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 10.6503/THJCS.2015.45(4).04

清華學報 新 45 卷第 4 期（民國 104 年 12 月）第 631~664 頁

從撒旦到霸王

──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崔文東∗∗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摘 要

本文以馬禮遜、郭實獵中文著譯裡的拿破崙形象為切入點，探討十九世紀來華新教

傳教士如何利用傳記、歷史著作傳播福音，又如何影響晚清士人的歷史地理著述。馬禮

遜、郭實獵的海外傳教事業是福音運動的重要環節，而拿破崙的覆亡正是當時佈道文的

熱門題材，因此他們紛紛譯介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事跡，宣揚上帝的權威。兩人的書寫

源於新教傳統，又需迎合中國人的文化觀與歷史觀，筆下的革命既是上帝的懲罰也似中

國的民變，筆下的拿破崙既似撒旦也是中國的霸王。待到鴉片戰爭之後，魏源、徐繼畬

等晚清士人「開眼看世界」，可資憑藉的材料主要就是傳教士的著譯，他們崇尚儒家思

想，反對基督教，故而將拿破崙塑造為黷武的霸王。

關鍵詞：拿破崙形象，馬禮遜，郭實獵，魏源，徐繼畬

∗ 本文初稿曾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辦之「絕域遠人：明清文化視野中的西方」國際研討會（香

港：2012 年 12 月 7-9 日）發表。在寫作過程中，蒙南洋理工大學莊欽永教授、關西大學沈國威

教授、愛丁堡大學 Stewart Brown 教授、北京師範大學顔子楠教授、中山大學姚達兌教授、萊頓

大學譚宇靜女士、日内瓦大學董宇飛先生惠賜一手資料或提供線索，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輯委員

會提出修改意見，在此特致謝忱。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講師，電子郵件信箱：ralphcwd@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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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基督新教傳教士來華，第二次西學東漸大潮隨之興起。傳教士除卻帶來基

督教義，也傳入西方歷史地理知識，以及歷史人物形象，其中最負盛名者，便是法

國的拿破崙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最早的嘗試，則始於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郭實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 以中文撰

寫歷史著作與傳記的實踐。隨後，相關文字經由魏源 (1794-1857)、徐繼畬 (1795-

1873) 收集、整理、編輯，借助《海國圖志》、《瀛寰志略》等歷史地理著作廣為

傳播，進入晚清士人的知識世界。這些文本分量不重，但是牽涉了複雜的宗教、文

化與思想背景，前後相繼，影響深遠，展現了晚清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側面，

值得深入探討。

馬禮遜、郭實獵的拿破崙書寫早有學者關注。鄒振環、黃時鑒的開創性研究著

眼於「西史東漸」，分別討論了馬禮遜、郭實獵兩人拿破崙書寫的歷史意義，1 但

未觸及傳教史與跨文化的層面，也未考察其影響。在傳教史研究領域，近年來關於

馬禮遜、郭實獵生平、著譯的細密考證層出不窮，2 展現了兩人中文著譯與傳教事

業的密切關係，促使我們思考拿破崙書寫的宗教内涵。而學者對於福音書冊

(religious tract)、基督教小說、基督教《三字經》等新教傳教士著譯的跨文化研

究，則證明了此類文本融合中西思想、文化與文類的特點，3 馬禮遜、郭實獵的拿

1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以 1815 至 1900 年西方歷史譯著的傳播與影響為中心》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 46-51；黃時鑒，《東西交流史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8），〈《譜姓：拿破戾翁》序說〉，頁 245-257。 2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蘇精，《中國，開門！馬禮

遜及相關人物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

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蘇精，《鑄以代刻：傳

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8). 3 關於新教傳教士著譯的綜合研究，見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關於基督教小說的研究，見 Patrick Hanan, “The Missionary No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i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Essay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8-84; 宋莉華，《傳教士漢文小說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以翻譯為視角的研究，見 John Tsz Pang Lai, 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The Enterpri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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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崙書寫同樣是「本地化」、「書面化」傳教的產物，我們有必要借鑑翻譯與跨文

