thelen and Steinmo, 1992: 2），但決策

的過程是在行動者的互動中來展現的，我們仍然需要把眼光放在參與者本身，以

及其穩定化的社會關係模式所構築的非正式制度，或者我們可以說是決策場域所

存在的社會結構，以更為實用的角度，定義利益交換與協商機制在決策過程中的

運作。

壹、被遺忘的分析起點：社會結構

這邊所談的社會結構，並非是說被所有社會科學學者所遺忘。事實上，在社

會學界中，社會結構此一概念是許多理論分析的始點，更是站在結構論立場的觀

點無可或缺的一部份，但在政策科學當中，社會結構這個概念，並沒有被用來當

作分析的一個重要的變項。本研究的立場，將決策行為視為是一種社會行為，我

們談到決策是一種社會行為的時候，我們就預設了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來討論決策

行為的模式。一般而言，在過去社會學仍舊停留在大理論的時代中，社會結構無

法被當成是一個清楚的分析概念，也因此導致實務上可操作性不足的問題。但中

層理論與相關分析技術的發展：例如社會網絡分析，便更易於學者去指涉社會結

構是什麼。因此，一個人所處的穩定化關係所形塑的網絡結構，就是一種社會結

構的概念，讓社會結構與人類行為關係的因果性，變得更具有操作性。網絡學派

認為，一個人所表現出來的行為，是受到社會關係網絡，以及其所在網絡位置所

影響（周雪光，2003）。本研究的企圖，是以社會網絡分析法，來對健保總額支

付制度委員會所處的社會結構進行系統性的瞭解。

若要以社會結構為分析的起點，首先就必須定義要分析的是什麼樣的社會結

構。基本上，社會結構此一概念是社會學許多理論的分析引擎之一，是具有影響

力的理論核心概念（Cook and Whimeyer, 1992; Stokowskik, 1994），早期從結構論

者 K. Marx 與 Durkheim 等人致力於社會結構傾向的研究，就致力於如何探討社

會結構本身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因此對於古典社會學者而言，無論是有形或無

形，結構的限制與權力的路徑變成了一種共生的概念。進言之，社會結構概念在

社會學領域的發展，主要是為了針對人類行為、組織的持續與變遷，提供解釋性

的架構，權力關係也是從結構來定義。因此，使用社會結構此一概念的學者，通

常都是在方法論的立場上偏向結構論的學者為主，結構論者使用社會結構這個名

詞，討論的是具體的社會對象（個體或團體），以及較抽象而無法看見的社會進

程（如關係的模式化或穩定化），或者是社會集體（如階級或不同職業別的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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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定義僅是粗淺的提示了分析對象的多元性，事實上，社會學者對於社會結

構此一概念，並沒有統一的定義，或一個具有清楚意涵的操作性概念，且在古典

社會學家 Marx 或 Weber 的理論中，權力反映的是一種結構現象，很明顯的是一

種泛結構決定的論述，看不到權力如何展現在具體的行動層次，是較為空洞的權

力概念。尤其是 Marx 的理論將權力的概念泛階級化，無法落實到具體的行動層

次，也失卻了權力本身多變與動態的特質。

若以 Homans（1975）的觀點來檢視：結構被視為是一種社會和團體中相當

持久的特性，結構的研究應當致力於描述與解釋社會與團體的特性與其相互關係

（轉引自 Blau, 1975）。而 Lipset（1975）則認為，社會結構是指涉一個體系中，

各部分間的穩定關係，這種關係通常牽涉到有關行動者間，至少有一最低限度的

相互取向，也就是在結構中的行動者所賦予的意義。據此，結構具有穩定化與可

預測性的特質，行動的意義是結構所賦予。進一步就 Parsons 所持的結構功能觀

點，社會結構指涉的是價值與規範取向間相互關連的次級制度系統，其涉及了人

類個體間的互動行為，如何構成集體行動，決定成員歸屬（轉引自 Blue, 1975）。由此可知，社會結構的研究重視結構對於社會行為的影響，也把個體與集體的行

動看做是社會結構的產物。Radcliff-Brown 則認為社會結構應該以社會關係為中

心，並且在研究社會結構是什麼的同時，應該將研究的焦點集中在真正存在的社

會關係，這個社會關係是在一段時間內，一群不同的行動者所串連構築而成的結

果（Leinhardt, 1977）。從這個概念出發，可以發現社會結構基本上是一種在一段

時間下，行動者間穩定化社會關係的同義詞，具體分析的對象，是行動者間穩定

化的社會關係結構。這個分析概念在後來社會網絡這個學術社群，獲得了共鳴與

發展。Wellman 與 Berkowitz（1988）更認為，結構分析學者，應該要將分析社

會系統成員間互動關係的規則性，當作是具體研究社會結構的分析對象。

據此，人際間的互動關係，創造了社會意義的基礎，這些社會的意義不僅指

明個體間的關係，更支持了集體的社會行動（Stokowskiki, 1994）。社會結構在精

確的分析意涵上而言，可以被指涉為是一群人穩定化的社會關係結構，是一種社

會系統內人際關係的安排。因此社會結構也包含了兩種分析性的要素：首先、其

包含了相互關連的身份地位與網絡關係；再者，其也定義了和這些身份地位有關

的文化概念與角色內涵。社會結構的力量，其賦予了在不同網絡位置中的行動者

不同的權力與社會期望，每個人在關係網絡中都有屬於其特定的角色位置，這個

角色位置為因為關係網絡的存在，而有其文化上的意涵。比如說：在總額支付委

員會的決策網絡中，主席是處於決策網絡的核心，他可能就必須要承受更多的壓

力與決策責任，某個總額專業團體的代表，自然要被期待為那個團體的利益發

聲。因此，就個體的行為層次而言，若行為破壞社會結構的集體規範，可預期的

會受到集體的懲罰。當然，若在一個決策網絡中，一個行動者擁有兩種不同的社

會位置，就會因為角色的衝突而使得決策行為與預期互不相容。比如說：身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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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總額支付委員會的醫事代表，一方面必須要站在宏觀調控的面向來思考總額控

制的問題，但他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營利的執業醫，兩者的角色就會產生衝突，這

種衝突也會反映在決策的行為上。

據此，社會結構在操作性的意涵上，並非如古典社會學者所指涉的，是一個

巨大的社會系統，而是行動者所處的社會脈絡與人際環境，會對處於該結構的行

動者造成行為上的限制。這也就是為什麼 Granovetter（1985）會提出經濟行為具

有社會性的特質。這個概念引導出可供分析的因果關係，尤其是社會關係所構築

的穩定化結構，必會影響社會行動的結果，也提供了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可供耕耘

的園地（Blau, 1992）。然而不同行動者的素質、數量與以及關注的政策性質，會

影響其社會結構所能發揮影響力的向度。決策的行使本身是處於一個政策的場域

或是組織團體的內部，必不可能獨立於真空之外，也因此除了制度性或組織法規

的因素外，也必須考慮到與所處場域，或組織內其他行動者的社會關係為何？以

及行動者對決策本身的期待，與他人彼此間對彼此決策行為的相互期待有何差

距？例如：為了自身利益，其實投贊成票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但礙於決策

環境中團體壓力的影響，不願得罪他人的結果，最後還是投了反對票，或不敢直

接的表達自己本身真實的意見。因此本研究認為，決策的過程是彰顯在決策參與

者社會網絡的結構之中，唯有透過對行動者間關係模式的研究，我們才能完整的

理解決策衝突與產出的結果。

貳、決策行為受到社會（網絡）結構所定位

若我們同意決策行為是鑲嵌於社會的關係結構之中，決策行為就是受到社會

結構所定位，或我們可以說，決策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為，有其社會性的基

礎，12

12 其實此一觀點並非新穎，現在社會學界中當紅的分支領域：經濟社會學，便是將經濟行動視為是一種社會行動，認為經濟行為應該從個體所處的社會關係結構來理解，也與制度經濟學或組織經濟學者有諸多的對話。作者借用了經濟社會學者的思維模式，將決策行為視為一種社會行為。過去政治社會學的發展中，社會網絡分析對於政治行為的研究曾經有過短暫的火花，例如：七十年代以降的社區權力研究（Laumann and Pappi, 1976; Laumann, Marsden and Galaskiewicz, 1977），或是政策場域的研究（Laumann and Knoke, 1987），還有 Knoke 後來發展的政治網絡研究（Knoke, 1994），都屬於利用社會網絡分析研究政治事務的努力，但近年此一領域在社會學已有落沒的趨勢，反倒是經濟社會學的研究日益蓬勃增長。

自然就不若理性極大化的觀點一般，將行動者視為是理性的經濟人，可以

完全按照利益極大化的原則來行動，依據自利的動機來遂行任何的決策行為。因

此，無論在什麼樣的條件下從事什麼樣的活動，活動者本身是一個社會人，個人

的動機與行動的策略並非一個內生、均質或封閉的行動體，而是受到所處社會結

構的影響，很大程度上修正個人理性最大化的行動，決策行為也應當在不違反社

會認同的前提下去作為，因為破壞社會認同的行為模式，必須要付出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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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這就是社會鑲嵌性的概念。前述論及，這個概念來自於經濟社會學者

Granovetter，其探討經濟行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認為經濟行動是鑲嵌具體

的社會關係之中的，因而提出影響人類行為最重要的因素是具體的社會關係，而

非自身的理性，若不瞭解所處的社會關係，就無法理解真正的經濟活動，也就無

法理解行動者行動思考的真正邏輯（Granovetter, 1985）。因此，如何來理解社會

行為與社會結構？社會學者所提出的方法，也是目前最常被應用的方法，是使用

社會網絡分析法來勾勒出行動者本身的社會關係結構為何，再從這些不同的的關

係結構中，去尋找與行為模式間的關連性。

因此，從Granovetter討論經濟行為的觀點出發，若用關係網絡對於經濟行為

的制約作用去理解決策行為，對於權力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路徑，就比理性觀點

的決策模型，更多了幾分真實性與張力。社會網絡分析的好處，是認識到權力取

決於情境，具有動態的特徵和潛在的不穩定性。D. Knoke（1990: 3）曾經從網絡

分析的角度，對權力如何被落實進行了操作化的定義與分析。其認為政治過程中

的權力關係，並非是僅是反映了個體與群體的特徵與能力，而是社會行動者間實

存或潛在的互動模式。其也認為對決策過程中權力的任何界定，都由影響與支配

兩個面所構成（Knoke, 1990: 3）。Knoke用影響這個概念，來表達當一個行動主

體向另一個主體傳遞信息時，這個信息會改變後者的決策序列時所發生的事情

（Knoke, 1990: 3），這無疑是一種決策行使權力產生社會影響的能力，顯示了影

響力存在於社會交往的關係網絡之中。而支配則是隱含了一個行為主體通過提供

或撤除某種收益或損害，來控制另一個主體的行為（Knoke, 1990: 3）。其研究的

成果，一方面揭示了權力是展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過程，單獨一人無法表現出

權力行使過程中的主客體關係；另一方面，則有助於我們超越有關權力在決策過

程中運用方式的複雜度，並將分析定位在四種簡單模式。進言之，Knoke（1990: 6）依據影響與支配兩個面向，把權力區分成無影響、無支配的平等性權力；無

影響、有支配的強制性權力、有影響、無支配的勸說性權力；以及有影響有支配

的權威性權力。13

上述這些影響力與支配關係的存在有一個前提，便是行動者並非只有單獨一

人，因為權力是行為主體與客體間的互動關係所產生的行為模式與效果，抽象的

一個人是沒有任何權力可言的。一個人之所以擁有影響他人的權力，是因為其與

其他行動者存在著關係，可以藉此控制與影響他人，決策的行為也通常不是單獨

而本研究所要討論的研究對象，就是有影響力，但無支配力的

勸說性權力關係，畢竟支付委員會委員間不太可能存有強制性的支配關係。

13 嚴格的說，平等性的權力並非是一種權力關係，因為若要產生權力關係，每個行動者都擁有控制他人的手段與能力。強制性的權力依賴於消極的控制，既然是強制性的權力關係，就無須理會行為客體本身的感受，因為其立處在絕對權力不平等的狀態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監獄、集中營等等。而勸說性的權力依賴於勸說的信息內容與行動者間關係的形式，不具有支配性，較為符合位於平等狀況下的委員會決策的特質結構。至於影響與支配同時發生的時候，就如同是權力的第三面向般，權力是撲天蓋地而來，全面性的影響行為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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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行為，而是處於一個決策的網絡結構之中。因此，從網絡的分析方法來檢

視權力的運作，便要認識到地位結構的權力分佈保持著動態的穩定，權力體系的

基本單位不是行動者，而是他們所佔據的位置與位置之間的關係與關連。進言

之，首先、不同的網絡關係給行動者不同的約束能力，也因此導致不同行動者不

同的決策行為。網絡關係的強弱、重複性的發生，會影響行動者的不同行為，網

絡位置與結構的不同，也會導致不同的內化過程，使行動者在不同的情境下產生

不同的行為，關係的依賴與緊密也會定義誰有權力，誰沒有權力。再者、不同的

網絡位置會限制一個行動者的資訊能力，即使在同一個決策網絡中，不同的關係

形式與結構位置，所處的關係連結就會不同，連帶資訊流通的渠道也會不同，所

受到的影響也會不同。在決策理論中，資訊的多寡往往決定了行動者可資思考的

能力與行為，因此對決策本身也會產生不同的判斷，而社會網絡的觀點將資訊的

流通視為是一種建立在關係形式上的權力依賴關係，因此社會網絡的關係模式既

可以提供行動者資源與機會，也會限制行動者的行為模式。總之，社會網絡的分

析視角可歸納為以下數個特質：

一、行動者間的行動是相互依賴的，而非獨立的個體或自主性的單位。 二、行動者間的關係是資源傳遞或流通的管道。 三、社會網絡的分析把結構概念化成各個行動者間關係的模式總和。 四、社會網絡的分析的基本假定認為，網絡結構的環境可以為個體的行動提供 會與資源，但也有可能會限制其行動。

若從更具操作性的角度而言，社會網絡是如何理解權力關係？社會網絡的觀

點是立基於關係與位置的角度，藉此界定權力關係，並提供了形式化的定義與方

法，可以具體的從關係的模式來測量權力關係。更具體而言，網絡分析方法測量

的不是行動者本身的能力，而是所處關鍵位置與關係賦予其影響他人的能力。換

言之，一個網絡位置的能力，建立在對其他行動者的態度與行為，施加有目的影

響力的能力，此能力產生於該行動者在網絡中所佔的優勢。若從操作性的角度而

言，社會網絡的分析步驟，是透過具體的關係，來研究決策行為，首先要涉及人

們所處的社會結構或網絡結構，其次是描繪個人在網絡中的地位，以及行動者在

網絡中的相對位置是什麼？被期待的角色為何？最後是不同網絡位置間的相互

作用，以及其所賦予行動者的行動意涵為何。但更細緻的來說，測量權力路徑的

概念，從關係的形式來分析，與網絡的集中性的分析關連性最大，而若從行動者

的網絡位置與角色來分析，結構對等性（structural equivalence）的分析概念或許

可以提供一些解答。

網絡集中性指標（network centrality）可以用來測量一個人在網絡中控制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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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的大小，一個網絡集中性較高的人，表示其在整個網絡之中與其他行動者的關

係最綿密，而且和其他行動者間的距離最短，也代表行動者在整體的網絡中，愈

受到其他人的認同與支持，因此可以用來測量影響力，並有助於瞭解影響力的結

構與實際決策模式的關係（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Knoke and Yang, 2008）。從位置的觀點來看，集中性的量數指涉了其地位在網絡

中的優越性，適宜用來評價一個人重要與否。其開創性的研究，主要來自於

Bavelas 對於集中性的形式特徵的討論，其發現行動者愈處於社會網絡的中心位

置，其影響力愈大（轉引自 Freeman, 1979: 215）。後續有學者用此概念來討論創

新產品的擴散、知識的擴散、解釋組織的效率，以及解釋政策的整合性等等。集

中性的量數包含了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以及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等兩種以上重要的形式。首先、程度中心性主要是在測量那個行動者

在團體中，能夠成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這樣的人，在社會學的意涵中，指涉的

是具有社會地位的人，在組織行為學上的意涵，則是最有權力或影響力的人（羅

家德，2005：150）。因此，中心的位置所要傳遞的，一方面是正式的權力，另一

方面也可能是非正式的社會影響（Brass and Burkhart, 1992）。中介 中心性由社會

學者 Freeman（1979）所提出，其目的用來衡量一個人作為網絡中媒介的能力，

中介中心性的指數高的行動者，表示在網絡中愈多人的溝通都倚靠此一行動者為

橋樑，一個中介中心性高的行動者，可以控制或者曲解真實的訊息傳遞而影響群

體的互動，相對而比其他行動者掌握更多的機會，來影響決策的產出（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Knoke and Yang, 2008）。

過去社會學者用社會網絡分析分析決策行為與權力運作等研究議題，已經在

經驗研究上累積的相當的成果。首先、當然也是最著名的一本作品，就是 Laumann與 Knoke（1987）在《組織國》（The Organizational State）一書中，透過美國健

康政策與能源政策場域中網絡發展的討論，來界定政策網絡行動的本質，並由此

解析了兩個政策場域中權力影響路徑的差異，以及誰統治了美國的健康與能源政

策。此外，一些社區權力網絡的分析，也是使用了集中性及小團體的指標，來測

量社區網絡中行動者的影響力互動模式（Laumann and Pappi, 1976; Laumann, Marsden and Galaskiewicz, 1977）。學者 Galaskiewicz（1979）檢視社區組織網絡

的結構，發現行動者的集中性量數對於依變項有強而直接的影響。Aldrich 與

Whetten（1981）也發現組織網絡中愈居中心位置的角色，對其他組織的影響力

愈大，也愈成為其他組織想結盟的對象，如此又擴大了居於核心位置組織的權力

資源。熊瑞梅於（1995b）研究台中市都市發展的國科會計畫報告中，討論了四

種不同的關係網絡，如何影響台中市的都市政策與經濟發展，其透過集中性與影

響力指數的分析，發現地方上有政策影響力的人，仍舊是集中在市長、都市事務

的主管、議長與派系的大老，顯示了台中地方上的影響力，必須要有深入的關係

人脈與可分配的資源為基礎。而就組織行為的研究領域，Krackhardt（1992）也

透過對組織內行動者友誼網絡、信任網絡、諮詢網絡與情報網絡的強連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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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解析了組織內的影響力結構為何。此外，若從整體網絡的指數來看，還有

許多的作品都關注在群體集中性的分析，主要的是為了要瞭解群體互動集中在少

數人的程度有多大，而非是討論個人的集中性指數有多少（Baldwin, Bedell and Johnson, 1997; Sparrowe, Linden and Kraimer, 2001）。

結構對等在分析上的意涵來說，是從位置與角色的分析角度，來解釋行動者

在同一個網絡位置可能會具有的相同社會特質（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Knoke and Yang, 2008）。換言之，其指涉了相同社會

位置的行動者，在網絡的結構中扮演了同樣的角色，或者與其他位置的行動者，

在關係網絡中保持著相同的距離與聯繫，因此同一個位置的行動者，互換並不會

影響到整體網絡的結構（Burt, 1982; John, 2002）。更進一步的社會意涵，則是指

這些處於相同位置的人，都會有相同的經驗或機會，或者是與他人關係模式的親

近性，他們在網絡中的行為，也應該是一樣的，受到同樣的特定規則模式所侷限

（Burt, 1987; Friedkin, 1984; Mizruchi, 1993）。這個命題，相較於其他的社會學理

論，基本上提供了一個非常精鍊且完整的因果關係，用以說明如何從社會結構的

眼光來理解人的行為，也可以提供一般化的分析，得到具有推廣意義的結論（周

雪光，2003：148）。換言之，一個網絡結構中，具有權力或影響力的行動者，其

在結構對等的分析之下，也會座落在同一個網絡位置，與社會關係網絡內其他的

行動者，有著類似的關連。

由於總額支付委員會是一個以組織的形式所構築的溝通與決策網絡，因此委

員與委員之間打交道是屬於組織內部的問題，很多的約束是無法擺脫的，委員之

間對彼此的行為模式，更有社會認同與角色期待的問題。總的來說，決策行為與

權力的路徑是受到所處的網絡結構所定位，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提供了相關的分析

指標，為誰統治的古老問題提供了更具科學化與可操作性的分析方法與角度，相

關的經驗研究也提供了諸多的分析經驗，深化了研究的可行性。

參、公共行政的分析傳統與社會網絡的關連性

近三十年來，公共行政發展了類似社會網絡的分析途徑，主要在於理解政策

場域與組織管理日益複雜化與去中心化的事實與現象。就實務而言，政策的制訂

與執行皆是在網絡的環境中進行（Kickert, Klijn and Koppenjan, 1997: 6; Meier, 2004）。過去 O’Toole（1993; 1995）應用政策網絡的分析觀點，探討政府部門間

對政策執行管理的戰略，指出政府間的網絡對於政策執行的成敗非常重要，其維

持和動員組織間網絡的能力使得政策可以有效被執行。Meier and O’Toole（2001）研究美國公共教育時發現，技術和政治性的因素，迫使學區的負責人發展、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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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他們周圍重要行動者之間的聯繫，而這些行為者包括自己學校的委員會、

州政府的教育部門、州議會議員、私部門的企業主以及相他相關團體。另外，對

美國一些河川流域的環境治理研究也發現，由各州之間，或聯邦政府和各州之間

建立的組織間網絡，透過協調作用的發揮，在有效實施環境管制與治理方面是卓

有成效的（Alexander, 1998）。許多的研究更證明美國目前的公共服務，是透過

由公部門、私部門及第三部門所構成的組織間網絡來供給（Kettl, 1993）。網絡的

形式儼然成為公共行政一個繼科層、市場的治理機制後，一個新興的治理模式，

政策網絡也成為新的治理形式的代名詞。

無可諱言的，就現實的政策環境而言，相較於過去，多數國家正面臨傳統政

治權力遭受侵蝕的問題。隨著社會朝向多元發展與政府財政上的窘境，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 Khaleghian, 2003; Bardhan and Mookherjee, 2006）的呼聲，導

致政府角色不斷退卻，資源也不斷萎縮。面對民眾的需求日益增高，決策權力日

益分散的發展趨勢，過去由政府內部單一規劃與執行政策的情況，已逐漸轉變為

政府與其他內部或社會團體組織共同合作的「網絡或跨域治理」14

從現實複雜政策環境的發展而言，目前政策規劃、執行或服務輸送的相關議

題，已經不能僅止於討論政府權力的大小，與政策工具的優劣，因為，治理目的

的達成，政府公權力的運作環境，正在被非政府的行動者所穿透，「沒有政府的

模式（network or boundary-spanning governance; Bartel, 2001; Radin, 1996;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Williams, 2002; Goldsmith and Eggers, 2004; Ansell and Gash, 2008; Provan and Kenis, 2008; 陳敦源，2005; 王光旭，2008; 史美強、王光旭，2008）。治理

（governance）一詞興起於九O年代的西方，似乎是自「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以來，又再一次將政府的決策角色與所面臨的發展環境做一重新

的詮釋，也成為 21 世紀公共行政在理論發展與實務應用上所需面對的問題（Keetl, 1999）。治理的定義非常的多元，治理在現今的社會現象中，更是無所不在

（governance, governance everywhere; Hill, 2004），治理的概念也讓公部門意識到

決策理論的發展，必須建立在更為複雜且動態政策環境的基礎上。換言之，對內

而言，政府並非是單一的行動體，而是許多不同層級部門合作協調的綜合體

（Bardach, 1977, 1998; 陳敦源，1998）；對外而言，政府並非公共權威與社會控

制唯一的權力中心，權力的去中心化（power decentred），導致決策的過程成為

許多行動者（agents）或是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互動的過程（Kooiamn, 1993, 2003）。

14 跨域治理與跨域管理（boundary-spanning management）是語意上相似且容易被混用的兩個詞彙，但兩者的意義有程度上的差異。跨域管理大多用於描述政府內部部際（interagency）與府際（intergovernmental）關係的描繪（陳敦源，2005：227-268），是故管理意指以政府執行機關為中心的內部組織間管理。然治理的含義更廣，如上所述，除了政府內部的關係，治理更指涉了政府與民間團體間的互動關係，是以跨域治理相較跨域管理，涵蓋範圍更廣，應用於描繪政策執行的環境，政策參與者更多，也更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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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Rosenau and Czpmciel, 1993; Rhodes, 1996）或是「空洞化的政府」（hollowing out the state；Rhodes, 1994: 138-139），已成為現今決策環境最佳寫照。換言之，政府行動上最大的挑戰，便是思索如何

在與非政府行動者共同分享權力（power-sharing）的同時，致力於克服政策執行

過程中的可能產生的不確定性（Kettl, 1993: 202），但是仍能維護統治的正當性

（legitimacy）與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追求。面對現今多元且複雜的治理

環境，在不同的政策場域中，每一個主管業務的行政部門，或多或少都設立了類

似具有溝通、決策、協作性質的委員會或類似公私合夥的機制（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或是具合議性質的決策單位，吸納不同且具有利害關係代表性的

社會團體進入決策體系，以期能讓決策更具有社會性，資源共享、承擔責任。這

種在科層機制中，揉合了市場機制或是網絡水平參與機制的設計，背負著調和國

家與社會關係的制度化努力，在不同的政策場域中也日益增多。這種協作性的決

策或諮詢委員會，在不同的政策場域，有不同的產業生態與遊戲規則，利益團體

之間或與政府部門間的互動，也或多或少形成了高度制度化的決策環境，藉以協

調利益衝突，降低決策成本，無怪乎現今如何正視與管理「委員會治國」的現象，

已經是公共行政學界無可避免的治理課題（陳敦源、王光旭，2007）。

綜合上述，國家作為眾多行動者中的一員，現今政策決策與執行環境的複雜

性，會導致國家機關能力與政策工具的使用愈漸狹窄，其影響也會明顯的反映在

政策產出的難易與政策執行的成效。在相較於從前更加嚴峻的政策環境中，政府

本身要獨自決定或推動一個政策更屬不易，政策是否能有效產出，以及政策執行

的績效勢必受到多元行動者的影響，如何在政策過程中管理複雜的網絡關係，已

成為政府必須面對的治理課題（Klijn, Koppenjan and Termeer, 1995; Kettl and Milward, 1996; Koppenjan and Klijn, 2004）。全民健保此一政策場域充斥著大大小

小的委員會與公私協力機制，委員會內又充斥著不同的利益代表的關係人，便是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據此，隨著環境日益複雜與多元，研究政府運作內涵的學者，

基於對現今政策現象「重要、複雜且矛盾」關係的關注，似乎開始思考以更具權

變性的角度，討論決策與治理運作本質，也希望讓公共政策學者對於回答權力路

徑的問題，找到更為堅實的基礎，特別是在權力行使的動態過程中，將決策過程

視為是組織間的「執行遊戲」（implementation game；Bardach, 1977）15

上述指涉的權變性觀點，代表之一就是 1980 年代以來所興起的政策網絡理

，或者是

一種政策行動者間權力互賴的關係（power dependency, Rhodes and Marsh, 1992），提供了一個較制度論者「法制形式主義」（legal-formalism; Easton, 1993: 191-194）角度的分析更為動態且完整的圖像。

15 Bardach（1977）這裡所指的”implementation game”，是指各級政府與部會之間的互動遊戲（game），所描繪的是動態的部際與府際互動關係。然本文於此是引用其義，並引伸為非但僅指涉政府內部，還有政府與民間團體的互動都納入「執行遊戲」所描繪的範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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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policy network theory; Klijn, 1997）。其理論發展某種程度上吸納了社會學中

重視政策環境的觀點，但又脫離了結構論決定論的模糊化，對於政策網絡類型學

中假定政策社群（policy community）會形成行動者間的穩定化關係，其共享的

價值規範與溝通系統，能有效降低溝通的成本與促進決策產出，也有決策環境制

度化與政策變遷間因果解釋的意涵存在。因此，在理論的解釋路徑上，便又比理

性決策模型的觀點更具備了結構的意涵，但又不會陷入方法論上過度社會化的危

險，可以將政策網絡中行動者互動所產生的遊戲規則、規範、所分享的價值觀等

納入解釋變項，或者視為是決策中制度環境的一環。從某些歷史制度論者的立場

而言，對於決策過程的分析，一方面要重視政治的憲政制度規則所形塑的決策場

域的合法化性質，也要分析政策網絡中行動者間穩定的資源與資訊交換結構，所

產生的利益中介效果（Rhodes and Marsh, 1992）。但就作者於 2005 年一篇探討政

策網絡理論應用侷限性的文章就曾指出，政策網絡若無法有效結合系統化的分析

工具，紮根於經驗研究，歸納個案研究所累積的測量經驗並持續修正，將容易使

得政策網絡的發展只流於描述性的喻象（metaphor; Downing, 1995; 2001），而無

任何解釋政策產出與變遷的理論能力（王光旭，2005）。

由於現今政府經常透過跨機構的合作來實現政策目標，網絡治理理論的發展

非但有理論的目的，也面臨了現實上的需求，但相關分析技術的發展卻相對的貧

乏（王光旭，2005）。對於政策網絡理論上的應用而言，若從社會網絡的分析角

度，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分析方法，一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政策網絡分析，另一個是

以全體網絡結構為分析焦點的政策網絡分析。以行動者為中心的分析方法，強調

的是行動者與行動者間關係的分析，所描述的關係內涵是取決於關係的模式，從

互動的強度、頻率與對資源的可達性（reachability）著手。整體的政策網絡分析

強調的是行動者在整體網絡結構中所座落的位置，相對位置所體現的中心性與邊

陲性，在在決定了行動者對政策產出影響力的強弱。基於此，網絡行動者在兩種

分析方式的邏輯中也有不同的體現。

為了有效還原政策過程的影響力結構，Marsh（1998: 14）認為政策網絡的分

析應該包含行動者的利益、網絡成員、水平和垂直的互賴關係以及資源等四個分

析構面。從以行動者為中心的網絡分析來看，網絡關係是一種資源依賴（resources dependence）的型態與資源動員（resources mobilization）的過程，行動者的利益

是網絡中行動的驅使力量，對資源的連結與掌握是網絡中權力的來源，擁有相同

利益的行動者會基於擴張資源系統的汲取需要而進行互動，並形成穩定的網絡關

係。Rhodes（1997: 37）在長期研究英國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互動關係時，從 Benson的組織依賴觀中得到靈感，認為政策網絡的分析，是建構在網絡行動者間資源互

賴的情形，因而建構了「權力依賴理論」（theory of power dependence），以作為

政策網絡在探討政策制訂過程中的分析架構。據此，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y）的互動關係，是政策網絡形成與維持的關鍵因素，其實質意義的展現，一方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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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有一個政策進行的過程，但無須建構一個政策權力的主導中心，也因此不需

由層級節制的權威加以協調；另一方面則是在網絡中並沒有任何一個行動者可以

單獨擁有存續所需的所有資源，在政策產出與執行的問題上所展現的理論意義，

便是沒有任何一個行動者可以單方面決定政策產出的結果，或是獨立輸送公共服

務，解決政策問題。就政策網絡的觀點視之，政策的產出乃是諸多行動者間互動

關係產生的結果，重要的是連結行動者間制度性或非制度性的關係，也就是關係

與關係間所建構而成，有別於正式制度的穩固的互動環境，就像是「潛規則」一

樣，為政策過程中，每一個參與的行動者提供了限制與機會。

對於整體網絡的位置觀而言，政策網絡的企圖是為了展現一權變性的權力結

構分析，其貢獻在於指出不同的政策場域中，因行動者互動模式的不一，政策的

產出要將權力的特性放置到行動所形構的脈絡情境（contexture situation）來理

解，由實際參與政策制訂過程所形成的政策網絡，來認定權力結構的特質，才能

真正解析政策制訂與執行過程權力運作機制。這樣的理論定位，其實與社會網絡

強調行動者的行為鑲嵌於所處的社會結構，有異曲同工之妙。政策網絡中的行動

者，其權力關係是被構築在潛規則之上，把行動者看成是關係性的行動系統，對

於權力關係的解讀，主要是基於行動者的認知、網絡中的權力相對位置，以及基

於位置所形塑的網絡資源來達成。也由於如此，對於政策產出的決定性權力，並

非如制度論者認為可以透過制度性的位置來理解，制度所賦予的強制性權力不必

然導致政策的產出，而是在相互依賴的過程中展現其動態的權力關係。

綜合行動觀與位置觀兩者的分析概念，若要更細緻的觀察政策網絡如何分析

政策網絡中的行動者，資源依賴作為網絡分析的核心概念，提供了一個思考的基

準。每個行動者在政策場域中，都有特定的位置，資源依賴是意圖將組織的互動

模式描繪成一圖像，並運用頻率、中心化程度、密度等概念來說明其關係。資源

依賴的出現是基於網絡中的結構關係呈現權力不對稱（power asymmetric）的型

態：有些行動者掌握了其他行動者所欠缺的資源或優勢條件，便容易在政策網絡

中佔據較重要的位置。換言之，組織本身所掌握的資源會決定組織在網絡中的地

位。在這樣的基礎上，行動者透過對資源的控制和掌握，及協議過程的主控，便

能維持或提升其在網絡中的勢力範圍及地位，相對而言，這種權力不平衡的關

係，有可能形成兩者之間的資源依賴，也有可能形成一方勢力的延展（Laumann and Knoke, 1987）。

也由於如此，在政策網絡的理解中，政策否決者 16

16 政策的否決者意指哪些團體（行動者）能否在民主過程中得到自己想要的。Tsebelis（2002：2）根據憲政的架構，將否決者區分為制度性的政策否決者與黨派的否決者，在操作上的意義是指涉在制度場域內所認定對政策產出有影響力的行動者，都是政策否決者。

並非是決定於正式制度所

賦予的制度性位置，而是在非正式的網絡關係中所決定，特別是對於行動者網絡

位置的觀察。居於網絡中心的，相對而言其他行動者對其依賴的程度高，所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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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也愈緊密，對於網絡的影響力就愈大，對於政策產出就愈具有否決的權

力。換言之，在一個政策網絡關係結構中，組織間為了決策產出有利於己而彼此

牽動且相互依賴，掌握較多資源的行動者，勢必位於整個網絡架構中的核心位

置；相對而言，資源少的組織或行動者必然會被邊緣化甚或排除在網絡之外。也

由於如此，在政策網絡的思考邏輯中，並非是在網絡內的行動者都是政策的否決

者，而是取決於其位置所賦予的權力大小。從最前顯而易見的政策網絡分類學來

檢視，否決權的高低似乎就代表了政策社群和議題網絡（issue network）17

總的來說，本研究所要討論的總額支付委員會，便是屬於一種邊界清楚，結

構完整的政策社群網絡互動結構。政策網絡在過去其實為決策的產出與執行，提

出了不少對現實的權力圖像描繪的洞見，但其相關的分析概念，因為缺乏科學化

的分析技術與理論的解釋張力，長久以來一直遭到太過喻象化的批評（Dowding, 1995; 2001; Pappi and Henning, 1998），也引發了諸多的辯論（Dowding, 1995; 2001; Daugbjerg and Marsh, 1998; Marsh, 1998; Marsh and Smith, 2000, 2001; Evans, 2001; Rabb, 2001; Toke and Marsh, 2003; 王光旭，2005），失卻作為一個理論應有

的精準度。也由於網絡的概念企圖以更彈性化的角度，來包納所有的公共行政部

門可能有的決策與管理行為，導致了一個什麼都包含，但卻什麼都無法解釋的問

題，也某種程度上壓制了掌握制度性權力的國家機器，在公共管理與政策過程的

角色（王光旭，2005）。因此，對於政策網絡研究的改進，就必須從理論或分析

的技術上著手，其中最常被提及的改善方式有二，一是結合理性選擇理論，將政

策網絡的結構視為是依變項（Dowding, 1995: 145），因為形式理論中討價還價與

博奕論的觀點有助於理解政策網絡的本質。但在大部分政策研究的議題中，我們

所關注的並非是政策網絡如何形成，我們關注的是網絡的關係結構如何影響決策

的產出與執行的結果。另一種方式，則是透過結合社會網絡分析方法（John, 2004; 王光旭，2005），讓政策網絡的分析更加形式化、科學化。雖然無論是政策網絡

的贊成者或是批評者，都不滿社會網絡的分析技術所能帶來的解釋效益，

兩者

間，涉入行動者的影響力差異。

18

17 所謂政策社群是指內聚力高，參與者數目有限，進入門檻較高的政策網絡，而議題網絡相較於政策社群，內聚力低、參與者廣、也沒有什麼進入門檻（Marsh and Rhodes, 1992: 251）。更詳細的定義與比較請參閱 Marsh and Rhodes，《政策社群與議題網絡：超越在英國政府的政策網絡》（Policy Communities and Issue Network: Beyond Policy Networks in British Government, 1992）一書。

但這

些批評並不公平（John, 2004）。無可否認的是，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提供了理

解網絡關係形式與內涵更具科學化與系統化的測量指標，研究者非但要小心的界

定網絡的邊界，定義每一個可能的行動者，並隨時注意不同時間點網絡結構的變

化。更重要的是，一個小型社會網絡分析的研究成果，都需要投注時間精力，花

費巨大的努力，並建立在長期知識與經驗資料累積的基礎之上。

18 相關的批評有：Rhodes（1990: 295）認為，政策網絡的概念和理論性的研究正在不斷的增長，而社會網絡分析也僅是傾向於只關注和描述對行動者關係模式的測量。反對政策網絡的 Dowding（1995: 158）認為，社會網絡分析無法從結構的角度，對一特定的政策網絡進行因果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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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現今已有少數的公共行政或政策學者，開始投入以社會網絡的分析技

術，來作為研究政策網絡及公共管理網絡的研究工具與途徑。社會網絡的基本假

定認為，穩定化的網絡關係可以提供信息，減少互動成本，約束投機行為，增加

集體行動一致性的可能性，恰與政策網絡中，以政策社群為互動類型的決策模式

相似。其中《理論政治雜誌》（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此一期刊在 1998年以建立政策網絡模型為主題，收錄了許多的理論與經驗研究論文。其中包含了

探討政策網絡的形成（König and Bräuninger, 1998），如何模型化政策網絡的分析

（König, 1998），還有以強連帶的觀點來輔以社會計量的方法研究美國的健保政

治（Carpenter, Esterling and Lazer, 1998）。此外，尚有將政策網絡的分析結合圖

論的努力，比如說：政策網絡的分析用電腦軟體的視覺化效果（Brandes et al., 1999a; Brandes, Kenis and Wagner, 1999b），將權力與政策極大化的計量方法應用

於阿姆斯特丹的決策過程（Stokamn and Berveling, 1998）。此外，更有用電腦系

統模擬權力和政策偏好對網絡結構和決策輸出的影響（Stokman and Zegelink, 1996，轉引自 Scott, 2004）。這些努力預示著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作為強化政策網

絡研究的生機。回到本研究的經驗個案，本研究也是一種企圖使用社會網絡分析

方法，研究政策網絡的努力之一。

第四節 行為層次：決策行為反映結構限制

本研究的立場認為，決策的過程是一種社會化的過程，決策行為必然受到制

度與網絡雙重結構的影響，決策的行為也應該反映出制度與網絡本身的特質，特

別是社會網絡中對於決策行為的限制與決策影響力的定位。在社會網絡的分析概

念中，並不排斥行動者是基於理性而行動，畢竟行動者有其思考能力，對結構限

制的認知也不盡然相同。對於理性的解釋，最貼切的一句形容詞彙，便是「人在

江湖，身不由己」，為何會身不由己，便是來自於「江湖」給行動者的限制。如

何去理解江湖，便幫助我們如何去理解行動者為何身不由己。就行為層次的分析

環節而言，以理性為基礎的觀點是不去關心為何行動者會身不由己的，相對而

言，其對身不由己的理解在於行動者本身衡量情勢的利益最大化選擇。然而，個

人的效用並非孤立於社會，而是隨時取決於他人影響而修正其效用函數。

從制度論的角度來說，制度環境對於組織或個人行為最大的影響，就是透過

一種合法性的權威機制，展現一種權威關係的制度性力量。制度理論所強調的合

法性，不僅僅是一種法律制度的作用，還包括文化制度、觀念制度、社會期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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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所構築而成的制度環境所形成的約束力量，規範著行動者的行為。據此，國

家的法律制度可以看做是具有合法化基礎的制度環境，一個穩定化的網絡關係也

可以看成是具有合法化基礎的制度環境。若更具體的以政治性的角度來解釋，制

度本身透過影響行動者間資源配置或激勵的方式來影響人的行為，因此與結構論

者不同的地方是，這種影響並非是決定性的，而是概率上的意涵，DiMaggio 與

Powell（1991）因此提出了趨同性的概念。但為何會有趨同性，則是因為制度化

的環境使得行動者本身有行動的準則可以遵循，這種行動的準則會透過競爭、模

仿或社會規範的機制，為了取得生存的合法性，導致行為上愈來愈類似。由此我

們可以思考，一個總額支付制度委員會的委員，在總額支付制度的制度環境中，

應該要如何做，才能增加決策過程的影響力？讓自己的行為更符合社會規範？具

有合法性的優勢？並符合自己本身的利益？

若從網絡的觀點而言，由於網絡的結構觀是依據個體與其他個體的關係來認

識個體在社會中的位置，強調的是行動者本身的鑲嵌性，及行動者為何不做決策

的問題（Granovtter, 1992: 30），因此對於行動者行為特質的理解，便要從理解網

絡的關係結構開始。不同的關係網絡對於行動者的約束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政策

網絡中，相同的行動者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目標、行為、地位與影響力。若以此延

伸，政策網絡中對於行動者是否具有權力的意義，主要是觀察其與其他行動者之

間關係連帶的數量及連結內涵，以及可汲取資源的多寡，而非其本身的條件資

質，或本身掌握多少的議價籌碼。據此，社會網絡對於決策行為的解釋，是社會

性的理性，是透過行動者本身所鑲嵌的結構來理解，不同的網絡位置會有不同的

權力關係，能夠動員的資源與取得的信息也不同，便會有不同的決策行為，也較

為貼近現實。一個穩定化的社會網絡有其封閉性，會拉高參與網絡的門檻。除了

會將特定的行動者排除在網絡之外，也會運用否決權將特定的議題觀點排除在網

絡的認知架構之外，並形成一主流性的網絡文化與政策議題（Schaap and van Twist, 1997: 65）。

從過去探討政治活動與經濟活動的相關文獻中，決策菁英間資訊交換與資源

交換的關係，往往是立基於信任關係的基礎（熊瑞梅，1995b：10）。因此，經濟

或政治的行動者，都會傾向與有信任關係的行動者互動，減少可能的道德危機或

逆向選擇行為。換言之，無論是經濟行動或是政治行動，都是鑲嵌於社會結構之

中，決策的理性就會受到穩定化的社會關係所牽引，畢竟是「朋友」或是「自己

人」，總是比一個未曾謀面的人，知道彼此更多的訊息與行為模式，也減少了彼

此猜忌的成本。制度的安排或道德的規範，或許可以形塑出信任的文化或價值

觀，但讓信任關係可以不斷的重複再製，形成彼此行動的規範，反而是要透過穩

定化的社會關係為載體。據此，當立基於穩定的社會關係所產生的信任關係，可

以提供較好的維繫經濟或政治秩序的功能時，若採取一個較為功利性的觀點來解

釋（Burt, 1992; Lin, 2001），行動者會繼續從既有的社會經驗與關係中，去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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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其行動意義的信任網絡關係。

本研究對於行為者特質的立場，偏向結構論的觀點，社會學者認為人類的行

為都是社會性的結構所賦予其行動的意義，對於社會模式的理解，必須透過價

值、規範、文化、階級結構或政治制度方能理解。除了制度之外，還將人與人、

組織與組織間的關係連帶（tie）看成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結構，其探討的主題

為行動者間關係的連結對行為的影響，並非是行動者本身的特質或屬性。行動者

本身的特質或屬性，在結構中僅被視為是一種資源（Lin, 2001），行動者在網絡

結構中的行動，並不視為是一種個人理性的延伸與交換，而是為了顧及整體利

益，在與個人利益衝突時所做的妥協，或是為了維持良好的關係，必須表現出其

他成員所期望的言行舉止，而較無法以自我的意志行動（Kilduff and Tsai, 2003）。引伸到政策網絡的分析邏輯，其認為政策網絡中的主體並非是原子化（atomized）的行動個體，行動者間存在有複雜關係，從而構成了特殊的政策網絡，任何行動

者間的關係連帶，皆會對其他行動者的行為發生影響。

因此，對於行動與參與者特質的理解，我們必須充分的討論制度與網絡的結

構對行動者特質的可能影響，也就是說，行動者應該展現什麼樣的特質，才能符

合制度的合法性與其他行動者對其行為的期待？可以提高在此一社會結構中的

社會認同，而具有行動合法性的優勢？放置到本研究的經驗個案來思考，總額支

付委員會的委員們，從制度層面來說，可能某種程度上都被要求要具有健保知識

專業性，因此要常常做功課、對決策討論的參與要積極，要為自己所代表的利益

團體發聲、委員的地域與身份要有代表性等等，行為與個人特質上愈接近上述的

行為，就會愈具備合法性的條件。而從社會網絡的觀點來說，由於網絡是一種長

期互動的穩定結構，行動者在決策網絡內與他人的互動關係，以及參與的年資便

會成為影響決策能力的個人特質，也會影響參與的積極性。當然，雖然制度與網

絡的結構某種程度上，界定了既得利益者的權力與可供使用的影響路徑，然居於

弱勢的行動者也有透過集體行動來改變遊戲規則的機會，這方面的論述主要是為

了解釋新的制度論與網絡理論都已經擺脫了命定論的束縛，但由於超出本研究經

驗討論的範圍，本研究並不考慮這些因素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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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社會網絡對決策的解釋策略

回歸到本研究理論的核心，社會網絡的觀點究竟可以為決策研究有什麼樣的

幫助？其方法論上的優勢可以利用 Coleman（1990: 6-9）分析 Max Weber《新教

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一書所使用

的架構，來解釋本研究的思路與因果關係。Coleman 認為，Weber 在以新教的倫

理解釋資本主義的興起時，由於缺乏了方法論上微觀的基礎，因此 Weber 在因果

關係上並沒有提出令人滿意的解釋，畢竟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興起之間，可能

是歷史偶然的結果，而非一個社會科學通則的規律。因此在方法上，本研究的企

圖是朝向決策機制「總體-個體連結」（micro-macro link; Alexander, et. al 1987）的

方向發展，最主要是想要用社會網絡的觀點在宏觀的社會結構、微觀的決策行為

與宏觀產出的結構之間建立一座橋，而一個決策機制，在本研究的定義中則包含

了此一三階段的決策環境、行為、活動與產出。如圖 2-2 所示，每一個箭頭的起

點與終點可看做是一組因果關係，若將制度環境的變項看做是給定的因素，其中

社會網絡關係的結構會影響行動者的偏好，而行動者的偏好會進而影響行動者所

會採用的策略，採用的策略透過政治性的過程，就會影響集體的政策產出與變遷。

圖 2-2、政策過程的解釋路徑

圖表來源：修改自 Coleman（1990: 8）

以理性為基礎的決策模型主要在考量路徑三的問題，就是個體的理性如何做

出令人滿意的決策，這樣的解釋邏輯，忽略了決策所處的制度環境或社會結構對

決策行為可能造成的影響，完全僅僅思考個體理性層次的分析因素，也不關注行

動者的理性與策略從何而來，也就是Granovetter所批評的低度社會化的解釋模

政策產出與變遷

1

2

3

議題偏好 行動策略

系統層次

個人層次

社會網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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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但以結構論者的觀點來解釋，又會出現如Coleman批評Weber以新教倫理此

一宏觀現象，來討論與建立資本主義發展的因果關係，也就是上述的虛線路徑，

忽視了新教倫理仍是要透過人在生活中的實踐，才能對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影

響，而其忽略了個體在新教倫理下的行動策略與角色，導致了Granovetter所言過

度社會化的風險。然而以社會網絡的觀點解釋決策過程，基本上就會形成一種三

階段式的解釋步驟，第一、社會網絡的結構，如何影響決策過程中行動者的偏好、

資源與特質（網絡規範的力量）？第二、行動者具備此政策偏好後，又如何影響

其行動策略，換言之，此一階段在探討行動者的想法如何轉化為行動的層次（微

觀基礎）？第三、行動者間的行動策略，又如何集體造成政策的變遷或產出？（決

策行為影響決策產出與績效）。19

在此，作者將社會網絡的分析對本研究的啟示與優勢，藉由這個三階段式的

解釋路徑做一更清楚的整理，這種三階段式的因果邏輯，基本上就是從社會學的

觀點來思考一個決策機制內活動與運作的可能性。首先、社會網絡基本思路就是

從行動者所處的社會結構來討論問題，從社會結構或網絡結構的角度出發，研究

社會行為，是社會學最為原初的思想之一。例如：社會網絡理論提出，具有同樣

結構地位的人，其行為模式應該相同，便是非常精鍊與可操作性的命題。況且同

樣條件的人，但在職場上的際遇卻大大的不同，也可以從關係網絡的角度解析人

脈的經營，對於相同條件的人求職所造成的影響來解釋。第二、社會網絡理論為

解釋個體的行為，提供了微觀的基礎，這個微觀基礎，與經濟學理性極大化的基

礎不同。經濟學關心的是在一組前提假定之下，行動者應該如何去自身追求利益

的極大化，關心的是人的行為模式所造成的集體效果。而從社會網絡的觀點，一

個人之所以反映出特殊的行為模式，是因為人們所處的網絡結構的關係模式，以

及在關係網絡中的位置與角色，使得行為受到社會結構的期待與限制。由於不同

的關係網絡有著不同的結構形式，因此同樣的行動者在不同的關係網絡中，會有

不同的影響力與角色定位。因此，社會網絡的結構相較於其他理論學派，更具權

變與真實性，也更據解釋因果關係的張力。第三、社會網絡許多的概念，提供了

操作性很強的工具與統一的測量標準。其透過這些系統化與科學化的分析工具，

可以對所謂的社會結構，提供一個更準確的描述、測量與分析。

據此，本研究的主標題：決策的鑲嵌性及其影響，基本上就是企圖用社會網

絡的分析工具，以更系統化的方式來解析決策三階段的主要議題，藉以驗證支付

委員會的決策過程是鑲嵌在社會網絡的結構。這三階段的問題，也同樣可以連結

19 其實 Marsh, Smith 等政策網絡學者在面對理性選擇論者的批評時，曾經做過整合個體分析層次概念的努力，其提出「辯證途徑」（dialectical approach），企圖透過對「結構與個人」、「結構與環境」、「網絡和政策結果」之間三階段的辯證關係，解決結構和行動變項間的問題（Marsh & Smith, 2000: 9-10）。然這樣的分析架構並未獲得太多的迴響，也被理論選擇論者 Dowding, Raab 等學者視為對變項與變項間的因果觀念更加模糊，混亂且一無是處的分析架構（Dowding, 2001: 90-92；Raab, 2001: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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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問題：

命題一：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會影響行動者在支委會中的決策行為。 命題二：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會影響行動者決策的影響力。 命題三：在社會網絡關係結構下的決策行為與決策影響力彼此之間相互影響。 命題四：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與行動者的決策行為和決策影響力，會影響到政

策產出的良窳。

圖 2-3、以社會網絡為影響因素的決策模型

圖表來源：修改自 Coleman（1990: 8）

若我們進一步從系統功能的觀點來看上述的決策模型，基本上集體決策產出

的結果，還可以視為對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有反餽的效果，也就是集體決策產出

的結果會改變政策系統中資源配置的方式，也會改變原本政策系統中行動者間的

關係模式。回歸上述的決策模型，本研究的目的，並非是要如此細緻的進行三階

段式的決策產出分析，因為在理論或經驗分析上，或許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間

有相互影響的關連性，然而我們很難去界定，行動者的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那

個是因那個是果，兩者之間都有可能是互為因果的關係。因此在本研究中，作者

僅是將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作為解釋決策行為、影響力與集體決策產出一個重

要的自變項，並分析上述三個決策理論的命題。僅有在探討集體決策的產出的影

響因素，再納入制度與個人特質的變項進入模型進行分析。

行動者間社

會網絡的關

係結構

決策行為 決策影響力

集體決策 產出

系統層次 個人層次 系統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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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本章小結：以「關係」為基礎的決策研究

著名的日裔美籍學者 Fukuyama（1995）認為，理性可以解釋百分之八十以

上的人類行為，這句話或許不假。無可否認，任何的決策都需要經過腦袋的計算

與思考，才會反映在人的行為上。但人類腦袋中的效用函數，並非憑空而來，更

也是反映了結構與環境的限制，不然怎麼算也無法說個準，所以理性的展現，其

實也是一種結構限制下的有限的理性範圍。套句很通俗的話來說：人在江湖，身

不由己。現實生活中，小至家庭生活中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大至選舉投票，很多

的決策行為的確是身不由己，無怪乎如「含淚投票」這種委曲求全的名詞，大家

都可以朗朗上口，變成一種流行用法。他不真實嗎？他很真實，而且反映了大部

分的投票現象與決策行為，就如同許多人在投票後，常常有那種「雖不滿意，但

可接受」的自我阿 Q 精神勝利法。一個理性的決策何苦需要這種阿 Q 式的自我

安慰？這種無論是有自覺或是無自覺的「社會認同」，無時無刻的在影響著人們

的決策行為，任何人在慕然回首時，是否都有被無形的「人情世故」壓得喘不過

氣的喟嘆？本研究所要關注的重點，就是這種明明在生活中俯拾即是，但卻又被

當前的決策理論所忽略的社會現象。

在討論決策過程的議題，最普遍的問題不是這個決策理不理性，而是誰統治

的問題。任何的決策過程，都有其政治性格，決策的過程斷然不可能僅僅是技術

官僚一個理性的紙上談兵。然目前以理性概念為基礎的決策模型，基本上都是立

基於排除決策可能面對的政治過程，技術性的來討論如何制訂一個兼具效率與效

能的政策。然決策行為本身就是一種社會行為，自然就鑲嵌在其所處的社會結構

與制度環境，人與人間的關係與互動，有時是構築決策政治過程最基本，也是最

重要的要素之一，因此決策的政治學或許相較於經濟學來說，決定了決策過程的

直接成本，或是效率，更可能直接影響到政策產出與執行的成敗（Peters and Van Nispen, 1998）。然環顧至今，政策科學界沒有任何一個決策模型，真正的考慮到

社會關係的變項。穩定的網絡關係本身就是有效的制度供給，由於穩定網絡機制

的制度效果是長期累積的成果，信任關係與社會資本的積累，非但促成個別行動

者積極建構關係網絡的正面效應，對於網絡中相互依賴的深度與廣度愈高，網絡

對於集體的懲處能力也愈強（sanctioning power），愈使個別行動者無法離開網絡

關係的限制，做出絕對有利於己的決策。據此，若從社會關係網絡的觀點檢視決

策行為，其認為穩定網絡關係的存在，會使行動者間對正式或非正式的規範自發

性的遵守，解決決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不穩定性，達成集體行動的可能。而社會

網絡的影響，會反映在行動者本身的決策影響力的高低，也會影響行動者的決策

行為，更有可能影響集體決策產出的結果。

本研究一直在強調決策的過程是鑲嵌在制度與網絡雙重的制度環境中，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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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長期以來作者的理論立場。但這樣的思考邏輯會面對一個理論上的問題，究竟

制度層次的合法化機制，組織層次的網絡關係結構與個體行動的層次間，究竟存

在著什麼樣的關係，而彼此間又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又如何分別去測量他們彼此

間對於決策行為的影響。就現實的角度來說，一個決策的場域絕對不僅只一個單

獨的機制，不同層次的機制必然有共存或矛盾的關係，其相對作用也會因為具體

對象的不同而不同，並誘發特定的行為模式。就拿本研究的分析個案，牙醫與中

醫的總額支付委員會來說，其決策網絡的產生，是因為有全民健保法以及總額支

付制度的存在與運行，因此總額支付委員會的組成與成員的特質，必然受到正式

制度環境的影響，其社會關係網絡的結構，以及委員的代表性、個人特質和行為

模式，也必然反映了制度合法化機制的限制，畢竟在制度環境下建立此一委員

會，並不是為了要增加決策與溝通的成本，而是要讓總額支付的執行機制運作的

更順暢。據此，總額支付制度的制度環境，會對委員會的委員間穩定化的社會互

動模式造成影響。

但這種影響是什麼呢？不同機制之間的對於行為的相互影響模式，絕對不僅

僅是單向如此簡單，不同制度層次之間的相互影響，更會影響到整體機制運作的

效率與效能。從制度論者的解釋邏輯來說，其因果關係是建立在合法化的規範對

人類行為的約束能力，這種因果邏輯看不到人的理論位置；從社會網絡的角度觀

之，網絡關係的強弱，重複性，會影響人們不同的行為模式，網絡的位置與結構

的不同，會導致不同的內化過程，從而使得人們在不同的情境下，產生不同的行

為模式。因此，不同的關係網絡，與不同的結構位置，可以導引出不同的行為模

式。這個背後的影響機制可能是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社會化過程，也可能是一種

功利性的考量使然。很明顯的，制度論者關注的是人類行為的趨同性現象，社會

網絡看到的現象，反而是行動者間行為模式的差異性問題。這兩個同時存在的機

制，無論在理論上，或是在實務上，都存在這如何解答兩者間可能相互加乘或相

互削弱的問題，以及對行動者行為模式的影響。

過去社會學的相關研究中，研究設計上很少去區別制度與網絡兩種不同的機

制間，是屬於什麼樣的互動關係，自然也沒有細緻的去討論可能產生的效果。但

機制間的關係，事實上會對不同的行為客體引發出不同的作用力，這樣的關係可

以大致上區別為以下三種（周雪光，2003：151-152）：一、共存平行的關係：各

種機制同時存在，同時發生作用，但不相互影響，這就好比市場上的公司一般來

說會考慮與其他組織的網絡關係所帶來的成本，但同時也會考慮採取什麼樣的組

織結構來取得合法性，增加競爭力；二、共存互補關係：兩種不同機制的關係是

相互加強的，也就是說，合法化機制的運作，主要在於加強社會關係網絡，因為

制度的存在可以穩定化網絡關係的遊戲規則，或是透過加強社會關係網絡，來促

進合法化機制的運作，因為許多制度的影響是通過社會關係網絡來傳播，綿密的

網絡關係有助於加速制度同型化的效果；三、相互競爭，相互替代的關係：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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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到 A 制度在運作的時候，B 制度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最明顯的例子，就

是一個組織中，情感與友誼依賴關係形成的小團體所構築的非正式組織，其運作

若非常的頻繁且產生不良的影響，就會容易降低正式組織運作的效率。

據此，我們應該可以初步的定位健保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制度環境，以及委員

們所形成的穩定化的網絡關係，基本上不是一種矛盾的關係，而是一種共存互補

關係。透過國家力量的強化，總額支付委員會存在的目的與性質，以及委員的身

份與代表性的選擇，也毫無疑問的被制度的目的所強化，而委員會的存在以及其

穩定化的互動所形成的社會關係網絡，也是為了要使總額支付制度的運作，能夠

透過此一平台而更順暢，並藉此強化總額控制的效果。即使醫事團體的利益與國

家的利益不見得相同，可能會造成非正式的網絡關係與正式制度的衝突，但決策

與溝通的本質本身就是一種妥協，在總額支付制度的制度環境下，無論是醫界或

是政府在行動上，必然都不會形成破局的局面，讓總額支付制度無法有效的運

作，雙方互蒙其害。但本研究在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上，並不處理制度與網絡兩

機制間彼此加乘的效果問題，制度也僅僅在測量集體決策產出的因素中，被當成

是可能具有影響的自變項之一。因此分析架構僅僅平行處理各種不同的機制對於

決策行為和績效的影響。這並不影響本研究對研究問題的分析與討論，只是想藉

此提醒可能有這方面的研究限制。20

回到本章最初的源頭，作者在探討理性與權力的概念在決策過程解釋模型中

的地位時，曾經提到 Simon 有限理性的觀點，或許可以和本研究所談的以社會

網絡的觀點來解釋權力的路徑，產生某種交集。其實 Simon（1997）在《行政行

為》一書當中，討論的決策是行政組織內的決策行為，從組織層次而言，組織內

分工與權力分配的形式，以及人群間的關係所形成組織的遊戲規則，不但會成為

引導組織內權力行使的力量，也進而會影響決策的行為。因此，Simon（1997）認為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在機關內純粹的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行動，這當中有制度

化的邏輯，也有網絡化的邏輯。任何的決策，所需根據的許多前提條件，都是由

機關內不同的部門所提供，組織內科層化的關係模式，也會定義權力行使的基本

路徑。就本研究的理論立場而言，其實跟 Simon 所述的相去不遠，但 Simon 以

心理學為思考的出發點，並沒有把組織的正式與非正式制度的因素，納入決策的

分析模型之中，也沒有提及到權力的關係對決策行為的影響，而是將其作為一種

先驗而不證自明的假定，來討論以有限理性為立論基礎的滿意決策模型。

20 這邊還有一個可能的問題需要提醒，制度與網絡關係的互補效果，有時並非是正面的，事實上，制度與關係網絡可能會產生負的互補效果，導致關係網絡中的行動者視制度成為合法化其利益的平台，也就是關係網絡的行動者對制度的合法化機制，達成了負面的共識。例如：台灣的都市計畫委員會的運作，就很容易產生有利益關係的委員，在都市計畫委員會會中，透過都市計畫法的程序，來漂白其土地利益，而都市計畫法的運作，又保障了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存在，與其權力行使的合法性。至於健保總額支付委員會，甚至有總額分配權的費用協定委員會，是否是醫界團體用來透過健保法合法化其利益的平台，並非是本研究想解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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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從結構的觀點而言，有限理性的假定正是展現了制度與網絡雙重結

構的影響，有限的理性範圍是結構性的結果，也被所處的關係網絡所定義。決策

的產出來自於理性的決策行為是無可厚非的，但現實生活中的決策產出，其實反

映了結構性的限制，而權力的影響路徑以及有限理性的展現，毫無疑問的也是在

制度與網絡的限制下落實與實踐。以上的討論構成了本研究的思考研究問題與方

向的核心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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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方法

本章根據上述理論的鋪陳，首先介紹本研究的個案背景，繼之再界定本研究

的分析概念，並建構適宜本研究個案分析的研究架構，提出相關的待驗假設。繼

之提出本研究的資料蒐集方法與資料分析方法，最後再根據這些資料蒐集與分析

方的法，與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做一更清楚的連結。

第一節 研究個案背景與特質

壹、總額支付制度背景與概述

健保總額支付制度是一種以預先協商的方式訂定未來醫療服務總支出的預

算制度，其目的主要是對財務容易失控的社會保險進行成本控制（費協會，

2005）。台灣的總額支付制度就行政執行面觀之，其運作的核心除了政府的行政

部門以外（健保局），主要是由衛生署層級的費用協定委員會、健保局層級的全

民健康保險總額支付委員會、以及健保局各區分局的共管會議、還有各個醫事團

體內部的全聯會所籌組的執行委員會為其運作的平台。總的來說，這四個不同的

平台所呈現的是一種標準的「跨部門協力」（multisector collaberation）或「公私

協力」（public private collaboration）的運作機制。據此，對於健保總額制度的決

策與執行績效，取決於這個協力模式運作的良窳。近年來人民團體蓬勃發展，參

與政策之意願及能力均較過去提高，而各人民團體間規模、屬性差異甚大，或有

會員重疊，政策利害關係人難以認定與參與代表性的質疑，造成各個不同類別的

總額支付委員會對委員會的組成、運作模式、以及醫療費用支出的控制能力皆有

所不同。

全民健康保險開辦至今已逾十年，自第四年起（1998 年 3 月），即產生收入

不敷醫療費用支出的現象（羅紀琼，2000；鄭文輝，2002）。因此 1998 年起，健

保局便積極改革原本收支面的制度設計，以期平衡收支。在收入面，受限於民主

政治的生態與民眾意識的抬頭，因此健保保費收入增加有限，調高不易。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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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健保雙漲所造成的政治風波：原本健保法賦予健保局有

五年精算並在有限的範圍內調高費率的權力，但由於政治力的介入，導致健保雙

漲的過程並不順利，也因此在收入面要平衡健保收支的努力，往往受到政治力的

制肘；然在支出面上，則可透過將醫療費用的支出控制在合理的範圍比例內來達

成對成本的控制。因此，總額預算支付制度的實施，在很多的國家都被視為解決

全民健康保險財務收支的仙丹妙藥。21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4 條規定，總額支付制度得分階段實施，實施日期

由主管機關訂之，因此在制度設計上，健保總額支付制度是必然的運作路徑。過

去論量計酬的支付制度，並無法有效的回應健保財務日益擴增的缺口。為了因應

健保財務的危機，於 1988 年率先將同質性高，且 92%由開業醫師提供服務的牙

科進行試辦總額支付制度。因成效良好，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制度隨後於 2000 年

7 月開始實施，並逐漸於 2001 年 7 月及 2002 年 7 月擴展到西醫基層與西醫醫院。

據此，總額支付制度的實施情形目前分為五大部門：牙醫門診總額、中醫門診總

額、西醫基層總額、醫院總額及透析總額，期望透過同儕制約，可減少醫療提供

者以量取勝的誘因，並期合理抑制醫療費用及平衡區域間醫療資源（施桂雲，

2001：10；呂清元，2002：9）。

由於健保總額支付制度的實施，其相應的管理機制與運作流程便倏然而立，

至今運作也愈見成熟穩定。目前整體的運作流程有以下幾個步驟（如表一）：

21 在論量計酬下，對於醫事服務的提供者比較缺乏成本節制的誘因，常藉多次就醫或分次住院等策略，提高收入，致使醫療費用支出節節高漲，醫療資源配置也受到扭曲。實施總額支付制度則為加強整體醫療費用的控制，促使醫療資源合理運用之目的，透過協商機制，利於解決資源有限的基本問題，消弭付費者與醫事服務提供者之間的利益衝突，並可透過醫療費用總額預算的重新分配，解決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促使付費者與共同分擔健康保險的財務風險（費協會，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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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年度總額預算運作流程 時間 步驟流程 運作面向 運作部門 4-6 月 一、 研擬年度計畫與預算草案：請醫界與健保局依據衛

生署政策目標，如：93 年與 94 年依據後 SARS 台

灣重建計畫，提出其年度健康照護計畫與預算草

案。

規劃 健保局、醫

界

7 月 二、 評核：

（一） 費協會召開總額品質與績效評核會，請專家學者

評核各部門總額實施績效，如：民眾權益之確

保、可近性及醫療品質滿意度、專業品質指標、

專案計畫執行狀況、醫療效率與醫療品質改善、

費用控制等。 （二） 評核結果，優等以上者，在協商預算時會予以獎

勵，以提供醫界改善醫療品質之誘因。

績效評估 費協會

8-9 月 三、 總額預算協商：在衛生署交議「行政院核定之年度

每年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範圍」案後，於該範圍內進

行年度預算協商。

（一） 協定牙醫、中醫、西醫基層與醫院等各部門總額

每人醫療給付費用成長率，內容包括各項協商計

畫預算、計畫目標及監控方式。 （二） 年度整體總額，報署核定後公告。

協商 經建會、費

協會、衛生

署

10-12 月 四、 計畫實施與監控：

（一） 總額協定後，各部門應就協商項目，研擬具體執

行計畫與監控方案，完成相關法定程序及送費協

會備查。 （二） 費協會追蹤各計畫實施與監控情形，於必要時進

行檢討與修正，計畫實施結果列為未來總額參考

之依據。 （三） 健保局於費協會完成協定總額後，根據協商結果

與各部門總額受託單位簽約，以執行總額支付制

度。 （四） 籌組總額支付委員會，負責研擬有關之執行辦

法，及督導總額支付制度之實際運作。 （五） 總額受託單位籌組所屬專業團體組織，負責執行

面規劃事宜，並於各分區設分會，負責各區實際

醫療行政事項及專業審查等作業。

執行 健保局、總

額支付委員

會、總額受

託單位

資料來源：整理自費協會(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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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的制度設計中，支付制度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因為支付制度能創造

經濟誘因，影響醫療提供者的執業行為，尤有甚者，更能影響整體醫療體系的生

態發展。若就總額預算支付制度的執行面觀之，與其有關的相關委員會，最重要

的除了負責預算分配協定的費用協定委員會之外，就屬在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

簡稱健保局）內部的全民健康保險總額支付委員會，與負責專業審查與自主管理

的執行委員會最為重要。依據健保法第三條規定，費協會的主要任務包括：一、

在行政院核定的醫療給付總額範圍之內，協定全民健保的醫療給付費用總額及分

配方式；二、協定各地區門診及住院費用之分配比例；三、協定醫師、中醫師、

牙醫師開立之門診診療服務，藥事人員藥事服務及藥品費用等之分配比例及醫藥

分帳制度；四、協定門診藥品費用超出預先設定之藥品費用總額時，其超出費用

應自當季之門診醫療給付費用總額中扣除一定之比例；五、其他經主管機關交議

之醫療費用審議事項。而就目前健保支付制度而言，健保局是唯一的法定保險

人，也是唯一的醫療服務購買者，也是因為如此，健保局對於醫事服務團體的賣

方具有極大的議價權力，也因此健保支出面的控制相較於收入面的改革較為容

易。但費協會的成立，便是要促進社會團體對於健保事務的參與，讓買賣雙方自

行去協商出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除了協商之外，另一個會影響總額支付制度運作績效的環節，就是執行的部

分，其中隸屬於健保局底下的支付委員會則是此一運作環節的重點平台。支付委

員會由健保局從由上而下的方式，先由相關部門的組織團體推派，再由健保局遴

聘所組成；專業審查的部分則是透過總額類別下的專業醫師團體由下而上自行組

成，藉由同儕制約，來抑制健保支出的成長。換言之，除了在醫療預算分配協定

的費用協定委員會之外，在總額支付執行面的過程中，控制健保資源是否能有效

合理使用的關鍵，便是各部門的總額支付委員會與總額執行委員會。而每一個總

額執行部門的運作機制，都可以區劃為三個部分，如下圖所示：第一、健保局內

部中央與地方間的關係，此部分牽涉到健保總局與分局間政令的推動，以及根據

不同地區總額因地制宜的不同作法的運作成果；第二、健保局與醫事團體公私部

門間的協力關係，這部分是總額支付制度執行的核心平台，主要的目的在於提供

健保局與醫事團體一個對話與協商的機制；第三、醫事團體內部的自主管理，主

要是由該部門內部的全聯會組織而成了總額執行委員會來負責專業審查，當然這

部分需要有與健保局有專業委託的契約關係才能成立（支付委員會與執行委員會

的比較請參閱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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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總額支付執行架構（以牙醫總額為例） 資料來源：陳敦源，2008：27