化的研究視角，追尋拿破崙形象的歐西來源，分析兩人雜糅中西的「翻譯」策略。

此外，當今學界頗為關注來華新教傳教士歷史地理著譯對晚清士人的影響，4 若循

此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思路考察拿破崙書寫，則有助於我們瞭解拿破崙形象在晚清中

國的傳播與擴散。

本文將綜合上述研究思路，以中西文獻為基礎，考察拿破崙形象如何輾轉於馬

禮遜、郭實獵、魏源、徐繼畬等人的文本間，在不同的宗教、文化、文類中經歷移

步換形的過程。在傳教士中，之所以獨重馬禮遜、郭實獵，乃是因為兩人對於拿破

崙最為關注。討論晚清士人著述時，以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畬《瀛寰志略》為

例，則由於兩書與傳教士文本聯繫最為緊密。具體說來，本文嘗試回答以下問題：

就拿破崙形象的來源而言，馬禮遜、郭實獵著譯時的依據為何？拿破崙書寫與福音

運動 (Evangelical Movement) 的時代背景有何關聯？與傳教事業有何聯繫？就「翻

譯」拿破崙形象的過程而言，初次將西方歷史人物事跡譯入中文，不能不迎合中國

人的文化觀與歷史觀，馬禮遜、郭實獵如何融合中西思想文化？又如何挪用「傳

記」等中國傳統文類？兩人的著譯有何異同？原因何在？就拿破崙形象的影響而

言，鴉片戰爭之後，魏源、徐繼畬等士人「開眼看世界」，尋求新知，可資憑藉的

材料主要就是傳教士的著譯，這些文本如何塑造他們對革命與拿破崙的認識？他們

又如何受到中國傳統史觀的牽引，進一步改變西方歷史人物的形象？

為了深入考察拿破崙形象初度傳入中國的來龍去脈，本文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依

次探討：首先說明法國大革命、福音運動與馬禮遜、郭實獵的傳教事業的關係，並

依據十九世紀英國新教徒的佈道文，展現福音運動時期基督徒對法國大革命與拿破

崙的普遍看法；其次分析馬禮遜如何融合中西思想、文化與文類，建構宗教色彩濃

Translating Christian Tract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2012); 黎子鵬，《經典的轉生──晚清〈天路歷程〉漢譯研究》（香

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12）。 4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黃時鑒，《東西交流史論

稿》，〈《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所載世界地理述論〉、〈《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影印本導

言〉，頁 258-278、279-320；鄒振環，《晚清西方地理學在中國：以 1815 至 1911 年西方地理學

譯著的傳播和影響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

史東漸》。黃時鑒、鄒振環在研究拿破崙書寫時未採用這一角度，至於傳教士筆下西方歷史人物

形象對晚清士人的影響，現有的研究主要關注華盛頓，見潘光哲，〈「華盛頓神話」在晚清中國

的創造與傳衍〉，收入黃東蘭編，《身體．心性．權力：新社會史》第 2 集（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2005），頁 43-76；潘光哲，《華盛頓在中國：製作「國父」》（臺北：三民書局，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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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革命景象與負面的拿破崙形象，以宣揚上帝福音；再次考察郭實獵如何回應馬

禮遜的影響，描摹革命帶來的災難圖景，又如何因其思想與性格的衝突，呈現出自

相矛盾的拿破崙形象；隨後論述魏源、徐繼畬如何援引中國傳統，整理、改編郭實

獵的文本，又如何影響其他晚清士人。在此基礎上，本文試圖點明晚清早期傳教士

的拿破崙書寫在傳教史與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意義。

二、革命風潮、福音運動與英國新教徒的拿破崙論述

從翻譯與跨文化的角度考察馬禮遜、郭實獵的拿破崙書寫，則必須確認兩人所

依據的原文本。然而早期傳教士的中文著述雖然帶有翻譯性質，但來源龐雜，又遵

循中文書寫習慣，往往篇幅短小，考證工作無從下手。好在拿破崙形象乃是當時歐

洲新教徒議論的熱門話題，留下許多佈道文，記錄了基督徒對於法國大革命與拿破

崙的評論。雖然難以確認馬禮遜、郭實獵是否直接參考了這些著述，但是他們對此

類說法至少耳熟能詳，就某種程度而言，歐洲新教徒心中的革命圖景與拿破崙形象

就是他們據以翻譯的原文本。本節將以此為著眼點，梳理法國大革命、福音運動對

馬禮遜、郭實獵的影響，再以英文佈道文為資料，5 歸納當時基督徒對法國大革命

與拿破崙的普遍看法，為後文張本。

(一)革命風潮、福音運動與馬禮遜、郭實獵的傳教事業

馬禮遜、郭實獵以中文書寫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乃是時代風氣所致。6 法國

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對於馬禮遜、郭實獵這一代人而言，即

使沒有親身體驗革命，生命歷程也難以逃脫其影響。即以促使他們投身傳教事業的

福音運動而言，某種程度上就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革命早期，不少天主教會外的

基督徒頗為歡欣鼓舞，期待新政權改革教會的陳規陋習。然而隨著革命者對基督教

5 就筆者所知，除英文之外，德文等其他語言的佈道文也層出不窮。囿於筆者的語言能力，本節僅

能就英文文本進行分析。 6 關於法國大革命與福音運動的關係，以及歐洲新教徒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主要依據 Stewart J.

Brown, “Movement of Christian Awakening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90-1815,” in Stewart J. Brown

and Timothy Tack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VII: Enlightenment,

Reawakening and Revolution,166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575-595.

此外還參考了 Robert M. Bigler, The Politics of German Protestantism: The Rise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Elite in Prussia, 1815-1848 (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 2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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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壓愈演愈烈，信徒陷入恐懼與不安，愈發篤信上帝的福音。

在英國，面對大革命和工業化的共同衝擊，無論清教徒抑或國教徒，宗教熱情

都隨之高漲，十八世紀三○年代興起的福音運動此時聲威大振，並且引發了海外傳

教大潮。馬禮遜少年時領洗加入蘇格蘭長老會，深受福音運動影響，對神學產生興

趣，1803 年入霍士頓神學院 (Hoxton Academy) 學習，1804 年向倫敦傳教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提出申請，經過培訓，於 1807年被派往中國，開啟了

基督新教在華傳教事業。7

在普魯士，則有虔敬主義 (Pietism) 的復興。這些信徒認為大革命的暴力證明

了啟蒙運動哲學理論的破產，紛紛致力於重建宗教秩序。正是在此潮流中，郭實獵

進入虔敬主義宗師雅尼克 (Pastor Johann Jänicke, 1748-1827) 創辦的柏林傳教學院

(Berlin Mission Institute) 學習，從而走上傳教之路。他於 1823 年受荷蘭傳教會

(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招募，1827 年抵達巴達維亞 (Batavia)，又轉而為

倫敦會效力，1831至 1833年，他三次考察中國沿海各地，1835年受聘為英國駐華

商務監督的中文秘書，成為第一位在華傳教的普魯士新教教士。8

就此而言，基督新教在華傳播，正是福音運動發展的結果，與法國大革命也有

著千絲萬縷的關聯。如此一來，福音運動時期的熱門話題出現於來華傳教士筆下，

也就順理成章，其中就包括關於革命與拿破崙的討論。

(二)佈道文中的革命圖景：天譴與試煉

在福音運動的熱潮中，基督徒開始借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闡發教義，佈道文正

是重要的載體。這裡且以英國新教徒的佈道文為例，展現其中的革命圖景與拿破崙

形象。馬禮遜身處其中，自然耳濡目染，以郭實獵對英文的熟稔，也會有所聽聞。

這些佈道文中的觀點，無疑是他們「翻譯」時重要的憑藉。

要談論拿破崙帝業的興亡，必須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新教徒如何看待大革

7 馬禮遜的生平主要參考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pp. 3-4; 蘇精，《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來華之路：倫敦