總的來說，就總額執行的運作面向而言，在總額預算制度的系統下，是透過

健保局，以及健保局所籌組的總額支付委員會，以及總額受託單位所籌組的總額

執

行

單

位

衛生署

健保小組

費用協定委員會

衛生署爭審會

協定牙醫總額及分區預算

審議案件

中央健保局

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會員代表大會

健保六區分局

理監事會

牙醫門診總額執行委員會

六分區委員會

行政委託契約

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

(支付委員會)

各區共管會議 醫

管

組

醫

審

組

資

訊

組

財

務

組

秘

書

組

規劃及評估

決

策

執

行

中央與地方關係

公私部門協力關係

各部門自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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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委員會三方形成共同治理的運作機制。然這樣的運作機制，在不同的總額部

門卻有著不同的運作與成效，也進而影響了各總額部門在樽節醫療預算支出的績

效。比方說：四個總額部門之中，目前僅有牙醫與中醫的總額受託單位能籌組總

額執行委員會，由總額部門本身進行所謂的「專業自主」與「同儕制約」。事實

上，牙醫與中醫在點值的表現上，平均來說也比目前無籌組執行委員會的西醫醫

院與西醫基層的表現來得好。而同一個總額部門之中，不同的分區在分區執委會

的籌組並不相同，點值上也會有不同的表現。若以牙醫總額部門舉例，組織嚴謹

的南區的績效表現便遠比競爭激烈的中區要好（陳順義，2002）。至此，我們似

乎可以做兩個可能的推論：第一、有與健保局簽約，穩定化的運作機制，總額預

算制度的績效較未簽約的更高；第二、總額受託單位本身自我組織的民主化與成

熟度，與總額預算支付制度的績效呈現某種程度的正相關。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主要以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總額支付委員會為主，選擇的

原因在第一章第二節已有討論，本節就不再贅述，以下則針對總額支付委員會的

組成性質與功能作為討論的方向。

貳、總額支付委員會

承前所述，當費協會協訂總額預算後，將由健保局負責依據協商結果與各部

門總額受託單位簽約，以執行接下來的總額支付程序。至此，健保局將負責籌組

「總額支付委員會」作為總額執行階段的運作平台，邀集總額受託單位、藥界代

表、專家學者、衛生署及費協會代表共同組成相關委員會，負責研議有關之執行

辦法，及督導總額支付制度之實際運作。

依據總額支付制度運作的規劃，現行總額支付委員會應有五個，分別是牙醫

總額支付委員會、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委員會、醫院總額支

付委員會及透析總額支付委員會。而組織的條例各依據《中央健康保險局牙醫總

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中央健康保險局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中

央健康保險局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中央健康保險局醫院總額支

付委員會設置要點》籌組委員會（牙醫與中醫支委會設置要點詳見附錄二）。各

設置要點第二條均羅列該委員會之任務，經歸納約可整理如下兩點：一、籌備及

推動總額部門相關事宜；二、研議總額支付制度執行面相關辦法及規定。由上述

支付委員會的任務規定，很明顯的支付委員會的設置在於提供一個協商與決策的

平台，以供健保局與相關總額醫事團體在確定年度總額預算後，進一步的穩定化

執行面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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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據委員會的籌組標準，各要點中第三條也明確規定委員會的員額數，包

括應具備哪些委員身分類別及相對人數的多寡與比例。如表 3-2 所示，若以牙醫

與中醫兩支委會為例，兩支委會委員身分類別，約可區分為四大類別：專家學者，

醫事服務團體、相關政府機關代表，以及健保局代表等。其中專家學者在牙醫與

中醫兩個總額支委會中均規定為三人，而醫事服務團體依據不同總額部門而有不

同的成員代表，但其台灣醫院協會，則在兩個總額支委會中均有代表委員，推估

其中原因可能在於，不論醫師是否是在一般診所執業或是在醫院執業，醫師都要

先加入醫師公會才能執業。另外，不論在哪個總額支委會，均有代表一般診所以

及醫院的區別。換言之，由於醫院是大多數科別的集合體，其代表亦涵蓋有牙醫

與中醫的總額部門。而在政府機關代表中，主要是衛生署的健保小組及費協會代

表，各聘代表一人。健保局本身為保險人代表，其中在中醫總額未有明確規定人

數外，牙醫總額的規定至多不超過兩位。由於這些規定只是行政命令，對於當下

的運作或有約束力，但其修改相對於費協會的規定則是相對容易，也因此從過去

的經驗看來，實際的委員組成與設置要點所反映的比例有時不見相同。22

表 3-2、兩總額支委會委員身分類別及人數歸納表—法規面 VS 實際面 人數 總額支委會

身分類別

牙醫總額 中醫總額

法規面 實際組成 法規面 實際組成

專家學

者代表 專家學者代表 3 3 3 3

醫事團

體代表 牙醫師公會 16 16

牙醫學會 1 1

中醫師公會 18 18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

藥委員會 1 1

醫師公會 1 1

台灣醫院協會 4 4 2 2

相關政

府機關

代表

衛生署 1 1 1 1

費協會 1 1 1 1

健保局

代表 健保局代表 2 2 未明定 1

總計員額數 29 29 至少 27 27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敦源，2008：69

22 在醫院及西醫基層兩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實際委員組成的變動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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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總額支付委員均由健保局依據各類人員的比例來聘任，並指定一人為召集

人，一人為副召集人，而醫事團體委員類別部分，則由健保局洽請總額支付承接

單位推舉代表名單，再經過遴選擔任。進言之，各總額部門支付委員會之設立任

務之一，主要針對支付制度執行面相關辦法及作業規定進行溝通與協商，因此該

總額部門醫事團體的代表性便非常的重要，代表性高有助於凝聚討論的共識。惟

支付制度涉及專業分工極為廣泛，相關醫療服務提供者（醫事團體）代表如欲參

與各部門總額支付委員會，一方面要先在醫事團體的全聯會內部有參與名單上的

共識，再提供健保局並發聘，方得以常任委員身份進入委員會，此為顧及專業分

工協商與權力平衡之需。此外，依據兩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中第四條之規

定，總額支付委員會委員任期為兩年，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期滿

得續聘。在薪資供給上，除專家學者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外，其餘委員均為無給

職。在運作上，各總額支付委員會由以往每兩個月開會一次，從 2008 年開始改

為每三個月開會一次，這樣的轉變是為配合每季點值的結算時間，有利於各總額

支委會據以討論。在各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上，並未明定相關的決策規定與

權力關係，僅明定開會頻率以及在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而對於會議中所決議事

項之議事方法，也沒有太多的著墨。然依據陳敦源（2008）委託研究案的報告，

總額支付委員會的議事採用共識決的方式，所以委員間是否能開誠布公的協調與

溝通就顯得相當重要。由法規層面觀之，總額支付委員會的設置，實際上諮詢討

論的成分較多，較無實質上制訂決策的功能。但議事本身就是一種決策過程，本

研究仍把支付委員會的議事活動當成是委員的一種決策行為來分析。

下表為牙醫與中醫總額支委會委員人數在各分區的分布狀況，其中不分區的

部分代表了公部門的委員、專家學者代表與其他全國性團體。由於這些委員並非

是不同區別的執業醫師，難以判定是否有特定區別的立場，故不將其按總額區別

分區。若委員數的比例反映出區域性的差異，從下表與分布圖中可以對全台灣醫

療體系的生態分布提供一個初步的概觀。從下圖可以明顯看出，台北分區的委員

數是六分局中比例最高，尤其是牙醫部門得支委會為其他各區相同總額中人數最

多的區域，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台北分局的開業醫師與醫院的密度相對較高，因此

需要較多的委員代表。在中醫支委會的部分，中區的代表數有 7 人之多，位居所

有的分區之冠，顯見中醫部門中區的密度比其台北區更高。而兩個部門北區、南

區以及高屏區的總額支付委員總數大致相同，分別為 2、2，以及 4 和 3。而東區

總額委員的分布人數是六分區中最少的，總共僅有 2 人，也顯示了東區的醫療密

度是全台最低。但若更細緻的觀察各分區間的委員比例，在中醫的總額支委會

上，醫事團體在中區分佈的比例是比台北區更高，這種制度上的設計明顯的反映

出中醫支委會中區的重要性，也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中醫支委會的權力核心是在中

部地區，接下來可以在社會網絡分析進一步驗證這個推論。而在牙醫支委會的部

分，台北區的委員所佔的席次數最高，顯示了在牙醫部門的內部，整個醫療的資

源分佈應該是集中在台北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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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委員分佈分區表 分區 類別

不分區 台北區 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區 東區 總計

牙醫總額 8 10 2 2 2 4 1 29

中醫總額 7 5 2 7 2 3 1 27

總計 15 15 4 9 4 7 2 56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敦源，2008：71

單位：人

圖 3-2、96.01.01~97.12.31 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委員分佈狀況圖 資料來源：修改自陳敦源，2008：70

台北分區 牙醫總額：10 中醫總額：5 總共：15

北區 牙醫總額：2 中醫總額：2 總共：4

中區 牙醫總額：2 中醫總額：7 總共：9

南區 牙醫總額：2 中醫總額：2 總共：4

高屏區 牙醫總額：4 中醫總額：3 總共：7

東區 牙醫總額：1 中醫總額：1 總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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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回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牙醫與中醫總額支委會決策機制的運作，及決

策成員的社會關係網絡對於其個人決策影響力、決策行為以及集體決策產出結果

的影響因素，本研究挑選了兩部門總額支付委員會作為分析的對象。以上的討論

說明了健保總額支付制度的背景與制度的概述，特別是針對本研究所欲探討的總

額支付制度委員會的制度設計有了一清楚的說明，也有利於本研究接下來發展研

究問題、假設及資料蒐集的方法。總的來說，牙醫與中醫支委會有其不同的組成

與運作模式，但兩者都具備著可茲比較的特點：一、有一完整且清楚的網絡邊界

可供資料蒐集，如此一來有助於確保研究的校度；二、兩個部門均有和健保局簽

約，可見得在內部的共識上是相較於其他總額部門還集中，網絡互動的穩定性也

較高，適合從網絡的角度來分析委員間的互動模式；三、穩定化的網絡互動模式，

表示委員鑲嵌在這樣的社會關係中更深，行為更容易符合他人的期待，我們更可

以在因果關係上說明委員的決策行為，或委員會的決策表現，會受到委員會成員

間社會網絡結構的影響，這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網絡中討論社會凝聚性（social cohension）對行為影響的假定。

第二節 概念界定與分析架構的操作化

本研究的主軸是圍繞在「決策的社會鑲嵌性及其影響」而開展，對於研究概

念的界定、分析架構的思考邏輯，以及研究概念的操作化與假設，也必須以此一

主題為核心進行探討，以下分別說明之。

壹、概念界定

本研究的分析主軸環繞在兩個基本的概念，一個是社會鑲嵌性，一個是決

策，本研究的因果邏輯主要是連結社會鑲嵌性此一概念對決策的影響。而所謂的

社會鑲嵌性，根據概念創始人Grannovetter（1985）的初始定義，社會鑲嵌性其

實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構築而成的結構，而每個人都處於與他人之間的關係

結構當中，其行為與角色也受到不同的關係結構所定位。23

23 本研究要說明的是，Grannovetter（1985）原初提出社會鑲嵌性的概念時，主要是基於思考經濟行為與社會關係影響之間的因果邏輯，但人的行為也是有「去鑲嵌性」的可能，也就是離開既

比如說，其探討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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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認為經濟的活動具有社會性的基礎，決策行為並非是如主流經濟學的論

述一般，把個體的行動看做是獨立於社會結構之外，而是「鑲嵌」在如影隨形的

社會關係結構。Grannovetter提出此一概念的企圖，一方面主要是要解決原本社

會學中過度社會化的思考邏輯所導致的結構決定論與操作的困難性，二方面則是

要補充經濟學者對於人性低度社會化的假定，認為行動者可以獨立於社會結構之

外，可以對自己的行為動機進行自利的算計。據此，Grannovetter基於方法上的

可操作性，將社會學者所重視的結構概念拉近到團體與關係的層次，非但使對於

結構的分析有了更清楚的分析操作意涵，也讓人與人所構築的社會關係結構與自

己本身的行為模式產生了總體與個體的連結。基此，本研究所指涉的社會鑲嵌

性，也是立基在這樣的思考邏輯之上，則是「支付委員會的委員之間，彼此間公

務與私誼的互動會形成穩定化的關係模式，這個關係模式會影響到委員的思考方

式、決策行為與決策的影響力，讓委員在支付委會中的行為模式能夠受到他人所

認同，或能影響他人的決定」。更簡潔來說，社會鑲嵌性在本研究的意涵，即是

個人決策活動的社會基礎，此處的社會，所指涉的是委員會內部的人際關係所形

成的小社會結構。

再者，本研究關注的另一個主標題，就是決策。從 March 在《決策是如何

產生的》（A Primer on Decision Making: How Decision Happen, 1994）一書的觀

點：開宗明義便認為對決策最為普遍的描述是將決策行為解釋成理性選擇。在這

個意涵上，決策其實指涉了一個人如何做選擇的問題，也指涉了個人偏好的不同

可能造成集體選擇的不穩定性。而更早的 Simon 在《人類事務的理性》（Reason in Human Affairs, 1983）也同樣對決策過程抱持了相似的觀點，認為決策就是泛指

人作決定的行為。而本研究所關注的決策，其實也是泛指「個人在決策過程中的

活動、行為特質與集體決策的結果」，只是與前述不同的是，前述學者的分析多

著重在行動者的理性判斷模式，以及個體決策行為所造成的集體分化性，然而本

研究在決策的意涵上，更為著重在行動者在與他人社會關係網絡的限制下，如何

做出可以滿足他人與社會期待的選擇，強調的是決策的一致性。而有關上述政策

的定義包含了公共行政學者所關心的基本議題：一、個人的決策影響力；二、個

人的決策行為模式；三、個人的決策選擇與集體的決策產出。本研究所討論的重

點，也視為繞在這三個重要的主軸開展。但若從更寬廣的視野來討論決策，過去

對於決策的定義與解釋，長久以來一直沒有達到統一的看法，不同的學派基於不

同的人性與理論假定，也抱持了不同的觀點。然而根據過去的研究，決策大致上

區別為廣義與狹義的解釋，其中廣義的意涵指涉的是決策的過程，將決策區別為

一種提出問題、設計方案、選擇方案的過程。第二種意涵則是指涉從幾個方案中

最後拍版定案的選擇行為。由於本研究僅是泛指在決策過程中的活動，較偏向於

廣義的解釋意涵，但本研究更著重在個人的決策特質與行為，還有這些行為模式

有的社會結構來思考問題。Polanyi（1992）主要用此概念來解釋社會與經濟的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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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產出的影響。

總的來說，本研究研究的主軸，就是要將個人在決策活動中的活動與行為特

質與委員會委員的社會關係作一個理論與經驗分析上的連結。從社會鑲嵌的觀

點，決策的產出是在社會網絡的關係中所決定的，決策的行為具有社會性的基

礎，故本文在思考研究假設與問題的時候，會朝向建立委員之間穩定化的關係模

式，是否會對個人在委員會中決策的影響力、決策的行為，以及集體決策產出的

結果造成影響的因果關係進行探討。以下則根據前章理論的耙梳，提出本論文的

分析架構。

貳、分析架構與初步假設

承第二章所耙梳的理論，研究決策過程，處理其決策所處制度與網絡的結構

特質，是理解決策本身如何進行的先決條件，換言之，決策是鑲嵌在制度與網絡

的脈絡中被決定。如同 Almond 與 Stephen（1997：490）認為，政治行為與決策

都非來自真空，往往受諸制度環境、歷史等限制或影響，也極可能遭少部分有權

力決策者的操控。因此，研究的重點應該擺在解釋「是什麼狀況影響了這些社會

結果」，而非只著重在解釋結果本身而已。本研究根據前述理論的鋪陳，設計足

以解析研究問題的分析架構。以下，筆者採取決如圖 2-3 所示連結宏觀與微觀分

析決策過程的三階段，並揉合上述理論要素，初步建構研究架構與研究問題和資

料的連結如下：

前述論及，一個連結在方法論上宏觀與微觀基礎的作法，首先要考量到制度

脈絡與網絡關係結構的特質，並進而思考這些結構性的特質，對決策者的在政策

場域中的認知態度，相關的決策行為，決策影響力，以及決策的產出結果所造成

的影響。雖然大部分的政策產出，皆由國家與相關的政策利害關係人，在動態的

政治過程中，不斷排除與吸納相關利益而產生。公共政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

在社會政治結構與法律限制下的活動，總額支付制度所形成的制度環境，在《全

民健康保險法》通過時，便明文規定要逐步實施總額支付制度，故在全民健保的

法理上，一直都具有推動與實行的正當性，包括健保局與其管制權力的存在，以

及總額制度的設計與實施，都明訂在全民健保法裡。因此，國家實施總額預算制

度形成的並非法理上的問題，而是政治上如何實踐與運作的問題，尤其是執行技

術與配合上的問題。無論是牙醫或中醫總額支付制度治理機制的形成與運作，可

說是國家透過制度的操弄與強制執行，或也可說是牙醫與中醫等兩部門的醫療團

體主動或被動的配合，非但為牙醫與中醫的醫療市場提供了總額預算的環境限制

與機會，也協助醫事團體形塑了醫療市場的自我治理機制。此外，總額支付制度

的內涵，也進一步限定了醫事團體在從事醫療行為時的行動範圍與決策參與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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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導了整個遊戲參與及進行的規則。

再者，委員們為了決策的產出能有益於自身的利益，會不斷的在政策制訂與

溝通協調的過程中，與其他行動者建立社會溝通與資源交換的關係，也因此形塑

了各種關係形式與內涵交織而成的網絡互動關係。據此，本研究認為決策過程是

鑲嵌在行動者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之中，社會網絡是決策產出過程中的中介機

制。在此我們可以假設，委員之間決策參與行為（決策參與積極性、決策的一致

性與專業性）的差異性，以及權力的不平等（決策影響力），都會受到社會網絡

關係結構的影響，位居社會網絡核心位置的行動者，自然就會有較高的決策影響

力，也較有能力影響集體決策的產出。而行動者的制度特質、對於支付委員會運

作的價值觀、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行動者個人決策的行為特質、委員的決

策影響力，都會累積出影響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產出良窳的效果，這也是這些政

策的菁英透過多重的路徑，非但影響了自身的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也影響了

集體決策產出的結果。本研究對於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產出影響機制整個假設模

型如圖 3-3 所示：

就分析問題來說，本研究最主要的關注為決策與支付委員會委員間的社會網

絡關係模式之間的關連性，因此焦點也大多放置在如何去連結社會網絡的關係結

構與三個決策分析問題的因果關係，制度環境的變項大多當作是一個給定的基本

條件。由於支付委員會的存在，是國家為了推動總額支付制度的產物，故在總額

支付委員會內部的每個行動者，其行為與利益必然都受到總額支付制度與支付委

員會運作相關連的運作機制所定位，例如：每個委員不同部門的總額別、每個委

員在委員會中所被賦予的角色是醫事團體或是其他代表、每個醫事團體的委員是

來自於總額的那個分析，基本上這些特質都是被全民健保與總額支付制度所定位

的個人特質，自然也會影響到委員間的互動與行為模式，畢竟不同的部門、身份

與總額區域，利益與決策環境都有可能不同。而在後續分析集體決策產出的影響

因素分析時，本研究才會從陳敦源（2008）的問卷資料中，歸納出可以當作制度

環境變項的題組，將制度環境的變項作為是控制的變項，來檢驗委員間的社會網

絡結構是否能有效影響集體決策產出的結果。據此，本研究問題的思考與研究的

流程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問題 1：從社會網絡分析的方法系統化的從個人、團體與結構的層次，勾勒出牙

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委員在社會網絡與決策網絡的關係結構。 問題 2：在支付委員會中，決策是鑲嵌在委員間的社會關係模式，而這些社會關

係模式對委員的決策影響力，以及委員的決策行為是否有影響？ 問題 3：在支付委員會中，委員間的社會關係網絡結構、制度環境的影響、以及

委員的決策行為與影響力，是否會對集體決策的產出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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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層次 個人層次 系統層次

資料來源 陳敦源（2008）問卷 網絡部分題組

陳敦源（2008）問卷 網絡部分題組

陳敦源（2008）問卷

委員會會議記錄

資料型態 矩陣資料 矩陣資料 順序尺度與矩陣資料

分析章節 第 4, 5, 6 三章 第 4, 5, 6 三章 第 7 章

研究問題 系統化勾勒委員間關係模式 委員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 集體決策產出的影響因素

圖 3-3、本研究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修改自圖 2-3

據此，本研究的目的即是在驗證決策與社會鑲嵌性的影響，本研究可以初步

提出三個待驗證的假設，以連結上述的三個研究問題，並貫串本論文的分析邏輯：

假設 1：在支付委員會中，委員間社會網絡的關係模式，會對委員的決策影響力

的高低有顯著的影響。 假設 2：在支付委員會中，委員間社會網絡的關係模式，會對委員的決策行為有

顯著的影響。 假設 3：在支付委員會中，委員間社會網絡的關係模式，以及委員的決策行為與

決策影響力的高低，會對委員會集體的決策產出有顯著的影響。

本研究基本上圍繞在上述的三個問題與三個研究假設，開展本論文的分析與

解釋邏輯，然有關假設三更細緻的研究假設，在第七章的部分會有更詳盡的解釋

與說明。

制度環境 行動者間社

會網絡的關

係結構

決策行為 決策影響力

集體決策 產出

系統層次 個人層次 系統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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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概念的操作化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驗證決策的社會鑲嵌性與社會鑲嵌性對決策的影響，首要

的任務便是要先勾勒出委員間的社會網絡關係結構，才能測量社會鑲嵌性對決策

的影響，也就是如何測量行動者間互動關係的問題，並客觀的描繪出委員與委員

間的互動關係結構。本研究將透過社會網絡分析法的分析邏輯與工具，完成此一

主要的研究任務。由於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對研究校度的要求非常敏感，研究的

校度往往決定在研究者如何設定網絡的邊界與挑選正確的網絡成員。若網絡邊界

的設定不當，以致於造成研究樣本選擇上的偏誤，自然所解釋的就不是研究上想

分析的網絡結構。因此，一個社會網絡的研究成功與否，取決於關係網絡測量之

成敗。Laumann 與 Pappi（1976）針對研究政策過程的網絡關係，提出了在政策

場域（policy domain）中去利用位置觀和聲望觀界定網絡的邊界與有意義的參與

者。所謂的政策場域，指涉的就是任何政策參與者的關係模式所形塑的行動體

系。而位置觀的網絡邊界界定方式，就是依據研究者本身分析的目的與建構的概

念來設定社會網絡的邊界，而聲望觀則是研究者在主觀上認為有影響力的行動

者，就應該納入考量。除此之外，Laumann 與 Knoke（1987）又提出了事件參與

法來認定重要的決策參與者與網絡的邊界，先找出重大的公共政策事件，再從事

件當中去尋找參與事件的行動者。

本研究使用支付委員會作為分析的個案，由於委員會是一個範圍與功能非常

清楚的組織，本研究的母體便是所有在委員會中的成員，在操作上避免了邊界設

定與參與者選擇的偏誤所帶來的風險，委員的名單請詳見附錄三。而針對社會網

絡資料的測量與操作化，主要是基於如何測量支付委員會委員間的互動關係而開

展。根據相關政策網絡的研究（Laumann and Knoke, 1987），決策場域中的行動

者，會構築其資訊溝通與資源交換的關係形式，這種關係形式會形成穩定化的互

動關係結構，會影響每個行動者的決策行為，都能符合其他行動者的期待與預

期，做出該社會網絡結構中更具合法性的決策，也就是不會做出任何破壞行情的

決策。因此在 Krackhardt（1992）的研究中，便發現組織內成員的非正式網絡關

係所形成穩定化的關係結構：例如：信任關係、諮詢關係、情報交換與情感支持

的互動模式，非但會改變正式組織資訊流通與資源配置的方式，也會對組織管理

與績效造成很大影響。同理可思考，決策機制中的非正式結構，也會如決策的潛

規則一樣如影隨形，讓行動者傾向做出彼此接受的決策，增加決策結果的認同感

與社會性。

本研究在測量委員間社會網絡關係模式，依據上述觀點設計了四個在委員會

互動過程中可能具有影響力的社會關係機制，一是事務討論的關係、二是信任支

持的關係、三是法規諮詢的關係、四是資源交換的關係，這些社會網絡的測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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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都是透過委員彼此對自己關係與他人關係的主觀評價與認定，找出在上述四

個社會關係中與自己本身最具密切互動的五個行動者。換言之，網絡分析認為行

動者間是相互依賴，而非相互獨立，故與一般統計方法不同的是，社會網絡分析

的基本單位是行動者間的關係，而不是行動者個人的屬性，不能透過一般屬性的

分類來通則化人類的行為模式，而是要透過關係模式來定位。由於社會網絡的視

角認為互動單位之間所存在的關係模式非常重要，故社會網絡理論、模型與應用

的基礎都是以關係的數據為基礎而開展。

比如說：一般統計的方法可以把人的屬性按照很多不同的社會地位或指標作

區分，從不同樣本的類別中，去推論母體在不同樣本之間的差異性。然而就網絡

分析的思考邏輯，不能僅僅把行動者的個人屬性或特質看成是一種社會地位的集

合，還需要考量到同樣屬性的個體或許有不同的關係互動，因而即使是同一類別

的行動者，其行為模式或許也會不同。若以本研究的例子而言，倘若我們僅考慮

醫事團體與非醫事團體的差異性，我們就僅能單純的從團體的屬性去推論整個支

付委員會運作的效果，但倘若我們透過網絡分析的方法，便可以發現在同一個醫

事團體的行動者中，仍有不同的關係模式在影響他們的行為。因此就網絡分析的

思考邏輯來說，其並不排斥一般統計方法以人的屬性作為分類的態度，但其認為

行動者既屬於一定的屬性類別，又處於所處的社會關係結構，在解釋的過程中，

應該要把關係屬性的資料納入分析當中。而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就如同統計模

型一樣，是一種可以將以關係為分析單位的研究數據標準化的研究工具。網絡分

析與一般統計分析資料蒐集與分析邏輯的差異性比較，請詳見下表。

表 3-4、一般統計分析與網絡分析的差異性比較

統計分析 社會網絡分析

分析單位 行動者的屬性 行動者的關係

分析假定 把社會系統的成員看成非結構性相互獨

立的個體 行動者間是相互依賴的，無法相互獨立

對結構的

解釋 把社會結構解釋為廣義的規範現象，這

種解釋破壞了行動者間相互關連的資訊 行動者所處的結構由關係所構築，每個

關係模式的結構不同，必須從關係的模

式來拆解結構的訊息

假設驗證 同一類別的行動者，行為模式也被假定

為相同，因此可以比較組別差異 在社會網絡中同一個結構位置的行動

者，行為模式才被假定為相同

資料性質 模型的檢定必須排除掉相關性太高的變

項，避免共線性的可能 同一個研究對象不同關係的資料具有高

度的相關性，違反一般統計假定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在測量行動者本身的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本研究也同樣使用社會網絡的

資料蒐集方法，讓受訪者彼此去主觀認定在支付委員會此一決策網絡中，誰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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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決策的影響力，誰最具有專業性，誰在開會的時候最主動積極，誰的決策行為

與自己的想法一致性較高，藉以測量委員的在支付委員會中的決策影響力與決策

行為。由於以上都是以社會網絡的問題形式去蒐集資料，故無論是四個社會網絡

的關係結構資料，或是測量委員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的資料，都是一種關係性

的一元矩陣（one-mode matrix）。其中若被認定有關係的，或有影響力的，決策

行為符合測量問題的問題敘述的，即將資料過錄為 1，其餘則過錄為 0，每一個

題目都會形成一個「行動者 x 行動者」的 one-mode 矩陣，而將其他的行動者對

某一個行動者的評價分數累計，便是該名行動者在該社會網絡中的集中性聲望分

數。在上述幾個網絡問題設計的操作化請詳見表 3-5，而資料蒐集上更細緻的步

驟，請詳見下節資料蒐集的部分。

表 3-5、分析概念操作化列表 構面 分析變項 操作化 變項來源

社會

關係

網絡

事務討論 討論總額執行事務，會和誰交換意見？ Laumann and Knoke (1987) Krackhardt(1992) 熊瑞梅（1995）

信任支持 當討論敏感議題，需要和信任的人討論，您會找誰？

法規諮詢 法規問題您會向誰諮詢？

資源交換 討論總額議案時，是否得到誰投票或其他形式上的支持？

決策

網絡 決策網絡

影響力 在總額執行事務上，誰最具影響力？

決策

行為 決策行為

一致性 您覺得和誰在總額決策的觀點立場最為一致？ 組織社會學行為

同型化概念

（isomorphism）

個人

特質 專業知能 您覺得誰在總額執行上最具專業知識？（健保總額執行具

高專業性） 自行設計

參與積極 您覺得誰在會議中最為主動積極？（健保總額執行攸關醫

界高度利益）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本研究第四章、第五章與第六章的研究都將以上述的資料為基礎，並透過質

化訪談資料的輔助以收相互驗證之效。然在第七章的部分，由於牽涉到要將社會

網絡的一元矩陣資料轉換成一般的統計資料，可能會違反一般 OLS 統計自變項

間的相關性無太高的基本假定，故要先經過集中性指數的轉換，再繼之檢驗變項

間的的相關性與共線性，並作必要的刪減與處理。相關的處理方式，與其與一般

統計資料的合併處理，還有對決策產出分析概念的操作化，請一同詳閱本論文第

七章的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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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料蒐集

本研究資料在問卷與訪談的部分多數使用次級資料，來源有二，第一是健保

局於 2007-2008 年間的委託研究案，由陳敦源所主持的《全民健保總額制度執行

架構之評估》（計畫編號：DOH96-NH-1002）（2008），在本研究案中作者有參與

初期問卷設計與資料蒐集工作，本研究從此研究案中使用了問卷的原始資料、以

及深度訪談的資料，也是本論文中使用次級資料最多的來源處。其中該問卷中測

量網絡部分題組的資料尚未被分析與使用，也是本研究最主要的分析重點；第二

是政治大學政治系黃麗君的碩士論文《中醫總額預算制度之研究：以共有資源管

理的觀點》（2006），由於黃麗君的論文分析的是中醫的總額預算制度運作，本研

究經由黃麗君的授權，使用了部分的訪談資料作為分析的依據。而如何在上述兩

個次級資料的來源選擇可使用的資料，將在以下提出進一步的說明

為了以實證方式驗證相關問題意識，雖然大致上使用了上述兩個研究案的次

級資料，但這些資料總括來說，是採取了現有資料蒐集、深入訪談、以及面訪問

卷三種資料蒐集方法，現有文獻資料中，大致上又可區分為質化資料與量化資

料，茲簡單說明如下，更詳細的資料蒐集方式可參閱原報告：

壹、現有文獻蒐集

依據本研究的目的，在理論上蒐集與決策理論、理性、權力、制度論與社會

網絡理論有關的文獻，以整理相關理論基礎，建構本研究後續進行分析的研究架

構。而經驗分析上，蒐集和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制度形成和實踐有關的文獻資料

或研究論文，也是進入到分析議題的基本工作。首先，為了對健保總額支付制度

有一初步的認識，醫療支付制度的發展史料、相關研究著作、國科會、衛生署與

健保局等相關委託研究案、醫事團體研究刊物、學位論文，以瞭解過去與健保總

額相關的制度性研究，關鍵性的改變或爭議事件。上述資料的取得，主要是透過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政大博碩士論文全

文影像系統」、「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國科會研究計畫申請案件查詢」等。

其次，若要更細緻的蒐集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制度的形成與運作的第一手歷

史文獻，本研究將集中在蒐集立法部門、行政部門、醫事團體以及媒體四部分的

資料來源。對總額制度在立法部門的資料方面，蒐集與《全民健康保險法》、《中

央健康保險局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有關的立法院議事錄，並瞭解「環境保

護與社會福利委員會」立委針對此議題個別提出的質詢與立場，上述資料來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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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的「立法院議事系統」、「立法委員發言系統」、「立法院質詢系

統」、「立法委員問政專輯」以及「立法院法案審查系統」。在行政部門方面，試

圖去蒐集在牙醫與中醫總額實行前後的籌備作業的各項計畫資料、往來公文、檔

案資料、政令宣導及說帖，以瞭解行政部門推動政策的方向與策略，以及後續為

了有效推動兩部門總額的補充配套措施。這方面的資料，初步除了蒐集自衛生

署、健康保險局以及全民健康保險費用協定委員會、以及牙醫和中醫全聯會的網

站資料，更重要的細部資料，當然有些則來自於訪談過程中受訪者的提供。

在牙醫與中醫各層級醫事團體方面，則蒐集此兩個總額中，各代表性醫事團

體對於總額制度實施的建議與評論資料，各醫事團體理監事的演講稿，以及相關

網站上的月報刊物，以瞭解各醫事團體對於健保總額支付制度的態度，這方面的

資料得自於各級醫事團體的網站，以及書面的刊物，特別是官方刊物。在媒體的

部分，由於媒體在民主國家中是非常重要的議題設定者，也是行動者間隔空較勁

的論述場域，對於報章媒體資料的蒐集，將有助於我們瞭解在總額治理機制建立

與運作的過程中，有哪些爭議的事件與行動者，有助於我們將政策的互動場域拼

湊得更完整。這方面的資料則是來自於「中央通訊社剪報資料庫」、「聯合知識

庫」、「大中華知識庫」以及相關報紙的紙本。

再者，蒐集因應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制度實施與運作，所成立的相關委員會

與團體的委員會名單或理監事名單。這樣的名單在於能有效的瞭解，在行政部門

所成立的協商委員會，以及醫事團體所成立團體的理監事名單中，是否有邊際滲

透的重疊性。透過委員名單資料的蒐集與檢視，有助於本研究理解究竟是哪些團

重要的人或醫療院所的醫師或執業師，對於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制度運作與產出

有較深的影響力，或是觀察這個名單究竟穩不穩定，穩定的名單結構，也表示總

額支付委員會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決策結構。這方面的資料則分別來自於全民健康

保險局的網站，受委託辦理執行醫療總額專業審查的牙醫與中醫全聯會，以及相

關各級醫事團體的網站。

最後，在量化資料部分，本研究僅是希望以官方的統計數據，粗淺的瞭解全

民健保的各項統計特徵，例如：收支的平衡、民眾滿意度，總額點值等等，所以

此一部份分析的資料以官方統計為主。相關的統計資料，主要來自於衛生署的《衛

生統計年報》，以及健保局的《全民健康保險年報》等資料，以掌握過去長時期

的醫療產業變化，以及健保支付與收入的增長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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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深度訪談法

透過有系統的文獻檢閱，對文獻檢閱整理的重要性自然不可言喻，也有助於

釐清本研究所欲分析的研究問題，並提出適當的理論架構，提供資料蒐集必要的

指引方針。對於實務分析而言，有助於本研究瞭解實施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制度

的歷史背景與運作現況。然為更切實依據理論架構分析兩個總額支付制度的運作

與實踐，必須要更進一步透過選擇有意義的訪談對象，來分析總額支付治理機制

的運作。透過上述文獻資料的蒐集，有助於界定本研究選擇深度訪談的對象。

本研究在深度訪談的訪談稿，主要使用了兩個次級資料來源，以及三份過去

曾經自行訪問學者及牙醫全聯會或地區分會幹部的訪談稿，以補充前述訪談資料

的不足。其中在陳敦源主持的研究案中，作者均有親身參與訪談的問題設計與研

究進行，對於當時研究案深度訪談進行的策略與邏輯，大致上可以歸納如下。首

先、本研究使用深入訪談資料的對象有兩個重點與目的，一種是為了掌握總額支

付制度形成、運作的背景資料，而選擇與總額支付制度運作有關的重要組織行動

者，這些受訪者包含全民健康保險局相關人員、學者專家、牙醫與中醫重要醫事

團體代表多人。研究初期根據《中央健康保險局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的利

害關係，以及後來在委託牙醫與中醫全聯會從事專業審查之後，所形成的合作與

對抗情形，進行了半結構式的深入訪談，主要的訪談題綱則集中在總額支付制度

的理由、發展、運作現狀與可能產生的問題。有關總額支付制度的運作與發展的

歷史過程，在陳敦源所主持的研究案，以及黃麗君的碩士論文中，都設計了相關

的訪談問題，也得到了非常重要的關注，因此也不需要作者再重複去訪談一次類

似的問題，這也是本研究採用這些研究案與論文的訪談稿的原因之一，有助於作

者從質化的資料中，掌握總額運作更完全的面貌。相關的訪談大綱，請參閱原報

告與論文。

另一種則是為了掌握牙醫與中醫總額支委會中最主要的運作機制，由健保局

所主導並與醫事團體所成立的「總額支付委員會」，與牙醫和中醫的全聯會所主

導的「總額執行委員會」的組成與運作特質，透過滾雪球的方式，先從健保局的

官員作為一個起點，並提供與引見後續訪談對象，並以 2007-2008 年的委員會名

單為核心向外擴張。首先，透過對委員名單的訪談，瞭解整個牙醫與中醫總額支

付制度的運作機制，理解正式制度的運作邏輯，這部分的問題，集中在對支付委

員會運作的理解，例如：組織架構、成員組成、成員代表性、決策績效、決議是

否有強制性、委員會是否能發揮應有功能等等議題。由於本研究的主要問題，集

中在支付委員會決策機制的社會結構，這部分的訪談稿，將是本研究使用的重點

分析材料，有助於理解決策機制是否具備制度化的運作特質；再者，針對各種醫

事團體內部自主管理的情況，進行半結構式的訪問，以觀察醫事團體如何因應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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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支付制度所帶來的挑戰，以及其制度化的運作模式。這部分的訪談問題，就集

中在醫事團體內部的規範與管理，包含點值控制的狀況、是否有良好的資訊傳遞

與溝通平台、管理方式是否具有同儕制約的效果。這部分的訪談稿，在本研究當

中並非是當成主要的研究資料來處理，畢竟本研究的重點並非處理自主管理的運

作機制，但相關的材料仍然提供了相當的參考價值。以上更詳盡的資料蒐集細

節，以及訪談校度的確認，請詳閱陳敦源的原報告與黃麗君的碩士論文。

由於本研究所使用次級訪談稿資料的來源複雜，為了挑選適合的訪談稿，本

研究在挑選分析材料時，依據本研究的問題與目的為基準，進行了一些歸納與整

理的工作，所有選擇後的訪談稿則可歸納如下表 3-6 所示。首先、本研究為了瞭

解總額支付制度的歷史發展與運作特質，也包含了總額支付委員會與總額執行委

員會的制度設計，只要訪談中有提及這部分的議題，本研究就將其納入閱讀與分

析的範圍之內，因此一目的所使用的訪談稿也最多，包含了許多公部門內部的受

訪者，以及有實際參與總額制度變革經驗的醫事代表。再者、本研究分析的對象

與範圍，主要是 2007-2008 年總額支付委員會的決策機制，這部分處理牙醫與中

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制度特質、運作情形、績效表現，主要要回答本研究從第四

章、第五章與第六章的問題，故只要是訪問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且與 2007-2008年委員名單重疊的受訪者，本研究也將其意見納入分析的範圍之內，這部分主要

是以陳敦源 2008 年的研究案，以及黃麗君論文的資料為主。

總之，透過上述文獻分析，能夠在實證面有所釐清，並凸顯當時重要的議題

與事件，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瞭解總額支付制度的發展背景，以及制度運作過程

所發生的爭議，雖然我們可從既有的文獻中找出公私部門間與決策運作的制度關

係，但是如何具體檢視制度的在集體決策行為的影響，則必須藉由不同位階行動

者的訪談內容，瞭解其對總額支付部門運作的理解與體認，加上比對正式規範與

非正式規範的交互作用，加以確認制度實施的效果，藉由訪談大綱聚焦所要關心

的面向，使分析資料更加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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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訪談稿資料來源 部門 受訪單位/代號 日期 代號 受訪者身分 受訪地點 來源

公部門

中央健康保險局

2007/07/13 A1(1) 醫管處某主管 健保局 陳 08

2007/07/19 A1(2) 醫管處某主管 健保局 陳 08

2007/10/26 A1(3) 醫管處某主管 健保局 陳 08

2007/09/07 A2 醫管處某主管 健保局 陳 08

2007/09/13 A3 醫管處某主管 健保局 陳 08

2006/05/18 A4 醫管處某職員 健保局 黃

衛生署 2006/04/25 A5 職員 辦公室 黃

費協會 2006/07/27 A6 職員 辦公室 黃

牙醫部門 牙醫總額代表

2007/08/22 B1 某幹部 台北分局 陳 08

2007/10/31 B2 某醫師 義守大學 陳 08

2007/08/23 B3 某幹部 中區分局 陳 08

2008/07/10 B4 某醫師 北區分會 王

2008/07/05 B5 某醫師 中區分會 王

中醫部門 中醫總額代表

2006/04/28 C1 幹部 台北分會 黃

2006/05/04 C2 醫師 台北分會 黃

2006/04/29 C3 醫師 中區分會 黃

2006/05/05 C4 幹部 中區分會 黃

2007/11/01 C5 某醫師 中醫師公會 陳 08

2007/08/22 C6 某主管 中區分會 陳 08

2007/08/22 C7 某副主管 中區分會 陳 08

其他 學者專家 2007/12/10 D1 教授 台大公衛 王

2006/05/18 D2 教授 中醫大學 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陳敦源（2008）、黃麗君（2006）

參、菁英網絡問卷

本研究所使用的問卷資料，也是來自於陳敦源（2008）主持的《全民健保總

額制度執行架構之評估》，原始問卷詳請見附錄四。為了滿足委託單位的研究需

求，此問卷的母體為 2007-2008 年四個部門的總額支付委員會的所有委員會成員

（N=124），由於母體的數量不大，所以本問卷施測採取普查的方式進行。至於

本研究的分析對象只取其中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委員會的成員，共計有委員 56位，也是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在原初的問卷設計上，以如何系統性的評估現有支

付委員會運作功能的題組為主，針對委員的效率性、代表性、專業性，以及醫事

團體全聯會內部的自主管理的運作模式與績效，健保局由上到下政令的宣導與組

織協調的情形，還有醫事團體與健保局之間支付委員會的運作評估，相關問卷設

計的原則與分析構面，以及這些分析構面的操作型定義與題目設計的關連，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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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測與信效度的檢證，還有編碼手冊，也請詳見原報告。本研究遵循該原報告

中的分析構面與設計原則進行相關與迴歸的分析，這些構面部分成為本研究測量

決策成效迴歸模型的部分自變項與依變項。

由於本研究僅使用牙醫與中醫回收的問卷資料，有一部份題組是社會網絡分

析的問卷，也是本論文最主要的分析資料來源，主要的目的是在測量決策網絡的

社會結構與溝通關係，由作者依據 Laumann 與 Knoke（1987）在《組織國》（The Organizational State, 1987）分析政策場域（policy domain）的方法，熊瑞梅（1995b）在國科會的研究報告中，分析台中市的都市成長機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組織行

為學者 Krackhardt（1992）在測量組織內權力關係所使用的方法所設計。就問卷

設計來說，其目前在於解析委員會網絡的社會結構，因此設計上以蒐集整體網絡

資料的設計原則為主，並以委員會的成員做為網絡的邊界進行測量。通常社會網

絡結構的研究會涉及四種關係型態：一是信任關係、二是諮詢關係、三是情報交

換、四是情感支持（Krackhardt, 1992），而且每一種網絡關係都會產生不同的影

響效果。由於測量關係問題本就敏感，本研究考量到過度隱私與敏感的議題，在

沒有強力社會連帶或信任的促成下，在操作上會有其難度，更有提高拒答率的風

險，導致問卷的失敗的可能，據此有關本研究討論總額支付委員會關係網絡的問

卷，主焦點放在工具性的資源交換與討論諮詢關係，並沒有詢問私下的情感聯繫

關係（如除公務之外的互動）。再者，同一個委員會中，開會前基本上每個委員

拿到的資料均是一致的，從制度面來看不太會出現資訊或情報不對稱的問題，開

會前情報交換的需求自然減少，而是更著重在討論、協商、諮詢、投票等決策行

為。據此，在題目設計上，本論文著重在決策討論過程中對彼此資訊交換的信任

關係（信任支持），事務討論的關係（事務討論）以及法規諮詢的關係（法規諮

詢），還有就是投票時誰會投票支持的關係（資源交換）。

總的來說，網絡分析的題組共有八題，施測時會提供受訪者所有的名單以供

參考，每一個題目都請受訪者從名單中至多圈選五名人選，以下則為題目：

1. 對事務討論網絡的測量：每當您在討論總額執行事務時，會特別和哪些人交

換意見？（題 51） 2. 對信任支持網絡的測量：若討論關鍵議題，需要和信任的人討論或交換資訊

時，您會和以下哪些人交換資訊？（題 52） 3. 對法規諮詢網絡的測量：若總額執行議題或事務上，屬於法規或規範面的技

術性議題，您會向誰諮詢？（題 53） 4. 對資源交換網絡的測量：討論總額支付相關議案時，是否得到誰投票上或其

他形式的支持？（題 54） 5. 測量誰最具決策影響力：您覺得在總額執行的決策事務上，誰最具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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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55） 6. 測量誰具有專業知識：您覺得誰在總額執行上最具專業知識？（題 56） 7. 測量誰最主動積極參與：您覺得在會議中討論總額議題，誰最主動積極？（題

57） 8. 測量誰的政策一致性最高：您覺得誰和您在總額決策的觀點立場最一致？（題

58）

在 Laumann 與 Knoke（1987）的政策場域的研究設計中，集體行動者或是行

動集合體，是解釋公共政策形成的社會過程，一個很有效的分析概念。行動者因

利益而組織動員社會網絡，對於決策過程產生影響力，公、私部門的動員，也導

致了以私人利益為主的私部門及政府決策者之間的權力界線日益模糊。本研究在

設計上的網絡邊界較為明確，僅是限定在委員會內部的範圍之內，分析的對象是

其公私部門委員間的決策溝通關係，比較像是在分析一個組織內的決策行為。這

樣的設計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對於政策行動者的指認，不需要特別先透過對

事件的指涉來達成指認的動作。在 Laumann 與 Knoke（1987）的設計中，其認

定一個政策場域包含了決策者與事件，政策事件會發生的原因，是因為行動者對

政策事件有興趣，導致其參與和動員資源，以達成其政策目的。本研究假定委員

會的委員基本上就是對決策有興趣的參與者，由於是普查，因此就以委員會的委

員成員作為明確的網絡邊界來測量，沒有抽樣的問題，也沒有替代樣本如何選擇

的問題。由於委員會內部的功能主要以溝通和決策為主，而非如一般組織化的政

策事件般，透過大規模的政治動員或資源交換來達到政策目的，所以本問卷的設

計也以測量以上所述的四個次網絡為主，以作為分析網絡行動者交換、聯繫運作

機制的形式（forms）與內容（contents）的主要面向。

為了增加問卷的回收率，此一問卷採取訪員親自面訪的方式來進行，相關訪

員與督導的招募與訓練過程，以及問卷的前測與後續問卷的潤飾與修正過程，請

詳見原報告。問卷調查時間為 2008 年 3 月 28 日至 5 月 15 日，首先由訪員透過

電話與受訪者聯繫，說明研究目的取得受訪者同意後前往訪問調查，若在電話聯

繫中拒訪者，將被歸類為失敗問卷，最後總計共完成成功問卷 80 份。24

相關的

細節以及附件，也請詳見原報告。

24 這裡指涉的是包含四個部門所有的回收問卷，而牙醫與中醫的部分回收的問卷數是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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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用多套的分析技術來解析上述所蒐集的資料，藉以系統性的回答本

研究的問題，說明如下：

壹、內容分析

本文應用質化研究中的內容分析法作為分析訪談稿資料的引導方針。內容分

析法源自傳播學界，係運用一套程序，從分析的內容作有效的推論而及於背景涵

義，是針對文字形式的傳播媒介進行分析的一種研究工具（王石番，1991）。因此，對於文字內容的解讀與分類，研究者依據資料的內容，將文件中的文字，以

理論的方法歸類成很少的幾個內容類別，以客觀系統化的步驟，把文件內容所傳

達的訊息加以分類統計，並根據這些分類的資料作敘述性的解釋。

內容分析法主要處理前述文獻資料與訪談後所整理的逐字稿，並以議題為主

要分析單位。因此，本研究針對「總額預算支付制度」、「牙醫總額運作」、「中醫

總額運作」、「總額支付委員會」等四個重要的關鍵語，作為分析的起點，並進一

步將訪談稿中有關「點值表現」、「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總額支付制度

運作」、「自主管理」等與總額支付制度有關的議題進行進一步的分類與分析。首

先、本研究先透過對逐字稿的反覆閱讀，希望能對逐字稿的整體內容有一初步的

瞭解，對逐字稿進行整體性的閱讀，可以作為後續透過電腦輔助軟體編碼比對參

考之用。繼之，本研究將NUD．IST25

軟體，根據開放編碼與建構類屬的方式將

資料進行進一步概念化的分析工作。本研究在操作上使用NUD‧IST的主要原

因，是因為其擁有易於轉換文件格式、易於重組串聯資料與具備圖形化資料的能

力，且具有較強大的操控符碼，和凸顯潛藏理論模式和資料間關係的能力（朱柔

若譯，2000：962）。運用在內容分析上，能給予研究者一個計畫性的架構，相對

而言，也減少研究者本身在處理資料上的主觀性，增強研究結果的信、效度，並

進一步與統計的資料相互驗證。

25 NUDIST 為 Non-numerical Unstructured Data by techniques of Indexing Searching and Theorizing的簡稱，意指可供非數值、非結構性資料的索引搜尋系統及幫助形塑理論的輔助工具。試用版軟體網路下載網址為：http://www.qsr.com.au/freedemos/freedemos.html；相關書籍可參閱黃惠雯等譯（Crabtree & Miller 原著，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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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官方統計資料分析

本研究將針對衛生署的《衛生統計年報》，以及健保局的《全民健康保險年

報》等官方統計資料詳加整理，並針對健保逐年的收入與支出、點值表現與規模

以及其他有關的衛生統計資料，使用 Excel 的量化趨勢圖表現組織與醫療生態的

現況與變遷。這部分的資料分析，旨不在進行分析性或解釋性的功能，而藉由此

提供一個易於參考與理解的背景資料。

參、網絡分析

本研究對於網絡分析技術的使用，並非要對此一技術進行任何學術意涵上的

檢討與修正，而是採取一種應用態度。本研究使用UCINET網絡分析軟體進行網

絡部分資料的過錄與分析。然而在回收的有效問卷中，網絡部分整體的回收率是

69.65%，其中牙醫的部分回收率是 65.52%，中醫的部分回收率是 74.07%。由於

網絡分析需要受訪者對彼此互動關係兩兩確認的分析技術，因此對回收率的要求

敏感度較高，過低的回收率會影響整體關係網絡結構的判讀。但就過去相關研究

的執行經驗來說，針對敏感性或地位較高的受訪者，網絡分析的問卷回收率能達

成七成左右已是相當不易，也就表示關係網絡的結構，可以經由此一資料還原七

成左右，已符合基本的校度與信度。在陳敦源原始的研究計畫中，分析的母體是

四個總額支委會的所有委員會成員，然由於醫院與西醫基層的回收率不滿六成，

對於分析網絡關係的解構與繼之進行迴歸模型的分析與推論，都有不利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使用資料較為完整的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作為分析的對象，並以政策影

響力聲望（influence reputation）、並以信任支持網絡、事務討論網絡與法規諮詢

網絡的程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26與中介性指標（betweenness centrality）27、

小團體指標（sub-structure）28、網絡密度指標（network density）29

26 程度中心性為集中性指標之一，其計算方法：

與結構對等位

∑∑==

===g

jji

g

jijiiD zzndnC

11

)()( ，第 ni 個行動者

的度數居中程度，D 代表 degree。 27 中介性也為集中性指標之一，其為居於其他所有行動者間溝通路徑中間的機率加總：

∑<

=kj

jkijkiB gngnC /)()( ，gjk = 連結 j 與 k 的路徑數目，gjk(ni) = 經過 ni 的連結 j 與 k 之最短路

徑。 28 社會結構的子群體分析有非常多的指標可供檢測，不同的指標立基的理論基礎也不相同。其

中派系（cliques）的觀點最為嚴格，是立基於互惠基礎上的互動關係才成稱之為一個完整個派系；

此外，尚有立基於可達性（reachability）與最短直徑理論基礎上的 n-派系（n-cliques）或 n-宗派

（n-clan）；以及建立在點度數（degree）基礎上的 k-叢（K-plex）或 k-核（k-core）。 29 網絡密度的計算方法： ji

gg

xg

i

g

j

Nij

N ≠−

=∆∑∑= = ,

)1(1 1

)(，網絡密度大顯示行動者間存在的互動頻率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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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structural equivalent analysis）分析 30

再者，本文除了使用 NetDraw 的功能將網絡圖繪出之外，並在 UCINET 中

使用程度中心性與中介性兩個指標進行分析。程度中心性可以衡量一個行動者在

網絡中控制範圍的大小（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Knoke and Yang, 2008），程度中心性分數愈高的行動者，其反映的是與網絡中

最多的行動者有關係，也代表了非正式的影響權力愈高（Krackhardt and Hanson, 1993），獲得的社會支持也愈多。在友誼或信任網絡中，這個指數尤其重要

（Granovtter, 1973），由於程度中心性指涉了一種互動關係中「強連帶」的力量，

可以有效的引導別人的偏好（philo relationship），甚至傳遞正式的權力，或非正

式的社會影響力（Brass and Burkhard, 1992）。因此如 Krackhardt（1992）研究

中指出，這種位居信任網絡的中心位置的行動者，更能夠累積可影響他人偏好的

社會資本與影響力。就分析的操作而言，集中性指標的程度中心性又可區別為「內

向程度中心性」（受歡迎性）（in-degree）與「外向程度中心性」（擴張性）（out-degree）兩個指標（Knoke and Burt, 1983）。內向程度中心性係指在網絡中的某一成員，

在某一事件中，被多少的其他行動者認為彼此具有連結的關係，展現的是一個行

動者受歡迎的程度；而外向中心性則是受訪者自己本身認為在某一事件中，與多

少的行動者具有連結性的關係，展現的是一個行動者擴張性的程度。若是要瞭解

一個行動者在某場域中的影響力聲望，以內向中心性的分數來衡量會較外向中心

性客觀，但基本上是兼具高受歡迎性與高擴張性的行動者，影響力會比單純僅有

高受歡迎性的大。

。其中影響力聲望是透過受訪者來評價

所有的行動者，主觀認知並圈選哪些名單內的委員對於決策有影響力，有的則過

錄為 1，無則過錄為 0，將所有行動者對某一行動者的評價分數累加便為該名行

動者的影響力聲望分數。

而中介性這個指標，也是應用信任支持、事務討論、法規諮詢以及資源交換

四個網絡的資料來計算中介性的集中量數。此一指標是由美國的社會學家

Freeman（1979）所提出，測量某個行動者在多大的程度上，位居網絡中其他行

動者的中間位置（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Knoke and Yang, 2008）。換言之，其認為連接兩點 A 與 B 的途徑經過某點 C，則稱點

A 與 B 的關係依賴於點 C。因此，指標愈高，代表在這四種決策網絡中愈多成員

必須藉由該行動者，才能連結產生關係，在政策產出的意涵上，若不考慮個人的

能力與意願的話，這樣的行動者更具備了類似所謂政策掮客（policy broker）的

功能與條件，能夠位居協調的關鍵位置效果。有關中介性最著名的研究，就是

Brut（1992）所使用的「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的概念，其操作性的定義是

指：在一個社會網絡中，當兩個點以距離二，而非一相連結的時候，就可以說兩

頻繁，且彼此之間的關係結構亦相當的密實。 30 rjqriq ZZ ,, = 且 rqjrqi ZZ ,, = ，則 i 與 j 結構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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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間存在有一個結構洞。結構洞的存在使得第三者扮演了經紀人或中間者的角

色，也更容易獲取商業機密與機會，獲得中介的利益（Burt, 1992; John, 2002）。

然而，並非所有的中介者都能如魚得水，漁翁得利，也有行動者因為作為一

個中介者而感受到兩個團體的壓力，導致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的狀況，也

因此中介性的分析概念，後來發展出更複雜的中介者類型學，不同的橋構成了不

同的關係效果。31

繼之，本研究也會聚焦於小團體層次的網絡結構分析，這部分的分析主要是

因為無論在組織理論或決策理論，非正式組織與次級系統的分析通常被當作是一

個重要的集體行動系統來分析，此一分析也有助於掌握團體（派系）對於組織或

決策績效的影響。在 Krackhardt（1992）的研究當中，就證明了在正式組織的結

構與非正式組織的結構往往大相逕庭，一個行動者在非正式的組織結構中，若更

具備中心性，則對於他人的影響力愈大，也愈容易影響組織運作的績效表現。有

關小團體的分析，社會網絡計量學提出了很多的指標想要切實的補抓住所謂的非

正式組織團體，然到目前為止，對於什麼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一直沒有很清楚的

定論。據此，本研究要透過對 cliques, n-cliques, n-clan, k-plex 與 k-core 等指標的

分析與比較後，並比對本研究資料的分佈與性質，找出最適當的分析指標來詮釋

小團體在決策網絡中活動的結構。本研究在後續的分析當中，將以最嚴格的小團

體定義-派系（cliques）作為分析的指標，為何會做這樣的選擇，在後續第五章

的前言部分會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在本研究所分析的決策關係網絡中，中介性的效果特別應關注

諮詢或事務討論網絡，若是很多的行動者必須透過該行動者，才能有協商與諮詢

的互動關係，或許這種網絡關係不見得能帶來，或不代表具備情感上的支持，但

倘若中介性指數高的行動者能有效的傳遞訊息，這會有助於政策問題的討論與解

決。對於一個穩定化的政策網絡而言，判斷一個行動者是否具備政策掮客的角色

與位置，並非僅是觀察其中介性指標的高低即可，更要視整體網絡中群體中介性

的分數多寡。群體中介性意指在整體的政策網絡之中，中介性最高的行動者與其

他行動者中介性的差距，這個指標可以檢視一個關係網絡裡，是否需要透過中介

性最高的那個行動者才能溝通。因此，群體中介性愈高，表示中介性分數高的行

動者可以操弄政策網絡的可能性也就愈大，尤其是操弄資訊傳遞的可能性也就愈

大。以上的分析指數，主要的焦點是關注在行動者間的關係模式與連結的強度。

除此之外，本研究在網絡部分的資料，還要進行對整體關係網絡結構的分

析，這部分的分析分成兩部分，其一是整體網絡的密度，其二是結構相等的位置

31 從過去研究所歸納，橋的類型有以下五種，協調者（coordinator）、中介者（broker）、守門人（gate keeper）、發言人（representative）、聯絡官（liaison）以及齊美爾連帶，也對網絡的結果產生結果不一的效果。由於上述五個類型的分析主要是從自我為中心的網絡（ego）分析的層次出發，研究的方向與目的與本研究不同，本研究在測量中介性時，並特意針對對這五種不同的類型做進一步的界定與分析，相關的解釋請參閱羅家德（2005：159-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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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網絡密度是最為普遍的分析概念之一，這個指標乃是透過關係網絡的矩陣

模式，測量行動者間封閉的關係特質。從操作性的意涵而言，此一指數係指網絡

成員的實際互動關係數，和所有互動數的比例關係。這個指標可以測量四個關係

網絡結構，行動者間相互接觸的頻率。網絡的密度值愈大，表示行動者間彼此交

換的資源或溝通的頻率也愈高，反言之，若一個決策網絡，存在著兩兩對立的互

動模式，將使得互動的密度明顯降低，削弱比此間互動的基礎，與關係網絡的穩

定性。此外，網絡的邊界愈大，網絡成員的異質性愈高，則網絡密度也會相對較

低（熊瑞梅，1995a：319）。這的命題與政策網絡中所談的議題網絡類似，都是

鬆散、不易確認邊界、成員異質姓高但互動頻率少的關係模式。足見若是政策社

群式的關係網絡模式，網絡的密度應該相較於議題網絡還大。

結構對等分析用來瞭解在網絡結構背後，是否有一個更深層的社會關係結構

形式。也就是在更為廣泛的社會關係系統中，考慮行動者在空間分佈的相對的位

置才會產生的網絡結構特質（Knoke and Kuklinski, 1982;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Knoke and Yang, 2008）。此一分析，通常與行動者本身的社會背景或職業

類別有極大的關係，在網絡的關係中，若兩個行動者的位置互換並不會改變整體

的結構關係，我們就可以定義此兩個行動者具備結構對等的關係。這一部份的分

析，首先將透過多向度量尺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MDS）分析分別計算兩

個部門網絡行動者彼此間的親近性矩陣。使用MDS分析技術的好處，是把行動

者間關係截面中所表現出來的異同性模式，表達成一個多維或二維的空間圖形，

在多維的空間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其是否是一個明顯的類聚關係，對結構對等可

以先做初步的判斷。繼之，再使用兩種方法來比對找出不同的位置區截，其中之

一是使用White, Breiger與 Boorman（1976）所設計的CONCOR分析法 32

32 Concor 分析法是以相關係數來計算行動者間的結構對等，其計算的方法為：

切割不

同的次團體，以科學化的方式區隔出真正的結構對等關係，第二種是用比

CONCOR更為高級的計算方式Tabu來切割不同區截。先比較兩者的分析哪一個

解釋性比較好，再以該演算法為基礎使用區截模型（block model, 熊瑞梅，1995a）分析去劃分出相等地位與地位間角色的互動關係。CONCOR是一種數學上疊代

相關的收斂法（convergent correlation），主要的原理是計算「行動者X的親近性

向量，與行動者Y的親近性向量在多大的程度上相似的可能性」，而tabu與CONCOR類似，但其考慮的是如何讓每個區截內的行動者間的關係平方差最

小，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將同質性最大的行動者放置在同一個區截位置。之所以要

先透過比較的方式來決定用那個標準分割網絡中的主要位置，主要的原因在於並

沒有任何一個分割方式在數學上可以完整的分割出最乾淨的區截，因為要透過兩

者的比較，來判定哪一個方法所切割的位置在解釋上比較符合分析的需求。然

kjki

xxxxxxxx

xxxxxxxxr

k

qjqj

k

qiqi

k

qjjq

k

qiiq

k

q

k

qjqjiqijjqiiq

ij ≠≠

−+−−+−

−−+−−

=

∑∑∑∑

∑ ∑

=⋅

=⋅

=⋅

=⋅

= =⋅⋅⋅⋅

,,

)()()()(

))(())((

1

2

1

2

1

2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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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決定使用那個方式計算之後，再利用區截切割圖（block diagram）表達各個

位置間的結構對等性程度與相對位置，並標記出各個位置擁有的網絡成員。區截

模型則可以探討位置間的角色，透過算出區截間與位置內部的網絡密度表

（density table），將網絡密度的兩兩關係矩陣轉換成縮影矩陣（image matrix）（熊瑞梅，1995a）。

結構對等的測量結果，理論上的意涵是會反映出社會結構的制度性位置。據

此，除了網絡原始資料所反應的結構關係之外，本文也留意到制度性的機制與總

額支付委員會網絡關係的關連性，例如：總額的類別是否影響結構，委員的身份

別與其在總額支付制度中的角色，是否會反映在網絡結構差異的特質，也會在本

文分析網絡結構的對等機制時一併納入考量。

以上的指標均是用來客觀解析並描繪出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然若要進行到

推論層次的分析，便要使用適合網絡矩陣資料的統計方法，才能達到分析的校

度。而本研究用以驗證行動者決策行為與決策影響力社會鑲嵌性的方法，則是

QAP 二次分派程序模型中的相關分析與迴歸分析。二次式分派程序是一種無母

數的統計估計方法，由 Krackhardt（1987, 1988）倡議，主要是為了解決網絡資

料中會出現的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的問題。一般常規的統計分析，都要求

變項之間要相互獨立，以免造成共線性，導致參數的估計值缺少變異，但關係性

的矩陣資料常常違反此一假定，因此 QAP 的分析模型，便是用以測量關係性資

料間的關係。這個程序首先以觀察到的資料矩陣進行一般的迴歸分析，並求得所

有自變項的迴歸係數。之後，這個程序開始隨機的重新排列依變項矩陣，並重新

求得新的自變項迴歸係數；將這個隨機重新排列的程序重複非常多次之後，便能

獲得一個自變項的迴歸係數分配，並用以估計原來實際觀察值所求得的迴歸係數

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隨機的因素。例如，如果在 2000 次（一般網絡分析設定相

關分析為 5000 次，迴歸分析為 2000 次）隨機重新排列的計算之後，發現有 100 次計算所得到的迴歸係數跟實際觀察值的迴歸係數一樣大，那便意謂實際迴歸係

數的結果出於隨機樣本誤差的機率是 0.05。模擬研究發現 QAP 方法可以提供不

偏估計值，並被廣泛的運用各種不同的網絡分析的研究（請參考 Kadushin 1995；Burris 2005）。

綜上，為本研究在接下來的各章節中，用以測量行動者間網絡關係的分析指

標與應用的方法，所有的分析指標可整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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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本研究使用網絡分析指標列表 分析構面 分析方法 分析用途

網絡集中性

內向中心性 測量行動者在網絡中受歡迎的程度（影響力）

外向中心性 測量行動者在網絡中擴張性關係的程度

中介中心性 測量行動者可作為其他行動者溝通路徑中心位置的機率加總

小團體指數 派系指標 測量一個網絡當中，有多少兩兩互惠關係所形成的小團體（通

常以具有三對兩兩互惠關係為一個小團體的最小值）

網絡密度 網絡密度 測量網絡整體互動頻率的高低

結構對等

CONCOR 用以分割網絡中不同的區截位置，每個區截位置的行動者有相

似的特徵，原理為不同行動者的親近性彼此間相關的可能性

Tabu

用以分析網絡中不同的區截位置，每個區截位置的行動者有相

似的特徵，原理為區截內的成員組內關係平方差最小

多向度量尺法

(MDS)

行動者間關係截面中所表現出來的異同性模式，表達成一個多

維或二維的空間圖形，在多維的空間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其是

否是一個明顯的類聚關係

縮影矩陣

(Image Matrix) 以整體網絡密度為判斷標準，藉以測量區截位置內與不同區截

位置之間的關係形式

假設驗證 QAP 相關分析 驗證不同網絡矩陣資料的相關性

QAP 迴歸分析 驗證不同網絡矩陣資料的因果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肆、統計分析

如前所述，本研究使用了陳敦源（2008）於《全民健保總額制度執行架構之

評估》此一報告中的問卷原始資料，但由於本研究的分析對象僅是牙醫（N=29）與中醫（N=27）的總額支委會，因此委員會母體數減為 56，牙醫與中醫兩個總

額回收共計 39，回收率為 73.58%。針對此有效問卷，本研究以 SPSS for Windows的套裝軟體進行原始資料的過錄與分析，除卻了基本的描述統計分析之外，也著

重於處理受訪者的對於總額支付制度的運作與執行績效態度的測量。此外，本研

究也將問卷中三大分析構面的資料（相關構面設計詳見原報告）：健保局的組織

運作、醫事團體的自主管理機制、以及公私協力機制的績效，重新進行加總以形

成新的連續變數，這些變數都會先進一步透過信度分析，一方面確認其信度，二

方面也先確認這些新變數是否為常態分配，進行資料結構的評估，再與上述由網

絡分析所得到的關係變數進行更進一步的統計分析。這部分的分析，將在第七章

中透過新變數間的相關性分析先確認變數間的關係，並再進一步透過多元迴歸來

確認決策的社會結構是否會影響決策的績效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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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基本統計資料如表 3-8 所示，以下就問卷施測結果，針對受測者的屬

性概述如下：

表 3-8、受測者基本資料統計表（n=39） 特徵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35 3

89.7 7.7

身分類別 專家學者 保險人 醫事團體 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4 2

30 2

10.3 5.1

76.9 5.1

年齡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21 12 4

53.8 30.8 10.3

教育程度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1 14 12 7

2.6 35.9 30.8 17.9

總額類別 牙醫總額委員 中醫總額委員

19 20

48.7 51.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一、男性佔所有受測者的 89.7%（35 位），女性佔 7.7%（3 位）。明顯看出現在

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委員中，男女比例是以男性委員居多，此一不

均衡的現象也顯示出在兩委員會中權力配置性別差異的情況。

二、就身分類別來看，依據委員會目前的委員結構，本研究主要將委員身分區分

為四大類別，分別是專家學者代表、保險人代表、醫事團體代表，以及相關

政府機關代表。其中以醫事團體的受訪者居多，佔 76.9%（30 位），此非但

與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規定有關，也表示總額支付此一政策場域是以討

論醫事團體利益為主的決策場域。法規上，設置要點明定各項成員的人數比

例，醫事團體成員在各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中居最多，次之者為專家學

者，佔總體比例的 10.3%（4 位），而保險人代表與相關政府代表各自均僅有

5.1%（2 位）的比例，位居末位。

三、就年齡此一類別來看，原始問卷是請受訪者直接填答實際年齡，本研究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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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便利，將受測者的年齡區分為五組：21-30 歲 0%（0 位）、31-40 歲 0%（0位）、41-50 歲 53.8%（21 位）、51-60 歲 30.8%（12 位）與 60 歲以上 10.3%（4 位）等。其中，以 41-50 歲者居多，佔所有受測者的一半以上；再者為

51-60 歲佔三成左右。由此可知，中壯年人口在牙醫與中醫委員會中，佔據

八成以上的比例，低於 40 歲以下的無任何一人，這可能也可以反映出牙醫

與中醫總額支付政策場域中，整個權力結構仍是掌握在有相當年資或經驗的

人手中，也或許有經驗的人在進行決策的討論時，較能夠成熟且全面的反映

真實的意見與情況。

四、受訪者學歷中以大學居多，佔所有受測者的 35.9%（14 位），再者為碩士教

育程度，佔 30.8%（12 位），其中最低者為專科者，僅佔所有受測者的 2.6%（1 位）。基本上，由此可知參與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委員，平均

素質不會太低，也可反映出參與總額支付決策事務的委員均需要有一定的知

識水平。

五、在所回收的成功問卷中，就各類總額人數而言，牙醫總額委員會的委員，佔

有母體的 48.7%（19 人）。而中醫總額委員會的委員，則佔有母體的 51.3%（20 人）。牙醫與中醫兩個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回收率相比較，則是中醫的回

收率較牙醫總額的部分高出一些。

綜合來說，從以下受測者基本資料所呈現出來牙醫與中醫兩委員會委員的特

質，大致上可以將總額支付制度的決策場域特質，歸納成以男性、中壯年、大學

畢業以上，並以醫事團體代表為主的決策環境。

本研究為了能增進結果的外部效度，於此透過母體與樣本間的卡方分析，進

行樣本代表性檢定，檢驗的變數包括委員會的總額類別，以及委員本身的身分類

別。但身份類別的部分，由於有三個類別的觀察值都小於 5，即使將保險人與相

關政府機關代表相加，在專家學者那一欄仍然小於 5，因此在代表性檢定的部

分，就僅測量總額類別與母體間的差異性。依據總額類別的母體參數而言，牙醫

委員共有 29 人、中醫委員有 27 人，以下將透過樣本統計量與母體參數進行代表

性檢定，檢定結果如表 3-9 所示。

表 3-9、樣本代表性檢定（n=39） 變數 選項 觀察個數 期望個數 母體 卡方值 ( )2χ 顯著性 ( )Ρ

總額類別 牙醫總額委員數 19 20.2 26

0.147 0.701 中醫總額委員數 20 28.8 2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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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知道，就總額類別此一變數而言，因 P 值大於 0.05，可以接受樣

本特性與母體參數間無差異性。也就是說，牙醫與中醫樣本的總額類別人數可以

代表母體各總額類別的分布，顯示本研究所分析的樣本資料，可以有效的代表母

體的分配狀況。況且陳敦源的原報告中，針對四個部門的總額樣本，以及不同身

份類別的差異性檢定，樣本與母體間均無差異性。顯示在身份別上，特別是專家

學者、保險人、醫事團體與相關政府機關代表間的比例，樣本與母體間也無任何

的差異性，顯示本研究的樣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此樣本無疑可以用來推論牙醫

與中醫總額決策網絡的社會結構。

本研究希望藉由上述質化與量化資料的分析之後，能夠更深入的探討牙醫與

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運作與實踐，並確實掌握決策過程中事務討論、信任支

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等四個互動網絡的社會結構與決策影響力機制。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綜合上述，整個研究所使用的每一種資料蒐集與分析方法，將會在本研究的

不同階段不同章節不斷被使用，本研究歸納相關研究問題與研究設計，並將相關

的資料蒐集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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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示意表 研究面向與問題 資料蒐集方法 資料來源 分析方法

一、支付委員會網絡關係結構的描述

性分析 1. 行動者影響力聲望？ 2. 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以

及資源交換網絡結構？ 3. 政府代表的影響力？ 4. 決策派系的影響？ 5. 結構位置角色分析？

文獻蒐集與分析 菁英問卷調查 深度訪談

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 中英文研討會論文與專

書 政府文書與報告 陳（08）、黃 訪談稿 陳（08）問卷

網絡分析： 集中性指數 中介性指數 派系與 E-I 指數分析 網絡密度分析 Tabu 與 CONCOR 法 MDS 與 Block model 內容分析

二、網絡關係結構對決策行為、影響

力與成效的影響 1. 社會結構對決策權力的影響？ 2. 社會結構對參與行為的影響？ 3. 影響力指數、中心性指數與中介性

指數對決策成效造成的影響？

文獻蒐集與分析 菁英問卷調查 深度訪談

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 中英文研討會論文與專

書 政府文書與報告 陳（08）、黃 訪談稿 陳（08）問卷

QAP 檢定 因素分析 信度檢定 相關分析 階層迴歸分析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承上，本研究的分析方法將隨研究流程所擬之步驟流程，在後文的處理上陸

續回答本研究所欲解答的問題，後續的鋪陳如下：

第四章透過資料蒐集與網絡分析的使用，針對本研究所要回應的主要問題之

一，決策網絡的權力關係結構以及決策行為的鑲嵌性進行解答。其中分析的重

點，將關注在兩個總額委員會行動者的影響力指數，決策行為，四個次網絡的關

係形式，以及社會結構特質，對本研究的問題 1-1, 1-2 以及問題 2-1, 2-2 進行解

答。

第五章主要在回答牙醫與中醫兩個決策網絡中，是否有足以操控決策結果的

派系或小團體，小團體的存在是否會影響行動者的決策行為。本章節將以內聚力

的特質來界定決策的小團體，並進一步分析這些小團體的共同特質，委員的組成

與意涵，這部分的分析主要在回答問題 1-3 與 2-1 及 2-2。

第六章同樣透過網絡分析方法，針對同一筆資料進行網絡密度與結構對等的

分析。這部分的分析除了考量整體網絡的結構特質外，主要在考量行動者在政策

的網絡中，是否有其結構性的制度性位置存在，角色與位置的結構如何？並藉此

回答問題 1-4。

第七章有兩個主要的資料來源，一是利用委員出席會議的出席網絡當作依變

項，探究是否有社會關係網絡的變項會在統計上顯著影響委員的出席狀況；第二

是利用菁英問卷上測量關係網絡的題組，以及其他針對測量制度運作績效觀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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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問題，來尋找社會網絡在解釋委員會的決策績效時，是否可以成為一個顯著

的影響因素。本章最主要的目的是透過社會網絡的觀點與分析，找出影響支付委

員會決策產出成效觀感的影響因素，也就是針對 2-3 進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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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決策網絡的影響機制：個人層次

無論是政治學、社會學、公共行政學、政策科學等領域，對於公共政策過程

與產出的研究，其中一個非常普遍的研究問題，就是要探究誰統治（who governs）決策產出的問題，或誰有能力操控政策的產出？或是在決策過程當中權力的分佈

該如何測量？這樣的疑問也產生了學術界對於測量權力路徑的需求。但過去對於

政策產出的測量，或有從政治學的角度，或有從經濟學的角度，或有從政策科學

本身的視角，都無法很清楚確實的從量化的分析方法掌握決策權力運作的機制與

特質。而過去社會學者 Marx 與 Weber 將權力視為是一種總體的結構現象，也無

法反映出每個不同集體行動的權力結構會有其差異性，更無法將權力的解釋反映

到行動者本身的層次。換言之，這些定義與對權力的論述太過于空泛與模糊，仍

需要更進一步的精緻化。而對於個體權力與行為的測量，是社會計量學發展最原

初的目的之一，其透過對一個行動者與其他行動者在一個網絡中的相對關係與彼

此間相對位置，來展現權力的因果機制，並透過圖論與線性代數的原理，來形式

化社會網絡對於權力分佈的分析。其最基本的假設有三：一、一個行動者愈處於

網絡的中心位置，影響力愈大；二、網絡結構中行動者影響力的展現，是鑲嵌於

行動者間所構築的社會網絡關係，具有社會鑲嵌的性質；三、決策行為有其社會

性，必須考量行為上非經濟動機的交互作用，趨於一致性的決策行為具備合法化

的行動基礎。換言之，在社會網絡的觀點中，影響力與權力的存在是因為一個行

動者對另一個行動者的行為期待可以促使其改變行為模式，沒有與他人間的社會

網絡關係結構，行動者對他人的影響力便發揮不出來。從社會網絡的分析技術來

研究權力或影響力，最大的貢獻便是可操作性的程度高，並可應用在其他不同領

域的研究主題上。

前述在文獻檢閱的部分，已探討利用社會網絡分析探討權力與影響力的概念

在決策產出中的應用與可操作性，此處不再贅述。在公共行政的研究領域中，對

於組織行為與決策產出的關懷，基本上都立基於以一個具備清楚邊界為研究範圍

的觀察標的（如：一個組織結構與政策次級系統），因此同樣以一個邊界清楚的

社會網絡作為分析的喻象，並不會在整合上令人感到突兀。Simon（1997）在《行

政行為》一書當中，談到組織內的決策系統與有限裡性的概念，雖然並不處理組

織的制度與人際關係結構如何讓決策的理性變得有限的問題，但無可避免的

Simon 仍同意決策的行為與理性的展現仍是有結構性的限制，這也與社會網絡的

基本假定不謀而合。本章的企圖，在於應用網絡分析在測量個人層次關係性質的

分析視角，找出那個行動者在一個邊界範圍清楚的網結構中（牙醫與中醫支付委

員會），具備著最大的決策影響力，彼此之間的決策行為又如何被社會網絡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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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結構所影響。其中集中性的指標，可以從行動者與其他行動者關係的數量與質

量的角度，來探析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具備著什麼樣的權力位置，或位居什麼樣

重要的地位，並受到什麼樣的因素所影響。

以下，作者將透過三個社會網絡個人層次的分析，來解析一個行動者在牙醫

與中醫兩個決策網絡中決策的影響力及決策行為與其社會性的基礎。首先、本研

究先以網絡集中性的指標初步測量行動者在決策網絡影響力的程度大小，一般來

說，整體的集中性量數的分佈是 0 到 100%之間，數量愈大代表集中性愈高，對

決策的控制力也就愈強。倘若整體網絡的集中性分數愈高，代表了此一決策網絡

的影響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也表示此一委員會的決策機制較偏向於金字塔型層

級式的結構，少數人便可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反之，則表示該決策網絡的影響力

結構趨於分散化，少數人難以把持決策的過程。繼之再透過整體網絡與個人的聲

望集中性與中介性指數，說明行動者在不同的社會網絡關係結構中的位置與影響

力為何。如前所述，行動者在決策過程的影響力是透過彼此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結

構來實現，這部分的分析能更細緻的從行動者四種社會網絡的結構特質，來尋找

出其在決策過程中影響力的來源。最後一節再透過前述兩者的分析，從原始矩陣

QAP 的相關分析中以及集中性指數的相關分析，解析行動者社會網絡的關係結

構與決策影響力間和決策行為間的關係，以及透過原始矩陣中 QAP 的多元迴歸

分析去探究社會網絡結構對兩者的影響，並以此來驗證 Granavette 一個重要的網

絡理論：結構（社會）鑲嵌性（structural embeddedness）。至此，我們可以確定

行動者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確實是鑲嵌於四個社會網絡關係結構之中的，也

回過頭來解釋了本研究的思考邏輯：決策的影響力與決策行為是被決策網絡的社

會結構所定位。

第一節 牙醫支付委員會

壹、決策網絡的個人影響力機制

本小節先以網絡集中性指數測量牙醫總額決策網絡個人影響力與擴張性指

數的高低，來初步判斷支付委員會內部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影響力。

表 4-1 羅列了集中化指數對於測量牙醫支付委員會影響力網絡的結果，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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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網絡集中化量度擴張性與影響力程度的平均值與標準差之外，作者在表中

列出影響力聲望前面幾名的行動者名單與其影響力指數，並將影響力指數依據性

質區隔為擴張性的關係與影響力的程度。從名次分佈來比較，基本上兩者之間並

沒有太大的差異，但由於擴張性指數在前三名便已分佈很多，而影響力指數的前

三名僅有三位，顯示出此一決策網絡的擴張性關係較為分散，大多數的行動者仍

喜主動與其他行動者接觸，而影響力僅集中在少數的行動者中，這個推論可在後

續的分析得到驗證。此外，在影響力集中性與擴張性指數最高兩名分別是行動者

H16（46.429）與 H11（42.857），這兩位代表都是屬於牙醫全聯會的代表，顯示

了牙醫支委會的這兩位代表無論在關係的擴張性與影響力的程度，皆被網絡內的

其他行動者認為是最具指標性的成員。而為何這兩者的影響力指數這麼高，細究

這兩者的背景，當中可發現一些端倪：首先、這兩者皆有擔任過牙醫全聯會的理

事長，就醫界倫理來說，擔任過牙醫全聯會理事長的醫師，就輩份上自然不小；

第二、這兩人參與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年資均不淺，特別是 H16，從第一屆牙醫總

額開辦以來，便一直擔任委員的職務沒中斷過，可想而知在總額支付委員會中人

面較廣，影響力較大。而此一決策網絡影響力指數的三、四名：行動者 A1（39.826）與 A2（32.143），是健保局的代表，可見得大多數委員會的成員，也一致認為健

保局的委員在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絡中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只是與第

一、二名不同的是，行動者 A1 與 A2 雖然有很高的影響力程度，但他們本身並

沒有很積極的擴張性，這可能的解釋是因為健保局是唯一的保險人，與醫事團體

議價的權力較大，因此其代表不若牙醫全聯會的代表，需要很積極的去拉票或動

員自己的資源來保障自己本身的權益，故健保局的代表在決策網絡中的擴張性低

於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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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牙醫支付委員會影響力網絡的標準化集中性指數

編號 代號 身份別 擴張性 影響力

分數 名次 分數 名次

1 A1 健保局 0 39.826 3

2 A2 健保局 7.143 32.143 4

3 B1 專家學者 10.714 3 0

6 C1 衛生署健保小組 14.286 2 3.571

9 E2 台灣醫院協會 10.714 3 0

12 F1 藥師公會 10.714 3 0

14 H1 牙醫全聯會 17.857 1 0

15 H2 牙醫全聯會 14.286 2 0

17 H4 牙醫全聯會 14.286 2 10.714 6

24 H11 牙醫全聯會 17.857 1 42.857 2

25 H12 牙醫全聯會 17.857 1 7.143

26 H13 牙醫全聯會 7.143 7.143

28 H15 牙醫全聯會 7.143 14.286 5

29 H16 牙醫全聯會 17.857 1 46.429 1

平均數 7.512 7.512

標準差 7.040 13.667

Network Centralization (Outdegree) = 10.714% Network Centralization (Indegree) = 40.30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此外，整個網絡標準化的擴張性指數與影響力指數的分別是：10.714%與

40.306%，這說明了此一影響力網絡有極大的不對稱性，擴張性的關係較為分散

在多數行動者身上，但影響力的關係較為集中，也驗證了前述分析，決策的影響

力較為集中在少數人手上。例如：一個星形的網絡關係，其中心點影響力指數為

100%，代表著此一網絡結構的集中趨勢愈強，以前述的數值來說，牙醫支付委

員會的決策網絡影響力的集中趨勢是比較高的。若進一步觀察各類別行動者的影

響力指數，專家學者、衛生署、台灣醫院協會、藥師公會與牙醫學會的代表，在

影響力網絡中均敬陪末座，尤其在影響力集中性的指標當中，除了前六名行動者

以外，其他行動者均低於平均值，一方面顯示此一決策網絡的影響力集中在前六

人手中，決策權力的集中性不低；另一方面，顯見專家學者、衛生署、台灣醫院

協會、藥師公會與牙醫學會代表的列名，在此一委員會中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

義，在決策上絲毫沒有影響力可言。若從圖 4-1 將影響力的集中化程度的分析結

果圖像化，顏色代表的是不同的部門背景，大小代表的是影響力指數的高低，此

圖可明顯的觀察出來整個牙醫支付委員會的影響力結構確實是隸屬於牙醫全聯

會且輩份高的行動者 H16, H11，以及健保局的 A1 及 A2 兩強的雙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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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牙醫支付委員會影響力網絡（集中化係數：40.306%）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總的來說，以上僅是以決策影響力網路的資料，初步分析出牙醫總額支付委

員會的決策影響力結構，雖具有參考的價值，但對於個別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影

響力程度的解釋並不細緻。就社會網絡理論上的假定而言，決策過程必定鑲嵌在

委員間既有的社會網絡關係結構之中，而決策影響力的展現，也必須依侍既有的

社會網絡結構作為傳遞影響力的平台。因此本研究繼之要透過在決策網絡中所存

在的四個社會網絡（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行動者社會聲

望的分析，來進一步補充此一影響力網絡的分析結果。

貳、誰的社會網絡聲望高？

從網絡集中性的指標可以說明一個行動者在社會網絡結構中的集中性指數

愈高，代表其在此網絡的影響力愈大。前一小節已初步分析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影

響力結構特質，這一小節則針對此一委員會四個社會網絡機制的整體集中類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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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的聲望與中介集中性指數，藉以補充前一小節的分析結果，四個社會網絡的

行動者聲望關係圖，請詳參附錄五。

本節先從整體網絡的對稱性與非對稱性的集中度指標來分析牙醫總額支付

委員會的四個社會網絡，對稱網絡意謂中兩兩之間的關係是具有對稱性的，例如

行動者甲與乙相互認識，就是一個對稱的關係，表示認識的關係沒有誰比較認識

誰的差別，關係的存在沒有方向的特性。而非對稱網絡則是意指將兩兩之間的關

係看成是有接收與發送的性質，例如：行動者甲在討論私事的時候，喜歡跟行動

者乙說，顯示甲在私事的討論網絡中，較依賴乙，因此關係的擴張性強，因為關

係是甲主動給出去，乙是接收方，表示乙較受歡迎。據此，從左邊的對稱性網絡

集中性指數可以發現：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事務討論網絡的集中性高於其他的三

個網絡，顯見牙醫支付委員會的資訊交換與討論關係僅集中在少數的行動者身

上，其次是信任網絡，可見該網絡的信任關係也較為集中在少數行動者身上。而

集中性指數最低的網絡是資源交換網絡，這顯示了資源交換的關係是較為鬆散的

散佈在很多行動者之間，這可能意謂了在決策過程中，許多行動者都需要資源交

換的關係。但由於四個社會網絡的對稱性集中性指數相差不大，因此上述的分析

所呈現的效果並不明顯。再者，進一步分析決策菁英非對稱的關係，可以更精緻

的理解決策菁英在傳送與接收關係的差異性。故從同表的右邊非對稱網絡的關係

指數中，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除了事務討論網絡的整體擴張性（9.821%）

稍低，其他三個網絡的擴張性都很類似，大約多在 11%左右，遠低於受歡迎的集

中性指數，表示這些網絡中的決策菁英並不善於主動與他人建立關係。反觀受歡

迎的集中性指數，事務討論的受歡迎集中性指數最高（43.112%），資源交換

（33.546%）與法規諮詢（33.801%）的受歡迎集中性指數最低，表示雖然牙醫

總額支付相關事務的討論關係僅集中在少數行動者的身上，但資源依賴關係的集

中性並不明顯，可見牙醫總額支委會的資源交換關係較為分散。

表 4-2、牙醫社會網絡整體結構集中性指數 社會網絡 對稱網絡 非對稱網絡

無方向性 擴張性 受歡迎

事務討論 38.89% 9.821% 43.112% 信任支持 37.17% 11.352% 40.944% 法規諮詢 36.90% 11.607% 33.801% 資源交換 34.13% 11.352% 33.54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行動者本身擴張性與受歡迎的集中性指數高低類型的組合，可以看出一些

有趣的影響力模式。從權力的角度來解析，擴張性與受歡迎程度隱含了社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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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的地位高低，其中擴張性的社會關係愈強者，表示處於請託者劣勢的權力關

係結構之中，需要主動的去拉關係、攀交情，和原本沒有關係的人建立人脈以達

到行動的目的，故需要擴張自己的社會網絡；反之，受歡迎指數高的行動者，是

處於一個被請託的優勢位置，在網絡結構中都是別人來找他，較容易扮演資源支

配者的角色（黃光國，1988）。就擴張性與受歡迎都很大或很小的行動者，是處

於影響力較為一致的行動者，而有些行動者則有不一致的現象。在社會網絡中若

是高擴張但低受歡迎，因為他們的關係模式都是屬於發送出去的關係，均沒有太

多決策影響力發揮的可能性。而最具影響力的行動者，基本上是屬於高受歡迎性

但低擴張性的行動者，因為這種人不需要與其他人建立關係，就有很多人會來求

他。據此，在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四個社會網絡之中，哪些行動者具有一致性

的影響力？哪些行動者具有不一致的影響力？這些不同權力關係類屬的行動者

在部門的屬性為何？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以受歡迎指數和擴張性指數作為兩個面向的集中

性指標，以各個社會網絡兩者的集中性指數平均數作為切割點（cutpoint），依據

面向的高低，將所有的受訪委員區分為四個集中性類型。分類結果如下表所示：

類型一：高擴張高受歡迎、類型二：高擴張低受歡迎、類型三：低擴張高受歡迎、

類型四：低擴張低受歡迎。透過四種類型的建構，本研究可以進一步從個人層次

的集中性指數，來分類不同社會網絡中不同的角色扮演，特別是哪些行動者是請

託者，哪些行動者是被請託者，他們各有什麼樣的特質？據表 4-3，在此作者將

在四個不同的社會網絡中均有同一位置的行動者特別以深色標出，以利於綜合性

的比較。若從四個牙醫的社會網絡可以發現，無論在那個社會網絡之中，有某些

行動者是固定處於一個特定的網絡類型位置。

在高受歡迎與高擴張性的類型中，行動者 H11, H12, H15, H16 是屬於牙醫全

聯會的代表，而僅有行動者 A2 是屬於健保局的代表，這類型的行動者代表著此

一決策網絡中位居資源支配者的重要位置，是牙醫總額支付制度委員會中決策的

核心人物，其中代表 H11, H12, H15 與 H16 是屬於參與年資較高，且在牙醫密集

區域執業的牙醫總額行動者，因此具備良好的人際手腕並不令人意外。若細究高

受歡迎與高擴張性的指數比較，行動者 A2 的擴張性指數遠低於其受歡迎性指

數，顯見行動者 A2 與 A1 的類型較為類似，是偏向於高受歡迎性但低擴張性的

行動者，顯示健保局的代表在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當中，是屬於大多由別人來找

他們，而非他們主動找別人的位置。在解釋上，我們可以將這一類的行動者定位

為他們的權力資源比其他行動者豐富，在決策網絡中的角色是被請託者，若在地

方政治的領域中，這樣類型的關係可被解釋為是一種侍從關係。而牙醫全聯會的

代表 H4，也可以被視為是一個在社會網絡中具有高度聲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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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牙醫支付委員會四個社會網絡集中性類型 高受歡迎 低受歡迎

牙醫總額事務討論網絡菁英集中性類型

高擴張性 A2, C1, H1, H4, H11, H12, H15, H16 E1, E4, F1, H3, H7, H9, H13

低擴張性 A1 B1, B2, B3, D1, E2, E3, G1, H2, H5,

H6, H8, H10, H14

牙醫總額信任支持網絡菁英集中性類型

高擴張性 A2, C1, H1, H4, H9, H11, H12, H13, H15, H16

B1, E4, F1, H3, H7

低擴張性 A1 B2, B3, D1, E1, E2, E3, G1, H2, H5,

H6, H8, H10, H14

牙醫總額法規諮詢網絡菁英集中性類型

高擴張性 A2, C1, H1, H11, H12, H15, H16

B1, E1, E4, F1, H2, H3, H7, H9, H13

低擴張性 A1, H4 B2, B3, D1, E2, E3, G1, H5, H6, H8,

H10, H14

牙醫總額資源交換網絡菁英集中性類型

高擴張性 A2, H4, H9, H11, H12, H13, H15, H16

B1, C1, H1, H2, H3, H7

低擴張性 A1, H5

B2, B3, D1, E1, E2, E3, E4, F1, G1, H6, H8, H10, H1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再者，第三類型的高擴張性與低受歡迎性的行動者有 H3 與 H7，這些高擴

張性的行動者也是牙醫全聯會的代表，參與支付委員會的年資也算長，但執業的

區域（東區與北區新竹）比較不是牙醫密集的地區。這類型的行動者在決策網絡

中，非但容易主動與他人接觸討論，也較容易扮演中介者的角色，溝通或媒合不

同的意見，但由於處於低受歡迎的特質，這種行動者無法主動提供給其他行動者

有利的資源。第四種類型的行動者分佈最廣，其中行動者 B2, B3, D1, E2, E3, G1, H6, H8, H10, H14 皆是，當中包含了專家學者，費協會委員、台灣醫院協會代表、

牙醫學會代表，以及少部分的牙醫全聯會的代表。這樣的分佈凸顯了在牙醫支付

委員會的社會網絡之中，除了健保局的代表與少部分資深牙醫全聯會的代表，其

他的代表都是社會關係資源較為缺乏的一群行動者。

以上的分析初步的探究了四個牙醫支付委員會的社會網絡集中性與行動者

在此一決策機制中的社會位置，繼之作者透過兩個不同的聲望指數來分析個別行

動者在不同社會網絡之中的影響力有多大。表 4-4 呈現了在四個不同社會網絡中

聲望集中性與中介性的前五名，從事務討論網絡之中，在聲望集中性指數的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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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高達了八位，主要的分佈是牙醫全聯會的代表五位（H16, H11, H15, H1, H12）、健保局的代表兩位（A1, A2），以及衛生署的代表一位（C1）。其中牙醫全聯會的

代表的主要特色，一方面都是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中年資較高的行動者，二方面

皆在地區性的牙醫公會擔任過重要的職位（理事長）。而聲望指數最高的兩人

（H11, H16），全都擔任過牙醫總額全聯會的理事長，其執業診所位居牙醫密度

最高的台北市，又加上在牙醫界的年資輩份頗高，參與支委會年資很長，顯見此

兩個聲望集中性指數最高的行動者，其在制度性的位置也具有相當大的優勢，反

映出牙醫界相當重視輩份倫理。且牙醫部門由於是會員制，內部的管理運作都非

常具有約束力，全聯會的幹部也自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

像全聯會牙醫～，他不會管不了的，因為他本身管會員的權就非常大，幾

乎每個醫生都是全聯會的會員，光這一項他就足以管任何違規或不法的東

西，那何況我們又委託他，他本身就有健保局又賦予的管理權力，那更如

虎添翼，不可能，沒有那種管不動的情形（受訪者：A1, A2）。

其實醫師公會本身也是很政治呀，他們的理事長呀什麼的，他也在選舉

呀，他選舉呀，要投票，那你只要要選舉要投票，那都要牽扯到政治，所

以他們那些有當過理事長的人，通常都是比較具有政治性格的，人面也比

較廣，喜歡參與一些有的沒的，雖然影響力大，他們本身的這個運作本身

就是很政治的（受訪者：B1）。

表 4-4、牙醫支付委員會聲望與中介性標準化量數前五名

代號 身份別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聲望 中介 聲望 中介 聲望 中介 聲望 中介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A1 健保局 21.43 3 17.89 3 28.57 2 14.29 4

A2 健保局 14.29 4 17.89 3 28.57 2 4.06 3 10.71 5

C1 衛生署 10.71 5 10.71 4 1.75 4 10.71 5 3.57

H1 牙醫全聯會 10.71 5 7.14 5 7.14 3.57 6.88 3

H4 牙醫全聯會 25 2.49 3 17.86 3 1.35 5 17.86 4 21.43 3

H9 牙醫全聯會 7.14 10.71 4 3.32 2 3.57 1.72 5 7.14 9.92 2

H11 牙醫全聯會 35.71 2 4.47 2 39.29 2 3.29 3 25 3 2.80 4 28.57 2 3.90 5

H12 牙醫全聯會 10.71 5 7.14 5 7.14 7.41 2 21.43 3 5.20 4

H13 牙醫全聯會 7.14 1.94 5 7.14 5 3.57 10.71 5

H15 牙醫全聯會 21.43 3 2.31 4 10.71 4 7.14 14.29 4

H16 牙醫全聯會 50.00 1 8.01 1 46.43 1 9.07 1 39.29 1 14.37 1 39.29 1 15.28 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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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健保局的兩位代表與衛生署的一位代表，代表公部門參與牙醫總額支付委

員會，由於健保局是唯一的保險人，在總額支付制度上掌握有絕對優勢的議價權

力，又加上行動者 A1 與 A2 在健保局內部位居高職，與總額執行業務的連結頗

深，而衛生署的代表則是屬於監督總額執行的主管機關，自然有其影響力。此外，

中介性的指數反映了該行動者多大程度控制了事務討論網絡的意見交流，若就中

介性指標的高低觀察，最能掌控此一事務討論網絡的溝通管道者仍是牙醫全聯會

的代表 H16 與 H11，顯見此兩人的資歷與輩份，在事務討論網絡中不僅是聲望

最高，也是最能掌控溝通管道的行動者。然值得一提的是，在牙醫的事務討論網

絡之中，中介性指標的前五名都是牙醫全聯會的代表，表示此一事務討論網絡的

溝通模式基本上由牙醫全聯會的代表掌握。

信任支持網絡的聲望集中性分佈較事務討論網絡鬆散，前五名的行動者已經

高達 11 人，且牙醫全聯會的代表在信任支持網絡的聲望集中性的前五名佔大多

數，因此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在信任支持網絡的互動，比起事務討論網絡的互動

關係更具分散的特質。但整體而言，在信任支持網絡中聲望集中性指數前幾名的

行動者，仍舊與事務討論網絡的差距不大，最重要的行動者仍是牙醫全聯會的

H16, H11，以及健保局的代表 A1 與 A2，與前述的事務討論網絡重疊性甚高，表

示無論在公誼或私誼，這四名行動者的聲望都是最高的，其權力或影響力兼具

公、私領域的基礎。而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4, H9, H13 在事務討論網絡中並未列

入前五名，但在信任支持網絡中分居第三、第四與第五，顯見在公務的討論網絡

上，雖然沒有太大的影響力，但私誼關係仍然不錯。而就中介性指標觀之，前五

名的行動者也與聲望集中性指數的重疊性高，但有兩個例外的地方。其一、牙醫

全聯會的代表 H9 在事務討論網絡中沒有任何的影響力，但在信任支持網絡的聲

望集中性指數與中介性指數都高居前五，顯示行動者 H9 與其他行動者的私誼不

差。細究行動者 H9 的背景，其診所雖屬於醫療資源較為稀少的區域，但由於近

期剛擔任牙醫公會的理事長，可見在牙醫總額支委會內部的聲望不低，故在信任

支持網絡中有其影響力。其二、衛生署的行動者在信任支持網絡的中介性指數有

高居前五，顯示其在信任支持網絡中受到牙醫全聯會代表的信任。

法規諮詢網絡的聲望集中性較諸前兩個社會網絡有些許的差距，此一差距顯

現在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佔據前五名的比例減少，顯示牙醫等私部門的行動者相

較於公部門的行動者，對於法規的掌握度較低。而在聲望集中性指數最高的行動

者的重疊性依然不小，最高的行動者仍是 H16，健保局的兩個行動者 A1 與 A2都各居第二名，跟前述社會網絡類似，此外還有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4，以及衛

生署的代表 C1。公部門依法行政，其行動者在法規諮詢的網絡上聲望高自是無

疑，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16, H11, H4 皆是擔任過牙醫全聯會前後任理事長的行

動者，自然在健保制度下參與牙醫總額事務的機會相較於他人更多，也更瞭解健

保法規的相關資訊，更有可能成為他人諮詢的對象。尤其是行動者 H16，非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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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支付委員會擔任委員的年資長，又擔任過牙醫全聯會的理事長，自然在法規

等技術層次上的議題比其他人更為熟稔。而中介性指數在此處表現出有多大程度

行動者會透過該行動者來諮詢法規相關議題，前五名與其他社會網絡前五名的分

佈並未差距太多，唯一的差距便是健保局的行動者 A2，在中介性指標中高居第

三位，顯見代表 A2 非但自己本身可以成為被諮詢的對象，還能夠引薦相關資源

給其他行動者。

資源交換網絡中聲望集中性指數高的行動者較為偏向牙醫全聯會的成員，而

健保局的行動者 A1 與 A2 雖然在此一網絡中仍位居四與五名，但相較於其他的

社會網絡已是比較位居末位，顯見牙醫支付委員會中的資源交換關係大多以牙醫

全聯會內部的委員為主。其中聲望集中性指數最高的行動者，仍是在牙醫全聯會

中擔任過理事長，參與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年資較長的行動者，顯見他們有更多

的資源與其他的行動者交換，或是能在委員會開會決議的時候，給予更多投票還

是其他相關的支持。而就中介性指標來說，前五名的行動者皆集中在牙醫全聯會

的代表，顯示資源交換的關係主要發生在牙醫全聯會內部的行動者之間，投票的

時候比較會自己人支持自己人，或是其他相關的資源交換關係，也多發生在牙醫

全聯會的行動者之間。

總的來說，牙醫支付委員會這四個社會網絡聲望集中性指數的分佈可以看出

一些有趣的特質。首先、四個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凸顯了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16, H11 與健保局的代表 A1 與 A2 的顯著性角色，這樣的分析結果與第一節中

分析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指數的結果不謀而合。至此，我們可以確定這四位行動者

是牙醫支付委員會中影響力最大的行動者。尤其是行動者 H16，高居每一個不同

社會網絡的各項指標最高的行動者，是此一決策系統影響力最高的行動者，或許

具備了一呼百諾的特質。此外，衛生署的代表C1與其他牙醫全聯會的代表H1, H9, H12, H13，其在牙醫支付委員會中大多扮演資源與溝通的橋樑角色，略具有決策

的影響力。而其他部門的行動者如專家學者、藥師公會、台灣醫院協會等在這四

個社會網絡中與其他的行動者均無太多的關係連結，顯見牙醫支委會的社會網絡

仍是以執業醫的代表與健保局的代表的雙元關係為主。公部門部分委員與牙醫全

聯會的委員在無論在是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或資源交換的社會關係網

絡中，均具有密切的互動，而這也可以反映在健保局與牙醫全聯會在總額運作中

良好的配合度上。從訪談的記錄中，大多受訪者也同意牙醫全聯會的內部運作非

常的制度化，且與健保局的合作關係非常的緊密與協調，也印證了上述網絡分析

的結果，健保局無論在決策網絡與社會網絡的互動關係，都與牙醫全聯會的委員

保持著密切的互動。。

牙醫總額一直都是全國的資優生，跟健保局配合的也不錯，甚至牙醫內部做

的管控，還比健保局的管控機制強，其實牙醫部門內部可以同時用數十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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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程式在監控會員的異常醫療行為，所以可以做得比健保局更快更細，資

料處理的能力很強，內部也有完整的輔導機制，尤其是南區，所以牙醫部門

一直是模範生（受訪者：A2）。

其實牙醫的總額運作的算很不錯，一方面其實牙醫很單純，分得早，內部的

管理機制很強，同儕之間的控制力很好，全聯會的機制非常的健全，二方面

也跟健保局方面配合的很好，每年都有委託，所以在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

中，牙醫全聯會與健保局是處於一個比較能相互配合的運作方式，其實說穿

了，就是錢比較沒問題的時候，大家就能夠配合的不錯，點值有問題的話，

大家就緊張了（受訪者：B1,B2）。

其實你知道的，我們只是接受委託，並沒有公權力，但是基本上要健保局的

配合。但我們也不希望為難我們的同儕，所以當發現異常的時候，我們會先

勸導或約談，請他們多想想其他的同業，真的沒辦法的時候，再請健保局以

公權力介入，可以跟他們終止契約，所以我們配合得還不錯（受訪者：B3）。

就我個人觀點來說，我還是認為說總額制度畢竟呢牙科的總額已經切下來

了，那是已經固定的，然後呢，針對專業的自主性，比方說審查啦、醫療行

為、醫療型態，還是我們牙醫團體比較瞭解自己的整個醫療型態、醫療行為

的模式，所以我還是覺得說健保局外包給我們牙醫自主管理，我是比較能夠

接受這種方式啦，那當然健保局也不能說把這一塊丟出去後就讓他自生自

滅，當然需要他的參與，所以共管這種模式也是需要的啦，但是我的意思是

說外包跟共管其實是沒有衝突，並不是說外包之後呢健保局不管你，所以說

才會有這個共管會議的設計在這裡阿，所以要兩邊的相互配合，才能把總額

的點值維持得很好，而目前我們的溝通都還不錯（受訪者：B4）。

現在溝通的狀況還不錯阿，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你也知道的，雖然講到錢

永遠都是不夠，但牙醫本來就運作得還不錯了（受訪者：B5）。

參、牙醫委員決策行為與影響力的社會鑲嵌性

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藉由個人層次的網絡集中性與中介性指標，來定位一

個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但對於集體決策的內在特性，不同的學科有不

同的見解。政治學者將決策視為是一個政治交易的過程，經濟學者認為決策反映

出決策成本與效益間的考量，組織論者將決策視為是一種有限理性下的組織行

為，然而這些面向都難以說明究竟是誰掌握了決策權力的路徑，也難以掌握決策

行為的影響機制為何。為了呈現牙醫決策網絡影響力機制與決策行為的內在特

質，以下先從四個不同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與決策影響力（決策影響）和行動

者間決策意見的一致性（決策行為）相關分析，繼之再探討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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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決策行為是否鑲嵌在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之中。

一、牙醫社會網絡結構與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的相關性

首先，從二次分派程序（QAP）測量社會網絡與兩者的原始矩陣的相關性（見

表 4-5），繼之檢驗行動者決策影響力與政策意見一致性的網絡關係是否鑲嵌於四

種社會網絡之中。換言之，QAP 程序是一種在統計上檢驗不同網絡矩陣關連性

的方法，其分析的結果可以用來檢驗牙醫支委會四個社會網絡與決策影響力和決

策行為的關係。據此，如表 4-5 所示，六個原始的網絡矩陣在經過 QAP 相關分

析重複 5000 次的計算之後，皆呈現了兩兩之間統計上的顯著性，在決策影響力

的相關中，尤其以法規諮詢網絡（.647）相關係數最高，而決策的一致性行為則

是以資源交換（.584）的相關係數最高，且決策行為與決策影響之間也具有相關

的顯著意義，而 QAP 相關矩陣的分析驗證了四個社會網絡與決策網絡和決策行

為之間的關連性。

表 4-5、牙醫行動者社會網絡與決策原始矩陣之 QAP 相關矩陣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決策影響 決策行為

事務討論 1.000 .795** .651** .532** .589** .501**

信任支持 1.000 .699** .540** .623** .559**

法規諮詢 1.000 .415** .674** .496**

資源交換 1.000 .439** .584**

決策影響 1.000 .46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1）

根據行動者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網絡資料分別測量得

到的聲望集中性指數，可以用來分析行動者在既有社會網絡中的聲望集中性與決

策網絡中的影響力間的關係。此外，根據行動者在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中的決策

網絡中的影響力集中指數，也可用來和上述的四個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指數進

行相關分析，由於決策的影響力必須座落在委員會中既有的社會網絡去發揮其影

響力，因此我們假設四個社會網絡可以作為影響力傳遞的中介機制，此分析結果

可以印證社會網絡的個體聲望集中性與影響力網絡的關連性為何。

決策菁英在社會網絡中所展現的聲望集中性程度，是否會影響實際決策時的

影響力高低呢？這是社會網絡學者在探究決策的權力路徑時最重要的假設之

一，在 Laumann 與 Knoke（1987）對於國家的醫療與能源政策系統的研究，便

發現菁英間社會網絡的互動基礎是決策影響力重要的來源。換言之，一個邊界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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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清楚的決策網絡中，行動者間既有的社會關係的集中性程度，會影響個人的決

策影響力。就表 4-6 行動者四種社會網絡聲望集中性的相關分析中，可發現不同

的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之間的相關性都非常的顯著，此一決策網絡在不同的社

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相去不遠的結果，說明了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行動者既有

的社會關係網絡，會型塑出行動者在此一決策網絡中慣常的社會網絡結構位置，

這也是決定一個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影響力高低的重要因素。而若將決策一致性

的集中性指數一起納入分析，也可以發現決策行為的集中性指數，與其他社會網

絡的集中性指數皆呈現了顯著的相關性，顯示在社會網絡中受歡迎的程度，會影

響到與決策者間意見一致性的程度，也進一步的顯示了決策的一致性的行為具有

社會動機。

表 4-6、牙醫社會網絡與決策影響力集中性、決策一致性之相關矩陣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決策影響 決策行為

事務討論 1.000 .918** .847** .820** .759** .840**

信任支持 1.000 .773** .912** .744** .877**

法規諮詢 1.000 .633** .777** .779**

資源交換 1.000 .697** .827**

決策影響 .85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1）

二、牙醫決策影響力網絡及決策行為的網絡結構影響因素

倘若我們更進一步使用網絡分析中 QAP 的多元迴歸分析程序（Double Dekker Semi-Partialing MRQAP; Krackhardt, 1988），從結構的角度說明四個社會

網絡的機制，是否能影響決策網絡中影響力的高低和決策者間決策意見的相似性

的高低，以及其影響的程度為何。我們依據時間發生的先後順序，將四個社會網

絡的原始矩陣作為分析的自變項，而決策網絡的原始矩陣作為依變項進行分析，

透過重複計算 2000 次後，得出如表 4-7 的結果：首先、牙醫支委會四個社會網

絡對行動者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大小的影響，均達到統計檢定上的顯著標準

（p<.05），其中尤其以信任支持網絡的迴歸係數最高，法規諮詢網絡的迴歸係數

最低，顯示從整體的決策網絡結構來看，牙醫支付委員會的社會網絡關係，都是

影響行動者在決策網絡影響力聲望的基礎，尤其是信任支持網絡（β=.211）對

決策的影響力最高，因此在信任支持網絡中，受歡迎指數愈高的行動者，其愈有

能力影響到決策產出的結果。再者、在決策一致性的迴歸分析中，可以發現雖然

事務討論網絡（β=-.016）未達到顯著，但其他三個網絡都達到顯著，而尤以資

源交換網絡最高（β=.386），顯示在牙醫支委會中，其他條件不變的狀況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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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交換網絡的關係對決策的一致性具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也就是資源交換網絡

的關係結構愈密集，愈能影響決策者的行為，使其意見與他人趨於一致，不至於

違反他人對其決策行為的期待，若決策行為上不符合他人期待，可能就會被斷絕

資源交換的來源。

表 4-7、影響牙醫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之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

決策影響（R-Square = .52） 決策行為（R-Suqare=.44）

事務討論 .084* -.016

信任支持 .211** .239**

法規諮詢 .044** .185**

資源交換 .099** .38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5; **, P<.01）

總的來說，此一集中性量數的相關性分析以及原始矩陣的 QAP 分析再一次

的驗證了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社會基礎的假設。首先、行動者社會網絡的聲望

集中性指數與決策影響力具有統計上的關連性，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指數愈

高，則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也愈大，或是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高低是受到於社會

網絡關係結構的影響。但哪一種社會關係網絡與決策網絡的影響力的相關性較

高？表 4-5 與表 4-6 均指出行動者的社會網絡集中性量數，與決策網絡的影響力

相關性最高的是法規諮詢的社會網絡，最低的是資源交換網絡，此外信任支持網

絡的相關性也是超過 90%以上，但這樣的相關分析可能會忽略了更細緻的因果關

係機制。但若從表 4-7 當中 QAP 的迴歸分析結果，在牙醫支委會中信任支持的

關係才是影響決策網絡中個人影響力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因此在信任支持網絡中

位居受歡迎指數高的行動者（如牙醫全聯會的 H16, H11，以及健保局的 A1 及

A2），在此一決策網絡毫無疑問皆具備高度的影響力。此一分析結果說明了在牙

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絡中，受到其他行動者信任的委員，具備有影響決策

行動的重要社會關係特質。

再者，就決策行為而言，同樣也具備了牙醫支委會委員會中社會網絡的結構

特質。表 4-5 與 4-6 的分析結果顯示，決策行為的一致性與資源交換關係網絡的

相關性最高，與法規諮詢網絡的相關性最低。而在表 4-7 的 QAP 多元回歸分析

結果中顯示，牙醫的事務討論網絡的關係結構，無法有效影響行動者間具有一致

性的決策行為，反而是資源交換網絡與信任支持網絡，最能夠對成員間的決策行

為是否具有一致性產生影響，而委員間信任支持的關係無論在決策影響力與決策

一致性，皆產生顯著且正面的影響，顯示委員間彼此的信任支持關係對此一決策

網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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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分析為一個基本的社會網絡命題提供了初步的解釋：決策菁英的社會

網絡會影響其在決策網絡之中的影響力，也會影響行動者的決策行為。我們可以

初步認為在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中，決策的權力關係與行動者的決策行為基本上

是被行動者間的社會網絡所定位。換言之，決策行為並非是如主流經濟學的論述

一般，把個體的行動看做獨立於社會結構之外。Granovetter（1985）認為：人際

互動中產生的信任關係是組織間從事交易關係的必要基礎，也是決定交易成本的

重要因素。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初步在牙醫支委會驗證了個人的決策影響力與決

策行為是鑲嵌在社會網絡此一假設。

第二節 中醫支付委員會

以下作者根據上一節同樣的分析步驟，進一步解析相關指標在中醫支付委員

會的分佈與效果。

壹、決策網絡的個人影響力機制

如前述牙醫支付委員會的分析，作者在此也先針對中醫支委會決策網絡的影

響力機制作一初步的分析。表 4-8 羅列了集中化指數對於測量中醫支付委員會影

響力網絡的初步結果，除了影響力網絡集中化量度中擴張性與影響力程度的平均

值與標準差之外，作者在表中列出影響力聲望前面幾名的行動者名單與其影響力

指數，並將影響力指數依據性質區隔為擴張性的關係與影響力的程度。就影響力

指數的分佈與擴張性指數分佈的比較，中醫支委會的決策網絡影響力機制比牙醫

支委會的更為集中，一方面是因為影響力指數第一名的行動者與其他行動者影響

力指數的差距頗大，顯見僅有少數人位居決策網絡中的中心地位，且其影響力之

大較於牙醫支委會更有壟斷的性質；再者，就擴張性指數觀之，前三名的行動者

便有 16 名之多，顯見在中醫的決策網絡中，主動與他人營造關係的情況非常普

遍。由於擴張性的指數表示在一個決策網絡中會求人的程度，顯見大部分中醫支

委會的委員都是資源相對較少的狀況，因而決策的影響力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

若進一步更細緻的來檢視各行動者的集中性指數與其影響力，其分佈與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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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支付委員會基本上沒有太大的差異，最具影響力的行動者仍是中醫全聯會的

會員與健保局的行動者。如表 4-8 所示，分數最高兩名分別是行動者 F1（65.385）與 C1（42.308），且這兩個行動者的影響力集中性指數高於平均數甚多，可見此

一網絡影響力的集中性性質。其中行動者 F1 是中醫全聯會的代表，其指數高居

不下，顯示了中醫支委會的這位代表，被網絡內的其他行動者認為影響力最具指

標性的成員。而為何這行動者 F1 的影響力指數這麼高，細究這其背景，當中可

發現一些端倪：首先、行動者 F1 為現任的中醫全聯會的理事長，以中醫講求輩

份倫理的文化來說，就輩份上自然不小，且在中醫全聯會擔任理事長，自然在中

醫支委會內部具有極大的制度性優勢；第二、行動者 F1 參與總額支付委員會的

年資也不淺，也是從第一屆中醫總額開辦以來，便一直擔任委員的職務沒中斷

過，自然在總額支付委員會中人面較廣，影響力較大。而此一決策網絡影響力指

數的二名：行動者 C2（42.308），是健保局的代表，可見得大多數委員會的成員

也一致認為健保局的委員在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絡中具有極大的影響

力。再者，影響力指數第三名的行動者 F5（38.462），為現任中醫全聯會的秘書

長，影響力指數的第四名與第五名的行動者 F7（26.923）與 E12（19.231）其背

景均是中醫全聯會的常務理事。據此，此一影響力分佈的現象，可以很明顯的反

映出中醫決策的影響力網絡，也反映出行動者本身在制度性位置的優越性，除了

公部門的行動者之外，最具影響力的中醫支委會代表，均是在中醫全聯會位居要

職的行動者。況且從行動者擴張性的指標檢視，公部門的行動者除了 C1 之外，

他們本身並沒有很積極的擴張性，網絡成員關係的擴張性都是集中在中醫全聯會

成員的內部，這可能的解釋是因為有些公部門的成員僅是列席，中醫支付委員會

的決議結果對他們的影響不大，因此其代表不若中醫支委會的代表，需要很積極

的去拉票或動員自己的資源來保障自己本身的權益，故公部門有影響力的代表在

決策網絡中的擴張性低於平均值。不過與牙醫支委會不同的是，除了健保局的代

表之外，中醫支付委員會的衛生署與費協會的代表在此一決策網絡中，仍具有其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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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中醫支付委員會影響力網絡的標準化集中性指數

編號 代號 身份別 擴張性 影響力

分數 名次 分數 名次

1 A1 衛生署健保小組 11.538 7

3 B1 費協會 15.385 6

4 C1 健保局 11.538 3 42.308 2

6 D2 學者專家 11.538 3 3.846

7 D3 學者專家 11.538 3

10 F1 中醫全聯會 19.231 1 65.385 1

14 F5 中醫全聯會 15.385 2 38.462 3

15 F6 中醫全聯會 19.231 1 3.846

16 F7 中醫全聯會 11.538 3 26.923 4

17 F8 中醫全聯會 19.231 1

18 F9 中醫全聯會 11.531 3

19 F10 中醫全聯會 19.231 1 19.231 5

20 F11 中醫全聯會 15.385 2 7.692

23 F14 中醫全聯會 15.385 2

24 F15 中醫全聯會 15.385 2

25 F16 中醫全聯會 19.231 1 3.846

26 F17 中醫全聯會 11.538 3

27 F18 中醫全聯會 15.385 2 15.385 6

平均數 10.114 10.114

標準差 7.413 15.777

Network Centralization (Outdegree) = 9.467% Network Centralization (Indegree) = 57.39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此外，整個決策網絡標準化的擴張性指數與影響力指數分別是：9.467%與

57.396%，這個數字上的差距比牙醫支委會所呈現的結果更大，這說明了此一決

策的影響力網絡有比起牙醫支委會的網絡更具不對稱性，也表示此一決策網絡的

權力集中性更高，決策的影響力僅集中在少部分行動者身上。若進一步觀察各類

別行動者的影響力指數，專家學者、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台灣醫院協會的代表，

在影響力網絡中均敬陪末座，尤其在影響力的指標當中，高於平均值的前幾名差

距都甚大，一方面顯示即使在有決策影響力的行動者中，其對決策的影響力大小

也有顯著性的差距；另一方面，顯見專家學者、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台灣醫院

協會代表的列名僅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在決策上絲毫沒有影響力可言。若從圖

4-2 將中醫的影響力集中化程度的分析結果圖像化，大小代表影響力指數的高

低，顏色表現的是不同部門的背景，可明顯的觀察出來整個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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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力結構是隸屬於中醫全聯會的理事長 F1，以及健保局的 A1，和中醫全聯會的

秘書長 F5 三強頂立的的三元結構，尤其是 F1 的影響力明顯在他人之上，而中

醫全聯會的行動者很明顯的是屬於相互連結性比較強的網絡。

圖 4-2、中醫支付委員會影響力網絡（集中化係數：57.396%）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總的來說，以上僅是以影響力網路的資料初步分析出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

決策影響力結構，雖具有參考的價值，但對於個別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影響力程

度的解析並不細緻，還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前述論及，就社會網絡理論上的假

定而言，決策過程必定鑲嵌在委員間既有的社會網絡關係結構之中，而決策影響

力的展現，也必須依侍既有的社會網絡結構作為傳遞影響力的平台，這一點在牙

醫支委會的資料已獲得統計上的顯著性。因此本研究繼之要透過在決策網絡中所

存在的四個社會網絡（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行動者社會

聲望的分析，來進一步補充中醫影響力網絡的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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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誰的社會網絡聲望高？

分析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聲望，其集中性的指標可以說明行動者在一個網絡

結構中的集中性指數愈高，代表其在此網絡的影響力愈大。前一小節已初步分析

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影響力結構特質，這一小節則針對此一委員會四個社會網絡機

制的整體集中類型與個體的網絡聲望，藉以補充前一小節的分析結果，四個社會

網絡的行動者聲望關係圖，請參閱附錄五。

本節先從整體網絡的對稱性與非對稱性的集中度指標來分析中醫總額支付

委員會的四個社會網絡的整體集中性效果。如下表所示：從左邊的對稱性網絡集

中性指數可以發現：中醫支付委員會資源交換網絡的集中性高於其他的三個網

絡，顯見中醫支付委員會的資源交換的關係僅集中在少數的行動者身上，也就是

可能僅有少部分行動者有資源或願意與他人進行互惠的交換。其次是事務討論網

絡，可見該網絡的資訊討論的交換關係也較為集中在少數行動者身上，但相較來

說，已與資源交換網絡的集中性指數差距甚大。而集中性指數最低的網絡是信任

支持網絡，這顯示了信任支持的關係是較為鬆散的，在決策過程中的信任關係並

非僅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由於後面三個社會網絡的集中性指數相差不大，因此上

述的分析所呈現的效果並不明顯，且若跟牙醫支委會的集中性指數相比，中醫支

委會社會網絡的集中性比較沒那麼高，也就是社會互動關係不僅僅只有集中在少

數委員的互動。

表 4-9、中醫社會網絡整體結構集中性指數 社會網絡 對稱網絡 非對稱網絡

無方向性 擴張性 受歡迎

事務討論 29.85% 7.840% 31.805% 信任支持 26.92% 8.876% 32.840% 法規諮詢 27.54% 10.355% 30.325% 資源交換 36.46% 9.763% 37.72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進一步分析決策菁英社會網絡中的非對稱關係，可以更精緻的理解這些菁英

在傳送與接收關係的差異性。故從同表的右邊非對稱網絡的關係指數中，可以發

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除了法規諮詢網絡的整體擴張性（10.355%）稍高，其他三

個網絡的擴張性都低於 10%，遠低於受歡迎的集中性指數，表示這個網絡中決策

菁英並不善於主動與他人建立關係，但法規諮詢的擴張性較高，也顯示了行動者

針對法規方面的問題，比較會主動的去與他人建立關係，也就是有法規上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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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會主動請教他人。反觀受歡迎的集中性指數，資源交換網絡的受歡迎集中性

指數最高（37.722%），法規諮詢網絡（30.325%）的受歡迎集中性指數最低，表

示雖然中醫總額支付決策的資源交換關係僅集中在少數行動者的身上，但法規諮

詢的關係並不明顯，這有可能是因為中醫支委會的行動者專業知能較高，不太需

要諮詢，所以法規的諮詢關係並沒有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前述論及，從行動者本身擴張性與受歡迎的集中性指數高低類型的組合，可

以看出一些有趣的影響力模式。從權力的角度來解析，擴張性與受歡迎程度隱含

了社會關係網絡的地位高低，其中擴張性的社會關係愈強者，在關係上是處於一

個請託者的位置，表示處於劣勢的權力關係結構之中，需要主動的去拉關係、攀

交情，和原本沒有關係的人建立人脈以達到行動的目的，故需要擴張自己的社會

網絡；反之，受歡迎指數高的行動者，是處於一個被請託的優勢位置，在網絡結

構中都是別人來找他，較容易扮演資源支配者的角色。就擴張性與受歡迎都很大

或很小的行動者，是處於影響力較為一致的行動者，大多高影響力者也是高擴張

性者，因為從關係投資的角度來說，投資的愈多，也回收的愈多，而有些行動者

在擴張與受歡迎則產生不一致的現象。在社會網絡中若是高擴張但低受歡迎，因

為他們的關係模式都是屬於發送出去的關係，均沒有太多決策影響力發揮的可能

性。而最具影響力的行動者，基本上是屬於高受歡迎性但低擴張性的行動者，因

為這種人不需要與其他人建立關係，就有很多人會來求他。前述在牙醫總額支委

會的分析已經看出了一些有趣的類型，據此，在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四個社會

網絡之中，作者仍舊要回答哪些行動者具有一致性的影響力？哪些行動者具有不

一致的影響力？這些不同權力關係類屬的行動者在部門的屬性為何？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與前述分析牙醫支委會相同，本研究以受歡迎指數和擴

張性作為兩個面向的集中性指標，以各個社會網絡集中性指數的平均數作為切割

點，依據面向的高低將所有的受訪委員區分為四個集中性類型如下表所示：類型

一：高擴張高受歡迎、類型二：高擴張低受歡迎、類型三：低擴張高受歡迎、類

型四：低擴張低受歡迎。透過四種類型的建構，本研究可以進一步從個人層次的

集中性指數，來分類網絡中不同的角色扮演，特別是哪些行動者是請託者，哪些

行動者是被請託者，他們各有什麼樣的特質？據表 4-10，在此作者將在四個不同

的社會網絡中均有同一位置的行動者特別標出顏色，以利於綜合性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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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中醫支付委員會四個社會網絡集中性類型 高受歡迎 低受歡迎

中醫總額事務討論網絡菁英集中性類型

高擴張性 D2, F1, F5, F7, F10, F16 C1, D3, F4, F6, F8, F14, F15

低擴張性 F2, F3, F18 A1, A2, B1, D1, E1, E2, F9, F11, F12,

F13, F17

中醫總額信任支持網絡菁英集中性類型

高擴張性 D2, F1, F5, F7, F10, F16, F18 B1, C1, D3, E2, F6, F8, F9, F12, F14,

F15

低擴張性 F2, F3, F4 A1, A2, D1, E1, F11, F13, F17

中醫總額法規諮詢網絡菁英集中性類型

高擴張性 F1, F5, F7, F14 B1, D3, F6, F8, F9, F10, F12, F15, F16

低擴張性 C1, F2, F3, F4, F11, F18

A1, A2, D1, D2, E1, E2, F13, F17

中醫總額資源交換網絡菁英集中性類型

高擴張性 F1, F4, F5, F6, F7, F10, F16

C1, D3, F8, F9, F12, F14, F15

低擴張性 F2, F3, F11, F18

A1, A2, B1, D1, D2, E1, E2, F13, F17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若從四個中醫的社會網絡可以發現，無論在那個社會網絡之中，有某些行動

者是固定處於一個特定的網絡位置。首先、在高受歡迎與高擴張性的類型中，全

部的行動者都是中醫全聯會的代表（行動者 F1, F5, F7），這類型的行動者代表著

此一社會網絡中位居資源支配者的重要位置，是中醫總額支付制度委員會中決策

的核心人物，這幾個行動者都是在中醫全聯會中屬於參與年資較高，且目前位居

要職的行動者，因此具備良好的人際手腕與社會關係並不令人意外。若細究高受

歡迎與高擴張性的指數比較，此三位行動者的擴張性指數遠低於其受歡迎性指

數，顯見雖然類屬於高受歡迎高擴張性的類別，此三位行動者仍然是屬於被請託

者的角色，顯示此三位代表在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當中，是屬於大多由別人來找

他們幫忙，而非他們主動找別人幫忙的位置。若將之與類別二的高受歡迎與低擴

張性類別的行動者一起比較，行動者 F2, F3 也是在中醫全聯會或地區中醫師公

會位居要職的行動者，因此總的來說，行動者 F1, F2, F3, F5, F7 在中醫的決策網

絡中是屬於社會網絡關係性強的行動者，在解釋上，我們可以將這一類的行動者

定位為他們的權力資源比其他行動者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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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第三類型的高擴張性與低受歡迎性的行動者有 D3, F8 與 F15，這些高

擴張性的行動者除了代表 D3 是專家學者代表，其他兩位也是中醫總額部門的醫

事團體代表，其中中醫總額部門的醫事團體代表的單位是中醫門診總額支付委員

會的地方分會，而非以中醫全聯會會員的名義參與支委會。這類型的行動者在決

策網絡中，非但容易主動與他人接觸討論，也較容易扮演中介者的角色，溝通或

媒合不同的意見，但由於處於低受歡迎的特質，這種行動者無法主動提供給其他

行動者有利的資源。第四種類型的行動者分佈最廣，其中行動者 A1, A2, D1, E1, F13, F17 皆是，當中包含了衛生署健保小組、專家學者、台灣醫院協會代表、衛

生署中醫藥委員會以及少部分的中醫全聯會的代表。這樣的分佈凸顯了在中醫支

付委員會的社會網絡之中，除了少部分資深中醫全聯會的代表，其他的代表都是

社會關係資源較為缺乏的一群行動者，可見中醫支委會的社會網絡機制是掌握在

中醫全聯會的代表的手中，公部門的代表即使在決策網絡中有其影響力，其在社

會網絡的部份並沒有得到很多的認同。

以上的分析初步探究了四個中醫支付委員會的社會網絡集中性與行動者在

此一決策機制中的社會位置，繼之作者透過兩個不同的聲望指數，來分析個別行

動者在不同社會網絡之中的影響力有多大。表 4-11 呈現了在四個不同社會網絡

中集中性聲望與中介性聲望的前五名，從事務討論網絡之中，在聲望集中性指數

的前五名高達了七位，全部都分佈在中醫的全聯會（F1, F2, F5, F7, F10, F16, F18），且這些中醫全聯會委員代表的特質，一方面都是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中年

資較高的行動者，二方面皆是中醫全聯會的重要幹部如：理事長、秘書長、監事

長、常務理事，或是地區性中醫師公會的理事長。而聲望指數最高的兩個行動者

（F1, F5），非但目前在中醫全聯會位居要職，其還有一個特質，就是兩個委員

的執業區域都在中區，一方面反映出其在制度性的位置具有相當大的優勢，二方

面則反映出中醫的全聯會內部的權力特質以中區的中醫師為主，而且這些行動者

的背景都有學長學弟的關係。從訪談當中，我們也可以驗證此一分析結果：

中醫內部其實有一個特色，他們內部蠻團結的，蠻和諧的，且草根性很強，

只要大老出來橋就蠻可以接受的，所以理事長很大，而大多也來自於中

區，特別是中國醫藥學院這個大本營，老師、大老都在這一區。過去理事

長，跟我是同事大概本來就知道這個部分對他們很有幫助，他當時也很想

藉著這個機會把中醫作的更好，他又在整個中醫裡面四平八穩，所以他運

作的不錯（受訪者：C3）。 中醫全聯會較具影響力的人，其實都是前後期的學長、學弟，彼此關係都

很不錯，且當完全聯會的幹部，又去地方分會當主委或理事長之類的，其

實有影響力的人就是一直集中在哪幾個資深的人（受訪者：C4）。 中區長久以來都一直是全國中醫師最多的地方，且中國醫藥學院又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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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以前還大約佔了全國三分之一之多，所以整個中醫的問題都圍繞在中

區，妳也可以看到我們代表都是以中區居多，因為人太多了，很多東西容

易有衝突，點值低又擺不平，所以我們現在調高了中區的入會費（30 萬），

目的就是要控制執業醫數量的成長，免得又拖垮了中區的點值，造成管理

上的困難（受訪者：C6, C7）。

表 4-11、中醫支付委員會聲望與中介性標準化量數前五名

代號 身份別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聲望 中介 聲望 中介 聲望 中介 聲望 中介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分數 名

次

C1 健保局 3.31 5 15.39 5 3.26 5

D3 專家學者 3.31 5 4.15 4

F1 中醫全聯會 42.31 1 7.94 2 42.31 1 7.90 2 30.77 2 7.39 3 46.15 1 10.50 2

F2 中醫全聯會 19.23 5 19.23 4 15.39 5

F3 中醫全聯會 19.23 4

F5 中醫全聯會 38.46 2 4.12 4 38.46 2 6.19 3 38.46 1 12.28 1 38.46 2 12.00 1

F6 中醫全聯會 3.10 5 11.54

F7 中醫全聯會 34.62 3 10.44 1 34.62 3 9.99 1 26.92 3 11.60 2 26.92 3 10.07 4

F10 中醫全聯會 19.23 5 19.23 4 4.77 4 19.23 4

F11 中醫全聯會 15.39 5

F14 中醫全聯會 15.39 5

F16 中醫全聯會 19.23 5 5.45 3 15.39 5 15.39 5 10.36 3

F18 中醫全聯會 23.08 4 19.23 4 15.39 5 19.23 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與牙醫支委會相較，有一個有趣的不同之處，在於中醫的支付委員會的事務

討論網絡中，聲望性指數高的行動者並不包括健保局及其他的公部門行動者，顯

示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的事務討論網絡中，這些委員甚少與公部門的委員交換意

見。此外，中介性的指數反映了該行動者多大程度控制了事務討論網絡的意見交

流。據此，最能掌控此一事務討論網絡的溝通管道者仍是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7與 F1，尤其是 F1 已是聲望性指數最高的行動者，顯見此人的資歷與輩份，在事

務討論網絡中不僅是聲望最高，也是最能掌控溝通管道的行動者。

信任支持網絡的聲望集中性分佈與事務討論網絡類似，前五名的行動者共有

七位，而有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中醫全聯會的代表包辦了信任支持網絡的聲望集

中性與中介性的前五名，等於是高度的信任支持關係大多發生在中醫支委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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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上。但整體而言，在信任支持網絡中聲望集中性指數前幾名的行動者，仍舊

與事務討論網絡的差距不大，最重要的行動者仍是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H1, H5，以及 H7，與前述的事務討論網絡重疊性甚高，表示無論在公誼或私誼，這三名

行動者的聲望都是最高的，其權力或影響力兼具公、私領域的基礎。而就中介性

指標觀之，前五名的行動者也與聲望集中性指數的重疊性高，且集中在少部分人

身上。至此，我們大致上可以從事務討論網絡與信任支持網絡的聲望集中性指

數，發現具有社會性基礎的行動者，大多集中在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法規諮詢網絡的聲望集中性較諸前兩個社會網絡有些許的差距，一方面是法

規諮詢網絡聲望前幾名的行動者分佈較為鬆散，前五名有高達九位之多，顯示法

規諮詢的互動關係並非僅是集中在少數行動者；雖然中醫全聯會的行動者在法規

諮詢的網絡中聲望高的行動者比例還是很高，但健保局的行動者 C1 的聲望指數

首次進入到前五名，顯示健保局作為總額的執行者，對於法規的掌握度能有一定

的影響力，只是與牙醫支委會不同的是，聲望集中性指數高的行動者，仍然是中

醫全聯會內部的委員佔據大多數，顯示中醫支委會有些委員本身的專業知能頗

高，法律問題無需要透過公部門的行動者來解釋。進一步來說，在聲望集中性指

數最高的行動者的重疊性依然不小，不過聲望最高的行動者換成代表 F5，由於

行動者 F5 的身份是中醫全聯會的秘書長，是需要瞭解執行面細節的職位，故因

而在法規面的相關規定也較能通盤的瞭解。公部門依法行政，其行動者在法規諮

詢的網絡上聲望高自是無疑（C1），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F5, F1, F7 皆是擔任中醫

全聯會重要職位的行動者，自然在健保制度下參與牙醫總額事務的機會相較於他

人更多，也更瞭解健保法規的相關資訊，更有可能成為他人諮詢的對象。而中介

性指數在此處表現出有多大程度行動者會透過該行動者來諮詢法規相關議題，前

五名與其他社會網絡也沒有差距太多的變化，唯一的差距便是健保局的行動者

C1 在中介性指標中高居第五位，顯見代表 C1 非但自己本身可以成為被諮詢的對

象，還能夠引薦相關管道給其他行動者。

資源交換網絡中聲望集中性指數高的行動者也全部集中在中醫全聯會的成

員，顯見中醫支付委員會中的資源交換關係大多以全聯會內部的委員為主。若對

照信任支持網絡的數據，可見得兩個社會網絡展現了極為類似的結構，可見資源

交換關係與信任支持關係在中醫的支付委員會中是相互影響的兩個網絡結構。而

此一聲望集中性指數最高的行動者，仍是在中醫全聯會中擔任理事長，參與中醫

總額支付委員會年資較長的行動者 F1，顯見這些在中醫全聯會位居要職的行動

者，有更多的資源與其他中醫支委會的行動者交換，或是能在委員會開會決議的

時候，給予更多投票還是其他相關的支持。而就中介性指標來說，前五名的行動

者皆集中在中醫全聯會的代表，顯示資源交換的關係主要發生在中醫全聯會內部

的行動者之間，與牙醫支付委員會的狀況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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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中醫支付委員會四個社會網絡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特質。首先、

四個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凸顯了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1, F5 與 F7 的顯著性角

色，此結果與第一節中分析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指數的結果不謀而合，至此，我們

可以確定這三位行動者是中醫支付委員會中決策影響力最大的行動者。尤其是行

動者 F1，幾乎高居每一個不同社會網絡的各項指標分數最高，是此一決策系統

影響力最高的行動者，或許具備了一呼百諾的特質。然有一個不同之處，在中醫

支付委員會的四個社會網絡中，公部門的代表，尤其是健保局的行動者，並沒有

任何一個社會網絡有顯著的影響力，然而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聲望指數中，健保

局代表 C1 指數卻高居第二。這種決策影響力高但卻沒有社會基礎的狀況，很有

可能是因為健保局代表在中醫支付委員會中，僅僅是反映了健保局在總額制度運

作的優勢角色，但與其他行動者的社會關係卻相對貧乏，其影響力是透過正式制

度性的位置得以展現，缺乏社會性的基礎，因而在四個相關的社會網絡中，中醫

支委會的行動者都甚少與健保局的代表有任何的聯繫。而從受訪者的回應中，似

乎也透露了在制度設計上，中醫支付委員會並非是一個平等運作的平台：

（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那個屬於不平等的平等。雖然說共同解決，可是

決定權仍然在健保局，是不平等的平台，屬於解決中醫總額的最高決策單

位，地位其實是斜的，看起來是平等的，他的決定說不行作，我們就不能

作，討論的半天不行還是不行，其實不管成員是怎樣，黑手就是健保局。

健保局用規定來壓，比如說，我們也說服消費者，但是他們一句話法律不

履行，這就不能做了。（受訪者：C1） 誰給錢的，誰就是老大，健保局負責給錢，我們只不過是負責行政，扣錢

也都是健保局，雖然審查醫師是我們派的，但執行還是健保局在執行，在

我的感覺是如此（受訪者：C2）

全聯會不過是一個受託單位，跟健保局的合約屬於勞務的合約，所以我們

是做工的（台語），健保局才有執法的權力，不是什麼真正的平等（受訪

者：C5）。

我們怎麼可能有能力跟健保局討價還價，要怎樣審查，要怎樣扣錢，其實

都是健保局在執行的，若點值衝得太高有問題，健保局輕則請你喝咖啡聊

聊，重則叫你停業，我們頂多就是希望健保局給我們的資源多一些，點值

能夠高一些（受訪者：C6, C7）。

且健保局與中醫全聯會在總額點值的管理上，對於給付專業上的認定也有相

當的差異，顯示健保局與中醫部門在管理上會有不同調的狀況發生：

健保局管理的態度會比較差，中保會會比較客氣。健保局都是外行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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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都不懂。比如說，我講一個最簡單的，如果我對男性病患開了加味逍