傳教會的決定與馬禮遜的準備〉，頁 2-8、15-23；Christopher Hancock, “Preparation: 1782-1807,” in

Robert Morrison and the Birth of Chinese Protestantism (London: T&T Clark, 2008), pp. 9-30. 8 郭實獵的生平主要參考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 54-

56; 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郭實獵和其他傳教士的緊張關係〉，

頁 35-43；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p.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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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已有學者指出，無論從屬於何教派，投入福音運動的信徒對法國大革命看法一

致，他們都反對啟蒙運動帶來的懷疑主義與唯物主義思潮，都把法國大革命的暴力

看作上帝降下的懲罰與試煉。9 對照英國新教徒的佈道文來看，確實如此。蘇格蘭

長老會牧師喬治．揚 (George Young, 1777-1848) 宣稱，「無論什麽世代，對於罪

孽深重的國家，上帝都會降下懲罰」，「擾亂全世界的可怕動蕩」是最嚴厲的方

式，法國大革命就是其中之一。10 上帝為何要懲罰世人？英格蘭聖公會牧師休．

薩爾文 (Hugh Salvin, 1773-1852) 解釋道：

既然造世主總是如此仁慈，為何我們的國家還會經受戰爭與革命的劫

難？每個人都必須承認，逆境是一種試煉，有助於改善個人的道

德，……既然國家是個人的集合，逆境對於重塑國民性，不是也可以發

揮同樣的作用？多少次，國人沉溺於奢侈逸樂中，只有外敵入侵的威脅

才能喚醒他們！11

在新教徒眼中，拿破崙正是「上帝懲罰諸國的罪惡，實現其目的」的工具：「上帝

舉起拿破崙來懲罰諸國，幫助他渡過險境，護佑他不斷成功，直到他完成上帝的意

志；而一旦上帝實現了旨意，那只將他推上成功地位的手，又將他拉下馬來。」拿

破崙「這暴君的覆亡清晰顯示了上帝的意志」。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拿破崙征俄

慘敗，「上帝派遣了他的親兵抵擋拿破崙：雪、霜、嚴寒，還有疾病和饑餓。面對

這些頑敵，拿破崙的勁旅不出幾日就全軍覆沒」。12 來華傳教士對此也信手拈

來，例如《中國叢報》的一篇文章就認為：「如果上帝施加力量，再強大的勁旅也

會消亡，被埋葬。誰能夠抵擋上帝的冷酷？看看拿破崙在俄羅斯的遭遇吧。」13

總之，拿破崙的命運顯示了「上帝的能力」，「人間功業的荒誕，野心的虛妄」，

9 Stewart J. Brown, “Movement of Christian Awakening in Revolutionary Europe, 1790-1815,” in

Stewart J. Brown and Timothy Tack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VII, p. 581;

Robert M. Bigler, The Politics of German Protestantism, p. 46. 10 George Young,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Europe Improved (Whitby: R. Rodgers,

1814, preserved in the Edinburgh University Library), p. 4. 本文引用之英文資料，均為筆者自譯。 11 Hugh Salvin,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Considered, Being a Sermon Preached at St. Mary’s Gateshead

(Newcastle: J. and R. Akenhead, 1814, preserved in the Yale Divinity Library), pp. 20-21. 12 George Young,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Europe Improved, pp. 6, 18-19. 在郭

實獵的故鄉普魯士，類似的說法同樣隨處可見，參 Robert M. Bigler, The Politics of German

Protestantism, pp. 29-30. 13 “Rumors,” Chinese Repository, 1.2 (1832), p. 79. 原文未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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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了「讚美上帝」、「敬畏上帝審判」的必要性。14