遙散，健保局就會刪掉，他覺得男生怎麼可以吃加味逍遙散，他們不懂阿，

這是顧肝的，可是中保會就會懂，因為他們是專業的，中保會審的比健保

局好，而且健保局有的時候真的管太多，所以自己人還是比較瞭解狀況（受

訪者：C4）。

而其他部門的行動者如專家學者、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台灣醫院協會等在

此四個社會網絡中均無太多的影響力，顯見中醫支委會四個社會網絡的集中性是

以由中醫全聯會的幹部為主體，但健保局代表在決策網絡當中仍具有極大的政策

影響力，並非如牙醫一樣是形成牙醫全聯會代表與健保局代表無論在決策或社會

網絡中，都屬於雙元的關係結構。

參、中醫委員決策行為與影響力的社會鑲嵌性

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藉由個人層次的社會網絡集中性與中介性指標，來定

位一個行動者在決策網絡與社會網絡中的影響力。為了更清楚的呈現中醫支付委

員會決策網絡的內在特質與對決策行為的影響，以下先從四個不同社會網絡與決

策影響力網絡及決策一致性網絡進行 QAP 相關分析，繼之再探討決策網絡的影

響力機制及決策行為的影響機制是否鑲嵌在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之中。

一、中醫社會網絡結構與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的相關性

從 QAP 的程序測量社會網絡與決策影響力網絡和決策一致性網絡原始矩陣

的相關性，繼之檢驗行動者決策影響力是否鑲嵌於四種社會網絡的關係機制之

中，如表 4-12 所示，六個原始的網絡矩陣再經過 QAP 的計算之後，分析結果呈

現了兩兩之間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中醫支委會決策影響力及決策意見一致性網

絡，與其他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間具有相互影響的關連性。若更細緻的檢視

分析的結果，可發現中醫支委會內部的社會網絡中具有高信任支持聲望的行動

者，在資源交換與事務討論的聲望集中性也高，顯示信任支持、事務討論與資源

交換的關係網絡間有及密切的關係。若以四個社會網絡關係結構與決策影響力網

絡的相關性而言，是事務討論網絡（.511）與決策影響力網絡的關係最強，資源

交換網絡（.461）與決策影響力的相關性最小，但彼此間的相關係數的差異性不

大。而就決策一致性的網絡而言，則是信任支持網絡（.695）與決策行為的一致

性有較為正向密切的關係，在信任支持的網絡關係愈綿密，與他人決策行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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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也愈高。而法規諮詢網絡（.512）則是相關性最小的網絡關係，顯示委員

間決策行為一致與否，與法規諮詢的關係較不密切。而從決策一致性網絡與決策

影響力網絡的相關性（.366）看來，兩者間存在著正向的相互影響關係。

表 4-12、中醫行動者社會網絡與決策原始矩陣之 QAP 相關矩陣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決策影響 決策行為

事務討論 1.000 .879** .695** .699** .511** .644**

信任支持 1.000 .653** .722** .496** .695**

法規諮詢 1.000 .621** .463** .512**

資源交換 1.000 .461** .578**

決策影響 1.000 .36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1）

根據行動者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網絡資料分別測量得

到的聲望集中性指數，可以用來分析行動者在既有社會網絡中的聲望集中性與決

策網絡中的影響力間的關連性。此外，根據行動者在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中的決

策網絡中的影響力集中指數，也可用來和上述的四個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指數

進行相關分析。基於社會網絡分析的鑲嵌性假設，決策的影響力必須座落在委員

會中既有的社會網絡才能發揮，因此我們假設四個社會網絡可以作為影響力傳遞

的中介機制，此分析結果可以印證社會網絡的個體的受歡迎集中性與影響力網絡

和決策行為的關連性為何，並與上表的分析結果相互驗證。

前述論及，決策菁英在社會網絡中所展現的聲望集中性程度，是否會影響實

際決策時的影響力高低呢？又是否也會影響到決策者意見一致性呢？讓彼此間

的決策意見更為一致，形成一個委員會間共享的文化呢？這是社會網絡學者在探

究決策的權力路徑時最重要的假設之一。換言之，我們可以假設一個邊界範圍清

楚的決策網絡中，行動者間既有的社會關係，會影響到決策者本身的行為與影響

力，前述牙醫支付委員會的分析便驗證了此一假設。就表 4-13 行動者個人層次

的四種社會網絡受歡迎集中性的相關分析中，可以發現不同的社會網絡的聲望集

中性之間的相關性都非常的顯著，顯示這些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有相互影響的可

能性。再者，中醫決策網絡集中性指數的相關性在不同的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

非但顯著，結果也相去不遠，說明了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行動者既有的社會關

係網絡，會型塑出行動者在此一決策網絡中慣常的社會網絡結構位置，這也是決

定一個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影響力高低的重要因素。而倘若以決策影響力的高低

和其他社會網絡受歡迎程度的關連性觀之，可發現四者之間其實差距不大，在決

策行為一致性的相關係數比決策影響力更高，顯示決策的一致性與否與在社會網

絡中受歡迎程度高低具有很強的關連性。而從決策影響力聲望與決策行為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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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相關係數檢視兩者關係，也可以看出兩者間的正向相關性非常的強，顯示

決策行為的一致性與決策影響力高低具有相互影響的特質。

表 4-13、中醫社會網絡與影響力集中性、決策一致性之相關矩陣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決策影響 決策行為

事務討論 1.000 .970** .881** .893** .750** .919**

信任支持 1.000 .883** .937** .752** .931**

法規諮詢 1.000 .813** .741** .904**

資源交換 1.000 .770** .898**

決策影響 1.000 .70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1）

二、中醫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的網絡結構影響因素

我們更進一步使用網絡分析中 QAP 的多元迴歸分析程序（Double Dekker Semi-Partialing, MRQAP），從結構性的角度說明四個社會網絡的機制是否能影響

決策網絡中影響力的機制，以及決策者間決策行為的一致性，以及對兩者影響的

程度為何。依據時間發生的先後順序，將四個社會網絡的原始矩陣作為分析的自

變項，而決策網絡的原始矩陣作為依變項進行分析，得出如表 4-14 的結果：首

先、以決策影響力網絡為依變項，中醫支委會四個社會網絡對行動者在決策網絡

的影響力大小的影響，大多達到統計檢定上的顯著標準，僅有信任支持網絡的 P在.053，處於接近顯著的水準的狀態。這個分析結果顯示信任支持網絡中的關係

型態與網絡位置的好壞，都不會對決策的影響力造成影響。就顯著的網絡中，尤

其以事務討論網絡（β=.203）的迴歸係數最高，資源交換網絡（β=.135）的迴

歸係數最低。此分析結果與牙醫有些許不同：牙醫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較為展

現在信任支持關係的社會基礎之上，然中醫支委會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反而較

為展現在事務討論與法規諮詢的公務關係基礎之上。這樣的分析結果顯示從整體

的決策網絡結構來看，中醫支付委員會既有的社會網絡關係，除了信任支持網絡

的關係之外，都是影響行動者在決策網絡影響力聲望的基礎，尤其是事務討論網

絡的影響力最高，顯示了中醫支付委員會決策影響力的社會基礎是來自於公務方

面互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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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影響中醫決策網絡之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 決策影響（R-Square = .30） 決策行為（R-Square=.50）

事務討論 .203** .077

信任支持 .111 .500**

法規諮詢 .166** .050

資源交換 .135** .13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5, **, P<.01）

再者，就以決策行為一致性的網絡資料為依變項的 QAP 迴歸分析結果，事

務討論網絡與法規諮詢網絡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顯見中醫支委會中行動

者間決策行為的合法性機制，並非受到事務討論關係與法規諮詢的偏向公務討論

關係的影響，而是建立在信任支持（β=.500）與資源交換（β=.131）關係的基

礎上，尤其信任支持關係的影響更高，與決策影響力的影響因素不同。顯示在中

醫支委會中，會影響行動者間決策行為趨於一致性的社會基礎為彼此間的信任支

持關係。換言之，在中醫的支付委員會中，若決策行為不符合他人的期待，可能

就會被斷絕私誼信任的互動關係，只是有趣的是，中醫支委會行動者的決策影響

力較受到公務關係的影響，而決策上的一致性較受到私誼關係的影響。

總的來說，中醫支委會此一集中性量數的相關性分析以及原始矩陣的 QAP相關分析，再一次的驗證了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必須立基於行動者社會基礎的

假設。亦即行動者若不同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指數愈高，則在決策網絡的影響

力也愈大，決策的一致性也愈高，或是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高低，與決策行為一

致性的高低是取決於社會網絡關係結構的關係。但哪一種社會關係網絡與決策網

絡的影響力的相關性較高？表 4-12 與表 4-13 均指涉行動者的社會網絡關係結構

與決策網絡的影響力和決策行為一致性相關性，彼此之間最高與最低的網絡雖略

有不同，但由於高低之間的差距不大，因此基本上四個社會網絡對於決策網絡影

響力的高低及決策行為一致性的影響相去無幾。但倘若我們比較表 4-14QAP 多

元迴歸分析的結果，便可發現雖然在以決策影響力網絡為依變項的分析中，大多

數社會網絡在此一模型中均達顯著（信任支持例外），但中醫支委會決策網絡的

社會基礎還是較偏向建立在事務討論的關係之上。而在決策行為一致性的分析面

相上，則是以信任支持的關係影響最大。對照上述各節的分析，綜合上述結果均

反映了四個社會網絡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具有極其重要

的影響力。因此，在四個社會網絡中集中性高的行動者，與決策網絡中影響力高

的行動者有直接的關連性。此一分析結果說明了在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

絡中，在總額事務的討論、值得信任的關係、可供諮詢的專業知能與有資源可供

交換等四個特質都具備的行動者，皆是影響決策行動者影響力的重要社會關係特

質，決策行為上也更具合法性的行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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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最後討論一個牙醫支委會與中醫支委會的不同點：在中醫支委會四

個社會網絡中集中性指數高的行動者，也會在決策網絡中具有高度的影響力，但

健保局的行動者 C1 是一個例外。大多數的行動者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聲望中，

皆認為健保局的行動者 C1 有極大的影響力，但在彼此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卻認

定自己本身與行動者 C1 沒有太多的互動，無論在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

詢或是資源交換，會與行動者 C1 互動的代表幾乎是寥寥無幾，這樣分析的結果

也與牙醫支付委員會有極大的不同。由於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中，中醫支委會

的健保局代表 C1 與牙醫的健保局代表 A2 是同一個行動者，但其社會關係在兩

個支委會的差距甚大，這樣的分析結果顯示出兩個可能的意涵：一、或許健保局

行動者的影響力不是來自於自己與其他行動者的社會關係，而是來自於在制度上

的關係，相較於醫事團體，健保局本來就有議價上權力的不對稱，又加上此一健

保局代表主管總額業務，必定在制度上有其重大的影響力，讓無論在牙醫或中醫

支付委員會都必須敬他三分；第二、此一健保局的代表在牙醫的社會關係比在中

醫的社會關係好很多，尤其在信任支持關係中也達顯著效果，顯見牙醫總額的其

他代表對健保局的代表互動上較具有好感，就算議事立場不同也比較能溝通，能

夠心服口服。然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絡中，健保局代表與醫事團體就純粹

僅止於公務上的互動，如果立場不同的話，礙於健保局代表的影響力，雖然表面

不動聲色，但仍有可能會有口服心不服的狀況，顯示健保局的代表在中醫支委會

的溝通上，要費更多的功夫來觀察與滿足其他代表的需求。

第三節 本章小結

上述的分析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資料中驗證了社會網絡中解析一個結構

中影響力機制以及決策行為最重要的三個假設：一、愈居於關係網絡中心位置的

行動者，其決策影響力愈大；二、決策的影響力是透過社會網絡關係結構的中介

而展現，具有社會鑲嵌的性質；三、決策行為有其社會性，趨於一致性的決策行

為較為具備合法化的行動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行

為與決策影響力的展現是鑲嵌在既有的社會結構之中。一個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

影響力的大小，其實反映了在各種不同社會網絡中不對稱的依賴關係。任何人在

一決策的網絡中不僅僅是單純的僅有理性決策上的需求，有很多時候決策所處的

社會系統的作用能反映在這些決策行為上。例如：為何決策的影響力會鑲嵌於事

務討論的網絡結構中？有些行動者需要透過與其他人的討論，依賴他人給予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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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務的意見，也因此事務討論網絡中聲望集中性高的行動者，其在決策過程

的影響力也高；同理可證，有些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亟需要透過彼此間的相互信

任，才能對對方的行為有可預期性，需要有社會支持；有行動者需要他人在法規

的諮詢上給予建議，因此能夠提供法規建議的行動者會對他人有影響；有些行動

者需要在決策過程當中與他人進行資源上的交換以達到其目的，因為根據政策網

絡的基本假定，沒有任何一個行動者能單獨達致其政策的目的。這些決策過程中

的社會活動，反映了行動者在四個不同社會網絡中關係的不對稱性，不對稱性也

導致了不同行動者決策影響力的差距。

在此，我們可以將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決策與社會網絡的特質整理如下表

所示，以做一綜合性的比較。首先、無論是牙醫或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絡慣

性的影響力，與行動者在四個社會網絡的位置有關。我們先從決策網絡與社會網

絡的相關性來檢視本章的分析結果，其中從社會網絡兩者關係親近性、原始矩陣

以及聲望集中性指數，來分析相應的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發現所有的社會網

絡關係結構，都對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及決策行為的一致性有顯著的影響。但

觀之彼此的相關係數差距並不大，顯示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都可以轉換為決策網

絡中行動的資源，而這部分的分析，也同時驗證了社會鑲嵌性的理論，表示決策

影響力的展現，以及決策行為的一致性，其實是鑲嵌在既有的社會網絡的結構之

中。此外，若進一步討論決策網絡與社會網絡原始矩陣的 QAP 相關分析，以及

兩者集中性指數的相關分析，也顯示了無論在牙醫或中醫的支付委員會中，決策

影響力的集中程度，與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的聲望高低有關，反觀決策的一致性

也是如此，四個社會網絡與行動者的決策行為都具有程度不等的正向關連性。顯

示無論是決策的影響力或是決策行為的一致性，皆程度不等的鑲嵌在委員間社會

網絡的關係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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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個人影響力指數分析比較表 指標 分析類別 牙醫支付委員會 中醫支付委員會

決策網絡

整體集中性 40.306% 57.396%

影響力聲望居前 牙醫全聯會：H16, H11 健保局：A1, A2

中醫全聯會：F1, F5, F7 健保局：C1

社會網絡

整體集中性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43.112% 40.944% 33.801% 33.546%

31.805% 32.840% 30.325% 37.722%

高受歡迎指數 牙醫全聯會：H16, H11, H12, H15, H4 健保局：A1, A2

中醫全聯會：F1, F5, F7, F2, F3

決策影響*社會網絡集中性 決策影響*社會網絡矩陣 QAP 決策影響 QAP 多元迴歸

皆顯著 皆顯著 皆顯著（信任支持係數最高）

皆顯著 皆顯著 大多顯著（事務討論係數最高）

決策行為*社會網絡集中性 決策行為*社會網絡矩陣 QAP 決策行為 QAP 多元迴歸

皆顯著 皆顯著 大多顯著（資源交換係數最高）

皆顯著 皆顯著 一半顯著（信任支持係數最高）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而從 QAP 的多元迴歸分析中，我們更可以清楚知道在牙醫支付委會的部

分，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明顯的與信任支持網絡的行動者有關連性，顯示在此一網

絡中受歡迎程度高的行動者，在牙醫決策網絡的影響力也較大。而在決策行為一

致性的部分，事務討論的網絡並不會影響決策行為間的一致性，但以顯著的社會

網絡關係來說，則是資源交換的網絡最容易影響行動者間決策行為的一致性，顯

見若決策行為不合眾意，在牙醫支委會內可能會被切斷資源互惠的關係，得不嘗

失。而反觀中醫的部分 QAP 的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中醫支委會的決策網絡機

制並不會受到彼此間信任關係的影響，較容易受到事務討論網絡的影響。顯見牙

醫支付委員會行動者決策影響力最大的社會基礎是來自於成員間的信任關係，但

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基礎是來自於公務討論上的互動，這也說明了為何健保局的代

表沒有私誼上的互動，但仍舊有極大的影響力。且從中醫支委會的決策行為一致

性的分析觀之，事務討論與法規諮詢等公務上的關係，均對委員間決策行為的一

致性沒有任何的影響，反而是信任支持的關係對行動者決策行為的一致性影響最

高，顯示了中醫支委會之中，決策者間決策行為的一致性是建立在私誼的互動經

驗上。

從決策網絡的影響力集中指數觀之，由於決策的網絡是處理總額支付議題最

直接的網絡機制，因此在兩個部門的決策網絡中，全聯會內部位居要職參與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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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行動者，以及健保局的代表均具備了極高的影響力集中性。然整體的集中性

來說，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絡集中性遠高於牙醫支委會，顯示在中醫的決策

網絡中，具有決策影響力的行動者更為集中，相較於牙醫支委會更容易被操縱在

少數人手裡。且由於我們已經確定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絡，是鑲嵌於

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之中，影響力的展現很明顯的透過社會網絡的機制，所

以在四個社會網絡中，具有高度受歡迎性的行動者，其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指數

也會相對較高。然有一個不同點，在於牙醫支委會中，決策網絡的影響力聲望與

社會網絡中受歡迎指數的行動者重疊性很高，然在中醫支委會中，健保局的代表

雖然在決策網絡中具有影響力，然在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中，其受歡迎的指

數並沒有名列前茅。這顯示了兩個重要的訊息：第一、牙醫支委會中，健保局代

表的影響力高是有其社會基礎的，然在中醫支委會之中，健保局代表的影響力聲

望並沒有相應的社會基礎來支持；第二、這樣的分析結果也反映出在中醫支付委

員會中，除了社會網絡聲望基礎之外，還有其他的機制關係到決策者影響力的大

小。作者的解讀是健保局在全民健保法中是唯一的保險人，因此面對醫事團體具

有極高的議價權力，因此在中醫支委會的影響力機制中，除了社會網絡的關係基

礎外，制度性的權力也滲透了此一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這樣的解讀也能反映

出在中醫支委會 QAP 多元迴歸分析的結果：事務討論網絡在決策網絡中更具影

響力。但我們並無法說明牙醫支委會的決策網絡就沒有制度性權力的影響，而是

在牙醫的部門當中，影響力的發揮與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比較具有一致性，因此

在牙醫支委會討論的過程中健保局代表與其他代表比較能夠用「博感情」的方式

來互動，而在中醫支委會中，健保局代表便僅能比較以「公事公辦」的方式來互

動。但就受訪者的說法，健保局的角色在總額支付執行的過程中，的確掌握了制

度性的優勢位置，可以藉由制度上所賦予的管制權力，來影響醫療團體的執業行

為：

其實我們都很尊重醫事團體內部的管理，如果沒有必要的話，我們也不會

想要介入，但若他們內部擺不平的時候，也會要求我們介入，認為我們會

處理的比較公正一點（受訪者：A5）。

健保局的殺手鐗就是掌握了錢啦，他可以說錢不夠，為了大家好，他要管

緊一點，然後很多東西就會做很嚴格的審查，很嚴格的解釋，這樣就會讓

他們，無論是那個部門…嗯…怎麼說呢，就是做得很不容易，比如說會核

緊啦、核刪一些多出來的費用。那他們就會覺得很不能接受阿，哇哇的叫，

在診療上，他們就會擔心我們這樣做會不會被健保局審，會不會被健保局

砍，所以健保局與醫事團體在總額執行上還是有權力上的不對稱（受訪

者：C4）。

其實是要看總額部門的內部管理如何，如果運作得好，健保局的管理當然

就比較鬆，運作的不好，醫事團體內部也希望健保局能介入，保障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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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值，以前張鴻仁說要和醫界做好朋友、好伙伴，我覺得是一個蠻好的概

念，但就公權力來說，當然還是健保局有能力做裁決（受訪者：D1）。

其實支付委員會的存在，雖然讓醫事團體有提案與討論的權力，名義上也

是共管，但健保局其實也是透過這個平台讓總額的運作更順暢，總的來說

還是管理的功能居多（受訪者：D2）。

至此，我們已經可以回答研究問題的 1-1, 1-2，並初步的回答研究問題的 2-1與 2-2，其中包含了那個行動者具有決策的影響力？哪些在委員會中毫無發揮決

策功能，僅是象徵性質？這些委員在四個社會網絡中具有什麼樣的互動機制？決

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與決策行為是否鑲嵌於社會網絡的機制中？以及政府代表

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這些問題在上述的分析都獲得了初步的解答，而這些問

題也是公共行政學者最關心的問題：誰統治決策的產出。當然，就一個決策網絡

的影響機制而言，光分析個人層次的影響力便要解析整個決策的社會結構，必定

是有所不足的，本研究繼之要開始進入到結構的層次，分析另外一個公共行政學

者關心的議題：決策網絡中是否有小團體或派系在影響著決策，在組織理論與行

為中，則意指非正式組織，來解析團體層次在中醫與牙醫決策網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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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決策網絡的影響機制：小團體層次

前一章已經以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資料驗證了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的

影響力、決策行為與社會結構的鑲嵌性，行動者的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是鑲嵌

於既有社會網絡結構的基礎之上，在統計上具有顯著的意義，本章繼續探討另一

個在討論決策產出的重要主題：小團體，或稱為派系。基本上，一個網絡結構除

了個人角色與關係之外，個人關係的連結還會形成為數不等的小團體。就社會網

絡在分析上的意涵而言，小團體分析的需求是基於人與人之間有社會內聚（social cohesion）的現象，一個小團體內部的行動者互動較為密集，溝通也較為頻繁，

溝通直接，相互依賴，具有正向互動關係的子集合。且一個穩定的小團體能夠為

一個行動者的決策行為創造社會支持的氛圍，講白話一些，就是當我做這樣的決

策時，我有信心跟我關係好的人是跟我同一國，或跟我站在同一立場，而且他們

也會支持我的決策。換言之，小團體在理論上的意涵，意指可能具有十分類似的

立場或看法行動者的集合體。然而就反面的意涵來說，一個在小團體中內聚力強

參與感高的行動者，由於行為態度一致性（uniformity）的所造成的壓力，其行

動也會受到小團體的規範所限制，若行動上不符合團體的規範與期待，就會受到

團體壓力的懲罰。就好比很多在國會政黨下的問政次團，都有其團體運作的規章

與懲罰機制，促使具有共同理想的國會議員能一起合作共事，違反團體的行為規

範就是停權或逐出團體。因此，社會網絡的小團體分析是一個繼個人的影響力聲

望分析之後，探析決策結構權力機制與決策行為的一個敲門磚。

從政策網絡的理論觀點，政策社群指涉了在一個政策系統中，一群少數有權

力的行動者具有良好的溝通頻率與管道，並且可以有效的協調彼此意見並影響決

策產出的團體。換言之，一個政策社群的存在，等於就是決策系統中非正式的次

團體。且一個政策社群進入的門檻很高，不是所有的行動者都能進入政策社群。

進入政策社群的行動者，都要具備某些條件，例如：具備著政治上的地位，能夠

有利於接近權力的核心，或是具有相當程度影響決策的資源的行動者。政策社群

內行動者的利益較為集中，具有相近的觀念，且行動者的關係結構會形塑其互動

的文化，每個決策者在政策社群內的行為模式都具有高度的可預測性。也因此，

Marsh 與 Rhodes（1992: 251）認為在英國的政治系統中，政策社群的存在是解決

政策問題的有效機制之一。而如何解析政策網絡中政策社群與議題網絡在決策過

程中如何組成、運作與改變，也成為公共行政學者近年來討論治理問題一個無可

迴避的問題。

本研究假設，在牙醫與中醫的支付委員會中，也必然存在著不同的決策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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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這些決策的小集團有其不同的特質，小集團成員的特質，以及其成員間的互

動關係，也可能對兩個支付委員會決策的產出造成程度不等的影響。由於前一章

作者已經透過個體關係資料的分析，證明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影響力網

絡與決策行為一致性網絡是鑲嵌在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這樣的結構觀反映出的

思考邏輯，是社會結構是在社會行動者間實存或潛在的關係模式（Scott, 2000）。因此，在社會網絡之中的小團體的數量，也能夠反映出決策網絡中可能存在派系

的特質，透過對四個社會網絡小團體的測量與分析，我們能夠對於牙醫和中醫支

付委員會的內在結構特質具有更清楚的瞭解。

一個內聚力強的小團體，由於每個人彼此間都依靠強連帶來連結，其權力關

係在小團體的內部應該具有較為分散的特質，資訊在小團體的內部流通非常的迅

速，且成員與成員之間應該具有相對平等的關係，因此小團體內部的行動者，應

當都具備著類似的受歡迎指數或擴張性指數。此外，派系與派系之間的關係，也

會影響到整體網絡結構的互動型態。若一個社會網絡中兩個派系的成員完全沒有

重疊性，這種網絡結構顯現出來的關係模式，衝突和矛盾的可能性會比較多，且

不同團體成員若不重疊，成員就無法讓彼此間不同意見擴散與流動，不利於一個

社會網絡成員內部的溝通，反而會造成該網絡系統的不穩定，增加彼此互動的成

本。故另外一個網絡小團體理論的重要假設，便是派系間重疊性成員多的網絡結

構，因為兩兩之間的關係較為緊密，行動者間行為的可預測性較強，互動上的成

本較少，因此一個內聚性強的網絡關係可以減少互動上的不確定性。總之，若一

個社會網絡兩個派系成員有高度重疊性，那具有重疊性派系社會網絡的矛盾與衝

突會比沒有重疊的網絡相對減少。

由於測量網絡子團體的方法甚多，一般而言可區分為最嚴格的派系指標

（cliques），以及使用相通性、不同行動者在網絡中的路徑距離與直徑來定義小

團體的標準（n-cliques, n-clan），也有從行動者彼此間的鄰近性（adjacency）來

定義小團體的方法（k-plex, k-core），不同的方法適合不同的分析目的與資料型

態。33本研究將使用最嚴格的定義，34

33 從定義來說，建立在關係互惠性上的小團體分析，考察的焦點是社會網絡各成員間關係的相互性；而建立在相通性或可達性的的分析，分析成員之間是否能夠過過直接與間接的關係連結在一起，但這一個指標並不需要成員之間相互選擇便可成立；建立在成員間關係的頻率的方法，主要的目的是透過分類不同關係互動的頻率來分類小團體；而關注相對互動頻率的指標，則是觀察小團體內部與小團體外部的行動者間互動頻率的差距，進而分類不同的小團體。

也就是分析派系的方法，這種方法主要的

邏輯是建立在行動者間的關係是否具備著互惠性的基礎。也就是說，本研究認定

能夠形成一個小團體的操作性定義，是一個團體中必須具有三個或三個以上彼此

間相互選擇的行動者，這意謂著這種基於強連帶的成員相較於其他行動者，在該

34 為何此為最嚴格的指標，主要是立基於以下三個定義：一、派系的成員至少要包含三個行動者，此一理由主要是為了滿足僅有一個互惠對（mutual dyad）的關係，無法構成派系；二、派系中兩個行動者間都是相互關連的，都是鄰接點；三、派系是最大的成分圖，我們無法在任何一個派系中加入其他的點，否則將改變這個派系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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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網絡中的屬性則具有內聚性較強的關係。而為何將一個小團體定義為為三個

相互連結的行動者關係結構，主要是因為美國社會網絡學之父Simmel（1902）認為研究社會關係的基本單位，都是從三人組的關係做為研究起點，三人組的關

係在社會學的意涵上具有團體的意涵。此外，倘若一個社會網絡中存在太多重疊

性的派系，派系對於這個社會網絡便沒有太大的理論與分析意涵，此時更應該要

關注在派系間的重疊性問題，這時一個行動者在各派系的重複性愈高，其在該網

絡中發揮影響力的機會也愈大。

在社會網絡中，一個內聚的子團體通常被視為是一組內部連結比外部連結更

為緊密的網絡關係。倘若小團體的密度很高，但整體網絡的密度很低，表示此一

社會網絡很有可能被內聚力強的小團體所把持。反之，若社會網絡是屬於小團體

的密度高，而整體網絡的密度也高的狀況，這便顯示了除了小團體的行動者之

外，其他的網絡成員的互動也非常的頻繁，也表示此一社會網絡的權力與資訊分

配較為分散，並非集中在小團體的行動者上，上述的情況可以透過社會網絡分析

的 E-I 指數來測量。此一指數主要衡量一個大的社會網絡當中，小團體的現象是

否非常的嚴重，最糟糕的狀況，便是大團體的互動非常的散漫，但核心內的小團

體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並且由團體獨裁領導。另一種狀況就是一個大團體中有非

常多內聚力的小團體，這些小團體變成了鬥爭的派系，也會演變成大網絡的問題

（羅家德，2005：114）。換言之，若 E-1 指數負值愈高（負 1），表示大的網絡

愈容易被核心網絡控制，造成嚴重的危機。在本研究中，作者也將透過對牙醫與

中醫總額支委會四個社會網絡 E-I 指數的測量，來檢視四個社會網絡中權力與資

訊的分佈性。

以下，根據上述的分析概念與指標，針對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四個社會網

絡的小團體進行分析。

第一節 牙醫支付委員會

壹、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分析

首先根據派系的定義進行對牙醫支付委員會四個社會網絡的分析，由於本研

究將標準定位為三個或三個以上相互連結的行動關係可以組成一個派系，此一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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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所找出的派系結構也較為緊密，且在定義上可以將其視為是具備有強連帶關係

基礎的行動者。由於分析小團體必須先將原始網絡的矩陣轉換成對稱的矩陣，也

就是先進行對稱化（symmetrize）的處理。之所以要進行對稱化的處理，主要在

於派系的計算方式是依照兩兩相關的行動者的具有互惠的關係結構而來，因此有

向圖的原始資料，必須先讓互選的行動者轉化為無向的關係才能進行分析，而本

研究在原始資料中除非是是雙向選擇關係的資料，才會讓這樣的關係在對稱的網

絡中轉換成一個對稱的關係。分析結果如表 5-1 所示：在牙醫支委會共有 29 名

委員的社會網絡規模之中，根據將最小的組成派系人數定位為三人所得到的分析

結果，四個社會網絡共有派系 62 組，事務討論網絡共有 17 組三個行動者兩兩之

間都具有強連帶的派系組成，而信任支持網絡的部分則有 15 組的派系組成，法

規諮詢網絡有 18 組的派系組成，資源交換網絡則有 12 組的派系組成。這些派系

的組成，表示在這四個社會網絡當中，其派系成員都是具有兩兩強連帶關連性的

行動者，這也顯示了這些派系內部的行動者，比派系外部的行動者在該網絡中更

具有互惠的關係。而在最小規模為三人的時候，派系最多的社會網絡是法規資詢

網絡，最少的則是資源交換網絡。

表 5-1、牙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網絡派系指標分析 社會網絡 派系數量（size=3） 派系數量（size=4）

組數 最大派系 五人組數 組數 最大派系 五人組數

事務討論 17 組 6 人 1 組 6 組 6 人 1 組

信任支持 15 組 5 人 3 組 5 組 5 人 3 組

法規諮詢 18 組 4 人 0 組 4 組 4 人 0 組

資源交換 12 組 5 人 3 組 4 組 5 人 3 組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然而由於最小人數為三人的規模太小，且從派系的定義來找出社會網絡之中

的小團體又非常嚴格，因此非但派系網絡的規模很小，很多的派系僅有三個行動

者間的兩兩關係便可組成，最大的派系為事務討論網絡的六人，並且在各網絡中

所有總合 62 組的派系中，超過五人的派系加起來僅有 7 組，且成員之間彼此高

度的交疊，參考價值低，因此又進一步將最小組成派系人數定位為四人重新該計

算程序，總計得出的結果是 19 組派系。結果顯示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數量由原

本的 17 組減少為 6 組；而信任支持網絡的派系由原本的 15 組減少為 5 組；而法

規諮詢網絡由原本的 18 組減少為 4 組；資源交換網絡由原本的 12 組減少為 4組。在最小規模為四人的派系分析中，派系數量最多的社會網絡仍是事務討論網

絡，而派系數量最少的網絡除了資源交換網絡之外，又增加了法規諮詢網絡。其

中最大派系人數與超過五人的派系數量均沒有變化，顯示派系最小規模增加到四

人之後，雖然派系的數量改變，但每個社會網絡派系的結構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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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進一步解析派系成員的組成，以下將最小規模人數為四的派系分析結果

整理如表 5-2 所示。由於派系指標所計算出來的小團體，必須立基於行動者有互

惠關係的基礎上，因此從派系成員的組成當中，我們更可以看出不同社會網絡之

中，究竟是哪些成員有著比較強的互惠關係，互惠關係強的成員顯示出其在社會

網絡中汲取資源與動員資源的能力也相對較強。以上對於派系成員的解讀，可以

參閱附錄七中四個社會網絡派系分層類聚（hierarchical clustering）圖。這些分層

類聚的樹狀圖，是根據行動者在各個網絡中重複與他人有關係上的連結，與關係

的類似性，以及參與程度的深淺所計算而得，並以樹狀圖的方式排列出來。在這

四個圖中，左方的縱列編碼是行動者的代碼，上方橫列的數字為行動者參與此一

社會網絡的程度。樹狀圖的分岔點意謂著不同的行動者，在某一個互惠派系關係

連結的類似程度開始匯聚成一個小群體，其中分岔點愈左則代表重複性的參與愈

深，類似性愈高，愈右則反之，故愈左的行動者，在不同派系內參與的重疊性也

愈高，與派系連結的程度也愈深。由四個類聚的樹狀圖中，便可以初步的發現重

複互惠性的連結程度最高數目是 6，最低為 0。

表 5-2、牙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網絡派系組成 社會網絡 派系組成 派系重疊成員 派系未重疊成員

事務討論

第一組：H1, H4, H9, H11, H15, H16 第二組：A2, H4, H11, H16 第三組：A2, C1, H11, H16 第四組：A2, B1, C1, H16 第五組：H3, H4, H15, H16 第六組：A2, H4, H12, H16

A2, C1, H4, H11, H15, H16

B1, H1, H12

信任支持

第一組：H1, H4, H9, H11, H16 第二組：H3, H4, H11, H16 第三組：A2, C1, H4, H11, H16 第四組：H1, H9, H11, H15, H16 第五組：H3, H11, H15, H16

H1, H3, H4, H9, H11, H15, H16

A2, C1

法規諮詢

第一組：A2, B1, C1, H16 第二組：A2, H1, H4, H16 第三組：H1, H4, H9, H16 第四組：A2, H1, H4, H11

A2, H1, H4, H9, H16 B1, C1, H11

資源交換

第一組：H3, H11, H12, H15, H16 第二組：H2, H11, H12, H15, H16 第三組：H11, H12, H13, H16 第四組：H2, H4, H11, H15, H16

H2, H11, H12, H15, H16

H3, H4, H13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首先，在事務討論網絡中的六組派系之中，我們可以發現派系成員間的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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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很高，重疊的行動者共有 6 人，而未重疊的僅有 3 人。其中健保局的代表 A2，衛生署健保小組的代表 C1，以及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4, H11, H15, H16，皆在此

六組派系中具有極高的重疊性，未重疊的行動者僅有專家學者的代表 B1，與牙

醫全聯會的代表 H1, H12。這顯示了這六個行動者在此六個派系之中，又可以形

成一個事務討論網絡當中的小社會圈（social circle），在事務討論的關係網絡當

中，比其他行動者的關係擁有更高的互動頻率與密度。而在信任支持網絡中的派

系雖然僅有五組，但重疊成員卻較事務討論網絡的多，派系非重複性的行動者僅

有 A2 與 C1 兩位，顯見牙醫支委會的信任支持網絡是一個大的派系成員高度密

集的社會網絡。其中此一派系成員的組成份子，完全都是來自於牙醫全聯會的代

表 H1, H3, H4, H9, H11, H15, H16，而排除了原本在事務討論網絡中具有重疊性

的健保局代表 A2 與衛生署健保小組代表 C1，顯示在信任支持網絡中，牙醫全

聯會的成員具備較強的兩兩互惠強連帶關係基礎。換言之，信任支持關係大多存

在於牙醫支委會醫事團體的內部，顯示公私部門間代表的互動，在這種基於私誼

性質社會關係的交往較為薄弱。而在法規諮詢網絡當中，健保局行動者 A2 又再

一次的列入重疊性高的派系成員，顯示除了輩份高，參與年資久的牙醫全聯會代

表之外，健保局代表由於熟稔公部門的法規運作，因而在法規諮詢網絡當中，被

列為高重疊度的行動者，與他人有比較高的互惠關係。而在資源交換網絡中，由

於無論重疊或非重疊的行動者皆沒有牙醫全聯會以外的委員，因此資源交換網絡

互惠關係可說是完完全全僅發生在牙醫全聯會內部的網絡互動關係。

總的來說，表 5-2 牙醫派系成員的組成分析呈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第一、

公部門的代表在事務討論與法規諮詢的網絡關係中，與其他牙醫全聯會的代表有

強連帶的互惠重疊性，顯示健保局的代表在這兩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中具有優

勢的資源，可以和其他成員有互惠的關係，然在信任支持與資源交換網絡中，卻

沒有任何的公部門成員名列派系成員重疊性的名單上，顯示信任支持與資源交換

較為需要信任基礎的互惠關係，會較為侷限在牙醫全聯會的成員的內部，健保局

的代表要跟其他行動者「博感情」或進入到核心的位置，仍是比較困難。第二、

綜觀四個網絡的派系成員重疊性，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16 是在四個社會網絡當

中，都具有參與派系高度重疊性的行動者，顯示此一成員在四個社會網絡當中具

備著非常高的社會聲望基礎，在四個網絡中都橫跨不同的派系。且由於在四個社

會網絡中都與其他行動者有互惠的關係，有利於其動員資源與操縱資源，當然相

對來說，也可能會因為與其他派系成員的關係太過緊密，而在決策上沒有自由意

志的空間，會受限於其他人對其決策行為的期待。第三、每個網絡的派系成員都

僅僅集中在少數背景的行動者中，專家學者、台灣醫院協會、藥師公會、極少部

分的牙醫全聯會代表均沒有名列任何派系的成員當中，顯示這些不在派系內部的

行動者無法與其他行動者產生強連結的互惠關係，自然決策影響力就相對減少。

第四、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成員重疊性的行動者重複性很高，顯示四個社會網絡

的社會結構都很類似，都具有同樣的公共成員，這些公共成員可以匯聚成一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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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社會圈，資源與意見的交流都很頻繁，因此這四個社會網絡內部的小團體間

不易發生衝突與矛盾。但從四個社會網絡的重疊性名單看來，此一重疊性僅集中

在少數的行動者身上，這種派系內的互惠關係僅集中在少數人的現象，顯示了即

使在分析數據上可以區分出不同組別，但實際上每個社會網絡仍是僅有一個以牙

醫全聯會的成員為核心的大派系，而且此一派系在四個社會網絡當中成員相去不

遠。

據此，我們暫時可以下一個結論，在牙醫支委會四個社會網絡當中，牙醫全

聯會部分資深重要的人員，最具有派系性（cliquish），高度凝聚且重疊的子群體

在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內部相互連結成形，並且在事務討論與法規諮詢派系網絡

當中參雜了公部門（健保局）的行動者。前述論及，當派系的成員間具有高度重

疊性的時候，此時分析重疊性會比指涉出有多少的派系更顯得有意義，以下則根

據前述的分析結果，進一步分析派系成員的重疊性。

貳、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分析

前述論及，有重疊派系的網絡關係結構中，我們可以期望網絡成員之間的衝

突與矛盾會較低，且成員的流動與擴散也可能比較迅速，不會形成在一個網絡中

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但由於群體當中存在著大量重疊的派系，會使派系的意涵

在一個社會網絡中的作用降低，也難以解讀分析數據。根據過去的研究，也發現

很多的大型網絡似乎都是由大量高度重疊性的派系所組成，在這種狀況下，研究

派系之間的重疊程度，以及行動者在各個派系之中的重疊性程度，要比單純分析

派系本身的構成更有意義。因此，Alba（1973）根據 Simmel 對於三人組關係中

所呈現了社會圈交叉的分析，定義了社會圈的概念，其認為除了面對面的互惠關

係之外，透過尋找重疊派系中的共同成員，這些共同的成員又可以聚集成一個社

會圈，與這個社會圈的共同成員有互惠的連結關係，就可以在廣義上被定義為派

系的成員，然後透過不斷的區隔與合併派系成員，就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圈與孤立

點。

這種重視重疊性成員的思考模式，可以讓整個派系的基礎變得很穩固，不會

因為隨便抽掉一個行動者或關係，便破壞了一個派系的結構。而且透過派系成員

重疊性程度的分析，更可以從派系參與的角度，來解析那個行動者在一個社會網

絡中與他人的互惠關係最多，分析結果也可以跟前述個人層次的受歡迎程度作一

對照。我們可以假設，在社會網絡中受歡迎程度愈高的行動者，在派系參與的重

疊性也愈高，因為與他人建立的互惠關係愈多，也愈受他人的歡迎。甚至我們可

以說，若一個行動者在不同派系間的重複性程度愈高，表示此一行動者在該網絡

結構中的特定派系行動愈活躍，不論任何派系都有該行動者的參與，與該網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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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也愈深，有利於該行動者與此一網絡關係結構中的他人溝通協調，汲取、操

縱資源甚至動員資源，其在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也就愈強。據此，本研究透過在

分析派系組成的時候會得出的一個派系共同成員的矩陣（actor-by-actor clique co-membership matrix），當作是分析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的原始資料，來進行對

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的具體分析。

首先，表 5-3 呈現了牙醫四個社會網絡中派系成員重疊性的集中化指數分析

結果。此一分析的意義在於初步的從整體面瞭解不同的社會網絡中的派系重疊成

員集中在少數行動者的比例，倘若得到的集中性指數愈高，表示此一網絡中少數

行動者的派系重疊性很高，少部分人在派系與派系間的互動較為頻繁，派系容易

受到寡頭所控制，而若集中性指數低，則表示重疊的成員較為分散，派系與派系

間並不會僅僅把持在少數人的溝通關係，資訊流通的互動也不會集中在少數人的

身上。從表 5-3 的分析結果看來，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事務交換網絡中，派系成

員重疊性的集中指數高於其他的三個網絡，顯見牙醫支付委員會的事務討論網絡

中，重疊性高的成員可能重疊的派系數量較多，少部分人掌握了派系的運作。故

牙醫支委會中，我們可以預期事務討論網絡中不同小團體的溝通比較是少數人在

掌控的溝通模式。其次是信任支持網絡，該網絡不同派系成員的整體重疊性也是

相對高的程度。由於信任支持關係是比較傾向私誼的互動，這種具備強連帶意涵

的關係模式內的小團體成員間相互關連的關係僅僅存在於少數行動者的互惠關

係，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而派系成員重疊集中性指數最低的網絡是法規諮詢網

絡，這顯示了在法規諮詢的網絡中，不同派系成員的重疊性較為分散，不會集中

在少數人身上，比較不會造成少數人掌控法規諮詢互惠關係的情況。而法規諮詢

與資源交換派系成員重疊性的集中性則相差無幾，顯見此兩個社會網絡中具有互

惠關係的不同派系成員間的聯繫較為鬆散，或許這與此兩種關係網絡的關係比較

偏向於工具理性層次的關係模式，而非情感支持層次的關係模式有關。

表 5-3、牙醫派系重疊性的網絡集中性 社會網絡 集中化指數

事務討論 20.42% 信任支持 15.91% 法規諮詢 12.62% 資源交換 13.3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再者，表 5-4 呈現了在牙醫支委會四個不同社會網絡中派系間成員的重疊性

指數的前五名。從事務討論網絡中，重疊性程度指數的前五名共有七位，主要的

分佈是牙醫全聯會的代表四位（H16, H11, H4, H15）、以及公部門代表共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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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健保局的代表一位（A2），衛生署的代表一位（C1），以及費協會的代表一

位（B1）。牙醫全聯會代表的特性在前章已有分析，而這幾位在派系之中重疊性

高的行動者，一方面都是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中年資較高的行動者，二方面也大

多在地區性的牙醫公會及牙醫全聯會擔任過重要的職位（理事長），若與前一章

牙醫支委會事務網絡受歡迎的集中性指數對照，結果差距不大，受歡迎指數高的

行動者，在派系之中的重疊性也高。而健保局、衛生署以及費協會的代表在事務

討論網絡的派系中重疊性也很高，顯示了公部門的行動者在事務討論網絡中的重

要性，公司部門的成員在此一網絡中有互惠性的關係連結。故在牙醫的事務網絡

當中，牙醫全聯會的少數成員與公部門的少數成員非但在此一網絡中行成為數不

等的派系團體，且相互之間的重疊性甚高，這也意謂了在牙醫支委會的事務討論

網絡中，公部門與牙醫全聯會的成員比較有溝通的管道解決矛盾與衝突。

表 5-4、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前五名

代號 身份別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重疊性程度 重疊性程度 重疊性程度 重疊性程度

分數 名次 分數 名次 分數 名次 分數 名次

A2 健保局 10.00 3 5.10 4 15.00 1

B1 費協會 6.43 5

C1 衛生署 7.14 4 7.86 5

H1 牙醫全聯會 5.10 4 9.29 4

H2 牙醫全聯會 4.77 5

H4 牙醫全聯會 10.00 3 5.61 3 4.77 5

H9 牙醫全聯會 5.10 4

H11 牙醫全聯會 15.00 2 11.22 2 10.71 3 11.31 2

H12 牙醫全聯會 5.10 4 7.74 3

H15 牙醫全聯會 7.14 4 3.57 5 7.14 4

H16 牙醫全聯會 22.86 1 17.35 1 13.57 2 14.88 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信任支持網絡的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的分佈較事務討論網絡鬆散，前五名的

行動者已經高達八人，且與事務討論網絡不同的是，公部門的代表很明顯的在信

任支持網絡的派系成員重疊性很低，僅有健保局的代表 A2 進入到重疊性的第四

名，然其重疊性的指數與第一二名差距甚大。而牙醫全聯會的代表在信任支持網

絡重疊性程度的前五名佔據九成五以上，因此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在信任支持網

絡的強連帶的互惠關係，由於派系重疊性指數高的行動者因為人數較多，比起事

務討論網絡的互惠關係更具分散的特質，然這種信任的互惠關係也較為集中在牙

醫全聯會的內部。然整體而言，在信任支持網絡中派系成員重疊程度指數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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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動者，仍舊與事務討論網絡的前三名相同，最重要的行動者仍是牙醫全聯會

的 H16, H11 與 H4，與前述的事務討論網絡重疊性甚高。表示無論在公誼或私誼，

這三名行動者在不同網絡中皆有很高度的派系參與度，在許多派系中都有互惠的

關係連結，其權力或影響力兼具公、私領域的基礎。而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1, H9, H12 在事務討論網絡中的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並未列入前五名，但在信任支持網

絡中分居均名列第四，顯見在總額事務的討論網絡上，雖然沒有與他人有太多的

互惠關係，但私誼關係仍然不錯。

法規諮詢網絡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指數的前五名分佈較諸前兩個社會網

絡有些許的差距，這個差距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法規諮詢的派系成員重

疊性指數高的行動者較少，前五名就僅有五名，相較於事務討論與信任支持網

絡，此一派系重疊成員更為集中；第二，另一個差距顯現在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

在派系重疊性佔據前五名的比例減少，顯示牙醫等私部門的行動者相較於公部門

的行動者，對於法規的掌握度較低，比較無法在法規諮詢的網絡當中與他人建立

起互惠的關係，因而派系參與的重疊性少，在法規諮詢網絡的活動較不活躍。而

重疊性程度指數最高的行動者由原本在其他網絡中位居重疊性最高的 H16，轉變

成健保局的代表 A2，顯示了在法規諮詢的網絡中，健保局的代表由於最熟稔法

律的規範與運作，因此在該網絡中活動最為活躍，其掌握專業知能的優勢也最能

夠幫助該行動者與他人有互惠關係的往來，這樣的分析結果也反映了前一章受歡

迎集中性指數的分析結果。

根據資源交換網絡中派系重疊性程度指數的分析結果，前五名的行動者全部

都是牙醫全聯會的成員，完全沒有任何公部門的成員，顯見牙醫支付委員會中的

互惠的資源交換關係大多以牙醫全聯會內部的委員為主，派系以牙醫全聯會的成

員為核心所組成。其中派系重疊性程度最高的行動者，仍是在牙醫全聯會中擔任

過理事長，參與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年資較長的行動者 H16，顯見 H16 的資源

更豐富，有更多的資源與不同派系的成員行動者進行互惠的交換，或是能在委員

會開會決議的時候，給予更多投票還是其他相關的支持。且在分佈上而說，資源

交換網絡成員派系重疊性的前五名，與信任支持網絡成員派重疊性的前五名的相

似性很高，顯示在牙醫支委會中，信任支持網絡與資源交換網絡中的派系成員結

構非常的相似。

總的來說，牙醫支付委員會這四個社會網絡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可以看出

一些有趣的特質。首先、四個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凸顯了牙醫全聯會的兩位代

表 H16, H11 無論在任何社會網絡的派系參與都非常的活躍，顯示這兩個行動者

與其他成員有更多的互惠性的關係，非但更能夠影響其他人的決定，也容易被團

體內的其他成員所影響，這樣的分析結果與前一章中分析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指數

的結果相去不大。再者、公部門的行動者僅在事務討論網絡與法規諮詢網絡中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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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派系的重疊性較高，顯示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比較喜歡針對這兩種互動關係

與公部門的行動者建立高度的互惠活動。第三、四個社會網絡中派系成員的重疊

性雖然有名次上的差異，但名列前五名的行動者大多相似且重疊，顯示這四個社

會網絡中派系的結構特質相去不遠。最後，在牙醫支付委員會中其他部門的行動

者如專家學者、藥師公會、台灣醫院協會或牙醫學會等在這四個社會網絡中與均

未列名任何的派系成員，顯見這些行動者沒有與他人產生互惠的連結關係，缺乏

參與的社會基礎，自然也難以有太多的影響力。

參、牙醫派系參與與決策影響力和決策行為的關連性

以上的分析，大致上已經粗略的將小團體在牙醫支付委員會的存在、組成與

成員的重疊性作一分析，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四個網絡中的重疊性派系很多，派

系重疊的成員大多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本小節要繼之從上述的分析結果討論兩個

重要的問題：一、各個網絡的派系對於該網絡整體結構的影響有多大？這個問題

的題問代表了小團體在一個集體網絡中的影響力大小，是否這個社會網絡會被幾

個小團體所挾持，這也是公共行政學者長久以來一直關心的議題：決策的產出是

否為少數菁英寡頭決策的結果？二、在不同派系之中重疊性程度高的成員，其與

他人互惠關係的建立是否可以反映到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會不會影響行動

者間決策行為的一致性？也就是說，高度鑲嵌於小團體的成員，是否也可以反映

出其行動上的影響力？以下分別探討之。

一、小團體內外部關係型態在整體網絡的類型分析

首先，作者以 E-I 指數測量在一個網絡結構中，小團體的存在是否會嚴重到

影響整個網絡的運作。換言之，此一指標可以測量一個網絡結構中內聚與鬆散的

程度，幫助理解整體的結構是否被少數的團體部門所把持。此一分析方法的思考

邏輯，主要是從不同組別間的差距與組別內的差距的比值而來，分析的結果會分

佈在正 1 與負 1 之間，正 1 代表此一團體具有高度的異質性（heteropily），負 1則表示此一團體具有高度的相似性（homophily）。根據 Krackhardt 與 Stern（1988）的定義，其透過對一個小團體對外與對內關係數的比值，倘若一個團體完全沒有

對外的關係，僅有對內的關係，則這個團體的 E-I 指數就會變成負 1，表示這個

團體完全都是由同一組別的內部成員在操控，但倘若一個團體完全都只有與其他

組別的關係，而沒有對內的關係，則團體的 E-I 指數就會變成正 1，表示這個團

體的關係非常的分散，並沒有集中在一個團體身上，是屬於較為分散化的權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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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網絡。據此，倘若一個網絡中，組別間的關係比組別內的關係數還多，表示這

個網絡的異質性較高，關係比較分散，若一個網絡中組別間的關係比組別內的關

係數少，表示這個網絡的同質性較高，關係較集中在團體內的成員身上。

由於透過 E-I 指數我們必須先定義團體的類別與成員，但由於派系分析結果

的重疊性過高，在操作上無法輕易根據不同的派系類別，去重新定義每個行動者

的組別，因此本研究的組別將以牙醫支付委員會中的部門別代替，並將之稱之為

部門化。這樣的分析結果雖然無法檢視派系在網絡當中的影響力有多大，但反過

來說，此一指標可以藉此檢視在四個社會網絡之中會不會被特定的部門所把持，

而且就前述分析的結果，大多數的派系成員幾乎集中在牙醫全聯會此一部門類別

之內，因此透過部門來定義團體，所得到的分析結果會比較接近分析派系的結

果。此外，作者也會檢視牙醫支委會網絡中最大的團體：牙醫全聯會的委員間的

E-I 指數，比較分析該部門在四個網絡中的關係是屬於內聚型的關係，或是外散

型的關係。

比較從表 5-5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事務討論網絡（.360）與法規諮詢網

絡（.184）的分析結果中均是正值，我們可以初步判斷事務討論網絡與法規諮詢

網絡的部門成員的外部關係比內部的關係多，顯示在事務討論網絡與法規諮詢網

絡中，不同部門行動者間的溝通較為頻繁，不會閉守在一隅之地，影響力也較不

會集中在單獨一個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尤其事務討論網絡的異質性更高，顯示

在這種屬於公事類別的關係網絡中，不同部門間發散性的關係，比部門內內聚型

的關係還要頻繁，不同部門間成員的溝通性較強，比較不會引發矛盾與衝突。反

過來說，由信任支持網絡（-.125）與資源交換網絡（-.378）的分析數據，很明

顯的可以看出此兩網絡，是屬於行動者部門內部關係多於部門外部關係連結的網

絡結構，也顯示這兩個網絡部門小團體的現象會比較嚴重，溝通也僅限於小團體

的內部，且資源交換關係的內聚型態又比信任支持網絡更強。而從牙醫全聯會此

一部門的 E-I 指數分析結果，可以發現這個在牙醫支委會中最具規模的大集團在

四個網絡中都是偏向於內聚型的關係，也就是說他們的關係都僅限於內部成員間

的連結，比較少與外部的成員交流。這個現象在信任支持網絡（-.612）與資源交

換網絡（-.722）尤其明顯，這也顯示了在者兩個網絡之中，牙醫全聯會的成員較

傾向與自己內部的成員互動，而在法規諮詢網絡中（-.333），相對而言比較會與

部門外的行動者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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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牙醫支委會四社會網絡 E-I 指數分析表 E-I 指數 Re-scaled E-I 指數 牙醫全聯會 E-I 指數

事務討論 .360 .360 -.479

信任支持 -. 125 -.125 -.612

法規諮詢 .184 .184 -.333

資源交換 -.378 -.378 -.72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訪談中，我們也發現牙醫全聯會的內部運作較為制度化，內部管理機制非

常的透明且健全，成員參與的管道非常的順暢，且與外部的溝通聯繫也較為頻

繁，和健保局之間的合作關係也較為穩定與緊密：

牙醫的管理一直來說都是很不錯的，內部的點值也控制得很好，他們最早

被分出來，其實是很有計畫性的，管理階層也很有共識（受訪者：A5）。

牙醫換了很多屆的理事長，但你看他長久以來一直很穩定，也維持得不

錯，主要就是因為他們內部維持了很好的管理文化，內部參與不但非常的

廣泛，與健保局之間的溝通也非常的順暢，所以牙醫全聯會的運作一直以

來都很穩定，那種很健康的氛圍有傳承下去（受訪者：B1）。

牙醫事實上是管的很有紀律了，加上他最早接受委託啊，幾乎年年都接受

委託，現在管的只要你哪家牙醫診所有稍微有異樣因為他們自己有檔案分

析，我們所有申報資料我們都倒給他，申報資料不一樣，自己就有一個分

析小組，這個月怎麼申報量跟平常不一樣，馬上查核小組他們自己的查核

小組就下去了，就現場就按碼表，就看實際每天進去的那個，而且是連續

這樣四五天喔，都派人從開門到那個關門去按碼表你進去多少人，然後最

後看你那個月申報多少人，看有沒有虛報啊（受訪者：B2） 所以我是說目前醫事團體跟政府的互動關係裡面我認為是還好啦，那醫界

內部的共識如何凝聚，通常就是在牙科的總額執行委員會裡面討論，那如

果說真的沒辦法達成共識，那只好在召開我們牙醫界的會員大會，投票表

決，所以我們牙醫不太擔心內部無法達成共識，因為我們很制度化（受訪

者：B3）。

二、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與決策影響力網絡和決策行為的相關性

作者以下將根據行動者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網絡資料

分別測量得到的成員派系重疊性矩陣，來分析派系的重疊性程度與決策網絡影響

力及決策行為一致性的關係。由於前一章已經驗證決策的影響力，必須座落在委

員會中既有的社會網絡去實踐，決策的行為也會受到彼此關係結構的影響，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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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假設四個社會網絡派系參與的重疊性的程度，可以作為影響力傳遞的中介機

制，因為派系重疊性愈高，表示與不同派系的行動者的強連帶互惠關係也就愈

多，也就表示該行動者更有機會與能力在網絡中汲取資源並動員資源，決策的影

響力應該愈高。且由於派系的互動關係是以強連帶為基礎，成員彼此之間更具有

約束性，對於決策行為的影響會比單純的互動關係更大。此分析結果可以印證四

個社會網絡的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與影響力網絡及決策一致性的關連性為何。

首先，我們先從二次分派程序，測量社會網絡中派系成員重疊性的程度與決

策影響力網絡和決策一致性網絡原始矩陣的相關性（見表 5-6），檢驗行動者決策

影響力的網絡關係以及決策行為是否與成員在不同派系間的重疊性有關。前述論

及，QAP 程序是一種在統計上檢驗不同網絡矩陣關連性的方法，六個原始的網

絡矩陣再經過 QAP 相關分析的計算之後，分析結果皆呈現了兩兩之間統計上的

顯著性。其中就決策影響影響力網絡而言，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重疊網絡與決策

網絡的相關性最高（.505），而資源交換網絡與決策網絡的相關性最低（.367），顯示成員在事務討論網絡中不同派系的重疊性程度，對於決策網絡的關連性會比

資源交換網絡中成員的重疊性來得大。因此，僅要檢查哪些成員在事務討論網絡

之中的派系重疊性高，我們便可以判斷其決策的影響力會高於其他沒有派系重疊

關係的行動者。

表 5-6、牙醫派系重疊性網絡與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之 QAP 相關矩陣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決策影響 決策行為

事務討論 1.000 .771** .680** .570** .505** .478**

信任支持 1.000 .516** .686** .463** .520**

法規諮詢 1.000 .287** .472** .355**

資源交換 1.000 .367** .481**

決策影響 1.000 .46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1）

此外，根據決策行為一致性與其他的社會網絡中派系重疊性網絡的相關分析

結果，也可以發現彼此之間呈現了顯著的相關性。其中相關係數最高的為信任支

持網絡（.520），相關係數最低的為法規諮詢網絡（.355）。若把視野放置在四個

社會網絡間派系重疊性程度的相關性，可以發現在信任支持中的派系重疊性如果

愈高，在其他網絡的派系重疊性也會相對很高。而法規諮詢網絡的派系重疊性與

資源交換網絡的相關性雖然較低，但仍是有正向顯著的關連性。總的來說，QAP相關矩陣的分析驗證了成員在四個社會網絡參與派系的重疊性，與決策網絡影響

力和決策行為一致性之間具有正向的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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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菁英在社會網絡中小團體參與重疊性的高低，是否與實際決策時的影響

力高低有關呢？也是否與行動者間決策行為的一致性有關呢？我們也可以把在

社會網絡中參與派系的重疊性看做是一種有效的社會機制，並探求這個社會機制

與決策影響力聲望指數間的關連性。在各個派系中重疊性愈高的行動者，與愈多

的行動者有強連帶的互惠關係，自然也就更有機會影響到他人的決策行為，使得

行動者間的決策行為更具有一致性。表 5-7 為行動者四種社會網絡參與派系重疊

性程度與決策網絡中影響力聲望指數及決策行為一致性的相關分析，數據中可以

發現不同的社會網絡的派系重疊程度之間的相關性都非常的顯著，與決策網絡的

影響力聲望指數及決策行為一致性程度的相關性也非常顯著，說明了牙醫支委會

不同網絡中成員派系的重疊性高低，與其成員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及決策行為的

一致性有正向的相關性。此一分析結果與前述表 5-6 的分析結果相去不遠，說明

了牙醫支付委員會的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若參與的派系愈多，重疊性愈高，由於

與其他行動者間強連帶的關係愈多，也會型塑出行動者在此一決策網絡中慣常的

社會網絡結構位置與決策行為，這也是一個可以用來決定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影

響力高低的重要因素。

表 5-7、牙醫派系重疊性程度與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之相關矩陣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決策影響 參與行為

事務討論 1.000 .919** .859** .813** .821** .872**

信任支持 1.000 .773** .912** .744** .877**

法規諮詢 1.000 .633** .777** .779**

資源交換 1.000 .697** .827**

決策影響 1.000 .85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1）

三、牙醫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的派系參與影響因素

但以上的分析僅告訴我們派系與派系的重疊性程度，對於決策網絡以及行動

者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聲望高低是有關連性的，倘若我們更進一步瞭解影響的程

度為何，便要使用網絡分析中 QAP 的多元迴歸分析的程序來檢驗。我們依據時

間發生的先後順序，將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重疊矩陣作為分析的自變項，而決策

網絡影響力的原始矩陣作為依變項進行分析，得出如表 5-8 的結果：首先、牙醫

支委會四個成員的派系重疊矩陣對行動者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大小的影響，均達

到統計檢定上的顯著標準（p<.05）。其中尤其以法規諮詢網絡的派系重疊性程度

的迴歸係數最高（β=.261），資源交換網絡的迴歸係數最低（β=.114），分析結

果顯示四個網絡中成員參與派系的重疊程度，都是影響行動者在決策網絡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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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望的基礎，尤其是法規諮詢網絡中的重疊性程度的影響力最高。因此在法規諮

詢網絡中若能參與較多的小團體，會對決策時的影響力有正面的影響。再者、就

決策行為一致性的 QAP 迴歸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事務討論網絡參與愈多的派

系，並不會對決策行為的一致性產生影響，然而在顯著的變數中，則是以資源交

換網絡的派系重疊程度（β=.240），以及信任支持關係的派系重疊程度（β

=.228），對決策行為一致性的影響較高。顯示牙醫支委會中決策行為的合法化機

制，也鑲嵌在資源交換與信任支持的互惠關係之中，若在資源交換的關係愈緊

密，或是彼此間的互信的關係愈穩固，彼此間決策的行為就更具有可預測性。

表 5-8、影響牙醫決策網絡之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派系重疊性） 決策影響（R-Square = .30） 決策行為（R-Square=.31）

事務討論 .174** .094

信任支持 .116* .228**

法規諮詢 .261** .104*

資源交換 .114** .24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5; **, P<.01）

總的來說，此一派系重疊性指數以及決策網絡的 QAP 分析，還有影響力聲

望及決策一致性的相關分析，再一次的驗證了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社會基礎的

假設，亦即行動者的決策影響力、決策行為與其參與小團體的重複性程度兩者是

具有關連性的，小團體參與的程度也可作為是評量行動者決策影響力的指標之

一，得到的分析結果也與前一章類似。但細緻來說，小團體的意涵與前一章在分

析個體行動者的影響力聲望與受歡迎指數不同。本研究所定義的小團體，是以最

嚴格的方式來界定，所以每個派系的存在，都必須要基於三個或三個以上的行動

者間彼此有強連帶的互惠性關係，因此派系的重疊性愈高，代表這個行動者在網

絡中的雙向關係愈多，也愈與其他行動者有相處的內聚性。但上一章針對行動者

的影響力聲望分析，僅是透過觀察其他行動者認為該行動者在一個網絡中重不重

要為基礎來進行分析，這樣的關係不見得是雙向的關係，更不一定需要強連帶的

互惠，只要接收的關係多就以可形成影響力大的基礎。因此，兩者雖然在對於決

策網絡的相關與迴歸分析，都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但兩者所立基的社會基礎

是不同的，但同樣都可以作為觀察決策網絡中影響力聲望大小的指標。然上述的

分析結果，說明了牙醫支付委員會決策網絡個別行動者的影響力聲望與決策的一

致性，也受到其他行動間在不同社會網絡之中所構築強連帶互惠關係的影響，參

與派系愈多，重疊性愈高的行動者，我們也可以認定其愈有決策影響力聲望的社

會基礎，彼此間的決策行為也就更具有可預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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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中醫支付委員會

以下作者根據上一節同樣的分析步驟，進一步解析相關指標在中醫支付委員

會的分佈與效果。

壹、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分析

前述論及，本研究將分析派系的標準定位為三個或三個以上相互連結的行動

關係可以組成一個派系，此一標準所找出的派系結構也較為緊密，且在定義上可

以將其視為是具備有強連帶互惠關係關係基礎的行動者。首先根據派系的定義進

行對中醫支付委員會四個社會網絡的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5-9 所示：在中醫支委

會共有 27 名委員的社會網絡規模之中，四個網絡總計可以計算出 71 組派系的存

在，其中事務討論網絡共有 23 組三個行動者兩兩之間都具有強連帶的派系組

成，而信任支持網絡的部分則有 17 組的派系組成，法規諮詢網絡有 16 組的派系

組成，資源交換網絡則有 15 組的派系組成。這些派系都是具有兩兩強連帶關連

性的行動者，這些派系的組成，在這四個社會網絡當中，派系內部的行動者，比

外部的行動者在該網絡中更具有互惠的關係。而在最小規模為三人的時候，派系

最多的社會網絡是法規資詢網絡，最少的則是資源交換網絡，這代表了中醫的事

務討論網絡中形成的互惠性關性最多，資源交換網絡中的成員間具有互惠性關係

的小團體較少。

表 5-9、中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網絡派系指標分析 社會網絡 派系數量（size=3） 派系數量（size=4）

組數 最大派系 五人組數 組數 最大派系 五人組數

事務討論 23 組 5 人 1 組 8 組 5 人 1 組

信任支持 17 組 5 人 2 組 7 組 5 人 2 組

法規諮詢 16 組 5 人 1 組 9 組 5 人 1 組

資源交換 15 組 5 人 1 組 9 組 5 人 1 組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然而由於最小人數為三人的規模太小，且從派系的定義來找出社會網絡之中

的小團體又非常嚴格，因此非但派系網絡的規模很小，很多的派系僅有三個行動

者間兩兩強連帶的關係便可組成，在每個社會網絡中的最大派系均為五人，並且

在各網絡中所有總合 71 組的派系中，超過五人的派系加起來僅有 5 組，比牙醫

支委會的派系更少，且各派系成員之間彼此高度的交疊，參考價值低，因此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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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將最小組成派系人數定位為四人重新該計算程序，總計得出的結果是共有

33 組派系，比牙醫支委會更多。此一結果顯示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數量由原本

的 23 組減少為 8 組；而信任支持網絡的派系由原本的 17 組減少為 7 組；而法規

諮詢網絡由原本的 16 組減少為 9 組；資源交換網絡由原本的 15 組減少為 9 組。

在最小規模為四人的派系分析中，派系數量最多的社會網絡反而變成了法規諮詢

網絡與資源交換網絡，而派系數量最少的網絡則是信任網絡。其中最大派系人數

與超過五人的派系數量均沒有變化，顯示派系最小規模增加到四人之後，除了在

派系的數量上有變化之外，派系的結構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為了進一步解析派系成員的組成，以下將最小規模人數為四的派系分析結果

整理如表 5-10 所示。由於派系指標所計算出來的小團體，必須立基於行動者間

有互惠關係的基礎上，因此從派系成員的組成當中，我們更可以看出不同社會網

絡之中，究竟是哪些成員有著比較強的互惠關係，互惠關係強的行動者間形成一

個緊密且內聚力強的群聚團體，而互惠關係強的成員也顯示出其在社會網絡中汲

取資源與動員資源的能力也相對較強。本研究透過派系的定義中以最小規模四人

來判定小團體的規模與組成，更以分層類聚的樹狀圖來協助解讀派系組成的現象

（參考附錄八）。在這四個圖中，左方的縱列編碼是行動者的代碼，上方橫列的

數字為行動者參與此一社會網絡的程度。樹狀圖的分岔點意謂著不同的行動者在

某一個互惠派系關係連結的類似程度開始匯聚成一個小群體，分岔點愈左則代表

重複性的參與愈深，類似性愈高，愈右則反之。換言之，分岔點在樹狀圖中愈左

的行動者，其在不同派系的重疊性也愈高，連結程度愈深。故由四個類聚的樹狀

圖中，便可以初步的發現重複互惠性的連結程度最高數目是 5，最低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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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中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網絡派系組成 社會網絡 派系組成 派系重疊成員 派系未重疊成員

事務討論

第一組：C1, F1, F5, F7 第二組：F1, F5, F7, F10 第三組：F1, F5, F7, F15 第四組：F1, F5, F6, F10 第五組：F1, F5, F8, F18 第六組：F1, F5, F14, F15, F18 第七組：F1, F4, F6, F10 第八組：C1, D3, F5, F7

C1, F1, F5, F6, F7, F10, F15

F4, F8, F14, F18

信任支持

第一組：F1, F5, F6, F7, F10 第二組：C1, F1, F5, F7 第三組：F1, F5, F7, F8 第四組：F1, F5, F7, F15 第五組：F1, F5, F14, F15, F18 第六組：F1, F5, F8, F18 第七組：F2, F5, F7, F8

F1, F5, F7, F8, F15, F18

C1, F2, F6, F8, F10, F14

法規諮詢

第一組：C1, F1, F5, F7 第二組：F1, F5, F7, F10 第三組：F1, F5, F6, F10 第四組：F1, F5, F8, F14, F18 第五組：F1, F4, F6, F10 第六組：F1, F9, F14, F18 第七組：F1, F6, F10, F11 第八組：F2, F5, F8, F14 第九組：F2, F5, F14, F15

F1, F2, F5, F6, F7, F8, F10, F14, F18

C1, F4, F9, F11, F15

資源交換

第一組：F1 F5 F6 F7 F10 第二組：C1 F1 F5 F7 第三組：F1 F5 F7 F15 第四組：F1 F5 F8 F10 第五組：F1 F5 F8 F18 第六組：F1 F5 F10 F14 第七組：F1 F5 F14 F15 第八組：F1 F5 F14 F18 第九組：F1 F4 F6 F10

F1, F5, F6, F7, F8, F10, F14, F15, F18

C1, F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首先，在事務討論網絡中的八組派系之中，我們可以發現派系成員間的重疊

性並不低，八組之中有 6 個行動者重疊，僅有 4 個行動者沒有重疊。其中健保局

的代表 C1，以及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1, F5, F6, F7, F10 及 F15，皆在此八組派系

中具有極高的重疊性，未重疊的行動者，則都是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4, F8, F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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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F18。這顯示了這 6 個重疊的行動者在此八個派系之中，又可以形成一個法規

諮詢網絡當中的小社會圈（social circle），也代表了在事務討論的網絡中，比其

他行動者的關係擁有更高的互動頻率與密度，有利於這些行動者間意見的交換，

減少摩擦與矛盾的產生。再者，信任支持網絡中的派系共有七組，派系重疊的行

動者共有 6 人，而派系未重疊的行動者也有 6 人，顯見此七個派系成員的分散性

較高，但相反來說，我們也可以說派系重疊的人數變少，代表了核心成員相較於

事務討論網絡更具有凝聚在少數行動者的特質。若檢視重疊成員的組成，可發現

信任支持網絡完全都是來自於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1, F5, F7, F8, F15, F18，而排除

了原本在事務討論網絡中，具有重疊性的健保局代表 C1。顯示在信任支持網絡

中，中醫全聯會的成員具有較強的兩兩互惠強連帶關係基礎，換言之，我們可以

說較強的信任支持關係僅存在於中醫支委會醫事團體的內部，這也與牙醫支委會

的情況相似，公私部門之間的代表在私誼的互動是較為薄弱的關係。而在法規諮

詢網絡當中，九組各派系重疊的成員便有 9 人，重疊性高的派系成員仍然全部都

是中醫全聯會的代表，這與牙醫支委會的狀況不同。顯示在中醫支委會中，法規

諮詢的互惠關係也大多存在於中醫支委會內部的行動者。而最後的資源交換網

絡，由於九組的派系當中，所有重疊的成員共有 9 人，不重疊的行動者僅有 2人。這個網絡中派系的重疊性之高，顯示了中醫支付委員會的資源交換的互惠關

係其實僅僅發生在一個 9 人的大集團中，因此資源交換網絡互惠關係可以說是集

中在中醫全聯會內部的網絡互動關係。

總的來說，表 5-10 中醫派系成員的組成分析呈現了幾個有趣的現象：第一、

公部門的代表僅有在在事務討論網絡關係中，與其他中醫全聯會的代表有強連帶

的互惠重疊性，顯示健保局的代表僅在事務討論網絡的關係結構中具有優勢的資

源，能與其他行動者形成高度互惠性的互動關係。然在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

源交換網絡中，卻沒有任何的公部門成員名列派系成員重疊性的名單上，這指涉

的意涵為三種社會網絡的關係型態較為存在於中醫全聯會的成員的內部，公部門

的代表不但要在法規諮詢、資源依賴，或是要在以私誼關係為基礎的信任支持的

互動都是較為困難。但有一個與牙醫支委會不同的地方是，健保局的代表 C1 在

中醫的支委會當中的四個社會網絡，皆名列在派系的成員名單之中，牙醫支委會

在資源交換網絡中反而沒有列名，可見得中醫支付委員會中醫全聯會的代表，與

健保局的代表 C1 存在有互惠關係的社會基礎，顯示在健保總額事務的資源交換

關係上相較於牙醫支委會或有合作的空間。第二、綜觀四個網絡的派系成員重疊

性，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1, F5, F7 皆在四個網絡中，具有參與派系高度重疊性的

行動者，顯示這三個成員在四個社會網絡當中具備著非常高的社會聲望基礎，能

夠與其他行動者有強連帶的互惠關係，有利於其動員資源與操縱資源，當然相對

來說，也可能會因為與其他派系成員的關係太過緊密，而在決策上沒有自由意志

的空間，會受限於其他人對其決策行為的期待。而細觀此三個行動者，可以發現

這三個行動者的背景分別是牙醫全聯會的理事長、秘書長與常務理事，由於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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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團體全聯會的要職本就要有高度的社會基礎，故能夠在四個中醫支委會的社

會網絡中與他人維持高度互惠性的互動，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第三、每個網絡的

組成派系的成員都僅僅集中在少數背景的行動者中，其他諸如專家學者、衛生

署、費協會、台灣醫院協會，以及極少部分的中醫全聯會代表均沒有名列任何派

系的成員名單，顯示這些不在派系內部的行動者無法與其他行動者產生強連結的

互惠關係，自然影響力就相對減少。第四、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成員重疊性的行

動者重複性很高，顯示四個社會網絡的社會結構都很類似，都具有同樣的公共成

員，這些公共成員可以匯聚成一個共同的社會圈，資源與意見的交流都很頻繁，

因此這四個社會網絡內部的小團體間不易發生衝突與矛盾，可見得中醫支委會內

之中醫全聯會的成員較有一致化的互動關係，也驗證了前述章節所引用的訪談記

錄，中醫全聯會內部的意見不多，理事長能夠統整所有的意見。但從四個社會網

絡的重疊性名單看來，此一重疊性僅集中在少數的行動者身上，這種派系內的互

惠關係僅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的現象，顯示了與牙醫支委會相似的狀況，即使在分

析數據上可以區分出不同組別，但實際上每個社會網絡仍是僅有一個以中醫全聯

會的成員為核心的大派系，而且此一派系在四個社會網絡當中成員相去不遠。

據此，我們暫時可以下一個結論，在中醫支委會四個社會網絡當中，中醫全

聯會部分位居要職的行動者，最具有派系性，高度凝聚且重疊的子群體在中醫全

聯會的行動者內部相互連結成形，並且大多排斥了其他部門的行動者進入到小團

體的內部。而高度重疊的行動者中，僅有事務討論的派系網絡當中參雜了公部門

（健保局）的行動者。前述論及，當派系的成員間具有高度重疊性的時候，此時

分析重疊性會比指涉出有多少的派系更顯得有意義，以下則根據前述的分析結

果，進一步分析派系成員的重疊性。

貳、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分析

前述論及，具有高度重疊派系的網絡關係結構中，我們可以期望網絡成員之

間的衝突與矛盾會較低，且成員的流動與擴散也可能比較迅速，不會形成在一個

網絡中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況，故在牙醫與中醫的支付委員會中，很顯然在全聯會

的內部的成員意見交流非常的通暢。但群體當中存在著大量重疊的派系，會使派

系存在的意涵在一個社會網絡中的作用降低，也難以解讀分析數據。在這種狀況

下，研究派系間的重疊程度，以及個別行動者在各個派系之中的重疊性程度，要

比單純分析派系本身的構成更有意義。透過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的分析，更可以

從派系參與的角度，來解析那個行動者在一個社會網絡中與他人的互惠關係最頻

繁，分析結果也可以跟前述個人層次的受歡迎程度作一對照。我們可以說，若一

個行動者在不同派系間的重複性程度愈高，表示此一行動者在該網絡結構中特定

的派系間的行動愈活躍，不但代表他人喜歡與該行動者互動，也代表其喜歡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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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互動，其關係的性質是兼具接收與發送性質的關係。而派系重複性高的行動

者，不論任何派系都有該行動者的參與，與該網絡的鏈結也愈深，有利於該行動

者與此一網絡關係結構中的他人溝通協調，汲取、操縱資源甚至動員資源，其在

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也就愈強。如同分析牙醫支委會一樣，本研究透過在分析中

醫支委會派系組成的時候，也會得出的一個派系共同成員的矩陣，當作是分析派

系成員重疊性程度的原始資料，來進行對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的具體分析。

首先，表 5-11 呈現了中醫四個社會網絡中派系成員重疊性的集中化指數分

析結果。此一分析的意義在於初步的從整體面瞭解不同的社會網絡中的派系重疊

的成員是否僅是集中在少數成員上的比例，倘若得到的重疊性指數愈高，表示此

一網絡不同派系的成員重疊性很高，而若集中性指數低，則表示不同派系重疊的

成員較少，派系之間的關係較為分散，派系不會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從表 5-11的分析結果看來，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法規諮詢網絡中，派系成員重疊性的集中

指數高於其他的三個網絡，顯見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法規諮詢網絡成員派系重疊性

僅僅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可能會不利於派系間的溝通。這也代表少數幾個成員橫

跨很多的派系，不同派系的行動者間邊界滲透的狀況較為頻繁。其次是信任支持

網絡，可見該網絡不同派系成員間的重疊性也算高，由於信任支持關係是比較傾

向私誼的互動，這種具備強連帶意涵的關係模式內的小團體少數成員彼此的重疊

性互動，並不令人感到意外。而派系成員重疊集中性指數最低的網絡是資源交換

網絡，這顯示了在資源交換的網絡中，不同派系間成員的重疊性較為鬆散，不會

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派系與派系間的溝通管道或許比較不用依靠少數集中性很高

的行動者。資源交換關係派系成員的整體重疊性程度較低，顯示中醫支委會中具

備互惠關係的資源交換小團體並沒有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形成高度重疊的狀況。換

言之，中醫支委會的資源交換關係比較沒有那麼高的菁英傾向，而是一種屬於較

為普遍式的資源交換關係。

表 5-11、中醫派系重疊性的網絡集中性 社會網絡 集中化指數

事務討論 14.41% 信任支持 14.59% 法規諮詢 17.81% 資源交換 13.6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再者，從個別的重疊性指數檢視，表 5-12 呈現了在中醫支委會四個不同社

會網絡中不同派系間成員重疊性指數的前五名。在事務討論網絡中，重疊性程度

指數的前五名共有六位，主要的分佈是中醫全聯會的代表四位（F1, F5, F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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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健保局代表 C1，以及專家學者代表 D2。中醫全聯會代表的特性在前章已

有分析，在此不再贅述，而這幾位在派系之中重疊性高的行動者，一方面都是中

醫總額支付委員會擔任重要職位的行動者；另一方面則是這些委員大多都屬於中

區的代表。若與前一章中醫支委會事務網絡受歡迎的集中性指數對照，結果差距

不算太大，受歡迎指數高的行動者，在不同派系之中的重疊性也高，但在不同派

系之中重疊性高的行動者，不見得受歡迎指數就高。而健保局代表 C1 在事務討

論網絡的不同派系重疊性也很高，顯示了公部門的行動者在事務討論網絡中仍有

其重要性，能與他人形成較為緊密的互惠關係。故在中醫支委會的事務網絡當

中，中醫全聯會的少數成員與健保局和一位專家學者代表非但在此一網絡中行參

與了為數不等的派系團體，且相互之間的重疊性甚高，這也意謂了在中醫支委會

的事務討論網絡中，不同部門成員與中醫全聯會的成員比較有溝通的管道解決矛

盾與衝突。

表 5-12、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前五名

代號 身份別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重疊性程度 重疊性程度 重疊性程度 重疊性程度

分數 名次 分數 名次 分數 名次 分數 名次

C1 健保局 10.00 2

D2 專家學者 7.70 5

F1 中醫全聯會 17.95 1 15.39 2 21.15 2 15.39 1

F5 中醫全聯會 17.95 1 17.31 1 22.12 1 13.94 2

F7 中醫全聯會 10.26 3 11.54 3 13.46 4 5.77 3

F8 中醫全聯會 5.77 5

F10 中醫全聯會 8.33 4 6.41 4 15.39 3 6.25 4

F14 中醫全聯會 6.41 4 12.50 5 5.29 5

F18 中醫全聯會 5.77 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信任支持網絡的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的分佈較事務討論網絡鬆散，前五名的

行動者共計七人，且與事務討論網絡不同的是，公部門及其他部門的代表，很明

顯的在信任支持網絡的派系成員重疊性很低，沒有任何一個行動者具備派系間的

重疊性關係，而反觀中醫全聯會的代表，包辦了所有在信任支持網絡重疊性程度

的前五名。因此中醫全聯會的行動者在信任支持網絡的強連帶的互惠關係，比起

事務討論網絡的互惠關係雖然因為人數多更具分散化的特質，這種信任的互惠關

係也較為集中在牙醫全聯會的內部。整體而言，在信任支持網絡中派系成員重疊

程度指數名列前茅的行動者，與事務網絡仍然差距不大，最重要的行動者仍是中

醫全聯會的 F1, F5 與 F7，與前述的事務討論網絡重疊性甚高。表示無論在公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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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私誼，這三名行動者在不同網絡中皆有很高度的派系參與度，在許多派系中都

有互惠的關係連結，其權力或影響力兼具公、私領域的基礎。而中醫全聯會的代

表 F8, F14 與 F18，雖然在事務討論網絡中的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並未列入前五

名，但在信任支持網絡中分居第四及第五，顯見在總額事務的討論網絡上，雖然

沒有與他人有太多的互惠關係，但私誼關係仍然不錯。

法規諮詢網絡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指數的前五名分佈較諸前兩個社會網

絡有些許的差距，這個差距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法規諮詢的派系成員重

疊性指數高的行動者人數變少，前五名就僅有五名，相較於事務討論與信任支持

網絡，此一派系重疊成員更為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第二，另一個差距顯現在中醫

全聯會的行動者在派系重疊性佔據前五名的比例減少，顯示中醫支委會內部在法

規諮詢的互惠關係的集中性很高，僅有少數幾人有法規諮詢間的互惠關係。而與

牙醫支委會的分析不同的是，牙醫支委會在法規諮詢網絡中，牙醫支委會的行動

者與健保局的代表有極強的互惠關係，但在中醫的部門當中，並沒有在不同派系

成員間的重疊性指數表現出來，若對照前一章分析中醫支付委員會成員在法規諮

詢網絡中的影響力聲望，健保局的代表在影響力聲望中位居第五名，但在派系重

疊性的分析卻無法名列前茅，顯示在法規諮詢的關係上，大多數的行動者認為健

保局的行動者是有影響力的，但卻無法與其他中醫支委會的行動者建立起互惠的

關係。

根據資源交換網絡中派系重疊性程度指數的分析結果，前五名的行動者也全

部都是中醫全聯會的成員，且跟法規諮詢網絡的成員類似，只是重疊性程度的高

低有些許不同。此一網絡中派系成員重疊性的前五名，仍然沒有任何公部門的行

動者，顯見中醫支付委員會中的互惠的資源交換關係，也是大多以中醫全聯會內

部的委員為主，派系以中醫全聯會的成員為核心所組成。其中派系重疊性程度最

高的行動者，仍是在中醫全聯會中擔任理事長、秘書長與執行理事的代表 F1, F5與 F7，顯見此三人或許因為佔據較為優勢的制度性位置，有更多的資源與不同

派系的成員行動者進行互惠的交換，或是能在委員會開會決議的時候，給予更多

投票還是其他相關的支持。且從分佈上說，資源交換網絡成員派系重疊性的前五

名，與信任支持網絡成員及法規諮詢網絡重疊性的前五名的相似性很高，顯示在

中醫支委會中，這幾個社會網絡中的派系成員結構非常的相似。

總的來說，中醫支付委員會這四個社會網絡不同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可以

看出一些有趣的特質。首先、四個社會網絡的重疊性程度高，凸顯了中醫全聯會

的代表 F1, F5, F7，無論在任何社會網絡的派系參與都非常的活躍，顯示這三個

行動者與其他派系成員間能建立起更多的互惠性關係，非但更能夠影響其他人的

決定，也容易被團體內的其他成員所影響，這樣的分析結果與前一章中分析決策

網絡的影響力指數的分析差距不大。再者、公部門的行動者僅在事務討論網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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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派系的重疊性較高，顯示中醫全聯會的行動者比較喜歡針對這公務討論事宜

與公部門的行動者建立高度的互惠的關係。第三、雖然有些許名次上的變動，但

每個社會網絡的不同派系重疊性程度高的成員都很類似，顯見這四個社會網絡中

派系的結構都相去不遠，這些行動者也可以說是因為彼此間有較為密集的強連結

的互動，在中醫支付委員會中可被認定為最為活躍的行動者。最後，在中醫支付

委員會中其他部門的行動者如專家學者、衛生署、台灣醫院協會等，除了一位專

家學者代表有列名在事務討論網絡，在這四個社會網絡中與均未列名任何的派系

成員，顯見這些行動者沒有與他人產生互惠的連結關係，對決策的參與缺乏社會

基礎，自然也難以有太多的影響力。

參、中醫派系參與與決策行為和影響力的關連性

以上的分析，大致上已經粗略的將小團體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存在、組成與

成員的重疊性作一分析，基本上我們可以知道四個網絡中的重疊性派系很多，派

系重疊的成員也大多集中在少數幾個人，重疊性指數高的行動者，可能一個人就

能橫跨很多的派系，這樣的行動者通常本身富含豐沛的社會關係資源，其深入且

緊密的強連帶關係，能夠使其更有效的在網絡中動員不同派系資源，但相對來說

對於派系結構的依賴性也愈深。本小節依據前一節針對牙醫支委會的分析，也要

繼之從上述的分析結果討論兩個重要的問題：一、各個社會網絡的派系對於該網

絡整體結構的影響有多大？這個問題的題問代表了小團體在一個集體網絡中的

影響力大小，是否這個社會網絡會被幾個小團體所挾持，這也是公共行政學者長

久以來一直關心的議題：決策的產出是否為少數菁英寡頭決策的結果？二、在不

同派系之中重疊性程度高的成員，其與他人互惠關係的建立是否可以反映到決策

網絡的影響力機制？也就是說，高度鑲嵌於小團體的成員，是否也可以反映出他

行動上的影響力？以下分別探討之。

一、小團體內外部關係型態在整體網絡的類型分析

首先，作者以 E-I 指數測量在一個網絡結構中，小團體的存在是否會嚴重到

影響整個網絡的運作。前述論及，此一指標可以測量一個網絡結構中內聚與鬆散

的程度，幫助理解整體的結構是否被少數的團體部門所把持。由於透過 E-I 指數

我們必須先定義團體的類別與成員，但由於中醫支委會派系分析的結果的重疊性

過高，與牙醫支委會遭遇同樣的問題，在操作上無法輕易重新定義每個行動者的

組別，因此本研究的組別仍是以中醫支付委員會中的部門別代替。這樣的分析結

果雖然無法檢視派系在網絡當中的影響力有多大，但反過來說，此一指標可以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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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檢視在四個社會網絡之中會不會被特定的部門所把持，而且就前述小節的分析

結果，大多數的派系成員幾乎集中在中醫全聯會此一部門類別之內，因此透過部

門來定義團體，所得到的分析結果會比較接近分析派系的結果。此外，作者也會

檢視中醫支委會網絡中最大的團體：中醫全聯會此一部門的 E-I 指數，比較分析

該部門在四個網絡中的關係是屬於內聚型的關係，或是外散型的關係。

比較從表 5-13 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中醫支委會四個社會網絡的 E-I 指數

均是負值，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中醫的這四個網絡，都是偏向部門內的互動關係比

部門外的互動關係多的網絡結構，而這也代表了中醫支委會的四個網絡中，或多

或少都有小團體把持整個網絡結構的特質。從表 5-13 的數據看來，尤其是資源

交換網絡的指數最高（-.649），顯示資源交換關係在中醫全聯會內部成員間發生

的機率，遠高於與其他部門成員的互動。換言之，若中醫支委會在開會的時候，

一些換票、溝通、協商或妥協的互動可能較為容易僅發生在中醫全聯會的內部成

員，不會有部門跟部門間的議價行為。而其他的社會網絡中，事務討論（-.415）、信任支持網絡（-.475）與法規諮詢（-.492）社會關係的 E-I 指數也都不低，也是

屬於派系內聚性質重於外散性質的互動關係。而從中醫全聯會此一部門的 E-I 指數分析結果，可以發現這個在中醫支委會中最具規模的大集團，在四個網絡中都

是偏向高度內聚型的關係。換言之，這代表了中醫全聯會的成員在四個網絡當

中，都僅限於內部成員有較多互惠上的的連結關係，比較少與其他外部的成員交

流。這個現象在資源交換網絡（-.888）尤其明顯，且甚至比前一節牙醫全聯會的

分析果更具內聚性。這也顯示了在者這四個網絡之中，中醫全聯會的成員無論要

討論總額事務，或是諮詢法規問題，或是交換資源，或是建立與其他成員的信任

互動，都較傾向與自己內部的成員維持關係。

表 5-13、中醫支委會四社會網絡 E-I 指數分析表

E-I 指數 Re-scaled E-I 指數 中醫全聯會 E-I 指數

事務討論 -.415 -.415 -.760

信任支持 -.475 -.475 -.792

法規諮詢 -.492 -.492 -.796

資源交換 -.649 -.649 -.81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除了從E-I指數發現中醫部門內聚力高的傾向，成員較不容易與其他部門的

代表有互惠的關係存在，是個內部凝聚力很強的部門（受訪者：A1, A3）。35

35 依據訪談稿，受訪者認為：中醫全聯會是內部凝聚力最強的部門，內部最容易達成共識，牙

醫次之，但中醫部門的權力結構較為封閉，理事長說了算，較為人治，牙醫的部分最制度化，而

西醫基層與西醫醫院最不容易達成共識（受訪者：A1, A3）。

從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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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之中，本研究也發現了中醫部門的全聯會內部有人治色彩較重的現象，通常每

一屆中醫全聯會的運作均是換了理事長就換了方式，所以每一屆運作的寬鬆不

同，對成員的約束也不同。但實際上來說，中醫全聯會內部的權力關係較為集中

化，且理事長的影響力很大，運作的穩定度會隨著理事長管理風格的不同而改變：

比如說中醫全聯會的理事長推動一個政令，中醫的成員幾乎沒有什麼反對

的聲音。中醫通常在全聯會自己內部的會議就搞定了，然後再由我們跟費

協會作協定，或是在支付委員會統一口徑，他們不會對外很多聲音，政令

的推廣也比較順利，所以我們的衝量只有在 93 年出現，之後他們分會對

於點值提高，也會有一些方式，都蠻配合的（受訪者：C4）。

中醫內部有很多其實都是理事長個人風格的問題，過去很多都是 000 理事

長參與討論、協商與制訂規則，所以很多人說他黑箱作業，不透明，他也

沒留下任何制度化的東西，結果人一走，跑到其他地方，換了 xxx當理事

長後又不一樣，中醫的管理雖然學牙醫，但並沒有像牙醫管得那麼好，主

要還是中醫內部太封閉，太人治了（受訪者：C5）。

坦白說，就中醫的背景而言，他們是比較草根性的，且都集中在中區，特

別是中國醫藥學院這個大本營，但中醫內部是蠻單純的，他沒有像西醫有

科別上的問題，所以管理上並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受訪者：D1）。

二、派系成員重疊性程度與決策影響力網絡和決策行為的相關性

作者以下將根據行動者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網絡資料

分別測量得到的成員派系重疊性關係矩陣，來分析成員派系的重疊性與決策網絡

影響力及決策行為一致性的關係。由於前一章已經驗證決策的影響力，必須座落

在委員會中既有的社會網絡去發揮，換言之，決策是鑲嵌在不同的社會網絡關係

的一種活動，因此我們假設四個社會網絡派系參與成員的重疊性程度，可以作為

決策影響力傳遞的中介機制，因為派系重疊性愈高，表示與不同派系的行動者的

強連帶互惠關係也就愈多，也就表示該行動者更有機會與能力在網絡中汲取資源

並動員資源，此分析結果可以印證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以及

行動者在決策網絡影響力的關連性為何。

首先，如同分析牙醫支委會的步驟，我們先從二次分派程序測量社會網絡中

派系成員重疊性的程度與決策影響力網絡原始矩陣的相關性，檢驗行動者決策網

絡是否與成員在不同派系間的重疊性網絡有關。六個原始的網絡矩陣再經過

QAP 的計算之後，分析結果皆呈現了兩兩之間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彼此之間

都具有正相關的顯著性。如表 5-14 所示，從決策影響網絡的相關性分析，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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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發現資源交換網絡的派系重疊網絡與決策網絡的相關性最高（.435），而信

任支持網絡的成員派系重疊網絡與決策網絡的相關性最低（.397），顯示成員在

資源交換網絡中不同派系的重疊性程度，對於決策網絡的關連性會比信任支持網

絡中成員的重疊性來得大。而若以決策行為的分析結果觀之，相關係數最高的則

是以事務討論網絡的重疊網絡為主（.539），相關性最低的則是資源交換網絡中

的派系重疊網絡（.405）據此，無論是決策行為的一致性，或是決策網絡，都與

四個社會網絡中派系參與的重疊網絡具有正向的相關性。總的來說，QAP 相關

矩陣的分析，驗證了中醫支付委員會成員在四個社會網絡參與派系的重疊性與決

策影響網絡和決策一致性網絡之間的關連性。

表 5-14、中醫派系重疊性網絡決策原始矩陣與決策網絡之 QAP 相關矩陣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決策影響 決策行為

事務討論 1.000 .904** .780** .748** .411** .539**

信任支持 1.000 .717** .794** .397** .501**

法規諮詢 1.000 .760** .416** .447**

資源交換 1.000 .435** .405**

決策行為 1.000 .36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1）

決策菁英在社會網絡中小團體的重疊性的程度，是否會與實際決策時的影響

力高低有關呢？也是否與行動者間決策一致性的程度有關呢？如前所述，我們也

可以把在社會網絡中參與派系的重疊性看做是一種有效的社會機制，並探求這個

社會機制與決策影響力聲望指數間的關連性。在各個派系中重疊性愈高的行動

者，與愈多的行動者有強連帶的互惠關係，自然也就更有機會影響到他人的決策

行為。表 5-15 為行動者四種社會網絡參與派系重疊性程度，以及決策網絡中影

響力聲望指數及決策行為的一致性程度的相關分析，數據中可以發現不同的社會

網絡的派系重疊程度之間的相關性都非常的顯著，與決策網絡的影響力聲望指數

和決策行為一致性集中性指數的相關性也非常顯著，說明了中醫支委會不同網絡

中成員派系的重疊性高低，會對成員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及決策一致性的程度高

低造成高度正向的影響。其中，在決策影響力網絡的集中性當中，尤以資源交換

的派系重疊性關係為最，而在決策行為一致性的程度當中，則是以信任支持網絡

的重疊性關係最大。總的來說，此分析結果與前述表 5-14 的分析相去不遠，說

明了中醫支付委員會的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若參與的派系愈多，重疊性愈高，由

於與其他行動者間強連帶的關係愈多，也會型塑出行動者在此一決策網絡中慣常

的社會網絡結構位置，非但決策的影響力愈高，決策行為也會更趨於一致，這也

是一個可以用來決定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影響力高低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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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中醫派系重疊性程度與決策影響力及決策行為之相關矩陣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決策影響 決策行為

事務討論 1.000 .934** .867** .829** .705** .734**

信任支持 1.000 .923** .931** .730** .785**

法規諮詢 1.000 .937** .692** .730**

資源交換 1.000 .753** .712**

決策影響 1.000 .70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1）

三、中醫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的派系參與影響因素

以上的分析，僅告訴我們派系的存在與委員參與派系的重疊性程度，對於在

決策網絡行動者的影響力聲望高低及決策行為的一致性是有高度關連性的，倘若

我們更進一步瞭解影響的程度為何，便要使用網絡分析中 QAP 的多元迴歸分析

的程序來檢驗。本研究繼之依據時間發生的先後順序，先將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

重疊矩陣作為分析的自變項，而決策影響網絡及決策一致性網絡的原始矩陣作為

依變項進行分析，得出如表 5-16 的分析結果：首先、中醫支委會四個社會網絡

的的派系重疊矩陣對行動者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大小的影響，並非完全達到統計

檢定上的顯著標準，當中信任支持網絡便沒有達到顯著的水準，顯見信任支持網

絡中的行動者無論在不同派系得重疊性有多高，都不會對行動者的決策影響力造

成影響。而其他顯著的社會網絡派系重疊程度中，尤其以公務性質的事務討論網

絡的派系重疊網絡，對決策影響力的迴歸係數最高（β=.663），資源交換網絡的

迴歸係數最低（β=.093），分析結果顯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狀況下，事務討論網

絡的派系重疊網絡對於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最高。因此，在事務討論網絡若能參與

較多的小團體，會對決策時的影響力有正面的幫助。

表 5-16、影響中醫決策網絡之 QAP 多元迴歸分析表（派系重疊性） 決策影響（R-Square = .45） 決策行為（R-Square=.29）

事務討論 .663** .416**

信任支持 .084 .108

法規諮詢 .179** .094*

資源交換 .093* -.06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5; **, P<.01）

再者，就決策行為一致性網絡與其他社會網絡的派系參與重疊性的 QAP 迴

歸分析結果，並非所有社會網絡派系參與的重疊性，都會對決策行為的一致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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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影響。如表 5-16 所示，信任支持網絡與資源交換網絡並未達到顯著水準，顯

示中醫委員決策行為的一致性，並不受到在信任支持網絡關係派系的影響，也不

受到在資源交換關係網絡派系的影響。由於這兩種互動關係都較為牽涉到信任與

私誼的互惠關係，此一分析結果也顯示了中醫支委會中派系的參與，要基於公務

上的目的才會比較直接影響到其他行動者的決策行為。換言之，在中醫事務討論

網絡與其他行動者的互惠關係愈多愈緊密（β=.416），則對其他行動者決策行為

上的影響也愈大。

總的來說，此一派系重疊性指數以及決策網絡的 QAP 相關分析，還有影響

力聲望的相關分析，以及 QAP 的多元迴歸分析，也再一次的驗證從中醫的資料

了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一致性社會基礎的假設，亦即行動者的決策影響力及決

策行為與其參與小團體的重複性程度是具有關連性的，小團體的參與愈頻繁，與

他人的雙向互動愈多，也顯示了與其他行動者在此一關係結構中的緊密性，自然

也就會形成相互影響的社會基礎。若對照前一章針對中醫個人影響力聲望的分析

結果，兩者顯現出來的結果差距不大，然而在行動者決策一致性的 QAP 迴歸分

析中，卻出現了明顯的差異。其中在影響力聲望中，對決策一致性最具影響力的

因素是信任支持網絡，顯示在中醫支委會中，在信任支持網絡愈受歡迎的人，其

決策上行為的可預測性也應該愈高，更顯示出與他人一致，然而在派系重疊性的

分析中，信任支持網絡的派系參與度反而不顯著，顯著的反而是基於公務的事務

討論關係。因此，從派系參與的角度來說，在事務討論網絡中愈能夠與更多的人

形成雙向的互惠關係的行動者，其決策的一致性反而更高。然而不論是信任支持

關係的受歡迎程度，或是在事務討論關係的派系參與程度，都形成了中醫支委會

中預測決策一致性的重要因素，也是行動者決策行為的重要社會基礎。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網絡分析一個重要的任務是揭示社會結構，這個社會結構的意涵並非是我們

所認知的總體性的社會環境、文化、道德與制度性的限制，而是一個行動者間所

形成穩定化的互動模式。也因此 Granovetter（1985）提出了經濟的行為是鑲嵌於

社會結構之中，很多的經濟行為並不能單純的以成本效益的思維模式解釋，當然

放諸到政治行為或決策行為上，我們更可以有如斯的假設。然就一個社會結構而

言，除了個人層次的關係視角之外，從小團體的層次出發，更能夠在一個社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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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中掌握到以團體為單位的權力互動模式。Laumann 與 Knoke（1987）針對美國

醫療與能源政策的政策網絡所做的分析，也證實了組織化的行動者在決策場域中

的影響力是來自於社會性的關係結構，且不同組織行動者群聚在不同的集體行動

體系，會對決策的產出造成程度不等的影響。而公共行政領域中頗負盛名的政策

網絡理論，也不斷的將分析主題環繞在一個政策網絡中次級政策體系對於政策產

出的影響，端看其次級體系的結構為何？成員的組成，彼此互動的頻率與密度上

的區別，造成了不同的次團體有不同的政策影響力。也因此，政策網絡中可依照

次級網絡的結構，區別出成員少、互動較為緊密、門檻高，影響力大的政策社群

與成員鬆散、沒有緊密連結、政策影響力小的議題網絡。此外，在我們所熟知的

組織管理與行為理論中的人群學派，也認為非正式組織對於一個組織的績效與員

工的工作態度會造成極大的影響。即使公共行政的相關理論已告訴我們一個組織

或決策系統中小團體的重要性，但並沒有相應的方法可以有效的從小團體的層次

來解析小團體在這些結構中的影響。本章的目的，便是要透過社會網絡分析的觀

點，以牙醫和中醫支付委員會的社會網絡為個案，提供一個系統化分析的比較。

在此，依據派系定義的指標，先將上述的分析整理如下表所示：首先、先從

決策網絡與社會網絡派系重疊性的 QAP 相關分析來檢視本章的分析結果，數據

顯示無論在牙醫或是中醫支委會，行動者四個派系參與重疊網絡，對於決策網絡

是有影響的。換言之，我們可以從兩者的關連性，先確認在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

會社會網絡中的派系結構，對於決策影響網絡與決策行為一致性有其影響力。而

依據決策影響網絡的聲望集中性指數、決策一致性程度集中性指數與社會網絡派

系重疊性程度的相關分析，更可以進一步應證上述的說法，在兩個部門中行動者

在社會網絡不同派系的重疊性愈高，在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聲望也愈高，這也應

證了在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中，行動者的派系參與與決策的影響力和決策行為

有正面的關連性。但初步來說，這樣的分析並無法確知不同社會網絡間派系重疊

性的高低對於決策網絡的影響有多大，因此繼之應用 QAP 的多元迴歸分析，發

現牙醫支委會與中醫支委會呈現出不同的特質。一方面在牙醫的部分，雖然所有

的社會網絡派系的重疊性程度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然以影響力的程度而言，

是法規諮詢網絡的成員間的派系重疊性，較能預測決策影響網絡與決策行為一致

性的關係結構，顯示在牙醫支付委員會中，瞭解行動者在法規諮詢網絡的成員參

與派系的狀況，便可探知其在決策網絡中的位置結構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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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7、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派系分析比較表 指標 分析類別 牙醫支付委員會 中醫支付委員會

派系規模 集中化 派系規模 集中化

社會網絡

派系指標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6 組 5 組 4 組 4 組

20.42% 15.91% 12.62% 13.34%

8 組 7 組 9 組 9 組

14.41% 14.59% 17.81% 13.69%

成員特質 重疊性 高：牙醫全聯會：H16, H11, H4 健保局：A2

低：費協會、衛生署、牙醫學會、

醫院協會、專家學者及少部

分牙醫全聯會代表

高：中醫全聯會：F1, F5, F7 低：費協會、衛生署、醫院協會、

專家學者與極少部分中醫全

聯會代表

部門化 E-I 指數 事務討論與法規諮詢為正值，其

餘網絡為負值 均為高度的負值，尤以資源交換

網絡為最

決策網絡*社會網絡重疊

性矩陣 QAP 皆顯著

皆顯著

皆顯著，法規諮詢網絡的迴歸係

數最高

皆顯著

皆顯著

信任支持網絡不顯著，事務討論

網絡的迴歸係數最高

決策網絡聲望*社會網絡

重疊性

決策網絡 QAP 多元迴歸

決策行為*社會網絡重疊

性矩陣 QAP 皆顯著

皆顯著

皆顯著，資源交換網絡的迴歸係

數最高

皆顯著

皆顯著

信任支持與資源交換網絡不顯

著，事務討論網絡的迴歸係數最

高

決策行為*社會網絡重疊

性

決策行為 QAP 多元迴歸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而中醫的部分，信任支持網絡的成員派系重疊性，與決策影響網絡間無法達

到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在中醫支付委員會中，在信任網絡關係中派系的參與程

度，無法反映出決策網絡影響力的大小，反而是事務討論的派系成員重疊性，對

於成員在決策網絡影響力的預測性較強，這也反映出中醫的決策網絡的權力關係

是反映出公務互動關係的互惠程度，私誼的關係的緊密程度，比較無法反映在決

策影響力的面向上。然相較於中醫支付委員會，牙醫支委會的決策網絡所呈現的

權力結構，較兼具公務與私誼的關係，這些分析與前章針對個人影響力聲望的分

析結果不謀而合，然而在中醫的部分，則在個人受歡迎程度與派系參與之間有些

差距，換言之，在中醫支委會中，在私誼中受歡迎的行動者，會顯示出決策高度

的一致性，然在派系參與中，則是要透過事務網絡的互惠關係程度來解釋。然無

論如何，上述分析都驗證了決策的影響力與決策的行為，也是鑲嵌在行動者間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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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活動機制。因此我們可以初步的認定，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中，成員參與的

派系重疊性愈高，表示其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愈高，小團體在此兩部門中無疑對

決策有程度不等的影響。

此外，若從 E-I 指數探析牙醫支委會與中醫支委會間派系化程度的高低，在

以部門別為分類的條件下，我們可以看出兩者有些微的差距。首先在牙醫支委會

中，並非所有的社會網絡都是屬於派系內聚性較強的網絡關係，其中事務討論網

絡與法規諮詢網絡均為正值，表示在這兩個網絡當中，牙醫全聯會的成員對外的

接觸比內部的接觸頻繁，也顯示溝通上不會僅限於部門成員的內部，換言之，在

這兩個網絡中，也比較不會被牙醫全聯會的成員所把持。而信任支持與資源交換

則是屬於內聚型較強的網絡關係，也顯示在牙醫支委會中，信任支持與資源交換

網絡比較容易發生在牙醫全聯會這個大派系裡。而中醫的部分，在全部的社會網

絡指數均為負值，且比牙醫支委會的負值更高，顯示中醫支委會的各個社會網絡

中，部門內成員的互動比部門外的頻繁很多，派系化的程度較高，中醫支委會的

決策網絡較容易受到中醫全聯會此一大派系的影響。而從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規

模來說，雖然中醫支委會的派系數量較牙醫支委會為多，但在重疊性程度高的成

員特質上，中醫支委會完全沒有公部門的代表，牙醫支委會反而有健保局的代表

A2，名列派系參與高度重疊性。這個結果顯示了在中醫支委會當中，最大的派

系集團是以中醫全聯會少數位高權重的醫師為主，其中全聯會的代表 F1, F5 與

F7 在四個社會網絡中都參與諸多派系，並且具有高度的重疊性，顯示這三個行

動者不但受到歡迎，更有資源與他人維持互惠的交換關係，影響最大，決策行為

的一致性也最高。而牙醫支委會僅有牙醫全聯會代表 H16 在四個社會網絡中具

有不同派系間高度的重疊性，其他的代表或有程度不等的在不同的網絡具有高度

重疊，一方面顯示代表 H16 在牙醫支付委員會當中確實具備了德高望重，一呼

百諾的特質，也能夠主動與他人建立起互惠的關係，決策行為也較有可預測性。

若從兩個部門四個社會網絡派系重疊性程度低的行動者名單，可以發現與前

一章分析個體決策影響力的時候結果相似，由於前述論及無論是社會網絡的結構

與聲望集中性指數，或是成員在社會網絡中的派系重疊性程度，均會對決策網絡

造成影響，顯見行動者本身在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程度，與在不同派系間重疊

性的程度有其關連性。而兩個部門派系參與重疊性低的行動者，仍是屬於比較偏

向專家學者、費協會、衛生署、各部門學會與醫院協會的代表。這些代表非但在

社會網絡中受歡迎的程度低，而且在派系參與也寥寥無幾，幾乎無法與其他行動

者形成互惠的關係互動，因此從社會網絡的角度，無論在個人或團體的層次，這

些代表在支委會的參與基本上沒有太多實質上的意涵。

總的來說，無論是個體影響力層次的分析，還是小團體層次的分析，皆從不

同的面相都揭露了決策網絡中權力運作的本質。至此，我們可以回答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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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與 2-1, 及 2-2，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中派系的組成特質，以及其對委員決

策行為與權力可能的影響力。但本研究要說明的是，即使個人層次與團體層次分

析的結果顯示出類似的權力結構，但兩者對於權力的思考邏輯仍有不同。就個人

層次而言，權力的基礎在於聲望的集中性指數愈高，欲能夠在決策的過程中具有

影響力，但這種關係的分析並不需要以對稱的關係為基礎。而從派系或小圖體的

角度分析，由於我們定義要有兩兩互惠的關係才能構成一個派系，因此派系的分

析必須立基在兩兩互惠的關係結構上。從小團體層次所分析出的權力特質，較具

有行動者間強連帶的關係特質，也就是說每一個在派系層次中重疊性程度高的行

動者，我都可以認為他與其他行動者間必然產生了互惠的關連性，但個人的影響

力指標並不探究是否有互惠關係的問題。據此，若在個人決策網絡中具備聲望高

的影響力，又在社會網絡不同派系中具備高度的重疊性，其權力的社會基礎是建

立在較為穩固的基礎之上，其關係網絡非但具備了內聚的特質，也兼具外放的特

質。因此，如牙醫支委會的行動者 A2、H15，以及中醫支委會的行動者 C1 或

F2, F3，雖然在個人的決策影響力集中指數很高，但在團體層次的分析中，相對

而言就沒有太多的派系重疊性，顯示這些行動者雖有個人的影響力，但並沒有與

他人建立起綿密互惠的社會關係，是否能在社會網絡中動員資源或操縱資源，會

較有疑義。因此若要判斷誰最具決策的影響力，在牙醫支委會就會縮減為牙醫全

聯會的代表 H16, H11 與 H4，還有健保局的代表 A2，中醫支委會則僅有代表 F1, F5 與 F7，而這些行動者除健保局的代表外，全部都是中醫總額全聯會的理事長、

秘書長或執行理事，似乎在此兩部門中制度性的位置可以決定在社會與決策網絡

關係中的影響力。

本研究至此以初步的回應了以社會網絡的分析技巧，探究決策網絡的權力分

佈與其可能的影響力，這些在公共行政領域中感興趣的主題，基本上都可以在社

會網絡的分析工具中，得到更有益系統性的分析與對話。例如：從社會關係的角

度而言，在一個決策系統中誰有能力擔任決策的否決者？政策網絡中有哪些不同

的派系，派系對於行動者間的權力結構及決策行為有何影響？一個組織內非正式

組織的存在是否會對績效造成影響？不同非正式組織之間的關係如何磨合？是

否有溝通的管道？還是老死不相往來？以上其實都是在公共行政領域中實務上

非常重要的分析議題，也都可以以社會關係的角度為基礎，對這些主題進行更具

系統性的分析。以上，作者已經從關係的層次對牙醫和中醫支付委員會的社會網

絡與決策網絡進行分析，接下來仍要透過網絡位置與網絡角色的層次，從整體結

構的視野來更細緻的分析兩個部門間不同的社會網絡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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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決策網絡的影響機制：整體層次

上述我們已經透過個體在社會網絡中影響力聲望的層次，以及從小團體的分

析層次，解構了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這些決策菁英在社會網絡中的互動模式與

決策影響力和決策行為間的關係，這些分析緊扣著行動者間的「關係」形式為基

礎，所解釋的也是基於兩兩互動形式下的權力關係，因此我們可以說權力的結構

是被行動者間關係的形式與內涵所定位。但社會網絡分析除了行動者間的關係形

式之外，尚有另外一個重要的思考邏輯，也就是從行動者在一個網絡關係結構中

的相對位置作為分析的起點。我們常常聽到如下的思考邏輯：某個行動者是位居

核心的地位，所以他有較多的影響力，而另外一個行動者位居邊陲，所以影響力

較低；以及如「那些大老闆們一定不能理解我們小員工的想法」這種描述，當中

大老闆與小員工，就是兩個不同的位置。從網絡位置的觀點來看，大老闆相較於

小員工，他們的位置可能更趨於核心的位置，故影響力較大，從一個整體網絡位

置的視野出發，我們可以把一個組織初步階層化成決策階級、管理階級與事務階

級，三個階級各代表著在網絡中不同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彼此之間的關係，就形

成了一種形式化與制度化的權力結構。據此，從位置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假定

同一個層級的行動者大多有類似的想法與行為模式。一個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的

影響力機制，可以從關係數的多寡來定位，也可以從處在什麼樣的位置來定位。

位置的分析主要是基於整體結構的意涵來作為分析的起點，因為我們不可能

從一個行動者或兩個行動者，甚至一個小派系關係型態的分析結果，就可以知道

一個行動者在一個網絡中，應該被歸類在什麼樣的位置，有什麼樣的特質與功

能。反言之，必須從整體的網絡結構，才能有效的將每個行動者在網絡中的位置

做系統性的歸類，並抓住結構的特質。因此，位置分析能夠對社會行為與社會結

構進行一般化的分析，同一網絡位置的行動者，在社會學的意涵中，其行為模式

會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而具有一致性，因為其遵循了該位置特定的行事規則與行

為模式。進言之，所謂的角色，是指個人在特定的社會和群體中，與其他同群體

行動者的社會地位或身份間的聯繫關係，以及其所按團體規範的個體行為（章人

英，1992：246）。我們可以透過一個行動者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便可以清楚的

知道這個行動者會有什麼樣的行為模式，同一個社會位置之間的行動者，無須有

任何的關係存在，然而他們的行為仍然是有其相似性。最好的例子，就是上流社

會的人與籃領階級的思考與行為模式完全不同，但這些上流社會或籃領階級的人

不需要相互認識來造成行為上的相互影響，而是他們在社會結構中的相對位置，

為他們的行為做了清楚的社會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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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例子，可以知道談論社會角色與前章所討論的小團體意涵不同。小

團體的存在必須透過行動者間關係的親近性，所以小團體的內聚性強，且成員之

間一定彼此認識，彼此必然形成互惠或緊密的關係形式，所以分析小團體是基於

關係的內涵為基礎，但討論社會角色的時候，處於相同位置的行動者，不必然要

有緊密的關係，因為社會角色的分析著重的是如何將看似同一類型的行動者歸類

在同一個位置，而這不必然與彼此間的關係模式有任何的關連性，只需要確認這

些行動者與他人有相似的互動特質。據此，在社會網絡分析之中，所謂的社會角

色指的就是網絡中的角色，社會位置指的是在網絡中的位置，網絡分析學者在談

論角色與位置的時候，並非關注在個體行動者的個人屬性變項與網絡的變量，而

是為了把握住更多行動者間關係模式的相似性。而分析的方法，則是透過結構對

等的分析方法來進行。

結構對等的分析是一種用以找出社會網絡深層結構的方法，在社會網絡中具

備結構對等位置的行動者，便在社會網絡中扮演了相同的角色，我們可以假定這

些位置相同的行動者有同樣的行為模式，也因此可以從這些結構同型的行動者

中，去反推該位置的行動者的共同特質為何，是否具有同樣的行為模式，可能受

到何種規範的影響。在操作化的定義上，結構對等的意涵是指同一個位置的行動

者，是由具有相同關係模式的行動者所組成，這些處於同樣位置的行動者，彼此

間雖不用有相互關係，但與其他行動者的關係模式都相同，即使行動者間位置互

換也不會影響整體社會網絡的結構。例如：當 A 喜歡 B，而 C 也喜歡 B，則我

們可以稱在三個人的網絡中，A 與 C 之間存在有結構對等的現象，其中 A 與 C不必然要相互喜歡，我們就可以從觀察 A 與 C 的其他特質去歸類出同一網絡位

置行動者的行為模式，而且也可以判定他們對 B 有同樣的影響力。因此一個大

型的社會網絡之中，可能會有不同的行動者處於相同的結構位置中，也可以因此

分類出不同的關係模式。

結構對等的分析展現在政策場域之中，所要探究的是屬於一種穩定，且一再

重複出現的關係模式，我們常常講制度性的位置，其實指涉的是行動者的行為模

式被制度化的概念，每一個被分類的不同位置，其實就是在一個社會網絡當中行

為模式被制度化的階層團體。在公共行政領域中，我們可以藉由結構對等的概

念，來分析一個組織內部非正式組織的影響團體與被影響團體間特質的差異，進

而討論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或我們在論及政策網絡的時候，由於一個政策網絡或

多或少有許多不同部門的政策利害關係人的參與，這些不同部門的行動者因為不

同的政策影響力，以及在多重社會網絡間的關係形式與對資源的控制能力，在政

策網絡中也會位居在不同的位置。據此，到底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社會網絡

呈現了哪些結構性的特質？這些不同位置的行動者的共同特性為何？透過對這

些不同位置行動者的重新歸類與定位，我們可以更清晰的從結構的層次來掌握牙

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結構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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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作者首先透過對牙醫與中醫支委會四個不同社會網絡的密度，以及前

章的集中性指數作一比較，初步的探究四個社會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繼之，再

根據四個社會網絡所形成的多重社會網絡結構，進一步以 CONCOR 演算法及

tabu 演算法進行區截模型的位置分析，先測量那個方法對此資料的敏感度與解釋

性較佳，再透過該方法來區別不同位置行動者的關係內容，來確認社會網絡中不

同位置副團體成員的關係角色，這部分的分析主要是為了探究在四個網絡中行動

者的深層的網絡位置型態，以及不同位置成員的特質。最後，再從四個不同的社

會網絡中利用區截模型的縮影矩陣，找出各種社會網絡不同位置的行動者所形成

的系統化關係模式，此一分析的目的在於找出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四個網絡中

不同位置行動者間所扮演的網絡角色，以及不同角色間可能有什麼樣制度化的互

動關係。

第一節 牙醫支付委員會

壹、社會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

本研究先以網絡密度指標，來測量牙醫支付委員會中在事務討論、信任支

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四個網絡的社會關係密度，並對照前述網絡集中性的分

析結果進行比較。網絡密度是測量網絡整體結構最基本的指標，指涉的是一個社

會網絡行動者間實際所有關係的總和，佔據所有可能關係的比例。比值愈大，顯

示整個網絡關係結構在其中一個社會關係層面上所出現的資源交換與互動頻率

也愈高。

從四個不同關係面向在牙醫支付委員會的密度來看（表 6-1），牙醫支付委員

會的社會關係中，以事務討論網絡的密度最高（8.37%），顯示溝通討論有關牙醫

總額事務是委員間互動最為頻繁的網絡關係。由於支付委員會本身就是一個讓不

同部門的行動者有一個可以溝通討論的平台，這種以公務性質的需求所建構的網

絡關係，也是此一委員會的委員參與此一委員會最原初的目的。討論總額支委會

的事務，基本上是一個決策過程中較為初步的資訊交換階段，這些關係也多是建

立在制度性的需求之上，因此網絡密度較高實屬合理。然若對照網絡集中性指數

觀之，便可發現事務討論網絡也是集中性最高的網絡關係，代表了在事務討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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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中關係的連結較為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換言之，雖然事務討論網絡中，行動者

間的相互討論的需求較高，但由於集中性高，這些關係也較為集中在少數人身上。

表 6-1、牙醫社會網絡整體結構特質 社會網絡 網絡密度 總關係數 網絡集中性

事務討論 8.37% 68 43.112% 信任支持 6.90% 56 40.944% 法規諮詢 6.65% 54 33.801% 資源交換 6.90% 56 33.54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再者，其次是信任支持與資源交換的關係（6.90%）。相較於上述的事務討論

網絡，信任支持與資源交換的關係減少了約 1%以上的網絡密度，可見相較於事

務討論網絡，信任支持網絡與資源交換網絡的關係互動顯得不那麼密切。本研究

定位信任支持關係型態，係指能夠根據彼此的信任關係交換私密情報的互動，這

樣的互動基本上是偏向於強連帶的互動關係，必須立基於私誼的交情，因此網絡

密度的規模減少並不稀奇。而同樣密度的資源交換關係，顯示了資源交換的網絡

仍是少數人所形成的互動關係，或許在牙醫支委會當中，特別是支付委員會在投

票的時候，並沒有太多換票或利益交換的需求。而比較兩者的網絡集中性，可以

發現雖然網絡密度一樣，但信任支持網絡的集中性比資源交換網絡更高，顯示了

信任支持網絡的關係比資源交換的關係，更集中在少數行動者身上。而網絡密度

最低的是法規諮詢網絡（6.65%），雖然跟前兩者差距不大，但仍然顯示了在牙醫

支委會中行動者間法規諮詢關係的需求不大，這有兩個角度可以解釋：第一、一

方面可能是因為所有的委員都對牙醫總額有相當的瞭解，才被邀請去參與牙醫支

付委員會，因此在專業的知能上，差距應該不大，因此不太需要去構築法規諮詢

的互動關係；第二、雖然這些行動者都名列牙醫支付委員會，但不見得所有的委

員都非常熱衷參與，因此對於健保總額法規的諮詢關係，才會僅限於少數人之間

的溝通模式，也顯示了整個牙醫支付委員會，很少透過相互討論的方式來交換有

關牙醫健保總額的專業知識。

貳、多重社會網絡的結構與分化特質

一、多重社會網絡結構的位置分析

一個政策網絡無疑是由為數不等的集體行動體系的相互關係所組成，而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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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關係中哪一個行動者具備權力資源的象徵，主要顯現在行動者在談判協商的位

置（baragining position）。而行動者本身對於社會資源的控制，特別是與其他成

員構築的關係互動，往往決定了其在網絡中的位置。我們對於一個政策體系的理

解，除了要探究誰是否決者，有哪些的派系團體，有什麼樣的政策立場，有什麼

樣的資源與動員能力等等，對於整體政策系統結構的理解，也是主要的研究任務

之一。前述有關行動者與派系的分析，大多是以一個社會網絡為分析對象，並沒

有透過多重網絡的結構關係層次，來討論行動者間在此一網絡中的深層結構。然

一個政策系統的決策菁英對於相關事務的討論、信任關係的建立、法規諮詢的需

求、資源交換的互動，這些關係都並非僅僅是單獨的運作中。換言之，在一個政

策的場域中，不同的社會關係並非是單獨割裂的方式在運作，而是一種具有重疊

性、重複性高，且相對穩定的一種關係型態。例如：事務討論的關係信任支持兩

種分屬公私誼的關係，同時都對決策者的態度與行為有深刻的影響。因此，一個

行動者在一個場域中的網絡位置，必然同時受到不同社會網絡關係的力量的限

制。據此，Luamann 與 Knoke 在研究政策系統的時候，便認為行動者是依靠著

其在多重網絡的關係中的相互影響，來形塑其在決策網絡中的位置與行為，並界

定其在政策網絡中的角色，進而產生不同的政策結盟體，這些政策的結盟體對政

策議題有著不同的利益與立場，進而建構出整體網絡結構的影響力模式

（Laumann and Knoke, 1987）。

不同的社會網絡代表了不同的影響力量，對於一個行動者在網絡中的位置與

角色，必須要透過這些社會網絡關係所產生的結構化類型來理解。本節結合牙醫

支委會中四種社會網絡關係的資料，來進行牙醫支付委員會行動者多重的網絡結

構層次的討論。首先、本研究先將四個社會網絡的資料合併，並計算出多重網絡

的原始關係矩陣，此一關係矩陣將融合了四個社會關係的性質，並用以計算行動

者在牙醫支付委員會多重網絡的結構同型性。第二、繼之轉換多重網絡結構矩陣

為多重相似性矩陣，並再經由多面向尺度分析（MDS），得到行動者在此一多重

網絡相似性的空間分佈圖。第三、其次利用 CONCOR 與 tabu 的計算方法，來進

行對此一多重網絡的結構對等分析，進而區分出四個區截位置。由於同一個位置

內的行動者與其他的行動者具有類似的關係，會形成一個穩定的群聚，區截模型

所切割出來的位置可以使我們找到隱藏在四個社會結構中的群聚關係。最後，在

多重網絡行動者相似性的社會距離分佈圖中，將區截的成員標示出來，便可在空

間中區別出多重網絡中副團體的相關位置。

透過 CONCOR 法與 tabu 法的計算，本研究大致切割出四個區截位置（如表

6-2），但由於 CONCOR 法的計算結果，一方面會將某些區截跟區截之間的關連

性降到最低，二方面在分析不同區截網絡特質的相異性時，很多網絡的特質並沒

有產生顯著的關係，反而不利於位置特性的解釋，因此本研究改用 tabu 法計算

行動者不同組間與組內的平方差，藉此找出最能反映出原始社會關係結構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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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得到如表 6-2 的分析結果（牙醫支付委員會 CONCOR 與 tabu 區截位置分割

表請詳見附錄九）。本研究繼之再使用表 6-2 的區截分類，將行動者相關的網絡

數據以及個人特質進行 one-way ANOVA 的分析，得到如表 6-3 的結果。而表 6-3的分析結果顯示，根據 tabu 演算法所切割的不同區截位置，彼此間的網絡特質

的差異性是非常顯著的。由於區截模型的原意是為了在一個穩定的社會結構中找

出系統化的結構模式，同一個位置的行動者在關係上，可以被視為是與其他的行

動者的關係型態相近，這樣的結構模式也促使在網絡結構中同一個位置的行動

者，會反映出相似的社會行為模式或背景特質，且兩者間不必然要有關係存在。

也因此熊瑞梅（1995b）認為，用在網絡結構中的相對位置去瞭解不同位置中意

識型態、階級、態度的不同，都較以社會凝聚力為基礎的的小團體分析模式還來

得有解釋力。

表 6-2、牙醫多重社會網絡四個結構對等名單 區截位置 成員 人數 密度 36 特質

一 牙醫全聯會：H1, H2, H3, H7, H9 5 1.85 牙醫全聯會資淺委

員，封閉性高

二 專家學者：B3 衛生署健保小組：C1 台灣醫院協會：E1 牙醫全聯會：H5, H6, H13, H14

7 0.00 內部鬆散，幾乎沒有對

外的相互關係，較為孤

立

三 健保局：A2 牙醫全聯會：H4, H11, H12, H15, H16

6 7.37 內部緊密，外部互動活

絡，資源集中

四 健保局：A1 專家學者：B1, B2 費協會：D1 台灣醫院協會：E2, E3, E4 藥師公會：F1 牙醫學會：G1 牙醫全聯會：H8, H10

11 0.36 內部鬆散，完全沒有對

外關係，與區截位置二

類似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如表 6-2 所示，利用 tabu 的計算方法得到四個區截位置，其中區截位置一的

成員共有五位，是所有區截位置中成員最少的區位。就行動者的特質來說，區截

一的成員全部都來自於牙醫全聯會（H1, H2, H3, H7 與 H9），顯見這個區截的行

動者有很高的封閉性，並沒有其他部門的行動者被歸類在這一個區截位置。這些

來自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有一個明顯的共通性，便是他們並沒有太多的政策影響

36 一般而言，密度的值域應該是 0 到 1 之間，由於多重網絡並非是 0,1 二元的數據網絡，而是屬於有數值性質的網絡資料，故計算出來的密度會高於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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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714），專業知能（3.571）與參與的積極度（3.571）也不高，其決策上與他

人的一致性也相對較低（1.429）。且就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社會關係的分類來

說，無論在哪一個社會網絡之中，都是屬於擴張性較高的關係，因此在牙醫支付

委員會當中大多扮演請託者的角色。細究這五位行動者的背景，主要都來自於牙

醫總額資源分佈較不密集的地區，沒有任何一個代表來自於牙醫密度高的台北地

區，參與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年資也較淺，屬於牙醫支付委員會中的新生：其中代

表 H1 來自於嘉義，屬於牙醫總額的南區分會，代表 H2 來自於彰化，屬於牙醫

總額的中區分會，代表 H3 來自於花蓮，屬於牙醫總額的東區分會，代表 H7 來

自於新竹，屬於牙醫總額的北區，而代表 H9 來自於屏東，也屬於牙醫總額的東

區分會。因此，從整個區截位置一的成員的背景特質，可以瞭解到區截一的行動

者屬於非牙醫資源密集區域的執業醫師，並非處於牙醫資源的核心地區，這些醫

師屬於是參與牙醫支付委員會的新手，其關係擴張性較高，比較需要時時刻刻請

託別人，且在決策網絡中並沒有太多的影響力，顯示牙醫總額的權力分佈也有受

到醫療資源分配的影響。

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組成共有七人，且背景相對複雜，其中有專家學者的代

表 B3，來自於衛生署健保小組的 C1，台灣醫院協會的 E1，以及牙醫全聯會的

代表 H5, H6, H13, H14。這些行動者在牙醫支委會受歡迎網絡類型的分佈，大多

是屬於第四類的低受歡迎低擴張性的類型，無論是在那個社會網絡結構中，受歡

迎性、擴張性與中介性的數值都相對低落。而由於組內的密度值是 0，更說明了

此一區截位置的行動者幾乎本身都不互動，在各種社會關係中都沒有與組內他人

互動的需求。且就決策菁英本身的個人特質而言，個人決策影響力（1.020）、與

他人決策的一致性程度（3.061）、專業知能（3.571）、與參與決策積極程度（2.040）的集中性都不高，這些行動者也沒有參與太多的派系，基本上可歸類為牙醫支付

委員會中沈默孤立的一群。

反觀區截位置三的六個行動者，可以反映出與前述兩個區截非常不同的特

質。區截位置三大多屬於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H4, H11, H12, H15, H16），以及

健保局的代表 A2，這些行動者的群聚也是相對較為封閉性的群聚，也是互動密

度最高的一群行動者（7.37）。互動的密度高，代表了此一區截的行動者具有非

常頻繁的互動關係，溝通與資訊交換的管道也較為暢通。從菁英的特質來說，這

個區截位置的行動者無論在決策影響力（25.595）、決策的一致性程度（13.095）、專業知能（23.214）或是參與的積極度（21.429）皆等決策特質皆高居四個區截

位置之冠。且從在社會網絡中的受歡迎指數的分類觀之，這些行動者從牙醫社會

網絡的分佈類型來說，大多是屬於高受歡迎、高擴張性的類型一，除了擴張性指

數與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相差無幾之外，其餘的網絡指標都遠高於其他區截位置

的行動者。若從小團體分析的結果檢視這些行動者的特質，也可看出這些行動者

都具備有非常高的派系重疊性，顯示了這些行動者彼此也是有非常緊密的互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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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此外，這些來自於牙醫全聯會的行動者，一方面都是在牙醫全聯會或牙醫師

公會目前或曾經位居高職（理事長）的行動者，大多來自於醫療資源密集的台北

市，參與公部門內的委員會的機會也多，因此相互之間溝通較為頻繁，互動較為

緊密也不足為奇。

第四個區截位置的成員分佈共有 11 人之多，是牙醫支付委員會中最大的副

團體，成員背景的組成最為複雜，有健保局的代表 A1、專家學者的代表 B1 與

B2，費協會的代表 D1，台灣醫院協會的代表 E2, E3, E4，藥師公會的代表 F1, 牙醫學會的代表 G1，以及兩個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8 和 H10。這些行動者在各方

面的特質也是敬陪末座，非但沒有決策的影響力，決策的行為也與他人具有不一

致性，且無論在專業知能的程度與參與的積極度都是最低，背景之間也沒有很清

楚的共同特質。在這個區截位置的行動者唯一的共同點，便是這些行動者大多在

牙醫支付委員會中，都是屬於擴張性關係與受歡迎關係較低的成員，無論在那個

網絡的集中性指數都很低，與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的特質很像，而且在派系參與

重疊性的測量上，這些代表的重疊性數值也是處於末位。換言之，這個區截位置

的行動者，在牙醫支付委員會中可能是屬於較為不管事的一群代表。

繼之，從整體的 MDS 空間圖來解析這些不同區截行動者的相對位置，可以

發現牙醫的多重社會網絡關係所呈現的是一種偏向於輪狀的多核心團體，在這個

空間分佈圖的核心是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顯見牙醫支付委員會的社會結構，是

圍繞著健保局的代表 A2，與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4, H11, H12, H15, H16 為核心的

決策系統，而其餘的區截位置則圍繞在區截位置三的周圍。在空間分佈上的不同

位置代表著在此一多重網絡不同的結構與牽制性的影響力，然而除了區截位置三

的行動者在空間分佈上較為集中，且位居核心的位置，其餘的行動者皆顯得較為

分散。區截一與區截二內的行動者，彼此的空間距離都非常的遠，代表相互的聯

繫本來就不深，而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基本上被分散在各個不同的區域，有滲透

到其他區截位置的現象，難以集合在一起，更為鬆散，但由於有邊界滲透的狀況，

故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有些會與不同區截位置較為接近，在某些關係互動上或許

會造成些微的影響力。故牙醫支付委員會的多重網絡關係結構，形成了以區截位

置三圍核心集團的寡頭結構，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在此一多重網絡中則位居邊陲

者。然從圖 6-1 中，初步可以看出四個區截位置的行動者雖然沒有很緊密的連結

性，但此一代表行動者多重關係的空間結構，基本上仍不是一種隔離或層級式的

互動關係，而是一種圍繞在區截位置三的影響力關係模式。我們也可以說無論是

工具性或情感性的關係，無論是公務議題或是私誼的議題，都會透過以區截位置

三的行動者為核心而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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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牙醫四個區截位置行動者的網絡特質分析（One-way ANOVA） 位置一 位置二 位置三 位置四

決策菁英特質

決策影響 （P<.001）

.714 (8.527)

1.020 (6.839)

25.595 (12.525)

4.870 (7.191)

決策一致 （P<.001）

1.429 (1.956)

3.061 (2.465)

13.095 (7.023)

.974 (2.310)

專業知能 （P<.001）

3.571 (4.374)

3.571 (4.124)

23.214 (14.769)

3.896 (3.896)

參與積極 （P<.01）

3.571 (3.571)

2.040 (3.485)

21.429 (18.070)

3.571 (6.585)

社會網絡特質

網絡擴張性

事務討論 （P<.01）

12.857 (7.824)

4.082 (6.971)

16.071 (1.956)

4.870 (6.443)

信任支持 （P<.001）

13.571 (7.743)

3.061 (5.620)

12.500 (4.922)

3.247 (4.644)

法規諮詢 （P<.01）

12.142 (3.194)

3.061 (5.620)

11.310 (6.931)

3.896 (5.637)

資源交換 （P<.001）

15.714 (3.194)

2.551 (5.343)

14.286 (5.533)

1.623 (2.929)

網絡受歡迎性

事務討論 （P<.001）

11.429 (8.527)

3.571 (6.839)

30.357 (12.525)

5.844 (7.191)

信任支持 （P<.001）

3.265 (2.091)

.437 (1.157)

7.993 (5.289)

.5566 (.702)

法規諮詢 （P<.01）

3.714 (3.170)

1.327 (2.929)

8.571 (5.307)

1.363 (2.357)

資源交換 （P<.001）

3.333 (.996)

.510 (.937)

8.036 (4.498)

.271 (.617)

網絡中介性

事務討論 （P<.01）

2.927 (3.356)

.836 (2.065)

7.308 (7.079)

.452 (.790)

信任支持 （P<.05）

1.443 (2.084)

1.060 (1.867)

4.803 (5.123)

.234 (.485)

法規諮詢 （P<.01）

1.758 (2.464)

.209 (.553)

8.455 (9.041)

.612 (1.951)

資源交換 （P<.001）

3.412 (2.922)

.137 (.361)

8.403 (6.330)

.537 (1.512)

人數 5 7 6 1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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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80.70.60.50.40.30.20.10-0.1-0.2-0.3-0.4-0.5-0.6-0.7-0.8

0.90.85

0.80.75

0.70.65

0.60.55

0.50.45

0.40.35

0.30.25

0.20.15

0.10.05

0-0.05

-0.1-0.15

-0.2-0.25

-0.3-0.35

-0.4-0.45

-0.5-0.55

-0.6-0.65

-0.7-0.75

-0.8-0.85

A1

A2

B1

B2

B3

C1

D1

E1

E2

E3

E4

F1

G1

H1

H2

H3

H4

H5

H6

H7

H8

H9

H10

H11

H12

H13H14

H15H16

圖 6-1、牙醫不同區截之間的 MDS 空間距離分佈圖（STRESS: 0.37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以上區截位置的分析中，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質：第一、牙醫

全聯會的代表分散在四個不同的區截位置，顯見牙醫全聯會內部的行動者在行動

關係的結構上，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與多元性，不見得所有牙醫全聯會的代表關

係模式都類似，每個不同的區截代表著不同的思考模式與利益關係。第二、區截

位置一與區截位置三的成員組成較為單純，代表封閉性較高，這些行動者較能夠

反映出一致的思考模式，決策行為也比較有一致性，行動上比較有可預測性。第

三、牙醫支付委員會最具決策影響力特質的行動者，幾乎全部都分佈在區截位置

三，顯見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一方面可以歸類為具備同樣特質的行動者，也可以

說這個決策網絡是構築在以區截模型三的行動者為核心的政策網絡結構。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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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重網絡社會結構的角色分析

前一小節的結構對等的位置分析，可以讓我們初步瞭解參與牙醫支付委員會

的決策菁英在各種不同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呈現出來的結構分化與相互關連的模

式，是以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為核心，並以輪狀的方式向外開展。而這個核心集

團，是以牙醫全聯會的位居要職的行動者，再加上健保局代表 A2 的組成團體為

主，具備著高決策影響力、高決策行為的一致性、高專業知能以及高度的決策參

與度。然上述的分析無法很清楚的表現出區截位置間真正的關係模式，而這部分

的分析需要從區截的關係模型加以分析。區截模型的分析是在位置分析中找出結

構與關係相似的成員後，接下來依照位置相同的行動者排在一起之規則，重新將

網絡成員的位置在關係網絡中做安排，再根據重新安排的網絡關係做各位置間的

角色分析。

區截模型的建立，是將原有的關係網絡矩陣轉換成區截關係網絡矩陣，又稱

之為縮影矩陣。一般而言，縮影矩陣的的關係值是以 1 代表兩個區截或區截內部

的行動者有互動關係的存在，0 則代表區截間的關係不存在（熊瑞梅，1995a）。而建立縮影區截的方法，一般而言都是採用密度標準法（density criterion），若區

截位置的關係密度大於整體網絡密度時，則將這個位置的關係數值定位為 1，反

之則將之視為 0（Wasserman and Faust, 1994），且對角線的數值若是 1，表示在

區截位置的內部有很高的互動頻率。然而這樣的分類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可能

會因為過於粗略的分類而將某些重要的訊息忽略，因為有些區截位置的密度數值

或許非常接近平均密度，但若不足平均密度仍要被歸類為 0，與那些密度很低的

區截位置歸在同一類。即使如此，這個方法仍是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視野，供我們

很清楚的能夠分析一個社會網絡關係結構當中的互動機制。上述多重網絡的的整

體密度是 1.033，因此和各區截間的密度做比較，我們可以得到如表 6-4 的區截

縮影矩陣。

表 6-4、牙醫支付委員會多重網絡縮影矩陣（certerion=1.0333） 位置一 位置二 位置三 位置四

位置一 1 0 1 0

位置二 0 0 1 0

位置三 1 1 1 0

位置四 0 0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若從區截位置內部成員的互動觀之，區截位置一與區截位置三的成員互動較

為頻繁，若以密度的高低來排序，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是互動最頻繁的集團，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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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頻繁的社會關係互動可能是基於高度專業知能、高度參與感與高度決策影響力