至於世俗層面的闡釋，牧師們也未忽略。休．薩爾文認為，革命爆發與拿破崙

所向披靡的直接原因，是君主們治國時，「只顧滿足自己的私欲，忘記他們對於臣

民福祉所需承擔的嚴肅責任」，「君主的自私與傲慢，換來的是臣民的冷漠與不信

任」。而經歷上帝的懲罰、拿破崙的蹂躪，君主意識到，「皇位最有力的保障，乃

是臣民的愛戴與合作」，臣民則領悟到，「要珍惜本國的合法政權」。15 喬治．

揚也指出，經此世變，「臣民知道了無政府狀態與專制獨裁的罪惡，這使得他們珍

惜一個正常的政府；君主則意識到，除非他們的統治深入人心，否則他們無法坐穩

寶座」。因此歐洲大陸諸國恢復和平之後，「並沒有恢復專制與封建壓迫的舊秩

序，而是在更好的基礎上重獲獨立。革命在很多方面促進了自由原則」，「宗教信

仰自由在許多曾經禁教的地區確立下來，福音將進入黑暗的地帶，無數置身於死亡

陰影中的人們將歡呼著迎接這生命的光輝」，基督教信仰得到復興，「救世主的王

國迅速擴展」。16

(三)佈道文中的拿破崙：暴君與撒旦

在新教徒筆下，拿破崙的形象又如何呈現？一言以蔽之，他既是暴君，也是撒

旦。囿於文體，牧師們沒有在佈道文中詳細描述他的生平與戰績，而是泛泛地摹寫

其卑劣性格與醜惡形象。譬如喬治．揚根據基督教史觀，將拿破崙與《聖經》記載

的尼布甲尼撒二世 (Nebuchadnezzar)、伯沙撒 (Belshazzar) 相提並論，以證明古往

今來野心勃勃的暴君 (ambitious tyrant) 與傲慢的征服者 (haughty conqueror) 性格

如出一轍，且早為《聖經》所點明：「以散佈恐怖為樂」，「以征服國家為傲」，

「犧牲人類的幸福來滿足個人野心，傾覆國家與城市，實現其血腥的功業」，「嚴

苛對待戰俘」，「渴望建立世界性的帝國」。拿破崙為了個人的野心與貪慾，「導

致整個世界滿目瘡痍，千百萬人命運淒慘，而他最終獲得的，無非是累積了罪惡、

骯髒與恥辱的重荷」。17 休．薩爾文則認為拿破崙與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一樣，是實行專制統治 (despotic rule) 的篡位者 (usurper)，也是「法

國革命的產物，構成了革命最血腥暴力的階段」。18 與此同時，喬治．揚引用

14 George Young,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Europe Improved, pp. 17, 20, 24, 31. 15 Hugh Salvin,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Considered, pp. 21-23. 16 George Young,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Europe Improved, pp. 27-29. 17 Ibid., pp. 10-14, 23. 18 Hugh Salvin,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Considered, pp.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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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以賽亞書》第十四章十二節，將拿破崙與撒旦等同起來：「明亮之星，早