的特質的影響，可以說是這個政策網絡最具影響力的網絡社群。而位置一的行動

者的互動頻率高，可能是基於他們有共有的背景：牙醫全聯會的代表，因而彼此

熟稔，互動較為頻繁，且這些行動者都比較資淺，故彼此間的互動也有助於相互

的照應與支持。而區截位置二及區截位置四的內部成員則相對鬆散，雖然成員很

多，但沒有特別的社會關係連結的需求，可想而知區截位置二與四的行動者，在

牙醫總額的事務參與的程度較低。

從區截位置間的關係看來，第三個區截位置與其他位置的行動者的互動密度

最大，行動力最強，是此一多重網絡的核心與橋樑位置。因為區截位置三的行動

者，不但從區截位置一、二接收關係，同時也發散關係到區截位置一與二，所以

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此一多重的社會網絡結構中，非但具有擴張性，也具有

受歡迎的聲望集中性。就關係的型態而言，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與區截位置二

和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之間，在多重的關係有建立起相互依賴的連帶關係，可說

是此一網絡結構中最核心、最穩固的行動團體。而區截位置二雖然自己本身的成

員內部的互動非常的鬆散，但由於其主動與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互動，故區截位

置二所形成的是一個依賴區截位置三行動者的關係。而從前述的 MDS 的空間位

置分佈圖來檢視，也可以明顯的發現位置一與位置二的空間分佈，是圍繞在以位

置三為核心的同心圓形的分佈關係。只是區截位置一除了依賴區截位置三的成

員，以及自己內部的成員互動，就沒有其他的社會關係，顯示區截一位置一的行

動者關係特質具有相對的封閉性。第四區截位置如前所述，非但成員間的特質鬆

散，沒有緊密聯繫的互動關係，也沒有主動與其他區截位置的行動者產生密切的

聯繫，其他區截位置的行動者也沒有主動跟位置四的行動者產生互動，因此可以

說是牙醫支付委員會中最為沈默的一群，可能就算換掉這些行動者，對於決策的

結果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總的來說，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是牙醫全聯會的資淺成員所組成，這些行動

者內部凝聚力強，相對也較為封閉，向外依賴在牙醫支付委員會中決策影響力

大、專業知能高、參與活動積極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但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也

與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形成互惠的關係，顯示兩者有密切的往來關係。而區截位

置二屬於內部成員鬆散，但會主動與區截位置三的成員互動的行動團體。區截位

置三的行動者無疑是此一網絡中位居核心的行動團體，非但有最高的擴張性，也

有最高的受歡迎聲望集中性，是牙醫支付委員會決策網絡的重要基礎結構。而區

截位置四的行動者過於鬆散，也沒有主動與其他區截位置有所接觸，其他的區截

位置的行動者也沒有與其有接觸關係，算是牙醫支付委員會此一政策網絡影響力

的絕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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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四個社會網絡的角色分析

本節依照上述分析多重網絡不同區截位置社會角色的方法，進一步的以上述

在多重網絡中的四個區截為分析單位，並將四個區截位置放置在四個社會網絡結

構中去檢視。本研究仍是先透過四個區截的成員名單來分群，並藉以算出不同區

截群體在四個網絡中的團體密度，並再與四個網絡的整體密度比較之後，將四個

區截位置的關係在四個網絡中重新定位，形成如表 6-5 的縮影矩陣。本節的作法

主要是要更細緻的去探究在多重網絡的結構中所定位出來的四個重要區截位置

的行動者，在四個不同的社會網絡中的結構性角色是否有所不同，此一結果也可

以上述分析結果作一對照。

表 6-5、牙醫支付委員會四社會網絡縮影矩陣 事務討論網絡 信任支持網絡 法規諮詢網絡 資源交換網絡

Certerion:.0837 Certerion:.069 Certerion:.0665 Certerion:.069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1 0 1 0 一 1 0 1 0 一 1 0 1 0 一 1 1 1 0

二 0 0 1 0 二 0 0 1 0 二 0 0 1 0 二 0 0 1 0

三 1 0 1 0 三 0 0 1 0 三 0 1 1 0 三 0 1 1 0

四 0 0 1 0 四 0 0 1 0 四 0 0 1 0 四 0 0 1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如表 6-5 所示，在事務討論網絡之中，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仍然是很明顯位

居核心的位置，這些行動者屬於專業知能高、參與積極性強，且決策影響力也高

的牙醫全聯會的資深委員與健保局代表 A2。從區截位置內部的互動來說，跟多

重網絡的結構一樣，區截位置一與三的行動者內部擁有較多的互動，尤其以區截

位置三內部的行動者互動密度最高（60.00），可見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事務討

論網絡當中是屬於互惠關係較為頻繁的互動模式，畢竟此一區截位置的行動者掌

握專業的知能。而內部互動較為鬆散的區截位置仍是位置二與位置四，可見位置

二與位置四個行動者內部幾乎沒有什麼牙醫總額事務上的資訊交換與討論關

係。然從區截位置間的關係檢視，也可以發現無論任何一個區截位置，都在牙醫

支付委員會的網絡中非常依賴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顯示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

總額事務討論網絡當中，具有受歡迎性高的關係類型，而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

事務討論的關係中也會主動的請教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顯示區截位置一在牙醫

總額事務的討論上是不可被忽視的一群，兩者之間形成對稱的關係型態，但討論

事務的網絡無疑形成了以區截位置三為核心的單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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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信任支持網絡的結構觀之，仍然與事務討論網絡呈現了類似的結構，區

截位置三很明顯的仍是在信任支持關係獨占鼇頭。從區截位置內部成員的互動看

來，仍是區截位置一與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信任支持的關係中，能夠保持著密

切的互動，顯見在這兩個區截位置的行動者私下的情誼較好，彼此間建立起穩固

的信任關係。而反觀區截位置二與四的行動者，在內部仍然無法建立起信任支持

的關係，顯見此兩鬆散的區截位置的行動者由於成員複雜，也沒有太多私誼上的

互動。而就外部的關係檢視，每一個區截位置的行動者，都在信任支持的關係網

絡中依賴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顯示這種信任關係大多偏向單向的關係，也就是

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受到所有行動者的信賴。與事務討論網絡不同的是，區截位

置三在信任支持網絡中並沒有主動與任何區截位置建立關係，顯示區截位置三的

信任關係僅限於內部成員。且在事務討論網絡中區截位置三有主動與區截位置一

的行動者建立關係，但在區截位置三並沒有，顯示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與區截位

置一行動者的互惠關係僅建立在公務討論，而非私誼的基礎上。

在法規諮詢網絡中，區截位置的關係結構呈現了不一樣的分佈效果。從區截

位置內部成員的互動，很明顯的仍是屬於區截位置一與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內部

成員的互動較為頻繁，顯示在技術性、法規性質的討論關係中，仍舊是位置一與

位置三的成員互動較為積極，而區截位置二與四的行動者內部成員，對於總額法

規相關事務較為漠不關心，或是因為個別行動者沒有法規諮詢的需求，因而沒有

太多的互動。然若從區截位置間的相互關係檢視，可以發現每一個區截位置的行

動者仍然依賴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這或許是由於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具備高度

的專業知能，因此所有區截位置的行動者才會想要主動和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建

立關係。然而就區截位置三所發送的關係來說，其主動與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建

立關係，顯示在法規諮詢的互動上，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有掌握重要的資源管

道。而細究區截位置二行動者的相關背景，發現除了牙醫全聯會的成員之外，有

來自專家學者的代表，衛生署健保小組的代表，台灣醫院協會的代表，而這些代

表在健保法規的相關規定上或許較為熟稔，因而可以和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形成

相互依賴的互動關係。

在資源交換網絡中，區截位置的關係結構相較於前又呈現不同的風貌。從區

截位置內部成員的互動當中，可以看出仍是以區截位置一與三的行動者互動的密

度較高，關係較為頻繁，代表在資源的依賴與支持關係中，區截位置一與位置三

的行動者內部可以形成強連帶的互惠關係，而區截位置二與四的行動者內部便相

對鬆散，沒有太多的資源交換關係。顯示在牙醫支付委員會決議的時候，僅有區

截位置三與一的成員會動員資源或交換資源以鞏固決策利益。然若從區截位置間

的互動關係檢視，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仍是資源的集中者，每一個區截位置都與

區截位置三建立資源交換的關係，但與其他網絡結構不同的是，在資源交換網絡

中有另外一個資源集中者的角色，就是區截位置二。其中區截位置一與三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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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主動與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建立起資源交換的關係，顯示區截位置二的行

動者掌握了相當的決策資源，或有影響決策結果的能力。

從整體言之，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無論在任何的網絡關係，都扮演著資源集

中者的角色，所有其他區截位置的行動者，都主動依賴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顯

示了位置三行動者在牙醫支付委員會中的核心地位。而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非但

缺乏內部的互動，連外部的互動也幾乎乏善可陳，除了依賴區截位置三之外，幾

乎沒有行動者主動要與之連結，顯示區截位置四在牙醫支委會的社會網絡中是最

為邊陲的角色。而在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網絡中，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掌握了他

人依賴的相關資源，故在此兩網絡的關係結構中，成為某種程度的資源集中者。

而從整體的關係檢視，在信任支持網絡中，權力結構較是完全集中在區截位置二

的行動者身上，顯示在私誼的交情部分，無論是任何位置的行動者都與區截位置

三的行動者有密切的聯繫，等於是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可以完全壟斷信任關係網

絡的互動。然在資源交換網絡當中，權力結構較呈現出區截位置三與二兩者分化

的現象，顯示在決策場域中投票表決的時候，即使資源集中性高的區截位置三的

行動者，也要與其他區截資源交換以鞏固決策利益。

第二節 中醫支付委員會

以下依據同樣的分析步驟，對中醫支付委員會的資料進行結構對等與區截模

型的分析。

壹、社會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

本研究在此依據上述分析牙醫支付委員會的步驟，仍然先以網絡密度指標來

測量中醫支付委員會中在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四個網絡的

社會關係密度，並對照前述網絡集中性的分析結果進行比較。從四個不同關係面

向的網絡互動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密度來看（表 6-6），與牙醫支付委員會的狀況

類似，中醫支委會的社會關係中，以事務討論網絡的密度最高（11.68%），且高

於牙醫支委會的事務討論網絡許多，顯示溝通討論有關中醫總額事務的議題，是

委員間互動最為頻繁的網絡關係。由於支付委員會本身就是一個讓不同部門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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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者有一個公開溝通討論的平台，這種以公務性質的需求所建構的網絡關係，也

是此一委員會的委員參與支付委員會最原初的目的。討論總額支委會的事務，雖

然較不牽涉私誼關係，基本上是一個決策過程中較為初步的資訊交換階段，這些

關係也多是建立在制度性的需求之上，互動上沒有太多的敏感度，因此網絡密度

較高實屬合理。然若對照網絡集中性指數觀之，便可發現事務討論網絡也是集中

性相對低的網絡關係，代表了在事務討論網絡中關係雖然互動的頻率很高，但彼

此的連結較為分散，顯示事務討論的關係是廣泛的存在於委員會的委員之間。相

較於牙醫支委會的狀況而言，這有兩個意涵：第一、在中醫支委會中或許多數的

行動者較有參與感，因此溝通的關係頻繁，且關係並不集中在少數人身上；第二、

少數人壟斷資訊討論網絡的機會較少，資訊的流通較為普遍與徹底，有利於中醫

支付委員會內部共識的建立。

表 6-6、中醫社會網絡整體結構特質 社會網絡 網絡密度 總關係數 網絡集中性

事務討論 11.68% 82 31.805% 信任支持 10.68% 75 32.840% 法規諮詢 9.26% 65 30.325% 資源交換 9.83% 69 37.722%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再者，其次是信任支持的關係（10.68%），這個密度數值也比牙醫支委會的

情況高很多，顯示中醫支委會的私誼互動比牙醫支委會更為頻繁。相較於上述的

事務討論網絡，信任支持的關係減少了約 1%以上的網絡密度，可見相較於事務

討論網絡，信任支持網絡的關係互動較為不密切，互動頻率比較沒那麼高。本研

究定位信任支持關係型態，係指能夠根據彼此的信任關係交換私密情報的互動，

這樣的互動基本上是偏向於強連帶的互動關係，必須立基於私誼的交情，因此網

絡密度的規模相對減少並不稀奇，且比較網絡的集中性指數，可以發現雖然信任

支持關係的密度較低，但集中性指數卻較高，顯示中醫支委會委員間的信任關

係，會較為集中在少部分行動者的互動關係上。再者，密度又較信任支持網絡低

的資源交換關係（9.83%），顯示了資源交換的網絡偏向是少數人所形成的互動關

係，或許在中醫支委會當中，特別是支付委員會在投票的時候，並沒有太多換票

或利益交換的需求，但就網絡集中性指數來說，資源交換卻又是四個網絡中最高

的，這更顯示了中醫支委會的決策資源僅集中在少數行動者，因此資源交換關係

的密度低，但集中性非常的高。而與牙醫支委會相同的是，在中醫支委會網絡密

度最低的是法規諮詢網絡（9.26%），雖然跟資源交換網絡的密度差距不大，但仍

然顯示了在中醫支委會中行動者間法規諮詢關係的需求不大，也因此互動的頻率

與集中性都較低，這有兩個角度可以解釋：第一、參與支付委員會的委員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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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醫支委會的總額事務都有相當的瞭解，在專業的知能上，差距應該不大，

因此不太需要去構築法規諮詢的互動關係；另一個可能的解釋，則是雖然這些行

動者都名列中醫支付委員會，但不見得所有的委員都有興趣參與決策，因此對於

法規的諮詢關係，才會僅限於少數人與關係分散的溝通模式，也顯示了整個中醫

支付委員會，與牙醫一樣很少透過相互討論的方式來交換有關中醫健保總額的專

業知識。

貳、多重社會網絡的結構與分化特質

一、多重社會網絡結構的位置分析

前述論及，一個政策網絡無疑是由為數不等的集體行動體系的相互關係所組

成，而在這些關係中哪一個行動者具備權力資源的象徵，主要顯現在行動者在談

判協商的相對位置是什麼。但我們如何去理解一個行動者在一個結構中位居什麼

樣的位置？社會網絡的結構對等分析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野。一個政策系統的決

策菁英對於相關事務的討論、信任關係的建立、法規諮詢的需求、資源交換的互

動，這些關係都並非僅僅是單獨的運作，一個人的行動必定同時受到不同關係模

式交疊的影響與作用。換言之，在一個政策場域中，不同的社會關係並非是單獨

獨立的方式在運作，而是一種具有相互重疊性、重複性高，相對穩定的一種關係

型態，因此一個行動者在網絡中的位置，要同時考量到不同的關係力量所形成的

結構關係。例如：事務討論的關係以及信任支持的關係，甚至資源交換的關係，

同時都對決策者的態度與行為有深刻的影響，也同時影響了行動者在政策網絡中

的位置，所以一個行動者的影響力是綜合性的，而非僅看單一網絡的關係與位

置。因此，一個行動者在一個場域中的網絡位置，必然同時受到不同社會網絡力

量的影響，也因此社會網絡分析發展了從多層次的重疊網絡中（multi-dimentional networks）去尋找行動者在多層次重疊結構中的位置與角色的分析方法。因為在

社會網絡中不同的位置會導致不同的思維模式與決策行為，從多重結構的網絡分

析，我們可以探知一個集體行動的決策網絡是如何的形成不同的結構關係與分化

的系統。

本節仿照前一節分析牙醫支委會牙四種社會網絡關係的分析，來進行對中醫

支付委員會行動者多重網絡結構層次的討論。首先、透過 CONCOR 演算法與 tabu演算法的計算，本研究大致也可切割出四個區截位置，但由於 CONCOR 法的計

算結果，一方面會將某些區截跟區截之間的關連性降到最低，二方面在分析不同

區截網絡特質的相異性時，很多網絡的特質並沒有產生顯著的關係，反而不利於

位置特性的解釋，因此本研究改用 tabu 的演算法透過計算行動者不同組間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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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平方差，並將最小平方差的行動者歸類在一個區截位置，藉此找出最能反映

出原始社會關係結構的模式，得到如表 6-7 的分析結果（中醫支付委員會多重網

絡 CONCOR 與 tabu 區截位置分割表請詳見附錄十）。本研究繼之再使用表 6-7的區截位置分類為因素，將行動者相關的網絡數據以及個人特質進行 one-way ANOVA 的分析，得到如表 6-8 的分析結果。表 6-8 結果顯示，根據 tabu 演算法

所切割的不同區截位置，彼此間的網絡特質的差異性是非常顯著的，在不同的網

絡與個人特質變項，差異性都非常的明顯。由於區截模型的原意是為了在一個穩

定的社會結構中找出系統化的結構模式，同一個位置的行動者在關係上，可以被

視為是在網絡中與其他的行動者的關係型態相近，這樣的結構模式也促使在網絡

結構中同一個位置的行動者，會反映出相似的社會行為模式或背景特質，且兩者

間不必然要有互動的關係存在。因此，從結構對等分析的結果，我們可以網絡位

置與角色的角度來解析一個網絡結構中是否有階層化的現象，例如：區分為管理

階層或非管理階層，或者是分散化的現象，例如：兩個對等的資源中心。

表 6-7、中醫多重社會網絡四個結構對等名單 區截位置 成員 人數 密度 特質

一 費協會：B1 專家學者：D3 台灣醫院協會：E1 中醫全聯會：F12, F13

5 0.20 成員組成分散，幾乎沒

有對外關係的存在

二 健保局：C1 中醫全聯會：F6, F8, F14, F15, F16

6 0.40 內部成員組成一致性

高，但內部活動鬆散，

關係的擴張性稍強

三 中醫全聯會：F1, F5, F7, F10, F18 5 7.10 內部緊密，外部互動活

絡

四 衛生署：A1, A2 專家學者：D1, D2 台灣醫院協會：E2 中醫全聯會：F2, F3, F4, F9, F11, F17

11 0.67 內部鬆散，完全沒有對

外關係，與區截位置一

類似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如表 6-7 所示，利用 tabu 的計算方法得到四個區截位置，其中區截位置一的

成員共有五位，是所有區截位置中與區截位置三並列成員最少的區位。就行動者

的特質來說，雖然人數少，但成員的背景頗具有分散性，其成員有一位來自於費

協會 B1，專家學者代表 D3，還有一位來自於台灣醫院協會 E1，以及來自於中

醫全聯會的代表 F12 與 F1。這些成員在背景上沒有太多的共通性，難以給他們

一個特質上的歸類，但從表 6-8 的分析結果，顯示這些行動者並沒有太多的政策

影響力（3.077）、政策的一致性也低（.7692）、專業知能（5.385）與參與的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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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769）也不高。且就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社會關係的分類來說，無論在哪一

個社會網絡之中，都是屬於擴張性低，受歡迎性也低的行動者，且由於內部的網

絡密度很低（0.20），顯示成員之間也沒有太多密切的互動，也沒有太多參與派

系的現象。且由於參與的積極度很低，顯見此一區截位置的行動者，基本上是不

管世事的一群人，自然也就沒有太多因為總額問題與他人互動的需求，互動的頻

率很低自然是非常合理。細觀區截位置一各行動者的背景特質，其中費協會的

B1 平常大多不會發表太多的意見，並沒有很積極的參與。而專家學者的 D3 也

是一個決策影響力較低的學者，台灣醫院協會的代表則是基隆某大醫院的中醫科

主任，而牙醫全聯會的其他代表則是來自於北區分會的總額分區。前述論及，中

醫支委會資源集中的區域多在中區，故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多半是非積極性的

公部門與專家學者代表，或是在中醫總額資源相對稀少的地區的執業醫師，這些

行動者可說是中醫支付委員會中較為安靜的一群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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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8、中醫四個區截位置行動者的網絡特質分析（One-way ANOVA） 位置一 位置二 位置三 位置四

決策菁英特質

決策影響 （P<.001）

3.077 (6.880)

8.333 (16.750)

33.077 (20.096)

3.846 (4.213)

決策一致 .769 5.769 23.077 7.343 （p<.001） (1.720) (5.302) (9.806) (7.967) 專業知能 （P<.05）

5.385 (5.822)

8.974 (16.617)

24.615 (13.489)

8.392 (8.395)

參與積極 （P<.001）

.769 (1.720)

3.846 (4.213)

33.846 (13.707)

7.343 (9.175)

社會網絡特質

網絡擴張性

事務討論 （P<.001）

8.462 (8.338)

19.231 (0.000)

17.692 (3.440)

6.294 (7.551)

信任支持 （P<.001）

7.692 (7.195)

17.308 (3.218)

17.692 (3.440)

5.245 (7.551)

法規諮詢 （P<.001）

7.692 (7.195)

17.308 (3.218)

17.692 (3.440)

5.245 (6.722)

資源交換 （P<.001）

7.692 (9.020)

17.949 (3.140)

15.385 (5.439)

3.846 (4.865)

網絡受歡迎性

事務討論 （P<.001）

3.077 (3.218)

7.051 (7.465)

31.539 (9.956)

9.091 (6.722)

信任支持 （P<.001）

.7692 (1.720)

7.692 (4.865)

30.769 (10.879)

7.692 (6.202)

法規諮詢 （P<.001）

1.539 (2.107)

7.051 (7.057)

23.846 (12.284)

7.343 (7.186)

資源交換 （P<.001）

2.308 (3.440)

7.051 (5.661)

23.846 (11.979)

7.342 (4.974)

網絡中介性

信任支持 （P<.05）

3.614 (6.163)

4.571 (3.151)

12.449 (9.689)

2.737 (4.644)

法規諮詢 （P<.01）

2.394 (2.915)

4.575 (3.409)

10.095 (8.032)

1.674 (2.623)

資源交換 （P<.01）

4.293 (7.213)

3.842 (3.504)

15.493 (11.432)

1.246 (2.262)

人數 5 6 5 1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組成共有六人，雖然比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多一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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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卻相對單純，其中僅有代表 C1 是來自於健保局，其他的代表都是來自於中

醫全聯會 F6, F8, F14, F15, F16。這些行動者在中醫支委會社會網絡類型的分佈，

大多是屬於第二類的低受歡迎但高擴張性的類型，無論在那個社會網絡當中，其

擴張性的關係數值都很高，顯見這一區截位置的行動者或許自身資源過於缺乏，

因而對外部資源的依賴展現較高程度的積極性。而組內的密度值是 0.40，雖然仍

是很低，相較於區截一的行動者高出一倍，說明了此一區截位置的行動者比區截

位置一的行動者互動還要活絡，是一個相對而言較為集體行動的集團，但倘若與

牙醫支委會中具有類似角色的區截位置一做一比較，可發現中醫支委會的區截位

置二的內部活動力降低許多，顯示即使內部成員背景相似，中醫全聯會的非核心

成員仍然沒有太多參與支付委員會公、私事務的積極性。且就決策菁英本身的個

人特質而言，決策影響力（8.333）、決策行為一致性（5.769）、專業知能（8.974）與參與積極程度（3.846）雖然集中性不高，但相較於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已經

高出些許，因此相對表現算是還不錯的區截位置，又加上關係的擴張性高，對外

部的關係比較主動，因此在中醫支付委員會中或許有傳遞資訊的功能與角色。

反觀區截位置三的五個行動者，可以反映出與前述兩個區截非常不同的特

質。區截位置三全部來自於中醫全聯會的行動者（F1, F5, F7, F10, F18），這些行

動者在網絡內部的密度在四個區截位置中位居最高，顯示了這個區截位置的內部

非但有很高的互動程度，也具有很高的行動凝聚力。但由於這些行動者在各種社

會關係的擴張性很高，因此並非是一個僅止於內部群聚的行動社群，而是一個兼

具內部互動緊密與外部連結的團體。互動的密度高，代表了此一區截的行動者具

有非常頻繁的互動關係，溝通與資訊交換的管道也較為暢通，決策行動的一致性

也相對較高（23.077）。且從菁英的特質來說，這個區截位置的行動者無論在決

策影響力（33.077）、專業知能（24.615）或是參與的積極度（33.846）皆高居四

個區截位置之冠。而這些行動者從中醫社會網絡的分佈類型來說，大多是屬於高

受歡迎、高擴張性的類型一，除了擴張性指數與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相差無幾之

外，其餘的網絡指標都遠高於其他區截位置的行動者。若從小團體分析的結果檢

視這些行動者的特質，也可看出這些行動者都具備有非常高的派系重疊性。此

外，這些來自於中醫全聯會的行動者，一方面都是在中醫全聯會目前或曾經位居

高職（理事長、秘書長、執行理事）的行動者，二方面也大多來自於中醫醫療資

源密集的中區。前述論及，中醫的中區原本就是全國中醫師與權力聚集之力，中

醫的大老也大多出自於此（受訪者：C1, C2, C3, C4），因此相互之間溝通較為

頻繁，互動較為緊密也不足為奇。

第四個區截位置的成員分佈共有 11 人之多，是中醫支付委員會中最大的副

團體，成員背景的組成最為複雜，有來自於衛生署健保小組的代表 A1，衛生署

中醫藥委員會代表 A2，專家學者代表 D1 與 D2，台灣醫院協會代表 E2，以及其

他來自於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2, F3, F4, F9, F11, F17。這些行動者各方面社會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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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質都是敬陪末座，非但內部互動的密度較低（0.67），就連各個網絡關係的

擴張性也是最後一名，顯示沒有太多主動參與總額事務的意願，且決策影響力的

指數也幾乎是最後一名（3.846），只是比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高一些。據此，基

於此一區截位置成員的多元性，我們大致上可以假設此一區截的行動者名列委員

的意涵，多半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的參與意義。且這群委員在社會網絡的特質中

唯一的共同點，便是大多在牙醫支付委員會中，都是屬於擴張性關係與受歡迎關

係較低的成員，無論在那個網絡的集中性指數都很低，與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的

特質很像，而且在派系參與重疊性的測量上，這些代表的重疊性數值也是處於末

位。換言之，這個區截位置的行動者，在中醫支付委員會中或許也是屬於較為不

管世事的一群代表。

繼之，從整體的 MDS 空間圖來解析這些不同區截行動者的相對位置，可以

發現中醫的多重社會網絡關係和牙醫支委會類似，所呈現的是一種偏向於輪狀發

散的多核心團體，在這個空間分佈圖的核心是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顯見中醫支

付委員會的社會結構，是圍繞著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1, F5, F7, H10, F18 為核心的

決社會關係結構，而其餘的區截位置則圍繞在區截位置三的周圍，空間的距離則

呈現了彼此之間的互動性與親近性。與牙醫支委會不同的是，中醫支委會在多重

社會網絡中的核心系統很明顯的缺少了健保局的代表，顯示中醫支委會多重網絡

的結構當中，是建立在以中區中醫的執業醫，且在中醫全聯會位居要職的行動者

為網絡核心的結構，這個結果與前述章節分析的結果類似。

在空間分佈上的不同位置代表著在此一多重網絡不同的結構與牽制性的影

響力，然而除了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空間分佈位居核心的位置，且分佈也較為

集中，其餘的行動者皆顯得較為分散，但由於位居核心，所以與每一個區截位置

的行動者接觸的距離都相去不遠。而反觀區截一與區截二內的行動者，彼此的空

間距離都非常的遠，彼此的聯繫本來就不深，而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基本上被分

散在各個不同的區域，難以集合在一起，更為鬆散，故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多重網

絡關係結構，形成了以區截位置三圍核心集團的寡頭結構，區截位置四與位置一

的行動者在此一多重網絡中則位居邊陲者。然從圖 6-2 中，初步可以看出四個區

截位置的行動者雖然沒有很緊密的連結性，但此一代表行動者多重關係的空間結

構，基本上仍不是一種隔離或層級式的互動關係，而是一種圍繞在區截位置三的

影響力關係模式，而區截位置二則是距離核心較近的另一個凝聚性小的區截。我

們也可以說無論是工具性或情感性的關係，無論是公務議題或是私誼的議題，都

會透過以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為核心而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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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70.60.50.40.30.20.10-0.1-0.2-0.3-0.4-0.5-0.6-0.7-0.8

0.80.750.7

0.650.6

0.550.5

0.450.4

0.350.3

0.250.2

0.150.1

0.050

-0.05-0.1

-0.15-0.2

-0.25-0.3

-0.35-0.4

-0.45-0.5

-0.55-0.6

-0.65-0.7

-0.75-0.8

A1

A2

B1

C1

D1

D2

D3

E1

E2

F1

F2

F3

F4F5

F6

F7

F8

F9

F10F11

F12

F13

F14

F15

F16F17

F18

圖 6-2、中醫不同區截之間的 MDS 空間距離分佈圖（STRESS: 0.35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以上區截位置的分析中，我們大致上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質：第一、中醫

全聯會的代表和牙醫支委會一樣，也是分散在四個不同的區截位置，顯見中醫全

聯會內部的行動者在行動關係的結構上，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與多元性，不見得

所有中醫全聯會的代表關係模式都類似，每個不同的區截代表著不同的思考模式

與利益關係，且在 MDS 的空間分佈上呈現一種相對鬆散的結構，顯示中醫全聯

會內部的利益與行動並不見得非常的一致。第二、區截位置二與區截位置三的成

員組成較為單純，代表團體的封閉性相對較高，這些行動者較能夠反映出一致的

思考模式，行動上比較有可預測性，但與牙醫支委會不同的是，中醫支委會的區

截位置二相對而言內部互動較為鬆散，顯示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多重網絡中，只

有區截位置三的成員互動較為活絡，但在牙醫支委會中，區截位置一與位置三的

行動者彼此間都很活絡，顯見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關係型態較為分散，中醫支

付委員會較為集中在特定的階層，且參與總額事務也較不積極，此一分析結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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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證了前述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整體網絡集中性較牙醫支委會高的分析結果。第

三、中醫支付委員會最具影響力特質的行動者，幾乎全部都分佈在區截位置三，

顯見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一方面可以歸類為具備同樣特質的行動者，也可以說這

個決策網絡是構築在以區截模型三的行動者為核心的政策網絡結構。

二、多重網絡社會結構的角色分析

前一小節的結構對等的位置分析，可以讓我們初步瞭解參與中醫支付委員會

的決策菁英在各種不同的社會關係網絡中，呈現出來的結構分化與相互關連的模

式，其中從空間分佈來說，是以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為核心，並以輪狀同心圓的

方式開展。而這個核心集團，是以中醫全聯會中區且位居要職的行動者的組成為

主，具備著高決策影響力、高專業知能與高度的決策參與度。然上述的分析無法

很清楚的表現出區截位置間真正的關係模式，而這部分的分析需要從區截的關係

模型加以分析。區截模型的分析是在位置分析中找出結構與關係相似的成員並分

類後，接下來依照位置相同的行動者排在一起之規則，重新將網絡成員的位置在

關係網絡中做安排，再根據重新安排的網絡關係做各位置間的角色分析。

前述論及，區截模型的建立，是將原有的關係網絡矩陣轉換成區截間的關係

網絡矩陣，又稱之為縮影矩陣。本研究擷取縮影矩陣的方法採用密度標準法，這

樣的分類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因為過於粗略的分類而將某些重要的訊息

忽略，因為有些區截位置的密度數值或許非常接近平均密度，但若不足平均密度

仍要被歸類為 0，與那些密度很低的區截位置歸在同一類，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的

多重網絡結構中，位置一與位置三的互動關係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其中位置

一對位置三的關係非常接近顯著性的依賴（1.24/1.27）。即使如此，這個方法仍

是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視野，供我們很清楚的分析一個社會網絡關係結構當中的互

動機制。上述多重網絡的的整體密度是 1.271，和各區截間的密度做比較，我們

可以得到如表 6-9 的區截縮影矩陣。

表 6-9、中醫支付委員會多重網絡縮影矩陣（certerion: 1.2707） 位置一 位置二 位置三 位置四

位置一 0 0 0 0

位置二 0 0 1 1

位置三 0 1 1 0

位置四 0 0 0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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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區截位置內部成員的互動觀之，區截位置三的成員是中醫支付委員會中

唯一互動較為頻繁的區塊，其餘區截位置的行動者都遠低於整體網絡的平均密度

值。如牙醫支委會一樣，這種頻繁的社會關係互動可能是基於高度專業知能、高

度參與感與高度決策影響力的特質的影響，且這些行動者在中醫支委會中擁有共

同的背景與經驗，可以說是這個政策網絡具有決策影響力，內聚性強，進入門檻

高的網絡社群，而區截位置一、二及區截位置四的內部成員則相對鬆散，尤其是

區截位置一，是團體平均密度最低的位置，對外也沒有任何連結的關係，在中醫

支委會的網絡中是屬於完全被孤立的角色。而區截位置四雖然成員很多，但沒有

特別的社會關係連結的需求，可想而知區截位置一與四的行動者，在牙醫總額的

事務參與的程度較低。

從區截位置間的關係看來，第三個區截位置與其他位置的行動者的互動密度

最大，行動力最強，是此一多重網絡的核心與橋樑位置。因為區截位置三的行動

者，不但從區截（位置一）、二接收關係，同時也發散關係到區截位置二，所以

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此一多重的社會網絡結構中，非但具有擴張性，也具有

受歡迎的聲望集中性，但若跟牙醫支付委員會的核心區截位置比較，中醫支委會

的區截位置三的影響力並沒有像牙醫支委會如此明顯。就關係的型態而言，區截

位置三的行動者，與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之間，在多重的關係有建立起相互依賴

的連帶關係，可說是此一網絡結構中最核心、最穩固的行動團體。而區截位置二

雖然自己本身的成員內部的互動非常的鬆散，但由於其主動與區截位置三的行動

者互動，故區截位置二所形成的是一個依賴區截位置三行動者的關係，或稱之為

擴張性的關係。而從前述的 MDS 的空間位置分佈圖來檢視，也可以明顯的發現

區截位置二的空間分佈，是圍繞在以位置三為核心的同心圓形的分佈關係，兩者

相對位置距離較近，行為模式也較具有同質性。此外，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也發

送關係到位置四，雖然位置四的行動者內部結構非常的鬆散，也沒有對主動外的

連結關係，但在此一多重網絡中仍有區截位置二主動發送關係到第四區截位置的

行動者，這或許意味了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掌握了位置二的行動者有需求的資

源。從 MDS 的分佈圖來看，區截位置四與位置二的行動者在空間的分佈上有相

互滲透到對方區域的狀況，相互之間有連結的關係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如前所

述，區截位置一非但成員間的特質鬆散，內部沒有緊密聯繫的互動關係，也沒有

主動與其他區截位置的行動者產生密切的聯繫，其他區截位置的行動者也沒有主

動跟位置一的行動者產生互動，因此可以說是中醫支付委員會中最為孤立的一

群，可能就算換掉這些行動者，對於決策的結果也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總的來說，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是一個鬆散的集團，這些行動者內部凝聚力

很弱，也沒有對外依賴的關係，在中醫支付委員會中是處在孤立者的角色，其參

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而區截位置二的特質屬於內部成員

鬆散，但會主動與區截位置三的成員互動的行動團體，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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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組成較為單純，且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絡中具有擴張性的關係性質，或

許可以作為傳遞資源或訊息的角色。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無疑是此一網絡中位居

核心的行動團體，非但有最高的擴張性，也有最高的受歡迎聲望集中性，無疑是

中醫支付委員會決策網絡的重要基礎結構。而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過於鬆散，也

沒有主動與其他區截位置有所接觸，其然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對於位置四的行動

者有依賴關係的存在，顯示在此一多重特質的網絡結構中，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

必定仍是掌握了相關的資源。

參、四個社會網絡的角色分析

本節依照上述分析多重網絡不同區截位置社會角色的方法，進一步的以上述

在多重網絡中的四個區截為分析單位，並將四個區截位置放置在四個社會網絡結

構中分別去檢視。本研究仍是先透過四個區截的成員名單來分群，並藉以算出不

同區截群體在四個網絡中的團體密度，並再與四個網絡的整體密度比較之後，將

四個區截位置的關係在四個網絡中重新定位，形成如表 6-10 的縮影矩陣，代表

了中醫支付委員會中四種不同社會關係的深層結構。本節的作法主要是要更細緻

的去探究在多重網絡的結構中所定位出來四個重要區截位置的行動者，在四個不

同的社會網絡中的結構性角色與關係是否有所不同，此一結果也可以上述分析結

果作一對照。

表 6-10、中醫支付委員會四社會網絡縮影矩陣 事務討論網絡 信任支持網絡 法規諮詢網絡 資源交換網絡

Certerion:.1168 Certerion:.1068 Certerion:.0926 Certerion:.0983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0 0 1 0 一 0 0 0 1 一 0 0 0 0 一 0 0 1 0

二 0 0 1 1 二 0 0 1 0 二 0 0 1 1 二 0 0 1 1

三 0 1 1 0 三 0 1 1 0 三 0 1 1 0 三 0 1 1 0

四 0 0 0 0 四 0 0 0 0 四 0 0 0 0 四 0 0 1 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如表 6-10 所示，在事務討論網絡之中，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仍然是很明顯

位居核心的位置，這些行動者屬於專業知能高、參與積極性強，且決策影響力也

高，並在中醫全聯會中位居要職的代表。從區截位置內部的互動來說，跟多重網

絡的結構一樣，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內部擁有較多的互動，可見區截位置三的行

動者在事務討論網絡當中是屬於互惠關係較為頻繁的互動模式，畢竟此一區截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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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行動者掌握專業的知能，或許也較有意願在總額的事務網絡中彼此交流。而

內部互動較為鬆散的區截位置仍是位置一、位置二、位置四，可見這些位置內的

行動者幾乎沒有什麼中醫總額事務上的資訊交換與討論關係。然從區截位置間的

關係檢視，也可以發現除了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之外，都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的事

務討論網絡中非常依賴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顯示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總額事

務討論網絡當中，具有受歡迎性高的關係類型，而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事務討

論的關係中也會主動的請教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顯示區截位置二在中醫總額事

務的討論上是不可被忽視的一群，兩者之間形成對稱的關係型態，但討論事務的

網絡無疑形成了以區截位置三為核心的單元結構。

若從信任支持網絡的結構觀之，仍然與事務討論網絡呈現了類似的結構，區

截位置三很明顯的仍是在信任支持關係獨占鼇頭，但相對來說，區截位置三的行

動者在信任支持網絡的資源集中性已經下降。以區截位置內部成員的互動，仍是

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在信任支持的關係中，能夠保持著密切的互動，顯見區截位

置三的行動者在這種基於私誼互動的關係網絡中互動較為頻繁，彼此間建立起穩

固的信任關係。而反觀區截位置一、二與四的行動者，在內部仍然無法建立起信

任支持的關係，這意謂了中醫支委會的信任關係非常具有集中化的效果，這些鬆

散的區截位置的行動者或許由於成員複雜，信任關係的建立較為不易。而就外部

的關係檢視，區截位置一與四的行動者，並沒有在信任支持的關係網絡中依賴區

截位置三的行動者，這點與事務討論網絡有很大的不同，顯示在信任支持的關係

網絡中，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的資源較為衰退。區截位置三在信任支持網絡中主

動與區截位置二建立關係，顯示兩者的關係是屬於相互信任的關係，這或許與大

部分成員都來自中醫全聯會有關。且在事務討論網絡中區截位置一有主動與區截

位置三的行動者建立關係，但在信任支持關係網絡中，反而與區截位置四的行動

者主動建立關係，顯示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與區截位置一行動者的互惠關係僅建

立在公務討論，而非私誼的基礎上。

在法規諮詢網絡中，區截位置的關係結構呈現了相差不大的分佈效果。從區

截位置內部成員的互動，很明顯的仍是僅有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內部成員的互動

較為頻繁，顯示在技術性、法規性質的討論關係中，仍舊是位置三的成員互動較

為積極，有比較多交換資訊的互動關係。而其他區截位置的成員，對於總額法規

相關事務較為漠不關心，或是因為個別行動者沒有法規諮詢的需求，因而沒有太

多的互動。然若從區截位置間的相互關係檢視，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仍然依賴區

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形成相互依賴的關係，這或許是由於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具備

高度的專業知能，且區截位置二的成員又多是中醫全聯會的成員，大多是屬於自

己人的互動關係。且就區截位置三所發送的關係來說，其主動與區截位置二的行

動者建立關係，顯示在法規諮詢的互動上，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有掌握重要的資

源管道。而細究區截位置二行動者的相關背景，發現除了中醫全聯會的成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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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有來自健保局的代表，健保局代表無疑在健保法規的相關規定上或許較為熟

稔，因而可以和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形成相互依賴的互動關係。有一個特殊的地

方是，區截位置一的行動者，在法規諮詢的網絡當中，組內與組間任何一種關係

都不存在，成為完全孤立的一個群體。

在資源交換網絡中，區截位置的關係結構相較於前仍呈現相似的風貌。從區

截位置內部成員的互動當中，可以看出仍是以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互動的密度較

高，關係較為頻繁，代表在資源的依賴與支持關係中，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內部

可以形成強連帶的互惠關係。而其他區截位置內部便相對鬆散，沒有太多的資源

交換關係。顯示在中醫支付委員會決議的時候，僅有區截位置三成員會動員內部

資源或交換資源以鞏固決策利益。然若從區截位置間的互動關係檢視，區截位置

三的行動者仍是資源的集中者，每一個區截位置都與區截位置三建立資源交換的

關係，顯示了區截位置三在決策過程中資源交換關係的重要地位，掌握了資源的

的集中性。且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在資源交換網絡中，與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形

成相互依賴的關係，顯示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掌握了相當的決策資源，或有影響

決策結果的能力。

從整體言之，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無論在任何的網絡關係，都扮演著資源集

中者的角色，雖然在信任支持網絡與法規諮詢網絡的影響力較低，但基於公務或

工具性的交換關係，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的受歡迎程度皆是居高不下，顯示了位

置三行動者在牙醫支付委員會公務關係與決策過程中的核心地位，也再一次驗證

前述中醫支委會的決策影響力是立基於公務性質互動的分析結果。而區截位置一

和四的行動者非但缺乏內部的互動，連外部的互動也幾乎乏善可陳，除了少部分

的關係依賴區截位置三之外，幾乎沒有行動者主動要與之連結。但有一個比較不

一樣的地方，是除了信任支持網絡此種基於私誼的關係的互動模式，其他三個網

絡關係中，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都主動與區截位置四的行動者有聯繫，顯示區截

位置四在中醫支委會的社會網絡中的公務關係有值得區截位置二的行動者依靠

之處。而從整體的關係檢視，在資源交換網絡中，權力結構較是完全集中在區截

位置三的行動者身上，顯示在投票決策的時候，無論是任何位置的行動者都必須

與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有密切的聯繫，等於是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可以完全壟斷

資源交換關係的互動。而整體來說，區截位置一與區截位置四在四個社會網絡中

的角色性格並不明顯，在這些網絡中都屬於較為邊陲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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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本章小結

從結構對等與區截模型的分析，我們可以初步將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社會

關係網絡的整體結構做一系統性的分析。前述論及，此一分析的目的不在於從行

動者間的關係去探索權力的結構，相對來說，而是從行動者在社會空間中的相對

位置，來定位每個行動者的角色與權力關係。因此，從結構對等分析所切割出來

的區截位置內部的行動者，彼此之間並不需要有任何強連帶的關係存在，只需要

在一個社會結構中具備著類似的關係形式，便可將其歸類在同一個區截位置。由

於社會網絡最基本的假定之一，便是具有結構對等位置的行動者，其因為具有相

似的關係模式，故在網絡中的角色可以相互的對換，也可以從具有相同位置來探

求該區截行動者的共同特質，基本上是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測量方式

來探索社會結構與行動者特質的關連性。基本上這樣的方法，可以透過結構性的

角度來分析一個社會網絡中關係的分佈的樣貌，究竟是呈現了階層化的模式，還

是對立的結構，或是分散化的形式。而很明顯的，從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

的分析中，其權力結構多是圍繞在核心區截位置的行動者的輪狀結構。

而社會網絡中針對多重的網絡結構分析技巧，更是一個充滿實際分析需求與

理論意涵的分析創意。試想在公共行政所關心的議題當中，那一個公共事務存在

的現象，不是鑲嵌在層層疊疊的網絡之中運作，無論是一個人的經濟行為，或是

一個人的政治或決策行為，基本上都不能脫離公誼的、私誼的，工具性的或情感

性多重的關係考量，因此決策的影響力，是在多重的關係結構中，琢磨不同的關

係形式與考量之後所展現的。大多我們從關係層次所探究的社會網絡分析，都是

針對單一的網絡關係結構，進行對個體或團體關係層次的分析。然如此一來，這

樣的關係模式缺少了與其他關係形式相互影響的連結，決策影響力的解釋也僅能

在單一的網絡結構中呈現。從前述的分析，我們透過 QAP 的相關性分析展現了

網絡彼此間的鑲嵌性質：無論在不同關係網絡的原始矩陣，或是派系重疊性程度

的關係矩陣，不同的社會網絡都具有程度不等的相關性。因此，在探求整體性的

權力結構分析中，同時將多種不同的社會關係整合成一個多重的網絡結構，藉以

分析行動者多重的關係形式，是有其必要性的分析方法，也可以協助我們從深層

結構的角度來解釋權力分佈的面貌。

以下表 6-11 整理上述針對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分析，從整體密度與網絡集

中性的分析比較當中，我們可以知道牙醫支委會四個網絡的整體結構特質是較為

密度小集中性高的結構，而中醫支委會則是密度高集中性小的結構。這樣的結構

反映出牙醫支付委員會總體來說行動者的關係較為不活絡，但核心團體由於集中

性較高的關係，其整體影響力會相對較大。而中醫支委會的關係相較於牙醫支委

會關係上活絡一些，但由於網絡的集中性較小，初步可以看出核心團體或許較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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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像牙醫支委會的影響力那麼大。而從多重網絡的特質來檢視兩者間的差異，牙

醫與中醫支委會在多重網絡的結構之中，都呈現了類似的權力分佈性質：也就是

以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為資源配置的核心角色，其他的區截位置以區截位置三為

核心呈現輪狀的擴散關係。這顯示了牙醫支委會中的健保局代表 A2，與牙醫全

聯會的代表 H4, H11, H12, H15, H16，以及中醫支委會中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1, F5, F7, F10, F18 位居兩個委員會多重網絡的關鍵位置，而這些行動者的內部互動頻

率也很高，所有的互動關係都以這些行動者為核心所開展。此一分析結果用以對

照前述針對個人與團體關係層次的分析結果，發現具有決策影響力的行動者相去

不遠，重疊性很高，顯示多重網絡的關係結構確實與行動者決策影響力的大小有

關連性，再一次證明作者在文獻檢閱中所探討的概念：決策行為是由社會結構所

定位。

表 6-11、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社會結構分析比較表 指標 分析類別 牙醫支付委員會 中醫支付委員會

網絡密度 集中化 網絡密度 集中化

社會網絡

密度指標 事務討論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8.37% 6.90% 6.65% 6.90%

20.42% 15.91% 12.62% 13.34%

11.68% 10.68% 9.26% 9.83%

14.41% 14.59% 17.81% 13.69%

多重網絡

特質

位置與角

色分析 區分為四組，其中區截位置三的

行動者位居 MDS 分佈圖核心 區截位置一內部凝聚力高，擴張

性高，與位置三相互依賴 區截位置二內部互動低，但與區

截位置三相互依賴 區截位置四內部互動差，與其他

區截位置關係少，較孤立

區分為四組：其中區截位置三的

行動者位居 MDS 分佈圖核心 區截位置二內部凝聚力低，但與

區截位置三形成相互依賴關係 區截位置一內部外部的關係數

都是 0，呈現孤立狀態 區截位置四內部互動低，但區截

位置二在多重網絡中依賴位置

四

核心位置 健保局：A2 牙醫全聯會：H4, H11, H12, H15, H16

中醫全聯會： F1, F5, F7, F10, F18

四社會網

絡角色分

析

事務討論 區截三接收關係數 4 區截三接收關係數 3

信任支持 區截三接收關係數 4 區截三接收關係數 2

法規諮詢 區截三接收關係數 4 區截三接收關係數 2

資源交換 區截三接收關係數 4 區截三接收關係數 4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若進一步探究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中，四個區截位置行動者在四個社會網

絡中的角色關係，很明顯的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當中，都是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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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具內部凝聚力與外部關係的互動模式。然而稍有不同的是，牙醫支委會的區截

位置三，在四個社會網絡中關係的接收數都是四，顯示了在牙醫支委會當中，無

論是公務或私誼關係，其他區截位置的行動者都非常依賴區截位置三，並與其產

生密切的互動關係，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無疑是最具有影響力的行動者。而反觀

中醫支委會的結構，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僅有在資源交換關係所接受的關係數是

四，而在信任支持網絡與法規諮詢網絡的關係數是二，顯示了在中醫支委會當

中，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僅有在資源交換網絡當中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其他區截

位置的行動者在信任關係與法規諮詢關係中對區截位置三的依賴則相對較低，也

顯示了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當中，基於資源交換與事務討論工具性關係的互動較為

頻繁，私誼關係的互動反而並未很頻繁的存在於區截位置內部與外部的互動。若

要一句話解釋兩者的社會結構關係，牙醫支委會的區截位置三的核心性是呈現的

公務與私誼關係的雙重影響，中醫支委會則比較傾向於資源交換與事務討論的公

務性質。

綜合上述，我們已經可以完全回答研究問題中第一類大題的所有小題，也驗

證了第二大題的前兩個研究問題，無論是從個人、兩人、團體間的關係層次，或

是從多重網絡關係的社會結構分析，我們都可以歸納出類似的權力結構。透過

QAP 的相關與迴歸分析，我們也明確的知道牙醫支委會與中醫支委會行動者決

策的影響力程度，確實與行動者本身在社會網絡中的關係與角色與位置有極大的

關連性。因此我們可以說，無論從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資料分析，我們都可

以看出兩個部門決策的影響力機制，確實是鑲嵌在委員間穩定化互動關係所構築

的社會結構當中，這回應了本研究的主標題：決策的社會鑲嵌性及其影響。但就

一個公共行政的研究者而言，所關心的問題並不僅止於誰的影響力大，行動者影

響力的社會機制是什麼？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可以從社會鑲嵌性的思考邏輯為

出發點，來解析決策產出的良窳或組織運作的績效？也就是從過去理性決策的觀

點中，考量非理性因素的交互作用。從過去公共行政理論的發展，我們都很清楚

的明白非正式組織的存在，會對組織的運作績效造成深刻的影響，決策網絡中次

級系統的運作，往往決定了政策產出的品質良窳。以下的分析，要回到公共行政

研究所關心的核心問題，加入前述社會網絡的分析變項，找出決策產出良窳的影

響因素，並進而驗證個人在社會網絡的關係模式，是否對決策產出的良窳程度所

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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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具有決策管理意涵的影響因素分析

任何的決策的產出基本上都是集體行動的結果。基於行動者間無法在一個政

策的場域中遂行己意，必須依賴其他行動者的資源與妥協，才能形成有效決策產

出的思考邏輯，政策網絡理論提出一個最基本的命題：行動者間的利益、策略與

權力關係所構築政策網絡的結構，會影響政策的產出結果，或者造成政策及制度

的變遷或不變遷。基於偏向結構主義式的思考邏輯，政策網絡的結構影響政策的

產出結果是一個非常合理的推論。也因此過去很多學者透過質化研究的方式，將

政策網絡當作是一種同心圓式的權力地圖（Marsh and Rhodes, 1992），並將所有

的行動者間的關係模式與政策網絡的結構在同心圓上標示出來，並以行動者在圓

心與圓周的相對位置來說明核心與邊陲的關係。這些政策網絡質化性質的研究雖

然累積了不少經驗研究的成果，但對於如何確實的測量權力的互動與決策產出間

的關連性，一直在方法論與解釋力上遭致非常嚴厲的批評，認為政策網絡的分析

充其量不過是個對現實狀況恰如其份的「喻象」（Dowding, 1995; 2001; Pappi and Henning, 1998; 王光旭，2005）。據此，公共行政學界至今對於決策過程中的權

力路徑該如何測量，以及決策產出的影響力機制與其相關因素為何？基本上仍是

處於各說各話的局面，在實務上自然也沒有太多的幫助。本研究應用社會網絡分

析工具，從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資料當中，已經以較為系統化的方式，從個

人、團體的關係層次與整體結構的位置與角色分析層次，對兩委員會中決策權力

的路徑，與行動者的決策行為進行全面性的分析。據此，我們都已經知道兩個委

員會成員的社會網絡關係，非但會對每個行動者在委員會中決策影響力的大小產

生影響，也會對決策者間決策意見是否具有一致性產生影響。

我們已知行動者決策的影響力以及決策的行為，是受到所處的社會關係結構

所定位，但此一委員會的決策產出是否也受到委員間關係結構的影響呢？或是委

員間彼此的社會網絡關係結構委員會是否會影響整體的運作績效？讓委員會的

開會運作更為順暢或更為窒礙？也是研究政策產出與組織績效無可迴避的問題

之一。公共行政的研究，除了理論上的分析與解釋外，更需要具備實務上能夠應

用的意涵。換言之，理論發展的主要目的在於對於真實世界系統性的簡化與解

釋，也就是該理論能夠提供有效的資訊與引導，清楚認定社會問題，提出正確解

決方案，減少社會運作成本，提供實務上的貢獻。任何理論的堆積與發展，如果

無法提供相關問題的釐清與引導，又沒有經驗上的檢證與討論，也沒有實務上應

用的可行性，那就僅僅是文字與概念上的堆砌，對現實世界的運作沒有太多的幫

助。同樣的，經驗的研究也可以從與理論的對話中印證理論的有效性，更科學化

而言，更有可能修正或否證原本的理論觀點，提供更具解釋力的模型來理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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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本研究當然並非有否證社會網絡鑲嵌性理論的企圖，而是在此做一個更應用

性的思考，究竟我們理解委員會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能夠對支付委員會的運作

與決策的績效，有什麼樣實務管理上的意涵。據此，本章企圖分別利用委員出席

率的高低與委員對於支付委員會決策效能的觀感為依變項，來討論委員間社會網

絡結構是否對委員會的運作與績效有影響力，以更進一步去討論社會網絡的分析

在實務應用上，協助支付委員會進行更好的決策運作的可能性。第一、本研究將

以牙醫和中醫委員的出席網絡為依變項，針對社會網絡的變項是否能影響委員的

出席進行分析。由於支付委員會是總額支付制度在執行階段公私部門間一個重要

溝通協商平台，溝通協商的良窳自然對委員會的運作與決策的產出造成影響，而

溝通與協商的效果則有賴於委員積極的出席，若出席並不踴躍，自然此一溝通平

台的意義就有如虛設，也達不到管理上的政策目的。就作者檢視牙醫與中醫支委

會委員在 2007-2008 年間的出席狀況，也發現確實委員間有很多缺席或請他人代

為出席的狀況，對委員會的運作自然有不好的影響，然究竟社會網絡的因素是否

會影響出席意願呢？雖然委員的出席意願不是一個集體產出的決策結果，然本研

究認為研究出席率高低的影響因素，將有助於運作管理上的意涵。37

第二、在公共行政或政策的研究中，很多時候無法直接找到適當的客觀數

據，去評量組織績效或決策績效，因此通常一種替代的方式，就是利用問卷配合

理論的架構，對該組織或政策場域中的利害關係人進行觀感的研究，透過評估該

組織或決策在大部分利害關係人的感受是否是運作良好，是否對於組織績效或政

策的產出具有滿意度或認同感，來間接驗證組織或決策的績效是否良好。本研究

將利用陳敦源（2008）健保局委託研究案的問卷資料，對牙醫與中醫的委員對於

支委會協力機制運作良窳觀感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由於在該報告中，陳敦源

（2008）已經透過四個總額支委會的資料，驗證了委員對於健保局管理績效與自

主管理機制的運作績效愈正面，對於支付委員會此一協力機制運作績效的觀感也

會愈正面。本研究依據本研究的目的先進行對變數上合理的調整，繼之控制上述

變項，並加入社會網絡變項及決策行為、決策影響力變項進行分析，再一次檢視

是否會改變原有的預測，並進一步檢視社會網絡的相關變項，是否會影響委員對

於支付委員會運作良窳的觀感。

以下，作者先分別針對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出席網絡影響因素進行分析，繼

之再將牙醫與中醫委員社會網絡結構與決策行為的數據轉換成集中性指數，與陳

37 若就決策績效意涵的直接連結性，委員在會議過程中的積極性或許會比出席率更為直接，但經過作者探詢健保局之後，健保局並沒有製作相關的會議實錄，因此沒有委員開會發言頻率的資料，故改以出席率代替。而另一個與決策產出有關的變數，或許可以用兩個總額各分區的年度平均點值或申訴案件來代替，但由於點值的好壞牽涉到的制度與環境層面太廣，這包括了醫療資源的配置，執業醫生的行為，健保局的管制能力，其他單位的配合能力，國家的財政能力等等，並不是僅有支付委員會的委員可以影響，故在此也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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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源（2008）的資料一同進行對委員對於支委會運作良窳觀感的分析，最後在第

三節提出結論。

第一節 支付委員會出席網絡的影響因素分析

由於支付委員會的功能在於提供公、私部門的行動者有一穩定的平台進行協

調與討論，藉以穩定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確保不同部門的總額點值的運作都能

使公私部門雙方互蒙其利。據此，委員的出席狀況對於支付委員會此一公私協力

平台的運作績效，有其顯著的意涵，然影響委員出席會議的因素究竟為何？是否

與委員間彼此構築的社會網絡關係有顯著的關連性？社會網絡的分析立基於行

動者的行為是鑲嵌在既有的社會結構當中，無論在牙醫或中醫支委會的資料都已

獲得驗證，在此無須再做贅述。因此，就委員的出席意願，或出席會議的行為，

也是鑲嵌在支付委員會此一決策社會關係結構的行為，委員間社會網絡的關係自

然也可被視為是影響出席意願的因素。實際上，就牙醫與中醫支委會支付委員會

的出席資料顯示，有許多的委員不是經常請假，就是請他人代為出席，分析影響

委員出席的因素自然有其實務管理上的重要性。

根據社會網絡對決策產出的分析架構 3-3 與前述章節分析的鋪陳，委員四個

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與派系重疊性程度的關係結構，都對委員的決策行為與決

策的影響力有程度不等的影響，故本研究在此也將這兩筆資料納入分析，探究四

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以及委員參與派系的重疊性，是否會影響出席率的高

低，這部分 自變項的資料來源是原始的四個社會網絡矩陣與四個派系重疊程度的

矩陣。此外，由於在分析架構中，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會影響決策的行為與決策

的影響力，進而影響到決策的產出，故本研究也將委員在政策網絡中的影響力關

係矩陣、專業性關係矩陣、會議積極性關係矩陣，以及委員的決策一致性關係矩

陣作為分析委員決策特質與行為的變項，納入上述模型進行分析，以切實從整體

的角度來思考委員出席率的影響因素。以下，則根據上述推論邏輯提出三個研究

假設，並進而使用 QAP 迴歸分析驗證下列假設：

假設 1：委員在四個社會網絡與他人的互動關係結構，會顯著影響其出席意願。 假設 2：委員在四個網絡的小團體參與的重疊性程度，會顯著影響其出席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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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委員的個人決策行為特質，會顯著影響其出席意願。

作者使用委員出席率的資料來源與方法，是將牙醫與中醫支委會委員從

2007 年開始上任以來，到 2008 年換屆前所有開會的出缺席紀錄當作基本的分析

資料，其中牙醫支委會的資料是從 96 年的第 33 次會議記錄到 97 年的第 2 次會

議記錄，中間共歷經七次的會議，故每個委員出席會議次數最高為 7，最低為 0；而中醫支付委員會的部分，則是從第 29 次會議記錄到第 33 次會議記錄，中間總

共歷經六次的會議，故每個委員出席會議次數最高是 6，最低是 0。過錄資料的

方法，則是利用 UCINET 將委員出席會議的出缺席資料過錄成一個 two-mode 的

afflication 矩陣，其中只有出席的委員給予數值 1 的權重，而請假和請他人代理

的委員，都給予數值 0 的權重。代理的部分之所以給予 0 的權重數值，主要是因

為若是請他人代理，自然不是委員本人處在這個支委會決策網絡的互動結構，也

不是這個委員受到該社會關係結構的影響。由於本研究的對象都是正式的委員，

所要探究的也是委員的社會網絡關係與出席率的影響，故只要是委員使用代理者

而非本人出席，自然就不會與他人有密切的互動並進而形塑穩定的互動機制，在

資料過錄上就以沒有出席來計算。最後，兩個部門的會議出席 two-mode 資料再

經過轉換的程序，變成一個委員出席的 one-mode 矩陣作為依變項，並將自依變

項逐步依照假設以 QAP 的迴歸模型進行分析。

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委員出席網絡影響因素分析結果，可羅列如表 7-1 所

示：在牙醫支付委員會的部分，以模型一的分析結果來看，若單獨僅考量委員間

的社會網絡的關係對出席網絡的影響，在 90%的信心水準下，事務討論網絡（β

=.200）、信任支持網絡（β=-.090）與資源交換網絡（β=.218）有達到統計上的

顯著性。雖然整體的解釋變異能力不大（A. R-Square=.100），根據顯著變項所反

映出的訊息，可知委員們在事務討論網絡與資源交換網絡與他人的互動關係，對

於委員的出席會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而在信任支持網絡與他人的互動關係關

係，則對委員的出席率會有負面且顯著的影響。換言之，在牙醫支委會中委員間

公務上的互動關係會對委員的出席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而私誼性的關係往往會

對委員的出席造成負面的效應。若從模型二檢視，在僅考量委員參與四個網絡的

派系重疊程度與開會的出席網絡，在 90%的信心水準下，會有討論事務的派系重

疊網絡（β=.160）與資源交換的派系重疊網絡（β=.333）達到顯著水準，尤其

是資源交換的派系重疊性對委員出席的影響較大，顯示在資源交換關係中愈具互

惠基礎的行動關係，對於出席也會有正面且顯著的影響。而模式三僅考慮委員個

人的決策行為特質與個人特質對出席率的影響，發現在 90%的信心水準下，個人

決策的影響力（β=.083），個人與他人決策的一致性（β=.148）與個人的專業

知能（β=.130），都對委員會的出席意願有顯著且正面的影響。在模型四納入所

有的變項進行分析，可發現在 90%的信心水準之下，三個假設都有部分的變項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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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委員間的事務討論關係（β=.076）、資源交換的派系重疊

網絡（β=.297），與個人專業知能（β=.90），會對委員的出席率造成正面且顯

著的影響，而委員間的信任支持關係則和模式一一樣呈現顯著的關係（β

=-.081），會對委員的出席狀況造成負面且顯著的影響，顯示牙醫支委會委員間

的私誼關係會降低出席意願。

表 7-1、各變項對委員出席網絡之 QAP 迴歸模型

構面 分析變數 牙醫支委會 中醫支委會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調整後的 R-Square .100 .163 .083 .165 .042 .091 .065 .114

原始關

係網絡 事務討論 .200*** .076* -.004 .046

信任支持 -.090* -.081* -.054 -.174**

法規諮詢 .032 -.015 .054 -.024

資源交換 .218*** .017 .218*** .090*

派系重

疊性網

絡

事務討論 .160* .123 -.161 -.179

信任支持 -.104 .-.087 .045 .113

法規諮詢 .082 .054 .065 .051

資源交換 .333*** .297*** .334*** .251**

個人決

策行為

與特質

決策影響 .083** .016 .220*** .159**

決策一致 .148*** .258 -.008 -.012

專業知能 .130*** .090** -.031 -.039

與會積極 -.006 -.013 .096** .093**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 P<.1; **, P<.05; ***, P<.01）

在中醫支委會的部分，從模式一僅考慮委員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對出席網絡

的影響的分析結果，可以發現在 90%的信心水準下，僅有資源交換網絡此一變項

達到顯著水準（β=.218），顯示若在資源交換的互動上與他人的關係愈頻繁，則

出席率就會愈高的解釋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意涵。而從模式二檢視中醫委員會成員

參與小團體的重疊程度對其出席率的影響，可以發現在 90%的信心水準下，仍然

資源交換網絡的派系重疊性達到顯著水準（β=.334）。據此，在資源交換網絡中

與他人的互惠性關係愈多，參與愈多的小團體，則委員出席的意願會比較高。從

以上可以顯示，中醫支委會中若要提高委員的出席意願，提供愈多互惠資源交換

的機會或許是一個可以嘗試的策略。若從模式三檢視委員的個人決策特質與決策

行為對出席意願的假設，可以發現在 90%的信心水準下，委員本身決策影響力的

大小（β=.220）與在會議中的積極性（β=.096）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標準，顯示

委員本身決策的影響力與在會議中的積極態度，會對委員本身的出席狀況造成正

面且顯著的影響。在模型四納入所有的變項進行分析，可發現在 90%的信心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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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三個假設的變項都有部分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委員間所構築的的資源

交換關係（β=.090）、資源交換的派系重疊網絡（β=.251），與個人的決策影響

力（β=.220），及在會議中態度的積極性（β=.093）會對委員的出席網絡造成

正面且顯著的影響，而委員間的信任支持關係則和模式一一樣呈現顯著的關係

（β=-.174），會對委員的出席網絡造成負面且顯著的影響，顯示如牙醫支委會

一樣，中醫支委會委員間的私誼關係會降低出席意願。

總的來說，無論是在牙醫支委會或是中醫支委會，三個對出席網絡造成影響

因素的假設均達到了部分的顯著。如下表 7-2 所示，若比較兩部門委員間的社會

網絡互動關係對委員出席網絡的影響，可以發現在兩個支委會當中，資源交換的

網絡關係均達到顯著且正面的信心水準。前述論及，支付委員會的目的在於提供

公私部門間在執行總額過程時一個溝通討論交流的平台，而委員之所以參與支付

委員會，從自利的動機來說也是為了自己執業的區域點值能夠高一些，增加自己

的收入。因此在會議上，積極的委員通常都帶有某種程度的目的性，若會議中的

交流確實能達成委員間資源交換的目的，例如在議案的討論上更加相互支持或妥

協，或促進構築能夠資源互惠的網絡關係，自然會增加委員出席的意願。此外，

在牙醫支付委員會的部分，事務討論的關係也會正面影響出席網絡，顯示在牙醫

支付委員會中，在總額事務的意見與交流與他人愈頻繁的行動者，出席會議的意

願則愈高。而牙醫支委會中，委員間基於私誼性質的信任支持關係，會對委員的

出席意願造成負面的影響，顯示私誼互動較為密切的委員較容易集體缺席，反而

是沒有信任關係的委員出席率會較高。就委員個人的決策行為特質來說，在牙醫

委員會的部分，只有與會的積極性沒有達到顯著，其他的變數都達到顯著水準，

顯示在牙醫委員會中決策影響力愈大、決策意見與他人愈具有一致性、且愈具有

專業知能的行動者的出席會議意願較高。反觀中醫支付委員會的部分，則是委員

若在決策網絡中愈具有影響力，以及在開會的時候欲積極的代表，對於出席的意

願較高。比較牙醫與中醫兩者，委員的決策影響力網絡都是一個顯著且正面的變

項，顯示了在兩個支委會中若委員的決策影響力大，決策效能感較強，出席參與

會議的意願也高。而若從不顯著的網絡變項看來，可發現在兩個委員會中，信任

支持網絡與法規諮詢相較於其他的社會網絡關係，在統計上不會對出席網絡有任

何的顯著的影響。而具有顯著影響的事務討論網絡與資源交換網絡，也顯示了對

於兩個委員會出席狀況的影響因素，是比較偏向於功利性的關係往來。也就是

說，說穿了還是要讓委員感受到實質的利益，才會有助於出席狀況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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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假設驗證結果表 假設 構面 分析變數 牙醫支委會 中醫支委會

一

原始關係網絡 事務討論 ＋

信任支持 －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 ＋

二

派系重疊性網絡 事務討論 ＋

信任支持

法規諮詢

資源交換 ＋ ＋

三

個人決策行為與

特質 決策影響 ＋ ＋

決策一致 ＋

專業知能 ＋

與會積極 ＋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從以上的分析結果中，我們大致上可以歸納出無論是牙醫或是中醫的支付委

員會，在資源交換網絡中關係與他們愈緊密的行動者，以及在該網絡中參與的小

團體愈多，且本身愈具有決策影響力的委員，是出席狀況較好的委員。其中牙醫

支委會的委員有代表牙醫全聯會的代表 H11, H16 與健保局的 A2，而中醫的部分

仍是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H1, H5 與 H7，這些行動者在前述分析中，也確實是互動

最為密切的人。若從如何增加委員的出席意願觀之，讓支付委員會的運作功能更

具實質上決策的意義，讓委員在會議上對彼此間支持的議案與立場有更多的交流

與妥協的關係，並增加委員與會的決策效能感，開放更多的決策權限給委員，會

對出席意願的增加有正面的效果。

第二節 委員支委會決策產出績效的影響因素分析

總額支付委員會是站在執行總額預算制度第一線的公私協力單位，也是執行

的環節中健保局與醫事團體最重要的溝通平台，因此對於其運作的效能，也是在

衡量總額支付制度運作上一個不可獲缺的環節。事實上，在公共行政的理論中關

注公私協力機制的運作效能，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現今許多公共事務的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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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執行，透過跨部門或跨層級的協力性組織來運作，因此對於協力組織績效評估

的需求也日益增高。而對於公私協力機制運作的檢驗，在國外的相關研究已累積

了不少的研究成果（Meier and O’Tool, 2001; Barr, 2007），但在台灣，相關的研究

還付之闕如，需要更進一步的努力。前述論及，在公共行政的研究當中，由於實

務的需求與資料的限制，往往無法很直接的尋找到客觀的資料供以分析，因而透

過問卷設計的調查方式，配合理論的構面，從受訪者對於組織運作或決策產出的

觀感，來解釋運作的成效良窳。在陳敦源與王千文（2008）的分析中，從評估委

員對於總額支付執行委員會運作的三個制度環節，來討論四個總額支委會的委員

對於支付委員會運作績效的觀感。在問卷設計的部分，其包含了測量委員對於現

今健保局在推動總額執行的運作架構的良窳，以及醫事團體內部自主管理運作的

良窳，還有委員對總額支付委員會現今運作良窳的評估。分析的結果則發現健保

局與醫事團體內部運作良窳均對公私協力的成效有顯著的關連性。

前述論及，一個在分析上連結方法論宏觀與微觀基礎的作法，首先要考量到

制度脈絡與網絡關係結構的特質，並進而思考這些結構性的特質，對決策者的在

政策場域中的認知態度，相關的決策行為，決策影響力，以及決策的產出結果所

造成的影響，所以對於決策產出的影響因素，包括了制度層次、網絡層次與個人

行為層次。雖然大部分的政策產出，皆由國家與相關的政策利害關係人，在動態

的政治過程中，不斷排除與吸納相關利益而產生。公共政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

個在社會政治結構與法律限制下的活動，無論是牙醫或中醫總額支付制度治理機

制的形成與運作，可說是國家透過制度的操弄與強制執行，或也可說是牙醫與中

醫等兩部門的醫療團體主動或被動的配合，非但為牙醫與中醫的醫療市場提供了

總額預算的環境限制與機會，也協助醫事團體內部形塑了醫療市場的自我治理機

制。此外，總額支付制度的內涵，也進一步限定了醫事團體在從事醫療行為時的

行動範圍與決策參與的機會，主導了整個遊戲參與及進行的規則。

再者，委員們為了決策的產出能有益於自身的利益，會不斷的在政治制訂與

溝通協調的過程中，與其他行動者建立社會溝通與資源交換的關係，也因此形塑

了各種關係形式與內涵交織而成的網絡互動關係。據此，決策過程是鑲嵌在行動

者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之中，社會網絡是決策產出過程中的中介機制，但在陳

敦源與王千文（2008）的分析架構中，卻缺乏了委員間社會關係網絡的變項作為

解釋的基礎。本研究綜合 Laumann 與 Knoke（1987）在《組織國》（The Organizational State, 1987）一書，以及組織行為學者 Krackhardt（1992）在測量

組織內權力關係所使用的方法，透過上述分析四個社會網絡的受歡迎集中性的指

數與委員派系的重疊性指數納入分析的考量。其中集中性的測量主要在於瞭解行

動者在社會網絡中受歡迎的程度，愈受歡迎的行動者，自然對決策的影響力就愈

大，便愈能影響到決策的產出。而四個網絡的派系重疊性程度指標，主要是基於

非正式組織會影響組織運作績效的思考邏輯而納入的。在過去組織行為學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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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ckhardt（1992）的研究中，認為組織內小團體的參與會對整體運作的績效造

成影響，故本研究將派系的重疊性納入分析。此外，個人的背景與決策行為的特

質，都會與上述的變項累積出影響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產出良窳的效果，這也是

這些政策的菁英透過多重的路徑，非但影響了自身的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也

影響了集體決策產出的結果。

本研究透過文獻檢閱與理論的耙梳，認為制度的環境、行動者間社會網絡的

互動關係，以及個人決策行為與特質，會對決策產出的結果造成影響，因而歸納

出模型如下：

制度環境運作

健保局運作機制

自主管理運作機制

社會網絡與派系重疊性 集體決策成效

事務討論網絡 決策績效

信任支持網絡

法規諮詢網絡 協作績效

資源交換網絡

個人決策能力與特質

決策專業知能

決策參與積極性

決策影響力

決策一致性

基本資料

圖 7-1、初步支付委員會決策產出影響因素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上述的模型在自變項的制度環境運作觀感、基本資料，與依變項的集體決策

成效觀感，主要是來自於陳敦源（2008）在委託研究案中的相關題組，相關題目

的設計與資料蒐集的方式，請詳閱本論文第三章及原報告。而社會網絡部分的資

料則來自於前述章節分析的網絡矩陣資料，藉以探究委員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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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是否會顯著影響委員對於總額支付委員會的運作成效的觀感。而由於社會網

絡部分的題組由於是二元矩陣的資料，在進入一般統計迴歸的分析之前必須先轉

換成集中性指數才能分析。前述論及，行動者間不同的關係網絡往往呈現了多重

重疊的特質，因為社會網絡對於決策行為的影響並非是單獨割裂的，而是多重的

網絡結構的相互影響，因此行動者不同的社會關係網絡間都具有相似的行動模

式，會造成不同網絡資料的高度相關性，容易違反在多元迴歸式的自變項之間不

能有共線性的假定，故本研究將先轉換四個社會網絡與四個派系參與重疊性網絡

的數據，以及委員的決策行為與特質的數據，再進一步檢查其數值的分佈、相關

係數與放入迴歸式共線性，並進行必要的篩選，以免影響估計的準確性。

以下則先說明在制度運作環境變項與集體決策成效變項的資料來源與處理

方式，再進一步根據資料的分佈、相關係數的高低與共線性的高低，來刪減在理

論解釋上較不重要的變項，並提出相關的待驗假設以供檢證。

壹、資料來源與處理方式

一、制度環境運作變項

本研究認為其制度環境除了廣義的全民健康保險法所限定的制度範圍之

外，更直接的是在總額支付制度執行機制的運作中，所形成的制度性關係。本研

究引用陳敦源（2008）於《全民健保總額制度執行架構之評估》報告中，用以評

估健保總額支付制度協力決策機制的研究架構，以及其所使用的分析構面與問卷

題目來當作測量的面向與變項。如前所述，就總額執行的運作面向而言，在總額

預算制度的系統下，是透過健保局及其內部的府際關係，以及健保局和總額部門

的醫事團體所籌組的總額支付委員會，以及總額受託單位所籌組的總額執行委員

會三方形成共同治理的運作機制（請參照圖 3-1）。總額支付委員會的運作，需要

依靠健保局完善管制力量的發揮，以及醫事團體內部的自主管理機制的有效運

作，才能發揮決策的效率與效能。因此，在陳敦源（2008）的原分析架構中，健

保局內部府際關係的運作以及醫事團體的專業自治與同儕制約的成效，被視為是

制度環境中一個重要的測量對象。

本研究將有關該報告中測量健保局的運作與醫事團體自主管理機制運作的

的題目，視為是影響決策良窳觀感制度環境的變項，並採用了問卷設計架構中的

結構架構、人力資源架構與政治架構等三個分析構面與相關的題組，作為本研究

進行後續分析的基礎。原問卷中所有的題組都是順序尺度的題型，本研究進一步

將相關的所有題組依據原設計構面進行信度分析，以測量每個題目測量意涵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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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致性，結果呈現如表 7-3 所示，由於原題組政治架構的 Cronbach α（.225）過低，概念的測量或問卷的回答具有不一致性，故本研究捨去不用，僅留下管制

協調與溝通參與兩個分析構面，而原本在管制協調構面的兩個題目（vb1, vc2）在原構面中會降低整體該構面的 Cronbach α，故本研究將其捨去。

表 7-3、制度環境測量測量變項 構面 制度 題目 信度

管制 協調

健保局

Vb2 健保局對於健保分局在相關法規的執行上一視同仁

.835 Vb3 健保局對於健保分局所進行的點值監控，有利於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

Vb4 健保局與健保分局間具有暢通的溝通管道

Vb5 各健保局分局間有暢通的溝通管道

執委會

Vc1 全聯會對於破壞點值維持的醫療院所有完備的處罰機制

.796 Vc3 全聯會鼓勵地方分會督促轄區內醫療院所相互監督以維持應有的點值

Vc4 全聯會與地方分會之間具有暢通的溝通管道

Vc5 各地方分會之間有暢通的溝通管道

溝通 參與

健保局

Vb6 健保局會提供各區分局官員有關總額支付制度執行的相關訓練課程

.863 Vb7 健保局內不論層級高低皆可獲得總額執行的相關財務和成果評估資訊

Vb8 健保局對於總額執行決策過程中，會提供健保分局意見參與之管道

Vb9 當健保分局間發生立場歧異時，健保局所進行的協調是具有成效的

執委會

Vc6 為因應總額支付制度施行，全聯會提供有關總額支付制度執行的訓練

.831 Vc7 全聯會對於與會員有關的相關決議，有善盡告知的義務

Vc8 對於全聯會會務的決策，全聯會內部有提供成員意見發表的管道

Vc9 在總額支付執行下，地方分會間若發生衝突，全聯會的協商是有效的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二、集體決策成效變項

這部分的題組，主要是透過測量委員對於現今總額支付委員會此一機制運作

是否有助於總額與點值的控制，讓公、私部門之間都能透過支付委員會此一機制

來共謀其利。在原題組設計中，為了評估委員對於支付委員會的運作是否有達到

應有功能，一共計設計了三個相關構面：其中一是組織的協力運作結構，主要的

目的在於測量支付委員會目前的組成是否恰當，會議的進行是否順暢合理，是否

有助於總額的管控；第二、此部分的題組在於測量決策產出的良窳，在於分析委

員們是否同意目前支付委員會委員間的決策與溝通，在資源配置與總額點值管控

上具有良好的管控效果；第三是有關於公私協力活動的測量，主要的目的在於檢

驗委員們是否認為現今支付委員會在開會討論的時候，公私部門的委員間彼此是

否能開誠布公的溝通討論，是否有助於良好的分工，是否能夠明確的規範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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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與義務。其中第一個分析構面的題目尺度與相關的問題並不符合本研究的測

量的目的，故將之省略，僅內入第二與第三個分析構面的題目。

本研究繼之將上述的題組透過因素分析淬取出相關的因素，淬取的方法則是

透過主成分分析與直交轉軸法（varimax），得出的結果如表 7-4 所示：首先、此

一因素分析的 KMO 數值（.721）高於判定可接受的標準 0.6，表示因素分析的結

果可以被接受；再者，透過直交轉軸的淬取方法，一共淬取出四個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其中因素一的特徵值有 5.886，可以解釋的變異量高達 42.039%，而因

素二的特徵值為 1.880，可解釋的變異量為 13.429%，此兩者的信度檢定分別高

達 0.847 與 0.846，大於信度 Cronbach α必須高於 0.7 的可接受門檻。而且這兩

個因素內所有題目的因素負荷量皆大於 0.5 以上，可見此兩個因素的所有題目具

有可靠的信度與校度。反觀因素三與因素四，雖然因素的特徵值都大於 1，符合

因素淬取的基本標準，因素內每個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也都達到 0.5 以上，但一方

面兩個因素的信度分析顯然沒有達到信度 Cronbach α的最低標準，顯示分別用

兩個題目來組成一個因素的解釋能力並不穩定；再者，從相關題組的組合中，我

們也較難去發現與本研究探討主題之間的連結，故將其捨去不用。

表 7-4、集體決策產出成效觀感測量變項 因素 題目 特徵值 因素負荷量 信度

決策 績效

Va9 總額制度的運作的成效有賴於支委會的運作順暢

5.886

.797

.847

Vd6 支委會具有良好資源配置的決策權力 .787

Va10 支委會的委員確實能對各區的預算充分盡到管理的責任 .716

Vd8 支委會點值的監測的業務有助於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 .706

Vd7 支委會委員具備實質議案提案的決策制定權力 .616

協作 績效

Vd4 醫事團體的權利與負擔的義務相符

1.880

.888

.846

Vd10 在支委會運作下，公、私部門間的責任與義務非常明確 .759

Vd12 健保局與醫事團體在總額執行中的互動是平等的 .645

Vd13 健保局尊重醫事團體委託的專業審查結果 .617

Vd9 在支委會的運作下，公私部門對於彼此的角色有共識 .590

不採用 Vd15 支委會開會時，醫事團體不會對健保局隱藏資訊

1.385 .780

.525 Vd5 健保局在總額執行事務上應開放更多的權力給醫事團體 .714

不採用 Vd11 若對醫事團體授權愈多，醫事團體愈應為總額成敗負責

1.189 -.672

.417 Vd14 支委會開會時，健保局不會對醫事團體隱藏資訊 .606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據此，本研究將只使用因素一與因素二作為依變項投入模型的分析。總的來

說，兩個因素內的題組，大多在檢驗委員對於支委會運作績效的觀感，其中因素

一的題組較為著重在測量支付委員會決策權力運用的良窳，支付委員會的決策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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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否能有效掌控點值的變化，以及對於整體總額支付制度與預算的控制是否有

正面的影響，雖然支委會在制度設計上是沒有決策權的協調性組織，但彼此間議

事溝通討論的過程，仍屬於一種決策的行為。很明顯此一因素的題組焦點是放置

在支付委員會的決策與監督功能對於整體總額支付制度是否有正面的影響，故將

因素一命名為決策績效。而第二個因素的題組共有五題，主要在於測量在支付委

員會此一平台中，是否對於公、私部門之間在總額執行上的角色與責任，有更進

一步的釐清與幫助。換言之，該題組主要在檢測在支付委員會此一公私協力的決

策平台，是否可以有效促進雙方的溝通與角色上的共識，互相尊重彼此的角色與

運作，讓支付委員會的運作更具有回應性。由於此一因素牽涉到委員會運作與公

私部門間的責任與角色的協調性，故本研究將因素二命名為協作績效。

貳、分析模型的再檢視與待驗假設

本研究依據上述資料的整體結果，一共有兩組測量集體決策產出成效的依變

項（決策績效、協作績效），自變項的部分則有：一、四組環境制度觀感的變項

（健保局與執行委員會的管制協調與溝通參與）；二、委員間四個社會網絡與派

系參與重疊網絡的集中性指數（共計八個）；三、從網絡矩陣資料中轉換過來的

委員決策影響力、委員專業知能、委員決策一致性、委員開會積極性的集中性指

數（共計四個），以及陳敦源（2008）原問卷中的個人基本資料。前述論及，社

會網絡的變項若要進行一般的 OLS 迴歸分析，由於其資料的性質，有很大的可

能會違反一般統計的基本假定，也就是變項與變項之間的共線性很高，為了避免

這種狀況的發生，本研究先將上述所有變項先進行進行 Pearson 相關分析，觀察

網絡的變項之間是否有高度的相關性，得出結果如表 7-5 所示。首先、每一個灰

底粗框內的變數代表彼此之間的相關性高過 80%，相關性高的群組全部都分佈在

社會網絡的變項與從矩陣資料所轉換的個人決策特質變項。再者、更細緻觀察變

項間的相關性分佈，可以發現四個原始的社會網絡集中性指數之間有高度的相

關，四個委員派系參與重疊性的集中性指數之間也有明顯的高度相關，四個委員

個人的決策特質集中性指數間也有高度的相關，而四個社會網絡的集中性指數與

派系重疊性的集中性指數間也具有高度相關，網絡的資料相關性高本屬正常，但

也顯示這些矩陣資料若放置在迴歸式中會產生嚴重的共線性問題。第三、就矩陣

轉換過來的變數資料間的相關性，可以發現在四個社會網絡變數當中，事務討論

網絡的受歡迎集中性指數與其他變數的相關性低於 0.8，而在派系重疊性網絡的

資料群中，也是事務討論派系重疊集中性的指數與其他變數的相關性較低，且兩

者之間的相關並沒有超過 0.8，故將此兩變項放入迴歸式，其他去除，以事務討

論網絡的集中性指數和事務討論派系參與重疊性的集中性指數作為社會網絡與

全民健保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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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團體網絡的變項，由於支付委員會原本的功能就是一個提供委員溝通討論的平

台，是屬於公務性質的平台管道，彼此間的事務討論網絡關係的密度頻率會比其

他私誼性的關係在理論的意涵上更具有意義，有助於分析的推論。第四、若以四

個委員的個人決策特質與行為的矩陣集中性指數觀之，也可以發現彼此間擁有極

為高度的相關性，其中政策一致性與與會積極性的集中性指數，皆與上述的事務

討論網絡的相關性過高，故放棄納入此兩變項的可能性。而剩下的影響力集中性

指數與專業性集中性指數的相關過高，僅能留下一個代表委員的決策行為特質。

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是委員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與社會網絡結構的影響，使用

決策影響力的集中性指數較符合整體分析邏輯的一貫性。

綜上，作者依照變數兩兩間相關性的強度篩選了所有矩陣轉換成集中性數值

後，留下了事務討論的集中性指數、事務討論派系參與的集中性指數，以及決策

的影響力程度，作為在模型中測量社會網絡與個人決策行為的變項，這樣的處理

一方面能讓矩陣資料的變數初步更符合 OLS 迴歸的基本假定，也可以讓迴歸模

型更為簡潔。綜合以上變數，並納入個人基本特質的資料（總額別、身份別、地

區別與參與年資），由於這些個人資料都是總額支付制度下的個人特質，所有的

類別都反映了委員本身在總額支付制度下的制度特徵，也會影響其決策的利益與

立場，因而將之納入迴歸模型的分析之中。綜合以上變項納入分析，本研究將整

個研究架構修改，並提出相關的研究假設如下：

制度環境運作

健保局運作機制

自主管理運作機制

社會網絡與派系重疊性 集體決策成效

事務討論網絡 決策績效

協力績效

個人決策能力與特質

決策影響力

個人制度特徵資料

圖 7-2、支付委員會決策產出觀感影響因素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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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5、自變數間 Pearson 相關分析 影響 專業 積極 一致 事務 1 信任 1 法規 1 資源 1 事務 2 信任 2 法規 2 資源 2 健保 1 健保 2 自主 1 自主 2

影響力 1

專業性 .824** 1

積極性 .834** .816** 1

一致性 .786** .769** .878** 1

事務討論 .785** .743** .874** .828** 1

信任支持 .629** .628** .819** .913** .722** 1

法規諮詢 .717** .736** .799** .865** .702** .887** 1

資源交換 .702** .557** .804** .885** .670** .995** .817** 1

事務重疊 .615** .604** .716** .798** .575** .879** .823** .827** 1

信任重疊 .777** .760** .931** .873** .850** .827** .789** .801** .776** 1

法規重疊 .706**. .661** .831** .797** .711** .794** .835** .794** .781** .839** 1

資源重疊 .754** .626** .860** .765** .760** .685** .631** .758** .610** .902** .755** 1

健保管制 -.357* -.285 -.106 -.306 -.120 -.120 -.325* -.288 -.297 -.234 -.214 -.187 1

健保協調 -.419* -.371 -.298 -.430 -.224 -.452** -.508* -.411* -.427* -,427* -.382* -.259 .748** 1

自主管制 -.337 -.262 -.374* -.321 -.224 -.358* -.306* -.345* -.287 -.242 -.325* -.332* .283 .503** 1

自主協調 -.222 -.101 -.203 -.288 -.105 -.319* -.248 -.412* -.307 -.440** -.396* -.449** .576** .576** .487** 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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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制度環境運作管理的成效愈好，則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的成效愈高。 假設 2：委員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會顯著影響支付委員會的集體決策成效。 假設 3：委員個人的決策影響力會顯著影響支付委員會的集體決策成效。 假設 4：委員的基本特質會顯著影響支付委員會的集體決策成效。

以上的所有自變項在經過容忍度（tolerance）、變異數膨脹因素（VIF）、特

徵值檢定（eigenvalue）、條件指數（condition index, CI）與變異數比例（variance proporations）五個指標的檢定，38

確認兩兩之間並不會出現共線性（collinernality）的狀況，至此我們可以確認以上所有的自變項符合OLS迴歸分析的基本假定。

參、各變數描述性統計分析

承上所述，本研究依據上述自、依變項再檢視的分析結果，已經分別重新定

義本研究所使用的依變項，與制度環境部分的自變項，並將四個社會網絡的集中

性指標（受歡迎的聲望集中性），以及派系重疊性的集中性數據，還有個人決策

特質的相關數據資料縮減成僅有事務討論網絡集中性、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重疊

性集中性，以及個人決策影響力集中性等三個數據。上述相關自依變項的描述性

統計資料整理如表 7-6 所示，而受測者基本資料的部分，請參閱前表 3-8。

本研究依據總額類別（牙醫與中醫）作為分類變項，呈現各自在自依變項的

分佈如表 7-6 所示。首先，就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績效而言，以牙醫的委員會表現

較為突出（12.667），而中醫委員會的平均表現稍低（11.095），由此可見牙醫支

委會的委員會在運作過程中對於點值的管理表現較中醫支委會的評價高。而在支

付委員會協作績效的面向表現，仍是以牙醫支委會的表現較好（15.944），顯示

在支付委員會整體的運作績效中，牙醫支委會整體來說比中醫支委會運作好，在

牙醫支委會的委員比中醫支委會的委員評價還要正面。而在制度環境變項的部

分，整體說來無論在那個分析構面，也都是牙醫支委會的表現比中醫支委會突

出，因此在牙醫支委會的總額執行當中，健保局發揮的協調管制與溝通的功能，

以及牙醫全國聯合會內部自主管理機制的運作，皆較中醫支付委員會的運作評價

要高，雖然彼此的平均數差別不大，但仍顯示在牙醫支委會當中，制度與組織架

構的運作比中醫支委會完備。

38 判定標準為容忍度大於 0.1，VIF 值小於 10，特徵值不接近 0，條件指數 30-100 間為中度共線性，100 以上為高度共線性，變異數比例的數值均大於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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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6、自、依變項描述統計 變數類型 變數名稱 總額類別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變異數

決策成效

決策績效 牙醫 18 6 23 12.667 4.201

中醫 21 5 16 11.095 3.064

協作績效 牙醫 18 8 27 15.944 1.052

中醫 21 5 24 13.429 1.008

制度環境

健保局管制協調 牙醫 17 5 23 10.882 4.256

中醫 20 4 13 8.800 2.331

健保局溝通參與 牙醫 14 6 20 10.857 3.880

中醫 20 4 15 9.150 3.313

執委會管制協調 牙醫 17 7 19 10.000 3.041

中醫 20 5 19 9.700 3.628

執委會溝通參與 牙醫 18 6 16 10.167 2.728

中醫 21 4 14 9.286 2.704

網絡結構

事務討論集中性 牙醫 18 0 50.00 17.460 12.900

中醫 21 0 42.31 12.820 13.062

事務討論重疊性 牙醫 18 0 22.86 5.873 5.801

中醫 21 0 46.15 18.865 11.596

決策能力 決策影響力 牙醫 18 0 46.43 9.325 15.159

中醫 21 0 65.38 12.088 17.721

個人特質 年資 牙醫 18 3 180 51.060 48.200

中醫 21 3 90 43.95 24.955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再者，若從兩個部門委員間的社會網絡的特質來看，在事務討論集中性的部

門，從變異數的數值來看，兩個部門的差異不大，但牙醫支委會的討論網絡集中

性（17.460）平均較中醫支委會（12.820）高，可見得牙醫委員間對於公務上的

交流與總額事務資訊交換的關係，較容易集中在少數人身上，也就是單向請教討

論的關係較多。而若以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參與重疊性指數來看，牙醫委員會與

中醫委員會便有很明顯的差距，中醫支委會的集中性（18.865）反而遠高於牙醫

支委會（5.873）甚多，由此可知在事務討論網絡的委員在雙向的互惠關係結構

中，中醫支委會的小團體活動比牙醫支委會還頻繁緊密，因此牙醫支委會中的事

務討論關係是以單向為主，但中醫支委會的討論事務關係是以雙向的互動為主。

而若以個人的決策影響力的平均數來檢視，可以發現中醫委員的決策影響力集中

性指數（12.088）平均高於牙醫支委會（9.325），顯示中醫委員會的成員決策的

影響力更容易集中在少數人身上。最後，就個人的年資來說，若我們以月為單位

來計算，牙醫支委會平均每個人都做到 51 個月，而中醫支委會則是 44 個月，由

於牙醫總額執行的時間較中醫為久，這個平均數的結果非常合理，但最大與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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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則差距甚大，顯示兩個部門當中都有元老級的人物，而且無論是牙醫或中醫的

委員會，可以看出委員會歷屆名單的穩定性很高，可能僅是少部分的變化。

總的來說，在支付委員會的決策與協作的運作成效上，牙醫支委會的表現比

中醫支委會要突出，而在健保局的管制作為與自主管理機制的運作成效上，也是

牙醫支委會的表現要比中醫支委會稍好，由於前述分析有提及牙醫全聯會的運作

較為制度化，中醫部門的運作較為人治，穩定性較低，有此分析結果並不人人感

到意外。而在社會網絡的特質當中，牙醫支委會的事務討論關係發展成較為單向

的結構，也就是有些行動者的專業性很強，大部分的人都會向他請教，但在中醫

支委會的部分，事務討論的交流關係則雙傾向於雙方互惠的分享，而非是單方面

的互動關係。就決策能力上，中醫支委會的委員較牙醫支委會委員的平均集中性

高，顯示中醫支委會的委員在中醫支委會內部的影響力比牙醫支委會委員在牙醫

支委會內部的影響力大，影響力較為集中在少數人身上。上述的變項經過獨立樣

本 T 檢定，牙醫與中醫兩部門間的差異並不顯著，但我們仍可以從資料的平均

分佈中，去看出一些有意義的資訊。

肆、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成效觀感的影響因素分析

為了探究影響支付委員會運作績效觀感的影響因素，在此根據上述的自變項

與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成效觀感的兩個變項分別進行迴歸分析。本研究將使用階

層式迴歸分析（hierarchical regression），將分析的焦點區分為三個階層，其中第

一個階層僅放入制度環境的四個變項，觀察四個制度環境變項與依變項之間的顯

著性。由於在陳敦源與王千文（2008）的研究當中，健保局的部分變項與自主管

理機制的部分變項有達到正面且顯著的影響，雖然本研究所使用的變項題組與前

述的分析有些許差距，但因為差距不大，仍可作為一個參照的標準。因此，本研

究在階層一後會控制有關制度環境的變項，並逐步的放入社會網絡與決策能力變

項，以及個人特質變項進行分析，以探求各構面是否能顯著影響支付委員會的決

策績效表現。而使用階層式迴歸分析的理由，一方面是控制在陳敦源與王千文

（2008）研究中原本顯著的變項，二方面再加入社會網絡與個人決策特質的變

項，去檢視 R-Square 的改變是否達到顯著性（F change），若在控制四個制度環

境變項的情況下，放入社會網絡與個人決策特質對整體變異數解釋的增加與前述

模式有顯著性的差異，則我們可以推論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結

構，確實會對支付委員會的集體運作成效的觀感有顯著的影響。

兩個依變項與自變項的迴歸分析的結果可歸納如表 7-7 所示：首先，在依變

項為支付委員會決策績效的分析中，模型一的部分先測量制度環境的變項對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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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的影響，發現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健保局的內部管制協調機制的觀感（β

=.284）與執行委員會內部成員溝通參與機制的觀感（β=.769）呈現顯著的正相

關，顯示在其他情況條件不變下，若委員覺得這兩個機制運作的愈好（尤其是執

行委員會內部成員的溝通協調愈好），則對牙醫與中醫支委會集體決策績效表現

持愈正面的看法，自然也就對總額預算的執行與點值監控的成效持愈正面的看

法。而透過這四個制度環境的變項，以此迴歸式可以解釋 83.7%的變異量，且在

原陳敦源與王千文（2008）。的分析結果中，也發現健保局與自主管理機制的運

作良窳的觀感對支付委員會的運作績效觀感有顯著的影響。

表 7-7、各自變項對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績效觀感的階層迴歸分析（n=39） 構

面 分析變項

決策績效 協力績效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制 度 環 境

健保局管制協調 .284** .227** .184* .105 .277 .301 .250 .279

健保局溝通參與 -.062 -.020 .037 .040 .141 .199 .256 .115

執委會管制協調 .038 .055 .069 .082 -.086 -.022 -.007 -.050

執委會溝通參與 .769*** .777*** .688*** .762*** .577*** .543*** .454*** .628**

網 絡

事務討論集中性 .251** .288*** .120 .069 .106 -.091

事務派系重疊性 .156* .166*** .330* -.108 -.098 .000

個人決策影響力 -.276** -.286** -.250** .274 .264 .312

個 人 特 質

年資 -.150** -.111 -.151 -.094

非醫事團體 .039 .325

牙醫總額部門 .188 .125

總額台北區 -.046 .032

總額北區 -.035 .087

總額南區 .030 .178

總額高屏區 -.032 .126

總額東區 -.065 .013

總額不分區 -.169 -.336

調整後 R-Square .837 .883** .897** .842 .638 .674 .680 .60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P<.1; **, P<.05; ***, P<.01）

而在依決策績效觀感為依變項的模型二中，作者加入社會網絡的相關變項，

以測量委員間的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與委員在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聲望，是否會

影響到支付委員會的集體決策績效表現。原本顯著的健保局內部的管制協調觀感

（β=.227）與自主管理的溝通參與觀感（β=.777）仍然具有顯著效果，而在 90%的信心水準下，委員間事務討論網絡的集中性（β=.251）以及參與派系的重疊

性程度（β=.156），會對支付委員會的集體決策績效的觀感造成正面且顯著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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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顯示若在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中，委員若在總額事務的關係中愈受歡迎，

或是與他人有資訊交換更密切的互動關係，對於集體決策的績效就會持愈正面的

看法。而反觀在個人決策影響力的變項（β=-.276）與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績效觀

感呈現負面且顯著的關係，顯示在支付委員會當中，認為委員會具有決策績效的

行動者反而是那些決策影響力較小的人，決策影響力大的行動者反而覺得決策的

績效不如預期。從前述章節分析的結果顯示，無論是牙醫或是中醫的部門，兩個

委員會的權力結構均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大部分的行動者相對沒有決策的影響

力。而這些決策影響力高的委員會，對支付委員會集體的決策績效持負面的看

法，在管理上健保局或許要更留意這些有影響力的行動者的想法。綜上，此一模

型顯示了社會網絡相關變項在支付委員會的集體運作上造成顯著的影響，若以模

型二的 R-Square change 指數來看（.51）與其顯著度（P=.008），來看，模型二變

項的加入確實能對原有模型一的解釋能力造成顯著的影響，顯示委員間社會網絡

關係的結構確實是衡量支付委員會決策績效觀感不可忽略的相關因素之一。

由於一個行動者在一個單位或組織的時間愈長，與該組織的連結愈深，鑲嵌

在組織內的人際網絡關係也愈緊密，其行為模式也愈容易受到其他行動者的影

響，並進而對團體績效造成影響。因此一個行動者參與的年資長短，往往與其在

組之內的行為表現有密切的關連性。基於作者個人的研究興趣，在模型二的部分

單獨加入委員參與委員會的年資，以檢視是否會對模型二有所影響。結果如上表

所示：若在模型三中加入委員參與的年資此一變項，可以發現在其他變項沒有改

變顯著性的情況下，委員參與年資也達到了顯著水準（-.150），然由於是顯著且

負向的影響，因此在支付委員會中若年資愈高的委員，會對委員會的集體決策績

效抱持著負面的看法。且檢視模型三相較於模型二的 R-Square change，發現其

增加的解釋變異量差異達到顯著水準，顯示若單獨在原模型二加入委員的年資變

項，會有助於解釋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產出績效的觀感。再者，作者在模型四中

繼續將其他個人特質的資料轉換成 dummy 放入自變項進行分析，結果發現非但

所有 dummy 所設定的變項都沒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且整體的迴歸模型解釋

力下降，在檢視相較於模型三的 R-Square change，發現模型四並不顯著，顯示

加入這些基本資料的變項沒有統計上的意義，故模型四無須納入解釋模型的考

慮。

據此，在以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績效觀感為依變項的解釋模型中，最適的解釋

模型為模型三，在其他條件不變且信心水準 90%的狀況下，可以解釋 89.7%的依

變數變異量，其方程式可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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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決策績效觀感=0.351＋0.165（健保局管制協調觀感）＋0.884（執委會溝

通參與觀感）+0.72（事務討論網絡集中性）＋0.44（事務

討論網絡重疊性）－0.054（個人決策影響力）－0.013（年

資）

若以委員會的協力績效為依變項依據上述步驟進行階層性迴歸分析，可以發

現顯著的變項不若解釋決策績效時多，原本社會網絡相關變項顯著的效果，在解

釋委員會的協力績效時，完全都沒有達到顯著的水準。且從各個模型之間的

R-Square change 的指數看來，模式二、模式三與模式四皆未達到顯著，故很明

顯的在解釋委員會的協力績效時，僅需要考慮模式一中執委會內部溝通參與觀感

的變項（β=.577）。換言之，在委員會的協力績效的影響因素中，僅有執行委員

會內部的溝通參與觀感能夠影響支付委員會協力的績效的觀感，若委員認為醫事

團體內部溝通參與的機制運作的愈完善，對於支付委員會整體的協力運作績效的

觀感就會愈正面。反觀不具顯著性的變項，可以發現健保局無論在內部溝通參與

與管制協調運作的成效觀感的高或低，都不會影響到受訪者對於委員會協力績效

的觀感。由於測量協力績效的題組多屬於是否能明確區隔公私部門的責任與義

務，反映的是醫界委員的感受，這方面的功能似乎僅要在醫界的內部有良好的溝

通與共識，就不成問題。也因此，這種較不牽涉到委員利益（決策績效對點值的

影響）的組織定位問題，自然也就不會讓委員們透過社會網絡的關係來投資並追

求自己的收益。

伍、小結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將假設驗證的結果整理表 7-8。在支付委員會決策績

效為依變項的迴歸分析中，除了社會網絡的變項完全成立外，其他假設都得到了

部分的驗證。在制度環境的面向，分析的結果與陳敦源和王千文（2008）的分析

結果類似，在健保局內部管制協調的組織運作與醫事團體自主管理機制內部的溝

通參與的觀感，皆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由於健保局的管制協調面向主要的

測量題組包含了健保局內部垂直與水平的組織管理，而在執委會的分析面向上，

則包含了全聯會與內部會員間的溝通協調，顯示無論是健保局還是醫事團體，都

應該強化自己內部組織運作的管理能力，才能對支付委員會整體的運作有正面的

影響。

再者，以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績效為依變項的分析模型中，委員間社會網絡的

相關變項也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在其他條件不變的狀況下，全部驗證了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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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二與假設三，委員的社會網絡關係結構與個人的決策影響力，確實能對委員會

集體政策產出績效的觀感發揮顯著的影響。其中在事務討論網絡的集中性與事務

討論網絡派系的重疊性都具有正面的影響，顯示在事務討論當中欲受歡迎的行動

者，或是與他人資訊交流討論互動愈頻繁的行動者，對於委員會運作績效的觀感

也愈正面。這也代表了從社會網絡的角度而言，若要強化支付委員會的運作績

效，應該要在會議的進行與制度的設計上，讓委員之間能夠更具體的交流彼此的

意見，以化解不避要的衝突。而在個人決策影響力與年資的部分一樣達到了統計

上的顯著水準，驗證了假設三與小部分的假設四，但由於是呈現負向的顯著，因

此在支付委員會中決策影響力愈大的行動者，以及年資愈久的行動者與會，會對

支付委員會整體的決策績效抱持著負面的觀感。一般來說，支付委員會的名單歷

屆以來都很穩定，變動不大，主要的考量是為了要讓熟悉總額事務的委員能夠一

直扮演溝通的橋樑，委員變動的穩定性，或許也讓他們看清了兩個委員會運作的

本質，對委員會的決策績效抱持著負面的觀感。或許在未來的運作上，健保局應

該要更積極的探詢相關的原因，並迅速改善委員會的運作，以增進集體決策的績

效。

表 7-8、假設驗證結果表

假設 構面 分析變項 決策績效 協力績效

模型三 模型一

一

制 度 環 境

健保局管制協調 ＋

健保局溝通參與

執委會管制協調

執委會溝通參與 ＋ ＋

二 網 絡

事務討論集中性 ＋

事務派系重疊性 ＋

三 個人決策影響力 －

四

個 人 制 度 特 質

年資 －

非醫事團體

牙醫總額部門

總額台北區

總額北區

總額南區

總額高屏區

總額東區

總額其他區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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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以支付委員會協力績效為依變項的分析中，雖然社會網絡與個人決

策影響力的相關變項無法得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在協力績效觀感為依變項的分析

拒絕了委員間社會網絡關係具有顯著影響的假設，但執委會的溝通參與變項一樣

達到了顯著的水準。顯示醫事團體內部的管理、溝通與協調，才是支付委員會的

集體運作能不能成功的最大原因，特別是釐清健保局與醫事團體間的責任，因此

管理的重點也要放在如何強化醫事團體內部如何自主管理，如何進行有效的同儕

制約與專業審查，才能有益於支付委員會整體運作的成效。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總的來說，本章節前述兩個分析議題的操演，大致上驗證了在牙醫與中醫支

委會的支付委員會中，行動者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確實會對決策產出的過程

與績效造成程度不等的影響。其中在針對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委員出席網絡的

影響因素分析，考量委員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確實會對委員的出席狀態造成影

響。其中無論在牙醫或是中醫支委會，在資源交換關係與他人互動愈頻繁的行動

者，通常出席意願也會較高，顯示了支付委員會作為健保總額執行層面公私部門

間最主要的溝通平台，任何委員參與支付委員會的目的，無非是希望自己的意見

能夠被別人採納，並達到自己的政策目的，或希望能夠透過這個管道汲取更多對

自己有利的資源，因此資源交換網絡的關係會影響委員出席的意願自是不可言

欲。在個人決策行為特質的考量上，可以發現個人決策的影響力對出席意願達到

正面且顯著的效果，顯示在兩個支委會中決策影響力愈高的行動者，會議的出席

意願也愈高。一般而言，與會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夠付諸實踐，因此個人

決策影響力愈大，愈能達到自己本身的政策目的，政策效能感強，自然就會有開

會的意願。據此，如何讓每個委員在開會的時候都能夠更具政策的效能感，或許

會有助於牙醫與中醫支委會開會的出席率。

再者，在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績效影響因素的分析中，作者嘗試這以陳敦源

（2008）在健保局委託研究案的問卷資料，驗證了委員間彼此的關係結構，確實

會對支委會集體決策產出的績效觀感造成影響。其中以決策績效觀感為依變項的

迴歸模型當中，社會網絡與個人決策行為的相關變項的假設全部成立，顯示在控

制制度環境的相關變項下（健保局與執委會的管理與協調），社會網絡的變項非

但能夠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連模型增加的解釋變異度也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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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顯見委員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確實會對支委會的決策績效觀感造成顯著

的影響。其中事務討論網絡的集中性與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參與重疊性都達到顯

著且正面的影響，顯示了在委員會中，有關總額事務討論與意見交換關係中愈受

歡迎，或是與其他行動者在意見交流上愈頻繁的行動者，會對支付委員會的集體

決策績效持正面的看法。在實務上，也揭示了支付委員會若要決策產出的績效更

好，便要更積極的營造有利於委員溝通討論與交換資訊的空間。由於支付委員會

的功能本來就是藉以讓公私部門在總額執行的過程中，有一個定期對話的空間與

管道，解決彼此意見上的衝突與矛盾，減少總額支付制度執行的摩擦，若能在實

務上促進委員間在彼此對總額事務意見上的交流互動，自然會有助於委員會的決

策產出。然個人的決策影響力與年資長短，卻對集體決策產出績效觀感造成負面

顯著的影響，顯示這些年資長或影響力大的行動者，對委員會整體的運作績效抱

持著較為負面的看法，故中原因究竟為何，也值得進一步去探究。此外，雖然社

會網絡的相關變項在以協力績效作為依變項的迴歸分析中無法成立，但執委會的

溝通參與此一變項在不同的依變項中均具有顯著且正面的影響，此一資訊揭示了

醫事團體內部的自主管理機制必須要運作良好，先有效的整合內部意見，才能有

效的提升支付委員會的運作。

無可諱言，以上的分析驗證了本研究的研究問題 2-3，行動者間互動的關係

結構，確實會對集體決策產出造成程度不等的影響。由於過去在討論決策產出或

決策行為的相關理論，或許是由於工具的缺乏，或許不重視相關的分析面向，往

往忽略了集體行動必然受到集體行動者間關係結構的影響，行動者間的互動關係

結構本是如影隨形，只要在支付委員會這個場域當中，委員自然就會受到行動者

間多重關係結構的影響，任何的行動者都有其社會性的角色，可以在社會結構中

重新被定位，決策行為上也必須在同時衡量自己利益與考量他人的期待中掙扎與

妥協。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分析工具，讓我們可以從更具系統

化的角度來檢視關係的結構，並連結關係結構對行為影響。這樣的分析與工具的

發展方向，也促使社會網絡的分析能夠站在更具有實務應用眼光的角度，來檢視

可能的管理或決策問題，並從如何透過改善行動者間關係網絡來提升集體的運作

效能。本章節一開頭論及，公共行政的研究必須站在更具實用性的角度，理論的

建構與研究工具的使用，必須連結到公共行政領域對解決實務問題的需求。由於

政策的環境日益複雜，現今許多的政策場域都有大量的利害關係人進行干預，而

即使是政府部門內的部際或府際關係，組織內部人際與非正式組織的管理，也有

溝通協調上的實際問題與研究需求，這種大量的、更具複雜化的、以及更具挑戰

性的動態環境所引發的決策與管理問題，社會網絡分析工具與理論的發展，無疑

為研究相關議題提供了一個適切的方向，也為社會網絡分析與公共行政所的關心

議題，搭起了一個可能有益的橋樑。

在此，上述已經透過社會網絡的分析工具，從多面向的角度回答了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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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的研究問題：決策的社會鑲嵌性極其影響。從委員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三

個層次的描述性分析，一直到對行動者決策影響力、決策行為還有集體決策產出

影響因素的驗證，基本上都與委員所構築的關係結構有很明顯的關連性，也驗證

了本研究圖 3-3 的決策模型：決策過程是鑲嵌在行動者間所構築的社會網絡關

係，個人在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決策的行為以及集體決策產出的良窳，都深深

的鑲嵌在行動者間穩定化的互動結構，這些行為與個人特質也明顯的具有社會性

的基礎。以下，則根據前述幾章的分析結果，提出本研究的分析結論與可能的政

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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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論與建議

「人們的互動所構築的非正式社會網絡，是組織中權力與影響力生

產的那隻看不見的手，也是完善決策執行的真實路徑」-Nitin Nohria39

本研究的主要企圖在於透過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個案，驗證決策是

鑲嵌在行動者的社會關係結構之中，而行動者的社會關係結構，也會影響行動者

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決策行為與集體決策產出的結果。因此在理論上，本研

究檢討了現今公共行政的決策理論中缺乏對行動者間社會關係關注的缺失，首先

提議應當將社會關係網絡的研究視角帶入到公共行政的研究議題上，以彌補過去

在解釋決策過程中太過以理性為中心的分析模型，忽略了決策是在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關係中，透過相互的妥協與溝通而產出的一個過程。基於上述分析性的思考

邏輯，本研究也是國內公共行政領域中，第一本系統性的完整應用量化社會網絡

分析工具，來研究公共行政網絡相關議題的論文。在個案的研究上，本研究也企

圖透過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系統化的解析並比較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

委員在關係結構上的差異性，與其對委員在支付委員會中影響力的分佈、決策的

行為模式，以及對集體決策產出的影響，並繼而透過理論與經驗個案的對話，來

驗證本研究的基本假設與理論關懷。但作者在此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的個案分

析僅僅只能反映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狀況，無法反映出整個牙醫與中醫

部門在台灣健保政策的運作角色與背後的結構，也無法深刻的反省牙醫與中醫的

醫事團體在台灣醫療產業中的角色。且若要通則化決策的社會鑲嵌性此一分析概

念，並與理性選擇的決策觀點產生更多的對話，也需要更多不同類型的決策網絡

個案以供分析。這些更積極的理論與研究企圖，需要更進一步的努力。

本章的目的在於總結前述各章的分析結果，並提出相關的結論、政策建議與

未來研究方向的建言。以下，第一節首先針對前述各章的分析結果作一總結，回

答本研究的研究問題與做一綜合性的討論；繼之，在第二節的部分則說明本研究

的貢獻與透過個案的經驗研究所能提供的政策建議；最後，本研究也忠實的反映

出本研究的限制，並提出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39 原文出自 Nitin Nohria（2004）為 Rob Cross 與 Andrew Raker 在《社會網絡的隱藏力量》（The Hidden Power of Social Networks, 2004）一文書中所寫的推薦序，原文如下：”Informal social networks are the hidden source of power and influence and the real pathway for getting things done in any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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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發現摘要與討論

綜合本研究前述的資料分析結果，本研究針對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以

及第三章根據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析模型所提出的三個研究假設，分別整理摘要相

關的分析結果，以簡要說明本研究在分析上的成果。

問題 1-1：從個體的分析層次來看，牙醫與中醫的總額執行委員會中的個別行動

者，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聲望為何？

從第四章分析的委員的決策網絡影響力集中指數觀之，由於決策的網絡是處

理總額支付議題最直接的網絡機制，因此直接測量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指數，是最

直接抓住行動者影響力大小的方法。透過上述的分析，在牙醫支委會影響力聲望

居前的行動者，有牙醫全聯會的 H16 與 H11，還有健保局的代表 A1 及 A2；中

醫支委會決策影響力聲望居前的行動者，則有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1, F5 與 F7，以及健保局的代表 C1，因此很明顯的兩者網絡的影響力聲望都集中在健保局與

少部分醫事團體的行動者身上。若僅然觀察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聲望指

數，我們可以做出如下的歸納：無論在牙醫或中醫的支委會中，具有影響力的行

動者有三個重要的特質：一、在醫事團體的代表部分，在各部門內部的全聯會全

部都位居要職，特別是牙醫與中醫全聯會的重要幹部；二、有影響力的醫事團體

代表與會的年資都很長，屬於在支付委員會中較為穩定的代表群；三、牙醫全聯

會具有影響力的代表較集中在台北區的總額，而中醫全聯會的代表則集中在中區

總額；四、健保局代表在兩個支委會的決策網絡中，都一致被認為是最具有影響

力的行動者之一。

若從決策影響力集中性指數較低的行動者特質觀之，在牙醫支委會當中，專

家學者、衛生署、台灣醫院協會、藥師公會與牙醫學會的代表，在決策影響力網

絡中均敬陪末座；而中醫支委會當中，則是專家學者、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台

灣醫院協會等代表，這些代表在在決策的過程絲毫沒有影響力可言，參與會議的

象徵意義也大於實質上的意涵。且由兩個部門決策網絡的總體的集中性與擴張性

指數觀之，中醫支委會的集中性指數遠高於牙醫支委會，此一資訊揭示了在牙醫

與中醫兩者相較之下，決策網絡中影響力高的行動者在中醫支付委員會中更為集

中在少數人的手中，也較容易形成寡頭的運作模式。

由於我們已經透過 QAP 的相關與迴歸分析，確認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

決策網絡，是鑲嵌於委員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之中，影響力的展現很明顯的

要透過社會網絡的機制，必須具備有社會性的基礎，雖然上述已經透過決策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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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望集中性的分析，初步的檢驗了每個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聲望，但仍

要與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做一比對，方能看出每個行動者為何具備決策影響力的

特質。根據對兩個部門行動者在四個社會網絡的受歡迎程度分析，在四個社會網

絡中具有高度受歡迎性的行動者，其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指數也會相對較高。然

兩個部門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點，在於牙醫支委會中，決策網絡的影響力聲望與

社會網絡中受歡迎指數的行動者重疊性很高，然在中醫支委會中，健保局的代表

雖然在決策網絡中具有影響力，然在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中，其受歡迎的指

數並沒有名列前茅。

這樣的分析結果顯示了兩個重要的訊息：第一、牙醫支委會中，健保局代表

的決策影響力高是有其社會基礎的，然在中醫支委會之中，健保局代表的影響力

聲望並沒有相應的社會基礎來支持，與其他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的距離較遠；第

二、這樣的分析結果也反映出在中醫支付委員會中，除了社會網絡影響力聲望基

礎之外，還有其他的機制關係到決策者影響力的大小。作者的解讀是健保局在全

民健保法中是唯一的保險人，面對醫事團體具有極高的議價權力，因此在中醫支

委會的影響力機制中，除了行動者間社會網絡的關係基礎外，制度性的權力也滲

透了此一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這樣的解讀也能反映出在中醫支委會 QAP 多

元迴歸分析的結果：行動者的事務討論網絡的關係會顯著影響行動者在決策網絡

的影響力，也就是中醫支委會的權力分佈的社會基礎，基本上來自於行動者間公

務關係的連結。但我們並無法說明牙醫支委會的決策網絡就沒有制度性權力的影

響，而是在牙醫的部門當中，影響力的發揮與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比較具有一致

性，因此在牙醫支委會討論的過程中健保局代表與其他代表比較能夠用「博感情」

的方式來互動，而在中醫支委會中，健保局代表便僅能比較以「公事公辦」的方

式來互動。

問題 1-2：從個體的分析層次來看，這些政策菁英在處理總額支付決策事務時，

在事務討論、信任支持、法規諮詢與資源交換等四方面，所形成的穩

定性的網絡結構關係為何？

分析結果顯示，無論是牙醫或中醫支委會的決策網絡慣性的影響力與決策行

為，與行動者在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與位置有關。在牙醫支委會當中，四個社會

網絡的集中性指數是以事務討論的網絡最高，資源交換網絡最低；而中醫支委會

的網絡反而是以資源交換網絡的集中性最高，法規諮詢網絡的集中性最低，顯示

牙醫支委會的決策網絡的特質是屬於溝通、協調、討論、交換總額資訊的公務互

動型網絡互動關係較集中在少數行動者手中，而資源交換的系統，也就是開會的

時候會相互支援的交換關係較為分散，可見會議的時候討論與意見交換或許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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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少數人之間，但要投票的時候互相支援的狀況反而較為頻繁。然而就中醫

支委會的部分，則是以會議進行過程中相互支援的互動關係最為集中在少數人手

裡，法規諮詢的互動關係較為分散化，顯示在會議進行的過程中，中醫支委會投

票相互支持的互動關係僅僅集中在少數委員，這種資源交換關係的影響力集中在

少數的委員身上，而法規諮詢的互動卻顯得較為分散化。

若比較兩個部門四個社會網絡的受歡迎指數與擴張性指數，可以發現無論是

牙醫或是中醫，受歡迎指數都遠遠大於擴張性指數，顯示在原始資料當中，被別

人選的機會比選別人的機會高出許多，揭示了無論是牙醫或是中醫委員間的互動

關係，都是以較為被動的互動方式為主，比較少主動與他人建立起密切的聯繫關

係，或許這個現象與每一次開會間隔時間過長，開會的頻率不高有關，故對於關

係的經營比較沒有著力點。且在決策網絡中沒有影響力的行動者，在社會網絡當

中與他人的連結性也不高，這個結果也初步揭示了決策網絡的影響力與社會網絡

的關係結構有很大的關連性。然若就在四個社會網絡當中受歡迎指數皆最高的行

動者，在牙醫的部門當中有全聯會的代表 H11, H12, H14, H15 與 H16，以及健保

局的代表 A1 與 A2，然而在中醫支委會的部分，卻僅有中醫全聯會代表的 F1, F2, F3, F5, F7。這顯示了在牙醫支委會當中，無論是委員間的決策網絡還是社會關

係網絡，都是以健保局和醫事團體二元的關係為主，而中醫支委會在社會網絡的

關係模式，就僅僅侷限在中醫全聯會內部的行動者，並沒有和健保局的代表建立

起很深厚的社會互動關係。

問題 1-3：從小團體層次的分析來看，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四個社會網絡是否存

在著特定的派系或小團體？這些小團體形成什麼樣的網絡結構？

第五章的分析結果顯示，雖然從派系的指標可以分別在兩個部門當中計算出

多組的派系，然而從派系的組成成員來看，兩個部門內部其實很明顯僅有一個成

員高度重疊的大派系，顯示派系之間的溝通非常的頻繁。而在四個社會網絡的派

系集中性指數來說，牙醫支付委員會的部分是以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成員集中性

指數最高，法規諮詢的派系成員集中性指數最低；而中醫的部分則是以法規諮詢

網絡的派系成員集中性最高，資源交換網絡的派系成員集中性最低。由於本研究

對派系的測量定義是需要確認行動者間有兩兩互惠的關係模式，這個資訊揭示了

在牙醫支委會委員的事務討論網絡當中，兩兩互惠的資訊交換關係僅集中在少數

人身上，而法規諮詢的互惠討論關係較為分散在各個不同的行動者身上；然而在

中醫支委會當中，則是法規諮詢網絡的互惠關係較集中在少數行動者身上，資源

交換的互惠關係反而較為分散化，大部分的行動者在中醫支委會當中都有資源交

換的互惠強連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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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E-I 指數探析牙醫支委會與中醫支委會間派系化程度的高低，在以部門別

為分類的條件下，我們可以看出兩者有些微的差距。首先在牙醫支委會中，並非

所有的社會網絡都是屬於派系內聚性較強的網絡關係，其中在事務討論網絡與法

規諮詢網絡中，牙醫全聯會的成員對外的接觸比內部全聯會成員的接觸頻繁，也

顯示這種偏向於公務溝通關係的互動上，不會僅限於牙醫全聯會的內部成員，也

比較不會被牙醫全聯會的成員所壟斷。而信任支持與資源交換則是屬於內聚型較

強的網絡關係，也顯示在牙醫支委會中，信任支持與資源交換網絡比較容易發生

在牙醫全聯會這個大派系裡，這種私誼性質的互惠關係需要有較強的信任關係的

支持，在信任支持網絡中偏向於牙醫全聯會委員內部的互動關係也屬合理。而中

醫的部分，在全部的社會網絡 E-I 指數均為負值，且比牙醫支委會負值的社會網

絡更高，顯示中醫支委會的各個社會網絡中，部門內成員的互動比部門外的頻繁

很多，派系化的程度較高，中醫支委會的決策網絡較容易受到中醫全聯會此一大

派系的影響。而且從訪談的結果中，中醫全聯會內部的運作人治色彩較重，派系

參與對於中醫全聯會的委員的影響，會比制度化運作的牙醫來得大。

而從四個社會網絡的派系規模來說，雖然中醫支委會的派系數量較牙醫支委

會為多，但在重疊性程度高的成員背景上，中醫支委會的派系完全沒有公部門的

代表，牙醫支委會反而有健保局的代表 A2，名列派系參與高度重疊性。這個結

果顯示了在中醫支委會當中，最大的派系集團是以中醫全聯會少數位高權重的醫

師為主，其中代表 F1, F5 與 F7 在四個網絡中都參與諸多派系，並且具有高度的

重疊性，顯示這三個行動者不但受到歡迎，更有資源與他人維持互惠的交換關

係，在決策網絡中較具有社會性的權力基礎，影響力最大。而牙醫支委會僅有代

表 H16 在四個社會網絡中同時具有不同派系間高度的重疊性，其他的代表或有

程度不等的在不同的網絡具有高度重疊，一方面顯示代表 H16 在牙醫支付委員

會當中確實具備了德高望重，一呼百諾的特質，也能夠主動與他人建立起互惠的

關係，決策行為也較有可預測性。

若從兩個支委會四個社會網絡派系重疊性程度低的行動者名單，可以發現與

前一章分析個體決策影響力的時候結果相似，由於前述論及無論是社會網絡的結

構與聲望集中性指數，或是成員在社會網絡中的派系重疊性程度，均會對決策網

絡造成影響，顯見行動者本身在社會網絡的聲望集中性程度，與在不同派系間重

疊性的程度有其關連性。而兩個支委會派系參與重疊性低的行動者，仍是屬於比

較偏向專家學者、費協會、衛生署、各部門學會與醫院協會的代表。這些代表非

但在社會網絡中受歡迎的程度低，而且在派系參與也寥寥無幾，幾乎無法與其他

行動者形成互惠的關係互動，因此從社會網絡的角度，無論在個人或團體的層

次，這些代表在支委會的參與基本上沒有太多實質上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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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4：從整體的分析層次來看，這些政策菁英在政策網絡中所形構的位置與

角色為何？在整體結構中同一位置的的政策菁英，具備著何種共同的

特質？

從結構對等與區截模型的分析，我們可以將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社會關係

網絡的整體結構做一系統性的分析。前述論及，此一分析的目的不在於從行動者

間的關係去探索權力的結構，相對來說，而是從行動者在社會空間中的相對位

置，來定位每個行動者的角色與權力關係。因此，從結構對等分析所切割出來的

區截位置內部的行動者，彼此之間並不需要有任何強連帶的關係存在，只需要在

一個社會結構中具備著類似的關係形式，便可將其歸類在同一個區截位置。由於

社會網絡最基本的假定之一，便是具有結構對等位置的行動者，其因為具有相似

的關係模式，故在網絡中的角色可以相互的對換，也可以從具有相同位置來探求

該區截行動者的共同特質，基本上是一種由下而上（bottom-up）的測量方式來

探索社會結構與行動者特質的關連性。基本上這樣的方法，可以透過結構性的角

度來分析一個社會網絡中關係的分佈的樣貌，究竟是呈現了階層化的模式，還是

對立的結構，或是分散化的形式。而很明顯的，從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的

分析中，其權力結構多是圍繞在核心區截位置的行動者的輪狀結構。

從整體密度與網絡集中性的分析比較當中，可以知道牙醫支委會四個網絡的

整體結構特質是密度小集中性高的結構，而中醫支委會則是密度高集中性小的結

構。這樣的結構反映出牙醫支付委員會總體來說行動者的關係較為不活絡，但核

心團體由於集中性較高的關係，其整體影響力會相對較大，對於社會網絡關係的

控制也較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而中醫支委會的社會關係相較於牙醫支委會關係上

活絡一些，但由於社會關係的集中性較小，初步可以看出核心團體的人數較為分

散，不會集中在少數人身上。而從多重社會網絡的特質來檢視兩支委會間的差異

性，可發現兩者都呈現了類似的權力分佈性質：也就是以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為

資源配置的核心角色，其他的區截位置以區截位置三為核心呈現輪狀的擴散關

係，顯示牙醫支委會中的健保局代表A2，與牙醫全聯會的代表H4, H11, H12, H15, H16，以及中醫支委會中中醫全聯會的代表 F1, F5, F7, F10, F18 位居兩個委員會

多重社會網絡的關鍵位置，而這些行動者的內部互動頻率也很高，所有的互動關

係都以這些行動者為核心所開展。此一分析結果用以對照前述針對個人與團體關

係層次的分析結果，發現具有決策影響力的行動者相去不遠，重疊性很高，顯示

多重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確實能影響行動者在決策網絡的影響力，而在多重社會

網絡當中被分配到較為鬆散的區截位置的行動者，也是在決策網絡中較不具影響

力的行動者。然在中醫支委會的部分，健保局的行動者 C1 在多重社會網絡的關

係結構中，一樣無法被放置在位置網絡的核心當中，再一次證明健保局的代表在

中醫支委會的社會網絡中，不具備與他人有密切互動關係的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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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進一步探究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中，四個區截位置行動者在四個社會網

絡中的角色關係，很明顯的都是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兼具內部凝聚力與外部關係

的互動模式。然而稍有不同的是，牙醫支委會的區截位置三，在四個社會網絡中

關係的接收數都是四，顯示了在牙醫支委會當中，無論是公務或私誼關係，其他

區截位置的行動者都非常依賴區截位置三，並與其產生密切的互動關係，區截位

置三的行動者無疑是最具有社會關係影響力的行動者。而反觀中醫支委會的結

構，區截位置三的行動者僅有在資源交換關係所接受的關係數是四，而在信任支

持網絡與法規諮詢網絡的關係數是二，顯示了在中醫支付委員會當中，區截位置

三的行動者僅有在資源交換網絡當中具有絕對的影響力，其他區截位置的行動者

在信任關係與法規諮詢關係中對區截位置三則相對較低，也顯示了在中醫支付委

員會當中，基於資源交換與事務討論工具性關係的互動較為頻繁，私誼關係的互

動反而並未很頻繁的存在於區截位置內部與外部的互動。若要一句話解釋兩者的

社會結構關係，牙醫支委會的區截位置三的核心性是呈現的公務與私誼關係的雙

重影響，中醫支委會的核心位置則比較傾向於資源交換與事務討論的公務性質。

問題 2-1：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中，行動者所鑲嵌的社會關係結構，是否會影響

決策者本身的決策影響力？其中影響的因素為何？

首先，若從個人關係層次的分析，無論是牙醫或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網絡

慣性的影響力，與行動者在四個社會網絡的相對位置有關。從 QAP 的相關性分

析當中，都證明了不論在牙醫或中醫的委員會中，四個社會網絡關係結構，都對

決策網絡的影響力機制有顯著的影響。但觀之彼此的相關係數差距並不大，顯示

四個社會網絡的關係都可以轉換為決策網絡中行動的資源，而這部分的分析，也

同時驗證了社會鑲嵌性的理論，表示決策影響力的展現，其實是鑲嵌在既有的社

會網絡的結構之中。而從 QAP 的多元迴歸分析中，我們更可以清楚知道在牙醫

支付委會的部分，雖然每個社會網絡都達到正向且顯著的分析結果，但信任支持

網絡對於委員的決策影響力有最為顯著的影響，顯示在此一網絡中受歡迎程度高

的行動者，在牙醫決策網絡的影響力也較大。而反觀中醫的分析結果，中醫支委

會的決策網絡機制並不會受到彼此間信任關係的影響，反而較容易受到事務討論

網絡的影響。顯見從個體關係層次的分析來說，牙醫支付委員會行動者決策影響

力最大的社會基礎，是來自於成員間以私誼為基礎的信任關係，但中醫支付委員

會的影響力基礎，則是來自於公務討論上的密切互動關係。

再者，從小團體參與層次的分析角度來說，分析結果顯示無論在牙醫或是中

醫支委會，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派系參與的重疊程度，對於決策網絡的影響力高

低有其統計上顯著的關連性。換言之，在兩個支委會中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不同派

系的重疊性愈高，在決策網絡中的影響力聲望也愈高，此一結果也從小團體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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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層次，再次驗證了決策者的決策影響力，是鑲嵌在既有的社會結構之中的研究

假設。從決策影響力的影響因素觀之，在牙醫支委會的部分，雖然所有的社會網

絡派系的重疊性程度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然以影響力的程度而言，是法規諮

詢網絡的成員間的派系重疊性，較能預測決策影響網絡的權力分佈狀況，顯示在

牙醫支付委員會中，瞭解行動者在法規諮詢網絡的成員參與派系的狀況，便可探

知其在決策網絡中的權力集中程度是如何，影響力的社會基礎較兼具公私誼的關

係性質。而中醫的部分，信任支持網絡的成員派系重疊性，與決策影響網絡間無

法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在中醫支付委員會中，在信任網絡關係中派系的參

與重疊程度，無法反映出決策網絡影響力的大小，反而是事務討論的派系成員重

疊性，對於成員在決策網絡影響力的預測性較強，這也反映出中醫的決策網絡的

權力關係是反映出公務互動關係的互惠程度，私誼的關係的緊密程度，比較無法

反映在決策影響力的面向上。

問題 2-2：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中，行動者所鑲嵌的社會關係結構，是否會影響

決策者本身的參與決策行為？讓決策者的意見與他人一致？其中影響

的因素為何？

在社會網絡關係結構與決策行為一致性的分析上，無論在個體層次或是小團

體層次的分析，在 QAP 相關性的分析也同樣的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性，顯示行

動者的決策行為模式，也確實鑲嵌在既有的社會結構當中，反映既有社會結構的

關係特質。以牙醫支委會來說，在個人層次的分析，事務討論的網絡關係結構並

不會影響決策行為間的一致性，但以其他具有顯著水準的社會網絡關係來說，則

是資源交換的網絡最容易影響行動者間決策行為的一致性，顯見若決策行為不合

眾意，在牙醫支委會內可能會被切斷資源互惠的關係，得不嘗失。從中醫支委會

的決策行為一致性的分析觀之，事務討論與法規諮詢等公務上的關係，均對委員

間決策行為的一致性沒有任何的影響，反而是信任支持的關係對行動者決策行為

的一致性影響最高，顯示了中醫支委會之中，決策者間決策行為的一致性的社會

基礎是建立在私誼的互動經驗上，而決策者的決策影響力，則是建立在事務討論

的互動經驗上。

倘若從小團體的分析層次來說，影響因素的確立必須以行動者間強連帶的互

惠關係為基礎，在牙醫支委會中，事務討論小團體參與的積極度，並無法解釋行

動者間決策行為的一致性，而其他顯著的變項中，則是以資源交換網絡中的互惠

關係，較能夠影響委員間決策的一致性，顯示在資源交換的互惠關係愈密切，與

其他行動者的決策一致性就愈高，這有可能是因為決策的行動需要相互資源的配

合，因此資源交換關係的互動較為頻繁，決策行為的一致性也高。在中醫支委會

當中，信任支持的互惠關係對於行動者決策的一致性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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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重疊性較具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力，這個分析結果與前

述政策影響力的分析結果類似，中醫行動者間決策的一致性是鑲嵌在事務討論網

絡中的互惠關係。換言之，在中醫支委會中，在總額事務的公務討論的交流愈多

愈頻繁，委員間決策的一致性也會愈高。

問題 2-3：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中，影響集體決策產出的因素為何？社會網絡的

相關變項是否會對集體的決策成效的觀感產生影響？

本研究透過兩個案例的分析，討論社會網絡的關係模式對於集體決策產出因

素的影響。第一個案例是針對委員與會的出席網絡，第二個則是針對委員會的集

體運作成效的觀感。一般來說，總額支付委員會作為總額執行階段公私部門間主

要的溝通協調平台，委員的出席網絡對此一溝通協調功能的發揮有必然的影響。

然綜觀委員的出席狀況，很明顯的無論在牙醫支委會或中醫支委會都偏於低落，

顯然不利委員會的集體決策成效。分析的結果顯示，無論在牙醫或中醫的部門，

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與委員個人的決策行為特質，都會對委員的出席意願產生顯

著的影響。其中無論在牙醫或是中醫支委會，在資源交換關係與其他委員互動愈

頻繁的行動者，通常出席意願也會較高，顯示了支付委員會作為健保總額執行層

面最主要的溝通平台，任何委員參與支付委員會的目的，無非是希望自己的意見

能夠被別人採納，並達到自己的政策目的，或希望能夠透過這個管道汲取更多對

自己有利的資源，因此資源交換網絡的關係會影響委員出席的意願自是不可言

欲，也顯示了出席大多是為了利益的考量。在個人決策行為特質的考量上，可以

發現個人決策網絡與出席網絡達到正面且顯著的效果，顯示在兩個部門中決策影

響力愈高的行動者，出席狀況也愈好。一般而言，與會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意見

能夠付諸實踐，因此個人決策影響力愈大，自然政策效能感強，便愈能達到自己

本身的政策目的，自然就會有出席會議的意願。

再者，在支付委員會集體決策績效觀感影響因素的分析中，作者嘗試這以陳

敦源（2008）在健保局委託研究案的問卷資料，驗證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狀況下，

委員間彼此的關係結構，確實會對集體決策產出績效的觀感造成影響。其中以決

策績效觀感為依變項的迴歸模型當中，在控制制度環境的相關變項下（健保局與

執委會的管理與協調觀感），社會網絡與個人決策行為的相關變項的假設全部成

立，社會網絡的變項非但能夠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模型增加的解釋變異度也

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顯見委員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結構，確實會對支委會的決

策績效的觀感造成顯著的影響。若從顯著的變項解釋分析的結果，事務討論網絡

的集中性與事務討論網絡的派系參與重疊性都達到顯著且正面的影響，顯示了在

兩個委員會中，有關總額事務討論與意見交換關係中愈受歡迎，或是與其他行動

者在意見交流上愈頻繁的行動者，對支付委員會的集體決策績效抱持愈正面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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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個人的決策影響力與年資長短，卻對集體決策產出績效觀感造成負面顯著

的影響，顯示這些年資長或影響力大的行動者對委員會的決策績效抱持負面看

法，健保局應該要更進一步瞭解故中原因，對支付委員會的運作才會有正面的影

響。

總的來說，作者從上述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資料分析中，驗證了社會網絡

中解析一個結構中影響力機制以及決策行為最重要的三個假設：一、在其他條件

不變的情況下，愈居於社會關係網絡中心位置的行動者，其決策影響力愈大，這

也顯示了決策的影響力是透過社會網絡關係結構的中介而展現；二、決策行為有

其社會性，會受到既有社會關係結構的影響，趨於一致性的決策行為可能較為具

備合法化的行動基礎，也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關係網絡對決策行

為的一致性有正向且顯著的影響；三、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網絡的關

係結構與個人的決策能力特質，會影響到集體決策產出的結果。據此，從上述的

分析當中，雖然台灣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制度設計是為了理性降低決策與監

督的成本，但作者驗證了兩個委員會決策行為與決策影響力的展現，無疑是鑲嵌

在委員間既有的社會關係網絡結構之中。換言之，由於人是群體的動物，關係的

存在無所不在，無論是經濟行為或是政治行為，都具體鑲嵌在不同的關係脈絡當

中，一個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與決策行為的模式，無法僅僅以個體的理

性為出發點思考可能的收益與成本，更需要去考慮到與他人所處的關係互動模

式，對於其思維與行動所造成的制約與影響。而社會網絡的分析技巧，可以將關

係型態的分析透過更為標準化的方式進行有信度與校度的分析，也有助於我們從

關係的角度去補抓社會現象與社會結構。

回歸到本研究所討論的決策的社會鑲嵌性，一個行動者在決策網絡中影響力

的大小，其實反映了在各種不同社會網絡中不對稱的依賴關係。集體行動系統

中，權力與社會網絡之間具有交互作用的特性。社會資源並非完全處於平等的地

位下作交換，有權力的人往往擁有在社會關係中資訊、信任、資源交換關係的優

勢性，無論是牙醫或是中醫的支付委員會中，訊息或資源的交換均透過委員之間

關係的傳遞，一個委員關係的數量，也往往決定了其可以得到多少的資源與資源

的質量。任何人在一決策的網絡中不僅僅是單純的僅有理性決策上的需求，有很

多時候決策所處的社會系統的作用會反映在這些決策行為上。例如：為何決策的

影響力會鑲嵌於事務討論的網絡結構中？因為有些行動者需要透過與其他人的

討論，依賴他人給予總額相關事務的意見，也因此事務討論網絡中聲望集中性高

的行動者，其在決策過程的影響力也高；同理可證，有些行動者在決策過程中亟

需要透過彼此間的相互信任，才能對對方的行為有可預期性，需要有社會性的支

持；有行動者需要他人在法規的諮詢上給予建議，因此能夠提供法規建議的行動

者會對他人有影響；有些行動者需要在決策過程當中與他人進行資源上的交換以

達到其目的，因為根據政策網絡的基本假定，沒有任何一個行動者能單獨達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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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目的，因此更需要這些行動者間的社會關係來連結資源，動員資源。這些

決策過程中的社會活動，反映出行動者在四個不同社會網絡中關係的不對稱性，

不對稱性也導致了不同行動者決策影響力與決策行為的差距。

第二節 實務政策建議

根據前述的研究結論與分析結果，本研究證實了社會網絡分析應用在公共行

政的研究議題中，更可以更具實務應用的角度來看待，透過社會網絡分析的角

度，提出過去可能忽略或無法測量的有益建言，本研究針對牙醫與中醫總額支付

委員會的運作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

一、健保局應該要積極瞭解年資長且影響力大的委員為何對運作有負面觀感

研究結果顯示，決策影響力大的委員與年資較長的委員，會對支付委員會的

決策績效會抱持著較為負面的觀感。綜觀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歷屆委員的組

成，有部分的委員都呈現了一種長期穩定在固定的參與名單的情況，特別是在牙

醫與中醫全聯會中德高望重的委員，如此名單的建構邏輯或許有助於健保總額執

行專業性的延續與穩定性，也有助於經驗的傳承，但為何這些老前輩會對支付委

員會的決策績效抱持著負面的評價，則有待更進一步的分析。從分析上的結果顯

示，無論在社會網絡或是決策網絡的集中性分析，牙醫與中醫支委會決策影響力

大的行動者，都僅僅集中在少數行動者身上，尤其是中醫的支付委員會，決策網

絡整體的集中化指數比牙醫支委會更高，權力分佈也比牙醫支委會更集中在少數

委員手中。從訪談的資料中，也可以發現中醫全聯會內部的運作多以中區的中醫

掌權，人治的色彩也較牙醫全聯會重。且在針對牙醫與中醫兩委員會出席網絡的

分析，也發現信任支持關係與委員的出席網絡有負面且顯著的影響，由於信任私

誼的關係必須建立在長期的互動，這些長期以來與其他委員穩定化的社會關係愈

好的委員，出席意願反而相對較低，不利於委員會的運作。本研究認為，若委員

的參與名單長期以來均固定在某一部份的行動者，長時期以來的互動形成更為穩

定化的社會網絡機制，或許更容易有集體的壓力，或是造成團體盲思的現象，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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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團體間的默契造成出席狀況不佳，可以理解。但為何這些資深且有影響力行動

者，反而對委員會的集體運作抱持著較為負面評價，特別是在牙醫與中醫內部德

高望重的委員，則會攸關委員會運作的效能。據此，作者以為健保局應當對年資

就較久的委員的與會行為與意見更具有敏感度，定期瞭解他們的意見並適時的修

正，才能得到醫事團體內部的支持。

二、中醫支委會的健保局代表，應該與醫事團體的委員建立更多互動 從決策影響力聲望的社會基礎的分析，我們發現委員的決策影響力確實鑲嵌

在委員間的社會關係結構網絡之中，健保局的代表在牙醫支委會的決策網絡與社

會網絡中，其集中性指數具有非常高的一致性，在派系重疊的網絡關係當中，與

牙醫支委會其他的行動者的相互連結也非常的深，尤其在信任網絡當中，與其他

部門的行動者都能呈現相互依賴的關係，顯示了牙醫支委會的健保局代表不但在

決策網絡中具有影響力，在社會網絡的關係上也受到其他委員的委重與依賴。換

言之，牙醫支委會的健保局代表，在決策上的影響力有社會性的基礎，影響力的

運作呈現了兼具公、私權力的性質。反觀中醫支委會的健保局代表，雖然在決策

影響力的網絡上具備了高度的集中性，但在社會網絡的關係上，卻無法與其他部

門的行動者有更深入的接觸，也沒有與其他行動者建立起互惠的關係，顯示健保

局代表在中醫支委會中的權力基礎是基於正式制度的權力，而非私誼性質的影響

力。上述分析的結果，也在決策影響力網絡與四個社會網絡的 QAP 迴歸分析中

得到驗證。或許支付委員會的功能僅是一個讓不同部門的委員之間溝通討論的平

台，不具備私誼性質的影響力，並不牽涉到委員會的整體運作。然中醫全聯會內

部的中醫師本身就是屬於比較人治的關係型態，中醫支委會的健保局代表與中醫

全聯會的醫事團體委員，在中醫支付會當中的關係是呈現割裂的狀態，使得除了

會議之外，健保局的代表與中醫全聯會的委員之間並沒有密切聯繫的管道，這樣

的狀況並不意外。倘若健保局的委員能與中醫全聯會醫事團體有更進一步的互

動，將更有助於健保局與中醫全聯會委員之間的溝通。

三、針對沒有影響力與社會網絡關連性的委員，應該重新檢討存在的價值 根據決策網絡的集中性與社會網絡的集中性研究結果顯示，在牙醫支付委員

會中，專家學者、衛生署健保小組、台灣醫院協會、藥師公會、牙醫學會以及部

分全聯會的代表，以及中醫支委會中的專家學者、台灣醫院協會、衛生署中醫藥

委員會以及少部分的中醫全聯會的代表，在決策網絡當中沒有任何的影響力，而

在社會網絡當中非但缺乏受歡迎性，也缺少擴張性。從派系成員的重疊性程度來

看，這些委員也是沒有與他人建立起強連帶互惠關係的成員，而從整體結構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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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來看，這些成員在多重社會網絡關係的空間分佈上，與核心的成員呈現了一個

相對距離較遠，且彼此距離較為分散的狀態。顯示這些行動者在委員會中，非但

沒有決策參與的積極度，也不積極與其他委員建立社會性的互動關係。因此，這

部分的委員存在的象徵意涵，很明顯的大於實質的參與意涵。由於委員會的參與

必須考慮身份代表性的問題，委員本身參與的積極性便難以具體的考量，但由於

支付委員會的目的並非僅是讓具備代表性的委員能夠有參與溝通的管道，還需要

委員能夠積極的與會並達成多數人可以接受的共識，協調可行的方案，監督總額

執行的運作。若積極參與的委員過少，便容易形成寡頭決策的狀況，而根據集中

性的分析，中醫支委會寡頭化的狀況就比牙醫支委會嚴重。據此，即使這些委員

具有參與會議的身分代表性，或許也可嘗試從同一個單位中尋找其他對總額參與

積極度較高的行動者進入委員會，在兼顧代表性的情況下，增加會議實質的參與

程度，如此才能有利於真實達到多數的決策共識，而不是僅有少數的寡頭在決

策，讓支委會的溝通討論功能成為一種象徵性的意涵。

四、應該加強總額事務討論的功能，促進委員間的與溝通與交流

根據分析，委員在總額事務討論的互動關係，以及互惠關係的建立，能夠有

助於委員會的整體運作績效的觀感。換言之，在總額資訊交換、討論、協商的關

係中與他人的互動欲頻繁，欲能夠達到雙向的意見交流的行動者，對支付委員會

整體的運作成效便抱持著愈正面的看法。而在各個層次的 QAP 相關分析中，我

們也證實了無論是牙醫或是中醫支委會，委員之間與會的決策行為與討論，都緊

緊的鑲嵌在事務討論的網絡之中。這個分析結果顯示支付委員會作為一個總額執

行階段最主要的公私部門的溝通平台，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發揮委員間事務討論

的功能，並交換彼此的意見，讓總額的執行能夠更順暢、更有績效。據此，無論

在牙醫或中醫支委會的委員會當中，都應當嘗試著在制度設計上，能夠更容易引

導會議進行中意見交流與討論的互動，建立委員間緊密的資訊交換與意見交流的

關係，也能有助於委員會運作的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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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貢獻

本研究的基於研究主題「決策的社會鑲嵌性及其影響」，主要的研究企圖有

三：一、透過社會鑲嵌性的觀點解釋決策的行為具有社會性的意涵，個人的決策

行為的理性思考無法從所處的人際關係結構抽離；第二、運用量化的社會網絡分

析方法輔以質化的訪談資料，系統化的驗證上述的理論觀點；第三、透過牙醫與

中醫支委會支付委員會的個案研究，進行理論與經驗個案的對話，一方面解析研

究個案行動者間社會網絡的關係特質與其對決策的影響，二方面也驗證決策社會

鑲嵌性此一觀點。這三點構成了本論文研究的主軸，所有的研究也以這三點企圖

來開展。

以下本節將從這三點原初的研究企圖，討論本研究對於公共行政領域可能的

貢獻。

第一、本論文的第一個貢獻，就是在理論上揭示了行動者間的人際關係網絡

結構，對於解釋個體決策影響力的大小、決策行為模式與集體的決策產出，都具

有顯著的解釋能力。本研究引介了 Granovetter（1985）社會鑲嵌性的觀點作為解

釋決策行為的思路，其意義是指涉行動的基礎，有其與之鑲嵌的結構脈絡。換言

之，決策行為是一種社會行為，對於決策行為的理解，也應該要從行動者間的關

係互動模式來捕捉。對於任何一個公共政策的學者，一個很普遍感興趣的研究問

題就是誰統治的問題，但公共政策學界對於如何在決策的過程中測量行動者間權

力分佈的狀況，一直都沒有產生一個很好的理論共識，也沒有發展出很完整的分

析工具，也因此造成了權力概念的複雜性與測量權力大小的難度。過去學者基於

對決策此一概念的研究興趣，在不同層次的研究上，提出了不同的分析觀點，也

各具有不同的優劣。然這些理論不是在方法論上遭遇了低度社會化的困難，認為

人的決策都是理性的產物，忽略了個體的行為仍是鑲嵌在具體的社會環境中，不

然就是過度社會化的結構論偏誤，認為人的行為都僅僅反映了結構的限制，完全

沒有自主的空間。透過社會網絡分析對於行動者間社會結構的解析與權力分佈的

理解，便有了連結總體結構與個體行為模式的分析工具，藉以在過度社會化與低

度社會化之間搭起一座橋。而社會鑲嵌性的觀點提供了一個適當的理論視角，就

是將研究的目光放置到行動者間所處的關係系統的層次來理解，不同的關係系統

會呈現出不同的權力分佈，也會影響不同的決策行為，也會影響到決策產出的結

果。從社會鑲嵌的理論視角來分析決策的過程，會比僅僅單獨考量人類效用函數

的理性計算，對於決策過程的理解還貼近真實。本研究透過社會鑲嵌的概念，並

輔以社會網絡的分析工具，非但可以清楚的解析在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不同社

會關係的特性與結構，也從這些網絡特質中解釋了行動者間的權力分佈與決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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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然本研究必須說明的是，本研究是在經驗個案的解釋範圍中驗證了社會鑲嵌

性對決策的影響此一分析概念，並不具備通則化的解釋能力，也無法對台灣整體

健保牙醫與中醫場域的決策結構進行系統化的分析，通則化的努力還需要透過更

多不同類型的經驗個案來檢證。

第二、本論文的第二個貢獻，就是在研究方法上透過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

委員間網絡關係結構的分析，應用了量化的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以科學化的方式測

量了行動者間的關係模式與權力的互動，此一企圖可以讓我們重新省思目前公共

行政相關研究工具的缺乏，也初步跨越了過去公共行政網絡研究過於喻象化，缺

乏解釋能力的缺失。雖然社會網絡分析方法已有近七十年以來的發展，在社會學

的領域當中已獲得普遍的應用，甚至自成一個重要的流派，然本論文在國內在公

共行政領域中，仍是第一本以系統化的方式應用社會計量學（sociometry）的方

法來研究公共事務網絡關係的博士論文。網絡在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的研究領域

中，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為了協助政府部門能夠管理現今政策環境的不穩定

性，政策網絡、公私協力、治理、公共管理網絡等概念的發展，都揭示了公共行

政現今對於組織間或組織內的互動模式分析的殷切需求，也都指出了公共行政所

關係的議題與關係性研究的關連性，相關的研究也獲得了一些初步累積的成果

（Rhodes and Marsh, 1992; Bartel, 2001; Radin, 1996; 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 Williams, 2002; Goldsmith and Eggers, 2004; Ansell and Gash, 2008; Provan and Kenis, 2008）。但這些成果主要有兩個方法論上的問題，第一個問題呈現在研究

工具不足的問題：想從資源依賴關係的觀點來研究網絡的公共行政學者，大多都

同意在公共事務的不同層次的研究議題當中，在制度與個人行動間存在了網絡這

個機制的中介作用，但在公共行政領域中由於科學化分析工具的缺乏，非但無法

清楚客觀的觀察到網絡關係的存在，也缺乏了對總體網絡結構與個體決策影響力

路徑間經驗分析的有效連結，使得有關網絡的研究遭致了很大的批評，認為僅是

一個描繪現實狀況的喻象，沒有任何因果關係上的解釋能力（Dowding, 1995; 2001; Daugbjerg and Marsh, 1998; Marsh, 1998; Marsh and Smith, 2000, 2001; Evans, 2001; Rabb, 2001; Toke and Marsh, 2003; 王光旭，2005）。而更多的時候，

很多概念都僅是停留在學術天空中漂浮的靈魂，或僅僅是透過質化資料來主觀的

認定我們的確看到了關係的存在，而我們也確實看到了他的影響。

第二個問題呈現在操作化的問題：公共行政另外一個研究傳統的問題就是用

不是網絡的方法來研究網絡，但仍然宣稱他們確實測量到網絡的存在與影響。傳

統公共行政學者善用一般統計的方法來測量受訪者對於網絡功用的觀感，例如美

國的公共行政學者 O’Toole 就喜用傳統的統計技巧研究教育政策的執行網絡，來

區隔公共行政學界與社會學界在測量網絡這個概念上的不同。前述論及，一般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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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方法的邏輯是將受訪者區隔為不同類屬的團體，並將每個個體看成是相互獨立

的分析單位，去比較每個不同類屬在特質上的差異性，但這樣的思考邏輯往往破

壞了受訪者間可能受到關係影響的資訊，而無法真正感知到行動者間網絡的關係

結構對行為者的影響因素為何。而 O’Toole 等公共行政學者善於使用一般問卷的

方式測量受訪者對於網絡關係存在的感覺，仍是一種從不同屬性資料中去分類行

動者對網絡觀感的分析，而非真正的從結構的角度對關係進行系統化的剖析工

作。網絡分析一個重要的任務是揭示社會結構，這個社會結構的意涵並非是我們

所認知的總體性的社會環境、文化、道德與制度性的限制，而是一個行動者間所

形成穩定化的互動模式。從方法上而言，社會網絡分析方法提供了一個與一般統

計分析不同視野的分析工具，但其概念操作化的能力，與完整的分析工具與理論

背景，均讓社會網絡分析在各個領域的應用得到了快速的擴展。公共行政關係議

題的研究主題若要在經驗研究上走向更科學化的方向，就必須具備更形式化的分

析工具，本論文提供了一個初步火力展示的工具操演與分析結果。

第三、本論文的第三個貢獻，就是同時應用質化的資料與量化的社會網絡分

析工具，系統化的將牙醫與中醫委員會委員間的社會關係特質與決策影響力的結

構機制解構，並討論社會網絡關係與決策影響力的分佈、決策行為和集體決策結

果間的因果關係，掌握了委員間實際決策互動的社會基礎。過去有關全民健保的

相關研究，大多集中在經濟可欲性的分析，希望透過最適模型的探索，來解析健

保資源最適配置，或是從醫療管理的角度，解釋總額支付制度下，對於醫療生態

與醫療服務供給的影響。全民健保此一政策場域由於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也

深切關乎醫界團體的利益，任何決策的產出或執行，往往具備了高度的政治性

格，但國內健保政策的相關研究，卻也對如何研究健保的政治性缺乏必要的敏感

度。台大醫院前院長李源德（2005）對於政治干預健保專業徒呼負負，曾言：「專

業沒有民主，必須以能力取勝，這是我的信仰」，而前衛生署副署長張鴻仁，也

因健保總額分配不均的衝突而成為其下台的導火線，在辭職的發言上，其認為健

保的問題永遠脫離不了政治，也感嘆專業仍須以良好的政治互動為基礎（張鴻

仁；引自聯合報，2004 年 10 月 15 日）。換言之，就健保此一政策場域，其業務

性質一方面極具專業性，另一方面又極具政治性，但國內全民健保政策領域的研

究，對於專業性的關注與政治性的關注，往往差距大到不成比例。然而在政策產

出與執行的現實中，為了減緩政治性的衝突，衛生署與健保局也在總額支付制度

執行的過程當中，不斷的在各個環節設立必要的委員會，吸納其他部門對於醫療

政策的意見，從政治性的角度叫「促進全民參與」，然站在專業性的角度就叫「外

行有機會來干預或領導內行」。

為了有效率與效能的執行健保政策，協調不同利益部門並達成資源共享與責

任分攤的目的，衛生署與健保局設立了許多公私協力機制的委員會，藉以制度化

決策參與與討論的機制，降低健保政策治理的成本，健保此一政策領域，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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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一種「委員會治國」（Committee Governance）的現象。然雖然制度的存在可

以穩定化權力運作的範圍，影響行動者間利益、資源與權力運作的模式，然真實

的決策過程，仍是在行動者間的社會關係網絡所進行的，行動者行為的正當性基

礎，也是需要有委員間社會網絡關係的支持。換言之，在委員會的運作中，委員

間的社會關係網絡極有可能穿透制度的機制，而展現決策過程的權變性格。因此

一個委員會的治理機制往往不能僅從正式的制度設計，去思考其對決策過程造成

的影響與效益，仍是要配合非正式的人際互動關係來解釋政策系統的運作。本研

究在企圖上便是要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角度，勾勒出委員會在決策運作過程中的深

層社會結構，是正式的委員關係與非正式的社會網絡關係交互作用的特質，闡明

了行動者間的社會網絡關係模式，確實會影響到行動者在支付委員會的決策行為

與影響力。其中，在牙醫支委會來說，很明顯決策的影響力網絡呈現在以牙醫全

聯會少數資深代表，以及健保局代表為主的二元治理結構，雙方無論在決策網絡

中的影響力分佈、決策行為的一致性，以及社會關係網絡的互動結構均有高度的

連結性；而反觀中醫支委會，雖然具備決策高度影響力的行動者包含了中醫全聯

會的資深代表與健保局的代表，但在社會網絡的關係模式當中，健保局的代表被

排除在核心運作的範圍之外，並沒有與其他具有決策影響力的委員形成社會關係

的交換互動。顯示在牙醫支委會當中，委員的權力機制是綜合了正式制度與非正

式制度的關係，健保局的代表在牙醫支委會當中有社會性的基礎。而中醫支委會

當中，健保局代表的權力來源是正式制度所賦予的優勢議價能力，但在社會網絡

與其他委員的互動基礎中就顯得相對貧乏，僅能在決策上造成影響力。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本研究從研究問題的思考、理論的建構、到資料的分析，都力求能夠達到研

究方法上的完整性與一致性，然仍有許多主客觀的因素條件，致使研究結果可的

解釋能產生某種程度的限制性。以下則分別根據本研究的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

向的建議提出相關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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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限制

本研究大致上可羅列出以下五點研究限制：

限制一、回收率對整體解釋能力的限制：研究整體社會網絡並非以一般統計

方法的抽樣方式，透過隨機的抽樣來降低推論的誤差，而是透過研究者研究的目

的與主觀上的認定，來進行對研究範圍邊界的確認與參與者的選擇。也因此在一

個邊界清楚的網絡範圍之中，社會網絡分析對於受訪者的挑選與回收率便相對的

敏感，因為回收率的高低會影響到對委員間社會關係結構的解讀，也會影響到接

下來的描述分析與推論工作。而本研究在牙醫與中醫支委會的回收資料，雖然回

收率各自都接近七成五成左右，經過卡方分析的檢定也證實這七成五成的回收樣

本與母體之間沒有顯著的差異性，但分析的結果仍是與實際委員間的社會網絡關

係結構有兩成的落差。雖然一般整體社會網絡的分析，六成以上的回收率可以被

考慮達到校度的要求，八成以上的回收率才有被接受發表的可能。40

限制二、網絡問卷敏感度造成的測量問題：本研究設計了四種社會網絡的問

題，試圖探討委員在不同的社會網絡關係中，對於決策權力的分佈與決策行為有

什麼影響，但整個回收回來的資料，可以發現委員對於有些問題的回答或許相當

有戒心，或是不願回答，讓不同的社會網絡呈現了程度不等的回收率，密度較低

的社會網絡關係，會影響了推論的校度。雖然在網絡矩陣資料相關與迴歸的分析

當中，QAP 的分析模型可以解決個案中 0 值過多的問題，但轉換成集中性指數

放入一般統計模型時，會影響該指數的斜率，造成估計上的偏誤或不顯著。雖然

本研究最後篩選了回收率較為完整的事務討論網絡放入階層式迴歸的分析，且達

到了統計上的顯著水準，然或許在其他的變項上，也可以達到有意義的解釋，只

是因為變數資料的限制，作者在此無法作過度的推論。

但本研究必

須說明的是，本研究在既有資料結構的限制之下，也有可能出現測量上的偏誤。

限制三、母體先天上的分析限制：由於委員會的名單僅侷限在特定的部門分

佈，且不同的身份別之間的委員數量有極大的差異性，又加上回收率較高的部分

是醫事團體代表的部分，可能因此會造成解釋上的偏誤。換言之，從資料的分佈

來看，兩個部門都是醫事團體全聯會的委員佔據大多數的委員席次，其他身份類

別的委員加起來都沒有醫事團體本身的委員多，又加上其他身份別委員的回收率

較低，因此整個網絡分析的結果，可能會傾向於反映出以醫事團體代表為主的網

絡結構，而非是整體支付委員會的網絡互動結構，資料反映在影響總額支付制度

運作的敏感度可能不足，造成解釋上的偏誤。且由於不同類別的數量差異性過

40 此一論述來自於 The 42nd Essex Summer School in Social Science Data Analysis 的社會網絡分析課程的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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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導致在網絡分析的數據中，不同身份別的比較就顯得沒有意義，因此本研究

也有意的忽略以不同的身份別來分析社會網絡的特質。

限制四、問卷資料與實際客觀資料的差別：由於本研究在分析支付委員會集

體決策績效的時候，採用的是陳敦源（2008）在委託研究案中的問卷資料，這部

分的資料透過對委員主觀認知（subjective perpecption）的測量，來檢定委員會公

私協力機制運作的良窳，可能會與客觀上集體決策產出的績效存在差距。雖然從

方法上的分析步驟來說，本研究都已經力求嚴謹，並符合統計分析的假定，然從

社會網絡的分析結果來說，兩委員會真正積極與會且有影響力的行動者，僅僅集

中在少數的委員，其他的委員大多不管世事，相對而言也較不重視委員會的運作

與集體的決策效果，開會的象徵性質大於實質的意涵，或根本就是乾脆不出席或

列席。因此這種主觀認知上的測量，在樣本上會偏向以積極與會的委員的意見為

主，而忽略了較未積極與會的委員，可能會與現實的運作績效造成一些主客觀間

的差距，影響推論的結果。

限制五、社會鑲嵌的思考是否等於網絡決定論？：另外一個可能的限制，也

是一個理論性的思考，就是社會網絡研究可能造成的侷限性問題。作者雖然透過

上述的分析，解析了牙醫與中醫支付委員會的決策機制是鑲嵌在委員間的社會關

係結構，檢證了彼此間的因果關係，但這樣的思考模式，也有可能墮入了網絡決

定論的陷阱，與結構論的觀點沒有太大的差異。充其量的差異性，僅是來自於傳

統結構論者的結構通常是給定的，然社會網絡分析的結構是透過分析而來的，每

個網絡的結構都不相同，行動者的相對位置與權力交換模式也不相同。雖然社會

網絡的分析理論在因果關係上具有很強的解釋力，也能夠精確的帶來分析上的客

觀性與可操作性，但它同樣也帶來分析與解釋上的困擾。比如說，在社會網絡觀

點的基本假定是：一個人擁有關係的規模和其在網絡中的地位會對行動者的收益

有正面的影響，因果的邏輯是網絡的關係形式決定了一個行動者的權力分佈與影

響力，然反過來說，我們也可以提出一個相對觀點的假設，即一個人在正式制度

當中的地位，同時決定了他的網絡地位與收益的大小。它呈現了一個對網絡分析

的疑惑是：是網絡決定資源，還是資源決定網絡？從牙醫與中醫支委會中有影響

力的委員大多來自於全聯會的幹部便可窺知一二。而且由中醫支付委員會的健保

局代表的決策影響力並沒有社會基礎的支持，便可以驗證不見得僅有網絡的關係

結構能影響行動者間的影響力大小與行為模式。

若以較為整體的分析層次而言，社會網絡的結構不能抽離更大層次的社會脈

絡之中，文化的不同、社會的差異、政治的氛圍，都有可能對網絡的結構與行動

者間的互動模式造成影響。若從較為微觀的分析層次而言，網絡並不是一個一成

不變的結構，它會隨著行動者對關係的投資與投資的規模與回收，而改變網絡原

本的結構模式，這種更具工具性的角度更能夠展現出原本 Granovetter（1985）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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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社會鑲嵌性的原意。據此，依據公共行政關心議題的性質，任何的組織管理或

決策產出的研究，雖然會複雜化整個分析的解釋，然仍無可避免必須被放置在更

大的國家制度脈絡中去檢視。本研究必須說明的是，雖然在社會網絡與決策影響

力和行為的因果解釋上，本研究完成了既定的研究任務，但在分析上由於資料的

限制，也對制度環境的部分缺乏深刻思考，雖然對於網絡的關係結構有一初步的

瞭解，背後的內涵卻難以深入分析，也缺乏了對委員對於社會網絡關係的投資與

關係結構的變化所導致權力分佈的改變更為細緻的分析。

貳、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針對未來的研究方向建議，本研究提出以下三點：

一、繼續在公共行政的研究議題上深化應用社會網絡分析 本研究系統性的運用量化社會網絡的分析方法，進行對公共行政議題的研

究，跨越了公共行政的網絡研究過於喻象而缺乏解釋能力的批評，也達到了本論

文的階段性任務，但這並非是一個結束，而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社會網絡分析

法在公共行政領域的應用，仍需要更多經驗個案的操演與累積。公共行政基於效

率與效能的治理目的需求，現今無論在跨域或跨階層的組織間或組織內協力關

係，都亟需相關的分析理論與經驗研究的工具進行實務上的分析，並提供實證分

析（evidence based）所提出的政策建議。而在傳統的分析主題上，特別是組織行

為的研究議題，透過社會網絡分析工具，也可以對過去人群關係學派所關注的非

正式組織與組織運作的績效，搭起一個可供系統化分析的橋樑。就近期美國行政

學界發展趨勢，2006 年在公共行政評論（Public Administrative Review, PAR）除

了出版六期之外，更在年底以專刊的方式，匯集了全美知名的學者廣泛的討論「跨

機關或跨部門協力合作」（Specuial Issue on Collective Public Management），而2007 年的美國公共行政會議中，更以「留存於歷史上的可能性：運用協力合作

方式」（Monumental Possibilities: Capitalizing on Collaboration）為主題，探討部

門間的協力關係在未來公共行政領域的重要性。協力或治理相關的議題，已經在

公共行政的領域中成為無可迴避的研究潮流。

根據筆者的瞭解，雖然社會網絡分析已經有約七十年的發展歷史（Scott, 2000: 7-8），在美國社會學的相關研究上也不斷獲得應用與重大的突破，甚至對管理學

院的管理思維造成了大舉入侵的風潮，然公共行政領域學者對於社會網絡分析工

具的關注與應用卻相對的貧乏。很多基於關係性的研究議題，至今仍然停留在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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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層次的討論，沒有適當的工具進行實證的研究。而原本傳統公共行政學者所善

用的網絡分析研究（Meier and O’Toole, 2001;謝俊義，2007），並非從行動者間的

關係結構來測量網絡關係的結構與影響，而是透過一般統計問卷的方式來測量受

訪者對於網絡互動效果的主觀感受，雖然滿足了將網絡當成一種測量變項的研究

目的，然而這種測量方式所分析的並不是網絡真實的結構，而是透過個人屬性分

類不同的群體對網絡運作的感覺，測量網絡的存在與否與運作績效的差異，與實

際的社會網絡分析有極大的差距。在美國公共行政的相關研究所中，佛羅里達州

立大學於 2003 年開始有教授教授社會網絡與政策分析的研究所課程（課程大綱

詳見附錄十一），而亞歷桑納大學的政治系也於近年開始與社會系合開政治網絡

分析的課程，提供學生相關分析工具的應用與理論的訓練，顯示社會網絡分析在

公共行政領域與政治領域的應用價值，已經逐漸受到美國的學界所重視。

據此，本研究建議在台灣的公共行政學界，也應該在研究工具的學習與發展

上，更為深入的應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並透過對不同政策領域的研究議題進行

比較分析，磨合社會網絡分析與公共行政研究議題的關連性，俾對台灣的發展經

驗與政策網絡所形塑的社會結構特質進行全面性的瞭解，有所貢獻。

二、公共行政的決策模型應該納入關係性的思考作為解釋變項

政策過程絕非政治真空狀態下的科學的探索（Munger, 2000: 30），即使設計

上完美無瑕的政策，仍須經過政治上的合法化程序，這其中，公共政策不只是社

會整體成本效益的問題，更是行動者間如何折衝權衡的問題，而折衝權衡的過

程，其實就展現在行動者間的社會網絡的互動模式。本論文開宗明義便指陳過去

公共行政領域中的決策與組織研究，大多忽略了行動者間的社會關係作為解釋變

項的思考，以致於許多決策模型的發展，不是太過於泛低度社會化，認為人的決

策行為是基於自身理性的考量，可以做出效益最大化的決策；不然就是太過於過

度社會化，認為人們的行動模式僅要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呈現了一種過於結

構論的色彩，無助於對政策系統內權力分化模式的解釋。而對於影響力或權力分

析的需求，同樣也面臨了低度社會化與過度社會化的問題，一方面是過於理性為

基礎的分析模式化約到認為個體就可以影響集體的決策，無須考量環境結構的權

力所造成的限制，二方面是認為泛社會化的結構概念並無助於更細緻的將權力進

入到行動的分析層次，也無助於看到行動者可能的動能性。換言之，由於權力的

概念是一個多面向且動態的權變結構，並非僅僅只是單純的考量個人的理性計

算，或是整體社會對於行為模式那種撲天蓋地式的限制，而是在不同的環境模式

當中，會呈現出不同的利益、行為模式與集體行動的結果。

據此，決策是一種社會性的產物，是一種座落在行動者之間，透過考量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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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與關係，理性選擇之下的結果。故社會鑲嵌的分析並不排斥行動者具備理性

選擇的能力，而是要透過對行動者間關係結構的理解與詮釋，來界定每個行動者

的利益性質與政策立場，還有其可能的政策行為與影響力。這樣的思維恰可補充

目前公共行政理論中過於重視理性為思考核心決策模型的不足。然而在理論的操

作化上，需要更進一步的投入研究的精力，透過累積不同的經驗個案，來增加對

台灣社會決策過程的解釋能力。

三、持續對健保政策政策產出的政治可行性分析進行更大規模的研究

由於本研究的分析僅限於在支付委員會委員的範圍，無法對於總額支付制度

運作的整體架構作整體性的評估工作，且本研究的資料僅是一屆委員的資料，也

無法從貫時性的角度對支付委員會的運作，進行更進一步的檢討工作，僅能在有

限的範圍內進行分析與推論，無法對整體的總額支付制度運作的分析提出更為具

體的建議。然而總額支付制度關係到一年四千多億的健保預算，不但有關醫療產

業的前景枯榮，也與民眾最關心的健康息息相關，國家也透過各種不同制度性的

力量，對健保的總額執行進行成本上的控制。由於總額支付制度包含非常多的運

作環節，並非僅有一個支付委員會就能決定其運作的成敗，且健保政策的參與者

複雜性高，專業不對稱性大，非但有國家制度性的力量在控制，也有醫事團體專

業性權力的運作軌跡，更有民間的監督團體不斷的站在醫界的對立面，使得全民

健保的政策產出從過去到現在都是呈現專業性與政治性的衝突情景。換言之，決

策制訂是權威性價值分配的活動，其過程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格，健保政策更中無

論是財務分配或是資源配置都是如此，然而過去對於健保於政策過程政治可行性

評估的重視與研究成果，在衛生署與健保局所委託的研究案中，卻是明顯的不成

比例，許多有關改善收入面的政策都遭遇了強大的政治壓力。據此，對於健保政

策政策的政治過程從事系統化的分析有其實務上的必要性，透過社會網絡分析技

術進行研究，並適當應用 Laumann 與 Knoke（1987）在研究美國能源政策與醫

療政策的分析架構與方法，恰可以進一步分析誰統治台灣的醫療政策，全面性的

解析台灣健保政策的政治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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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總額執行面兩委員會之比較

委員會 總額支付委員會 總額執行委員會 組成目的 當費協會協訂總額預算後，健保局負責依

據協商結果與各部門總額受託單位簽

約，以執行總額支付制度。健保局負責籌

組「總額支付委員會」。邀集總額受託單

位、藥界代表、專家學者、衛生署及費協

會代表共同組成相關委員會，負責研議有

關之執行辦法，及督導總額支付制度之實

際運作。

有關總額執行委員會的籌組，主要是依據

總額部門是否有接受專業自主委託而

來。在委託契約中明定應成立總額執行委

員會，負責與健保各區分局共同執行專業

審查與點值的維持。就 2008 度而言，僅

牙醫總額與中醫總額有接受專業自主委

託。也因此，四總額部門中僅牙醫與中醫

全聯會有所謂的執行委員會。 法源依據 健保法母法對總額支付委員會沒有清楚

的法源依據，因此總額支付委員會基本上

是依據任務性質需要，而由健保局所籌組

的委員會。

就牙醫總額而言，為辦理牙醫總額支付的

推行，依據中央健康保險局牙科總額支付

行政委託合約書成立全民健保牙醫門診

總額執行委員會。而中醫總額則依據中醫

總額支付行政委託合約書。 扮演角色 依據各總額支委會設置要點，主要功能有

二：一、籌備及推動總額支委會相關事

宜；二、研議總額支付制度執行面相關辦

法及規定。主要是作為在執行面中政府單

位與醫事團體的協調平台。

最主要是專業自主審查，項目譬如有執業

有無違規、每季申報的點數是否合理等。

然大致來說，包含總額支付執行層面的事

宜，其中包括支付標準的研擬、審核制度

的規劃、審查醫師遴選及輔導辦法，都需

經由執行委員會的通過後生效，因此執行

委員會對醫事團體內部有其控制能力。 委員組成 各部門總額支付委員會的委員身分類

別，可區分為四大類別：專家學者，醫事

服務團體、相關政府機關代表，以及健保

局代表等。其中專家學者在四個總額支委

會中均規定為三人，而醫事服務團體依據

不同總額支委會而有不同的成員代表，但

其中醫師公會以及台灣醫院協會，則在一

個以上的總額支委會中具有代表委員。另

外，不論醫師是哪個總額支委會，其實都

有一般診所以及醫院的區別。而在相關政

府機關代表中，主要是衛生署及費協會代

表，各聘代表一人。健保局本身為保險人

代表，其中在中醫總額及西醫基層未有明

確規定人數外，其餘總額至多不超過兩

位。

總額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選取標準主要是

由全聯會的會員進行審查，大多由由各地

方的醫事團體分會派員組成。依中醫為

例，根據全民健保中醫門診總額支付保險

委員（簡稱中保會）組織章程規定，委員

會設置委員二十三人，由全聯會理事長、

臺灣省中醫師公會理事長、北市中醫師公

會理事長、高雄市中醫師公會理事長（以

上為職務職，隨職務進退）、本委員會六

區分會代表（台北區三人、北區兩人、中

區三人、南區兩人、高屏區兩人、東區一

人）、理事會代表四人（由理監事聯席會

議聘任之，隨該屆理監事任期進退。）中

華民國中醫專家學者兩人（本理事會聘任

之），委員任期以兩年一任得連任之。 開會方式 共識決 共識決 開會頻率 自 2008 年始，開始每三個月點值報告之

來後開會一次，商討總額支付執行面的細

節事宜。

每三個月定期與分區的健保局舉行共管

會議（有專業自主委託）或聯繫會議（無

專業自主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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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

法規名稱:中央健康保險局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三日訂定)

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七年四月三日健保醫字第八七○○

六八○一號訂定公告 中央健康保險局九十年八月六日健保醫字第○九○○○

二七九三四號修訂公告；自九十年六月一日起實施

第 1 條 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牙醫總額支付制度試辦計

畫」之實施，特成立「中央健康保險局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

第 2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籌備及推動﹁牙醫總額支付制度試辦計畫﹂相關事宜。

(二)研議試辦計畫相關辦法及規定。

第 3 條 本委員會由以下人員共同組成，並由本局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一)專家學者三名，由本局遴選聘任之。

(二)牙醫門診相關醫療服務提供者代表，由本局洽請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推舉十六名、中華民國醫院協會推舉四名、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推舉一名及中華牙醫學會推舉一名，並由本局聘任之。

(三)行政院衛生署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代表各一名。

(四)本局代表。

第 4 條 本委員會成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然代表團體及本局出任者

，應隨其本職進退。

第 5 條 本委員會成員均為無給職，但學者專家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第 6 條 本委員會每二個月由召集人召集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7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相關機關團體人員代表列席。

第 8 條 本要點由本局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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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中央健康保險局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訂定)

中央健康保險局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健保醫字第八八○

○七四一一號訂定公告

中央健康保險局九十年六月一日健保醫字第○九○○○

一二八九一號修正公告；

九十年八月六日健保醫字第○九○○○二七九三四號公

告自九十年六月一日起實施

第 1 條 中央健康保險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中醫總額支付制度」之實

施，特成立「中央健康保險局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

第 2 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籌備及推動中醫總額支付制度相關事宜。

(二)研議中醫總額支付制度執行面相關辦法及規定。

第 3 條 本委員會由以下人員共同組成，並由本局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一)專家學者三名，由本局遴選聘任之。

(二)中醫門診醫療服務提供者代表，由本局洽請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

會推舉十八人、中華民國醫院協會推舉二人，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

推舉一人，並由本局聘任之。

(三)行政院衛生署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協定委員會代表各一名。

(四)本局代表。

第 4 條 本委員會成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

本職進退。

第 5 條 本委員會成員均為無給職，但學者專家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第 6 條 本委員會每二個月由召集人召集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7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相關機關團體人員代表列席。

第 8 條 本要點由本局公告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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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牙醫與中醫委員名單

牙醫支付委員會名單（2007-2008） 編號 代號 身份別 性別 回收 出席

1 A1 健保局 男 0

2 A2 健保局 男 v 7

3 B1 專家學者 男 v 4

4 B2 專家學者 男 5

5 B3 專家學者 男 5

6 C1 衛生署 女 v 3

7 D1 費協會 男 0

8 E1 台灣醫院協會 男 v 4

9 E2 台灣醫院協會 男 v 1

10 E3 台灣醫院協會 男 1

11 E4 台灣醫院協會 男 v 3

12 F1 藥師公會 男 v 4

13 G1 牙醫學會 男 3

14 H1 牙醫全聯會 男 v 2

15 H2 牙醫全聯會 男 v 7

16 H3 牙醫全聯會 男 v 4

17 H4 牙醫全聯會 男 v 5

18 H5 牙醫全聯會 男 4

19 H6 牙醫全聯會 男 1

20 H7 牙醫全聯會 男 v 0

21 H8 牙醫全聯會 男 0

22 H9 牙醫全聯會 男 v 2

23 H10 牙醫全聯會 男 0

24 H11 牙醫全聯會 男 v 5

25 H12 牙醫全聯會 男 v 6

26 H13 牙醫全聯會 男 v 6

27 H14 牙醫全聯會 男 0

28 H15 牙醫全聯會 男 v 7

29 H16 牙醫全聯會 男 v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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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支付委員會名單（2007-2008） 編號 代號 身份別 性別 回收 出席

1 A1 衛生署 女 v 0

2 A2 衛生署 男 3

3 B1 費協會 男 v 2

4 C1 健保局 男 v 5

5 D1 專家學者 女 3

6 D2 專家學者 男 v 0

7 D3 專家學者 男 v 4

8 E1 台灣醫院協會 男 2

9 E2 台灣醫院協會 男 v 0

10 F1 中醫協會 男 v 6

11 F2 中醫協會 男 v 0

12 F3 中醫協會 男 2

13 F4 中醫協會 男 v 2

14 F5 中醫協會 男 v 6

15 F6 中醫協會 男 v 3

16 F7 中醫協會 男 v 3

17 F8 中醫協會 男 v 2

18 F9 中醫協會 男 v 0

19 F10 中醫協會 男 v 4

20 F11 中醫協會 男 6

21 F12 中醫協會 男 v 6

22 F13 中醫協會 男 4

23 F14 中醫協會 男 v 1

24 F15 中醫協會 男 v 2

25 F16 中醫協會 女 v 4

26 F17 中醫協會 男 v 4

27 F18 中醫協會 男 v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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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菁英網絡問卷

全民健保總額制度執行架構之評估 --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問卷--

委託單位：中央全民健康保險局

執行單位：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

親愛的諸位先進，您好！

為了暸解健保局各總額支付委員會的組成、運作方式及現況探

討，中央健康保險局委託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進行這次研究。希望透

過您對所參與支付委員會的經驗與觀察，依據委員會運作的實際情況

進行填答，協助我們瞭解各總額支付委員會的運作現況及差異，提供

健保局日後推動各項總額支付制度工作的參考。本問卷完全採不具名

方式處理，所蒐集之資料亦僅作為整體統計分析之用，請您放心作答。 總額支付制度最重要的使命即在於促進專業醫事團體自主管

理，促進醫療資源的有效利用，提高民眾就醫品質。希冀藉由此次問

卷執行之結果，能反饋總額設計之初衷，不斷提升我國健保體制水

準。我們感謝您對達成這個使命的鼎力支持，我們也真誠希望得到您

的指教。 謝謝您！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陳敦源 教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羅紀琼 教授 東華大學經濟研究所 尤素娟 教授 林士淳 講師 敬 上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計畫主持人 陳敦源 教授

聯絡電話： (02)2939-3091#5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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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卷 說 明 填寫前，請務必閱讀填寫說明

一、問卷目的 1. 本研究接受健保局委託，主要針對各部門總額支付制度運作的現況作一系統

性的分析，並藉以提供日後改進建議。本問卷所蒐集的任何資料，皆會以匿

名的方式呈現在研究報告中，研究單位也絕不透露填寫人的資料來源，敬請

安心回答。 2. 本問卷主要目的在探討實際影響點值成效的因素，以及瞭解在健保總額支付

委員會此一平台中，委員彼此間對於重要議題參與的情形與互動的經驗。 二、填寫說明 問卷指涉關係：健保局的組織與執行能力、全聯會的組織與執行能力，以及健保

局與全聯會的互動關係。 問卷受訪對象：支付委員會中的所有出席成員(保險人、醫藥服務提供者、相關

政府機關代表、全聯會成員，以及列席人員)均為本問卷所界定的施測對象。 本研究認為，不論您所扮演的角色為何，由於實際參與支付委員會的運作，在

長期互動下，對於上述三種互動關係皆有所觀察與體悟。在這樣的認知基礎

下，不論您是健保局官員，醫事團體成員，亦或是列席人員，均請依據平時的

所見所聞，亦或是親身經驗，提供您個人的看法。 問卷名詞界定： (一)「全聯會」：係指支委會設置要點中所明定的總額受託辦理單位。例如： 1. 您若出席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則所指的「全聯會」即為「中華民國牙醫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 2. 您若出席中醫總額支付委員會，則所指的「全聯會」即為「中華民國中醫師

公會全國聯合會」。 3. 您若出席西醫基層總額支付委員會，則所指的「全聯會」即為「中華民國醫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4. 您若出席醫院總額支付委員會，則所指的「全聯會」即為「中華民國醫院協

會」。 (二)「健保分局」：若您為醫事團體者，係指您醫療院所所在地的健保分局；若

您為健保局分局官員，係指您所在的分局；若不屬於上述兩者，則依據您所居住

地判斷屬於哪個分局轄區。例如： 51. 您的醫療院所若是在台北市執業，則所指的「健保分局」即為「健保局台北

分局」。 52. 您的醫療院所若是在桃園縣執業，則所指的「健保分局」即為「健保局北區

分局」。 53. 您的醫療院所若是在台中市執業，則所指的「健保分局」即為「健保局中區

分局」。 54. 您若為健保局台北分局官員，則所指的「健保分局」即為「健保局台北分局」。 55. 您若為學者專家代表，居住地在台北市，則所指的「健保分局」即為「健保

局台北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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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由此開始-- 一、以下請依照您的經驗與觀察，回答下述問題並進行勾選： 1. 就您個人認為，支委會的主要功能應包括下列何者？(可複選) □ 1.協助管理點值穩定 □ 2.做為醫事團體與健保局間的溝通平台 □ 3.協商各分區所能分配到的預算 □ 4.其他，請說明： 。 2. 委員人數是議事效率的關鍵，就目前支委會的人數而言(牙醫支委會現有 29 人)，您

認為是否恰當？ □ 1.過多 □ 2.剛好 □ 3.過少 □ 4.無意見 3. 您認為支委會在開會時對於充分討論與交流各方意見的情形是？ □ 1.非常良好 □ 2.良好 □ 3.有點良好 □ 4.有點不好 □ 5.不好 □ 6.非常不好 4. 您認為參與支委會的委員應具備下列哪些專業背景？(至多選填五項) □ 1.經濟財務 □ 2.醫療保健 □ 3.公共管理與政策 □ 4.法律 □ 5.社會保險 □ 6.醫院管理 □ 7.公共衛生 □ 8.社會福利 □ 9.其他，請說明： 。 5. 過去一年您認為在支付委員會運作下，該總額點值的改善程度 □ 1.改善非常多 □ 2.改善很多 □ 3.有一點改善 □ 4.有一點退步 □ 5.退步很多 □ 6.退步非常多 □ 7.沒有改變 二、以下為支委會委員相關問題，請依照您的經驗與觀察，回答下述 問題並填入所代表的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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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 您認為支委會在開會時無法充分討論與交流各

方意見的原因有哪些？(可複選) □ 1.不具代表性 □ 2.與會但並未認真議事

□ 3.缺乏健保知識 □ 4.缺席率高 □ 5 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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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為支付委員會委員歸類表，請依據該表依序回答下列問題

(01) 專家學者 (02) 保險人(健保局) (03) 醫事服務機構 (04) 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05) 其他(請直接填入答案欄) 6. 支付委員會中，您覺得哪一類的委員有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依代表性不足排序)

6-1 哪一類人員您覺得是最不具代表性？ 。 6-2 哪一類人員您覺得是第二不具代表性？ 。 6-3 哪一類人員您覺得是第三不具代表性？ 。

7. 支委會委員的參與能力為委員選取考量的標準之一，在支委會委員中，您覺得哪類

代表健保相關知識較為充足？(依較具備醫療相關知識者排序)

7-1 哪一類人員您覺得是最具備醫療相關知識？ 。 7-2 哪一類人員您覺得是第二具備醫療相關知識？ 。 7-3 哪一類人員您覺得是第三具備醫療相關知識？ 。

8. 在協助管理分區所分到的預算過程，哪類委員的影響力最大？(依影響力大小排序)

8-1 哪一類人員您覺得是最具備影響力？ 。 8-2 哪一類人員您覺得是第二具備影響力？ 。 8-3 哪一類人員您覺得是第三具備影響力？ 。

三、以下為有關委員會運作的相關問題，請依照您的經驗與觀察，回

答下述問題並進行勾選： 非

常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有點不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9. 總額支付制度執行的成效有賴於支委會的運作順

暢 1 2 3 4 5 6

10. 支委會委員確實能代表其單位，對各區所分配到

的預算盡充份協助管理的責任 1 2 3 4 5 6

11. 對於影響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成效可能有以下三種因素，請您就以下三種因素(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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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的組織與執行能力、全聯會的組織與執行能力，健保局與全聯會間的互動狀況)，做出相對重要性的評價。

說明： 以下將對上述幾個狀況進行兩兩相對重要性的比較。在以下相對評價比較問題中，

若您認為相對而言「健保局的組織與執行能力」比「全聯會的組織與執行能力」重

要，則在同等重要的左半邊選項(9、7、5、3)選擇您偏好的強度；反之，若您認為

「全聯會的組織與執行能力」比「健保局的組織與執行能力」重要，則在同等重要

的右半邊選項(3、5、7、9)選擇您偏好的強度；若您認為，「健保局的組織與執行能

力」與「全聯會的組織與執行能力」同等重要，則請在「同等重要」(1)的方框內打

勾。

填答範例：

絕

對

重

要 9

極

為

重

要 7

頗

為

重

要 5

稍

微

重

要 3

同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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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1

稍

微

重

要 3

頗

為

重

要 5

極

為

重

要 7

絕

對

重

要 9

健保局的組織與執行能力 □ □ □ □ □ □ □ □ 全聯會的組織與執行能力

健保局的組織與執行能力 □ □ □ □ □ □ □ □ 健保局與全聯會的互動狀況

全聯會的組織與執行能力 □ □ □ □ □ □ □ □ 健保局與全聯會的互動狀況

以下請勾選：

絕

對

重

要 9

極

為

重

要 7

頗

為

重

要 5

稍

微

重

要 3

同

等

重

要 1

稍

微

重

要 3

頗

為

重

要 5

極

為

重

要 7

絕

對

重

要 9

健保局的組織與執行能力 □ □ □ □ □ □ □ □ □ 全聯會的組織與執行能力 健保局的組織與執行能力 □ □ □ □ □ □ □ □ □ 健保局與全聯會的互動狀況 全聯會的組織與執行能力 □ □ □ □ □ □ □ □ □ 健保局與全聯會的互動狀況

五、請依照您的經驗與觀察，回答下述問題並進行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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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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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意

12. 中央健保局對於點值穩定不佳的健保分局有合理

的獎懲機制 1 2 3 4 5 6

13. 中央健保局對於健保分局在相關法規的執行上一

視同仁 1 2 3 4 5 6

14. 中央健保局對於健保分局所進行的點值監控，有

利於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 1 2 3 4 5 6

15. 中央健保局與健保分局間具有暢通的溝通管道，

有助於更快速簡單的解決執行總額支付制度所遇

到的問題

1 2 3 4 5 6

16. 各健保分局間有暢通的溝通管道 1 2 3 4 5 6

17. 健保局提供各區分局官員有關總額支付制度執行

的相關訓練課程是具有成效的 1 2 3 4 5 6

18. 健保局內部不論層級高低皆可獲得有關總額支付

執行的相關財務和成果評估資訊 1 2 3 4 5 6

19. 健保局對於總額支付制度有關執行層面的決策過

程中，會提供健保分局意見參與之管道 1 2 3 4 5 6

20. 當健保分局間對於總額執行發生立場歧異時，健

保局所進行的協調是具有成效的 1 2 3 4 5 6

21. 健保局在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常受到政治力的干

擾 1 2 3 4 5 6

22. 健保局對於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具有正面樂觀的

看法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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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依照您的經驗與觀察，回答下述問題並進行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23. 全聯會對於影響點值穩定的醫療院所有完備的輔

導機制 1 2 3 4 5 6

24. 有人認為專業審查對於某些醫療院所有偏袒的現

象，您是否認同這樣的看法 1 2 3 4 5 6

25. 全聯會鼓勵各地方分會督促轄區內醫療院所相互

監督以維持點值的穩定 1 2 3 4 5 6

26. 全聯會與地方分會之間具有暢通的溝通管道，有

助於因應總額支付制度施行所遇到的問題 1 2 3 4 5 6

27. 各地方分會之間有暢通的溝通管道 1 2 3 4 5 6

28. 為因應總額支付制度的施行，全聯會會提供有關

總額支付制度執行的訓練，如說明會等 1 2 3 4 5 6

29. 全聯會對於與會員有關的相關決議，有善盡告知

的義務 1 2 3 4 5 6

30. 對於全聯會會務的決策，全聯會內部有提供成員

意見發表的管道 1 2 3 4 5 6

31. 在總額支付執行下，地方分會間若發生衝突時，

全聯會的協商是有效的 1 2 3 4 5 6

32. 全聯會內部推派支付委員會委員時常受到派系力

量的影響 1 2 3 4 5 6

33. 全聯會對於總額支付制度的執行具有正面樂觀的

看法 1 2 3 4 5 6

六、以下為支委會組織特徵相關問題，請依照您的想法，回答下述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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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對於專業審查業務委託由醫事團體承接而言，您認為是否有助於總額支付制的執行

(單選，無論是否均請說明理由)

□ 1.是 □ 2.否 說明理由： 。 35. 請問支委會應多久開會一次較為恰當

□ 1.一個月一次 □ 2.二個月一次 □ 3.一季一次 □ 4.半年一次 □ 5.一年一次 □ 6.其他，請說明： 。 36. 您認為支委會成員的類別應以何種標準區分較為恰當？

(現今各總額支委會人數為：牙醫支委會人數為 29 人；中醫支委會人數為 27 人；西

醫基層支委會人數為 43 人；醫院支委會人數為 39 人)

□ 1.以地區別作為區分標準 □ 2.以身份別作為區分標準 請續答第 37a 題 請續答第 37b 題 37a. 您認為支委會的成員總人數應該是

多少較為適當？各分區應有多少人？

應包括哪些人？人數各應為多少？

37a-1 總人數應為： 人 37a-2 各分區應有多少人： 人 37a-3 各分區中各類成員數應為 1.專家學者： 人 2.保險人： 人 3.醫事服務機構： 人 4.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人 5.其他，請說明：

37b. 您認為支委會的成員總人數應該是多

少較為適當？應包括哪些人？人數各

應為多少？

37b-1 總人數應為： 人 37b-2 在該總人數下，各類成員數應為 1.專家學者： 人 2.保險人： 人 3.醫事服務機構： 人 4.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人 5.其他，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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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下請依照您的經驗與觀察，回答下述問題並進行勾選：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有

點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38. 目前醫事團體在總額執行過程的權利與所擔負的

義務是相符的 1 2 3 4 5 6

39. 健保局在總額執行事務上應該開放更多的權限給

予醫事團體 1 2 3 4 5 6

40. 支委會具有資源分配的決策制定權力 1 2 3 4 5 6

41. 支委會委員具備實質議案提案的決策制定權力 1 2 3 4 5 6

42. 支委會中關於點值監測報告有助於總額支付制度

的執行 1 2 3 4 5 6

43. 目前在支委會的運作下，健保局與全聯會對於彼

此角色的界定具有相互共識 1 2 3 4 5 6

44. 目前在支委會的運作下，健保局及全聯會的責任

分工是非常明確的 1 2 3 4 5 6

45. 若對醫事團體授權愈多，則醫事團體愈應為總額

執行的成敗負責 1 2 3 4 5 6

46. 健保局與醫事團體在總額執行中的互動是平等的 1 2 3 4 5 6

47. 健保局非常尊重委託單位的專業審查結果 1 2 3 4 5 6

48. 在支委會開會中，健保局對醫事團體並不會隱藏

某些資訊 1 2 3 4 5 6

49. 在支委會開會中，醫事團體對健保局並不會隱藏

某些資訊 1 2 3 4 5 6

八、政策溝通：以下請依據附表，回答下述問題並進行勾選(列席人

員請跳過第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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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請依照所附表一名單，回答下述問題並進行圈選(您的意見將影響我們對現

狀運作的評估，以及日後推薦委員名單的建議，請勿遺漏並請按照實際的經驗回

答。 50. 請問您是名單中的哪一位？（請圈選，報告呈現結果將匿名且重新編號，請

安心填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51. 每當您在討論總額執行事務時，會特別和哪些人討論？（請圈選至多五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2. 在總額執行的事務中，當面臨較為關鍵的議題時，需要和信任的人交換資訊，

以下您會和誰交換資訊？（請圈選至多五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3. 在總額執行的議題或事務上，屬於執行面技術性的議題(如法規)，您會向誰

諮詢？（請圈選至多五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4. 請問當您們在討論有關總額執行的議案時，您是否常從誰那邊獲得支持？例

如：投票、意見附和、其他支援等（請圈選至多五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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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您覺得在總額執行事務的決策上，誰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請圈選至多五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6. 您覺得誰在總額事務執行上最具專業知識？（請圈選至多五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7. 您覺得在討論牙醫的總額議題時，誰最為主動積極？（請圈選至多五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8. 您覺得誰在總額執行議題上與您有一致或近似的意見？（請圈選）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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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以下是有關您的基本資料，請放心填答

59. 性別：□男 □(2)女

60. 您參與本次委員會所代表之身分為：

□1、委員 □2、列席人員

60a. 您的類別為(選填 1、2、4、5 者請跳答第 62 題)

□(1)專家學者 □(2)保險人(健保局) □(3)醫事服務機構

□(4)相關政府機關代表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61. 您的診所或醫院隸屬於健保局：

□台北區 □(2)北區 □中區 □南區 □高屏區 □東區

62. 年齡：

□(1)20 歲以下 □(2)21-30 歲 □(3)31-40 歲 □(4)41-50 歲

□(5)51-60 歲 □(6)60 歲以上

63. 教育程度：

□(1)高中以下 □(2)專科 □(3)大學 □(4)碩士 □(5)博士 □(6)

其他，請說明： 。

64. 您參加支付委員會的工作有多久的經驗： 年 月。

~問卷到此結束，感謝您的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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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牙醫四社會網絡聲望關係圖

牙醫支委會事務討論網絡行動者聲望關係圖

牙醫支委會信任支持網絡行動者聲望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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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支委會法規諮詢網絡行動者聲望關係圖

牙醫支委會資源交換網絡行動者聲望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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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中醫四社會網絡聲望關係圖

中醫支委會事務討論網絡行動者聲望關係圖

中醫支委會信任支持網絡行動者聲望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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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支委會法規諮詢網絡行動者聲望關係圖

中醫支委會資源交換網絡行動者聲望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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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牙醫社會網絡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牙醫支委會事務討論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牙醫支委會信任支持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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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醫支委會法規諮詢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牙醫支委會資源交換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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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中醫社會網絡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中醫支委會事務討論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中醫支委會信任支持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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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支委會法規諮詢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中醫支委會資源交換派系參與分層類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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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牙醫多重網絡區截位置分割表

一、CONCOR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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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abu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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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中醫多重網絡區截位置分割表

一、CONCOR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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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abu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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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佛羅里達州立大學網絡課程大綱

Instructor: John T. Scholz Fall 2003 Office: Bellamy 542 (850) 644-7304 Mondays 1:30-4:00 Office Hour: Monday 4:00-5:00 and by appointment Bellamy 113 John.Scholz@fsu.edu

At least since the behavioral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most political analyses

are based on the attributes of political actors in the system being studied. In recent years, rapid advances in graph theory and network analysis have expanded the tools and concepts available to understand the systema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its, which may be more critical to the performance of a system than the particular attributes of the units. Despite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in political science that relationships are important (old-boy networks, iron triangle, trust…), network analysis has yet to establish a place among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in our journals.

This course will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network analysis to political science issues

in general and to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in particular. There is too much material to survey and too little to indicate what is directly relevant to political science, so we will select a few promising concepts and approaches from several disciplines and work with them intensively to see what they can tell us.

To provide a common framework, the class project will focus the network-related

issues raised by a NSF-funded study of estuaries. The issues are developed in three papers to be read in the first week, particularly the 2003 AJPS (47:143-158) article “Building Consensual Institutions: Networks and the National Estuary Program”. We will reanalyze the data from that article plus two additional surveys, using tools we will learn from network analysis to verify and extend the simple analyses in that article. In addition, we will learn and use computer simulations and agent-based modeling 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issues linking network analysis with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will apply the tools and concepts to the specific issues and data from the estuary program.

As an advanced research seminar,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be a hands-on workshop in which students take considerable initiative i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their own research projects. We will meet regularly for the first 4-6 weeks to survey a common set of readings and work on the class project, based on the estuary data. The readings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be very intense to get us all up to speed, and will include conceptual, empirical, and agent-based modeling approaches to network analysis. We will also be using various software programs to analyze the estuary data as a basis for our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My assumption is that none of you are familiar with any aspects of network analysis, but that all of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 collective action perspective.

During our intensive exposure to the literature and tools of network analysis, students will also be developing their own specialized reading lists and proposals for their own projects. Some students may focus on one aspect of the class project, others may work on

PUP 6910: Advanced Research in Public Policy: Networks in Federalist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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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orida Water Survey that was initiated this summer, and still others may be working on their dissertation proposal in areas unrelated to water governance. The last half of the semester will be devoted to individual meetings as well as class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relevant to these projects. Requirement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mester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weekly assignments and contribute each week to the discus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lass project. In the second half, students will be required to present a short lecture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ir projects and a final presentation of the project. Students will maintain a work log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see Axelrod 1997, pp. 199-201.)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e student’s final paper will depend on what is being undertaken—a small, completed project is expected, but a proposal for dissertation research or larger project may be an option. Each student will develop a one-page research proposal outline and annotated research bibliography (Due Sept 29), a 3-page proposal (due Oct 13), a mini-lecture (presented after Oct 6), and a final paper (Due Dec 8).

Please let me know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if you anticipate any concerns that would require special arrangements for you.

Grades: Participation in class and the class project will count for 40% of the grade. To emphasize the spirit of collegial research involved in this workshop, part of the class participation grade will reflect the student’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other students’ research.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project will count for the remaining 60% of the grade. There will be no tests, and the individual project grade will be a single grade based on all the work on the project. Readings: The reference list below is a starter bibliography for you to explore as the basis for developing your specialized project bibliography. Some of the required readings listed in the discussion schedule will be available on the class blackboard site https://campus.fsu.edu/webapps/login , and are indicated by BB.

Discussion Schedule

I. Introduction: UCINET and Estuary Networks Aug. 25 a. Required Readings: Schneider et al 2003, Scholz et al 2003 (BB), Wang

and Scholz 2003 (BB) b. Recommended: UCINET instructions, Burt’s 1991 manual for Structure.

Skim relevant parts for discussion of measures.

II. Network Structure: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network measures Sept.8 a. Required: Begin with Burt 1991 p. 1-15., then Monge and Contractor Ch 2

(BB), then skim Scott 1999 and focus on measures you choose to estimate in UCINET with your estuary data). (Read handout of work logs in Axelrod 1997 p. 199-201 (BB))

b. Recommended: Knoke 1998,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This is the best handbook for technical issues of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s)

III. Network Structure: Clustering, path length, and graph theory Sept.15

a. Required: Watts 1999, Watts and Strogotz 1998, Wasserman and Faust 1994, ch on graphs.

b. Recommended Newman, Watts 2002

IV. Network Structure: Weak vs strong ties, transmission vs trust Sept.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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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quired: Burt 2002, 2001, Coleman 1988, Granovetter 1973, 1985 b. Recommended: Lin et al 2001.

V. Network Simulation: Agent-based models Sept. 22

a. Required: Monge and Contractor ch 4 (BB, see also Blanche website at http://www.spcomm.uiuc.edu/Projects/TECLAB/BLANCHE/pages/ ); Axelrod 1997 Intro, ch1, 7, skim other chapters; Macy and Skvoretz 1998.

b. Recommended: McFadzean 2001, Kohlman, Miller and Page, Schelling 1978, March 1991, Axelrod and Cohen 2001, Tassier.

VI.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s: Sept. 29

a. Readings—Jackson 2003 (see references for recommended readings).

VII. Political Perspectives: Policy Networks, Measures of Power Oct. 6 a. Required: Hechlo 1978, Burt (1991) chapter on Power from Structure manual,

Padgett and Ansell 1993, Thatcher 1998 or equivalent review. b. Recommended: Burkett and Skvoretz, Faber 1987, Cederman 1994.

VIII. Remaining class readings will be determined by mini-lectures and individual

projects

IX. Presentations Nov 24, Dec 1.

Required and recommended readings Axelrod, Robert. (1997). The complexity of cooperation: Agent-based models of 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Axelrod, Robert and Michael Cohen. 2001. Harnessing Complexity: Organizational

Implications of a Scientific Frontier NY: Free Press. Axtel, Robert 2000. Why Agents: On the varied motivations for agent comput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rookings Working Paper#17, Center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ynamics. Burkett, Tracy and John Skvoretz. Political Support Networks among US Senators: Stability

and Change from 1973-1990. PolSci example. Burt, RS. 2001. "Bandwidth and Echo: Trust, Information, and Gossip in Social Networks,"

( B&E Pre-print of a chapter in Networks and Markets, edited by Alessandra Casella and James E. Rauch.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Burt, RS. 2000.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Social Capital," ( NSSC, Appendix Pre-print of a chapter i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Volume 22, edited by Robert I. Sutton and Barry M. Staw. Elsevier Science.

Burt, RS. 1997. The Contingent Value of Social Capital. ASQ 42(2):339-365. Burt, RS. 1992. Structural Ho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urt, RS. 1991 Structure: Reference Manual, version 4.2 (Manual for software program) Esp.

Introduction, pp 5-15, and specific sections as relevant. Available at http://gsbwww.uchicago.edu/fac/ronald.burt/teaching/STRUCmanual.pdf

Carley, Kathleen M. and D. M. Svoboda. 1996. Modeling organizational adaptation as a simulated annealing proces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5(1): 138-168.

Cederman, Lars-Eric, 1994. Emergent Polarity: Analyzing State-Formation and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8(4): 501-533. PolSci example.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JS 94: S95-S120. (network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mirbayer, Mustafa and Jeff Goodwin. 1994. Network Analysis, Culture, and the Problem of Agency. AJS 99(6) 1411-1454. (early survey concluding the need to combine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analysis to explain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networks.)

Epstein, J. M., & Axtell, R. (1996). Growing artificial societies: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bottom up.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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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ber, Jan. 1987. Measuring Cooperation, Conflict and Social Networks of N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1(3) 438-464. PolSci example.

Glance, N. S. and B. Huberman (1993). The outbreak of cooperation.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ociology 17(4): 281-302. (on agent-based stochastic learning)

Granovetter, Mark S. 1985. Economic action, social structure, and embeddedness. AJS. 91:481-510. One of the classics on networks, information, and the economy.

Granovetter, Mark S.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360-1380. Another classic.

Heclo, Hugh. 1978. Issue Networks and the Executive Establishment. In The New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ed. Anthony K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Jackson, Matthew, O. 2003 forthcoming. A Survey of Models of Network Formation: Stability and Efficiency. in Gabrielle Demange and Myrna Wooders, eds. Group Formation in Economics: Networks, Clubs, and Coali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noke, David 1998.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as Social Capital. In: Roger Leenders und S. Gabbay (Hrsg.) (1998). Corporate Social Capital.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Kohlman, Miller and Page. Lada, A. Adamic, Rajan M. Lukose, Amit R. Puniyani, and Bernardo A. Huberman: Search in

Power-Law Networks (for computer literature on internet network design and search. See also http://www.parc.xerox.com/istl/groups/iea/papers/plsearch/index.html )

Lin, Nan, Karen S. Cook, and Ronald S. Burt (eds.) 2001. Social Capital. Chicago: Aldine de Grutyer.

Macy, M. W. (1991b). Chains of cooperation: Threshold effects in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 730-747. Agents and Genetic Algorithm

Macy, M.W. and J. Skvoretz. 1998. The Evolution of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trangers: A Computational Mo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3: 638-660. Agents and Genetic Algorithm

March, James G. 1991.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2: 71-87.

McFadzean, David, Deron Stewart, and Leigh Tesfatsion. 2001. A Computational Laboratory for Evolutionary Trade Networks.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available at http://www.econ.iastate.edu/tesfatsi/ .

Monge, Peter R. and Noshir S. Contractor 2003 (forthcoming)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Network NY: Oxford. Good introduction and simulations.

Newman, M. E. J. “Models of the Small World: a review” J. Stat. Phys. Graphs Padgett, John F. and Christopher K. Ansell 1993. Robust A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edici

1400-1434. AJS 98(6): 1259-1319. Provan, Keith G., and H. Brinton Milward. 1995. A Preliminary Theor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Effective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yste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40: 1-33.

Schelling, Thomas C. (1978). 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New York: W.W. Norton., A classic on agent-based behavior, esp Ch 4?? on tipping.

Schneider, Mark, John T. Scholz, Mark Lubell, and Matthew Edwardsen. 2003. Building Consensual Institutions: Networks and the National Estuary Program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143-158.

Scholz, John T., Brad Kile, and Ramiro Berardo. 2003. Policy Networks: Resolving Collectiv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Estuaries. Working paper.

Scott, John. 1999.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age. (A basic introduction) Skvoretz, J and D Willer. 1993. Exclusion and Power: A Test of Four Theories of Power in

Exchange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 801-18. Tassier, Troy. see articles at www.umich.edu/~ttassier-- for network simulation and

labor markets. Tassier, T. and F. Menczer (2001). Emerging small world referral networks in evolutionary

labor markets. IEEE, Transactions on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5. Thatcher, Mark.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policy network analyses: From modest origins

to overarch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0(4):38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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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Cheng-Lung and John T. Scholz, 2003. Networks and Fragmented Authority: The Role of Local Policy Networks in Federal Regulatory Enforcement. working paper.

Wasserman, Stanley and Katherine Faust. 1994.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st handbook on measurement and statistical issues).

Watts, Duncan J. and Steven H. Strogatz. Collective Dynamics of 'Small-World' Networks. Nature 393, 440-442 (1998). Graphs, Summary of Watts article & book

Watts, Duncan J. 1999. Networks, Dynamics, and the Small-World Phenomenon. AJS 105(2):493-527. Graphs

Watts, Duncan J. 1999. The Small-Worlds: the Dynamics of Networks between Order and Randomne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aphs.

Yamaguichi, Kazuo. 1994.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s: diagonal-free measures of inefficiency and the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inefficiency.” Social Networks 16: 57-86. Weak ties a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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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二 文內使用名詞釋義

名詞 英文 意涵 使用章節

網絡集中性

Network centrality 測量一個人在網絡中控制範圍的大小，一個網絡集

中性較高的人，表示其在整個網絡之中與其他行動

者的關係最綿密

第四、五、

六章

擴張性 Out-degree

(degree centrality)

同（out degree），在社會網絡中意指發散出去關係

數的多寡，散發愈多關係表示愈依賴他人

第四章

受歡迎 In-degree

(degree centrality)

同（in degree），在社會網絡中意指被他人連結關

係數的多寡，接受愈多關係表示愈受歡迎

第四章

影響力 In-degree

(degree centrality)

同（in degree），在決策網絡中，若被他人選擇的

關係數愈多時，代表決策的影響力愈大

第四章

聲望集中性 In-degree

(degree centrality)

同上述的受歡迎與影響力，在社會網絡中被他人選

擇的關係數愈多，表示聲望的集中性愈高

第四章

中介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

或稱中介中心性，表示一個行動者佔據他人資訊傳

遞渠道的概率

第四章

派系 Cliques 一個網絡當中，有多少兩兩互惠關係所形成的小團

體，通常 size 最小以 3 為單位

第五章

社會內聚

social cohesion 一個小團體內部的行動者互動較為密集，溝通也較

為頻繁，溝通直接，相互依賴，具有正向互動關係

的子集合

第五章

派系性 Cliquish 一個網絡中高度凝聚且重疊的子群體 第五章

派系重疊性

Clique

co-manbership

多少的行動者在一個網絡中參與同一個派系，或可

稱之為一個行動者在網絡中與多少人在不同派系

中重疊

第五章

CONCOR CONCOR

用以分割網絡中不同的區截位置，每個區截位置的

行動者有相似的特徵，原理為不同行動者的親近性

彼此間相關的可能性

第六章

Tabu Tabu

用以分析網絡中不同的區截位置，每個區截位置的

行動者有相似的特徵，原理為區截內的成員組內關

係平方差最小

第六章

區截位置

Block position 由上述兩種方法將一個網絡中所有的行動者透過

計算的方式分類成不同的區塊，一個區塊在空間中

則代表一個集體的區截

第六章

多向度量尺

法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MDS）

行動者間關係截面中所表現出來的異同性模式，表

達成一個多維或二維的空間圖形，在多維的空間

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其是否是一個明顯的類聚關係

第六章

縮影矩陣 Image matrix 以整體網絡密度為判斷標準，藉以測量區截位置內

與不同區截位置之間的關係形式

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