晨之子啊！你何竟從天墜落？你這攻敗列國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19 所謂「明

亮之星」，即 “Lucifer”，正是撒旦作為天使侍奉上帝時的名字。休．薩爾文則借

用彌爾頓 (John Milton, 1608-1674) 詩歌中的意象，展現拿破崙的惡魔特質，「拿

破崙從混沌與紛擾中躍上王位，準備與歐洲所有的政權為敵，就如同彌爾頓的諷喻

詩裡，罪惡女神從撒旦的頭腦中躍出，從頭到腳全副武裝」。20

三、馬禮遜塑造的拿破崙形象

馬禮遜是第一位來華基督新教傳教士，也是在中文世界完整介紹拿破崙的第一

人。伴隨著「本地化」傳教策略的推行，馬禮遜以中文撰寫歷史著作，受福音運動

時期的風氣影響，他選擇書寫拿破崙。馬禮遜旨在傳播福音，但為了吸引讀者，又

不能不借用中國傳統，無論文體抑或思想，都中西雜糅。本節就以馬禮遜筆下拿破

崙書寫的來龍去脈為中心，探討他如何借法國大革命的興衰與拿破崙帝業的敗亡來

證明上帝的權威，又如何援引中國傳統加以闡釋。除此之外，馬禮遜在其他中英文

著述中也屢屢提及拿破崙，兩相對照，可以看出他一以貫之的貶斥立場。

(一)書寫拿破崙

在馬禮遜的傳教事業裡，中文書籍的出版印刷佔據了重要位置。這是因為馬禮

遜抵達中國時，清廷嚴格限制外國人居留與傳教，他只得赴南洋、澳門等地印刷出

版宗教書刊。從 1807 年來華直至 1834 年去世，馬禮遜刊行了包括《聖經》譯本

（即《神天聖書》，1823）在內的大量宗教作品，也試圖借助歷史著作傳播福音，

曾以章回體撰寫《古時如氐亞國歷代略傳》(1815)，講述《聖經．舊約》中的以色

列國歷史。21〈法蘭西國作變復平略傳〉（下文簡稱〈復平略傳〉）延續了這一思

19 譯文取自《聖經．新標點和合本》（香港：香港聖經公會，2008），頁 751。George Young,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Europe Improved, p. 8. 20 Hugh Salvin,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Considered, pp. 8-9. 此外，在普魯士，基督徒也紛紛將拿破

崙稱作「惡魔的化身 (the incarnation of the Devil)」，或是《聖經．啟示錄》中的魔鬼「亞玻倫

(Apollyon)」。Robert M. Bigler, The Politics of German Protestantism, pp. 33-34; Klaus Vondung, The

Apocalypse in German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0), pp. 125-126. 21 關於馬禮遜的中文著譯，見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

4-7; 相關研究，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馬禮遜的中文印刷出版活動〉，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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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該文初刊於《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下文簡稱《察世俗》）卷六（清嘉慶庚辰

年 (1820) 全卷），22 除卻開頭的法國大革命介紹與結尾的道德訓誡，全文圍繞拿

破崙的生平展開，類似傳記。

今日學界公認《察世俗》為近代第一種中文雜誌，1815 年 8 月創刊於馬六

甲，由馬禮遜構想，承辦人則是倫敦會第二位來華傳教士米憐 (William Milne,

1785-1822)，主要刊登宗教作品。該刊文章均不署名，幾乎出於米憐一人之手，不

過 1819 年米憐遭遇喪妻之痛時，曾由馬禮遜等人代筆，23〈復平略傳〉就是這一

時期的作品。後來馬禮遜加以修訂，收入《古聖奉神天啟示道家訓》（下文簡稱

《家訓》）第四冊，由此可以確定該文的著者。24《家訓》第一、二冊為《聖經》

閱讀指南，第三冊包括英格蘭聖公會祈禱書、教會年曆，均於 1831 年 6 月前刊刻

於馬六甲，第四冊則是各類關於基督教義的論述，刻成於 1832至 1833年間。25 此版

本〈復平略傳〉包含單獨的封面，可能曾作為福音書冊公開發行。與《察世俗》、

《家訓》第四冊中其他文章一樣，此文旨在傳教，而之所以形式接近傳記，大概是

因為中國人對拿破崙一無所知，馬禮遜不能不加以介紹。馬禮遜曾批評中國傳記寫

作「僅具骨架」，「風格僵硬、枯燥，是缺乏邏輯的拼湊之作」，26 但此文也缺

乏豐滿的細節，可能是為了模仿中國傳記的風格。

(二)天譴與大變

馬禮遜為何能夠借革命與拿破崙傳播教義？這是因為與前述英國新教徒一樣，

53；龔道運，《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基督教和儒教

在十九世紀的接觸：基督教入華先驅馬禮遜研究〉，頁 23-28。 22 〔馬禮遜〕，〈法蘭西國作變復平略傳〉，《察世俗每月統記傳》，6（馬六甲：1820，大英圖書

館藏），頁 36a-40b。鄒振環討論的乃是此版本〈復平略傳〉，不過當時未能發現作者是馬禮遜。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頁 46-51。 23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近代第一種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頁 153-170。 24 馬禮遜，《古聖奉神天啟示道家訓》第 4 冊（馬六甲：英華書院，1832-1833，澳洲國家圖書館

藏）。莊欽永、周清海曾指出該文作者為馬禮遜，但未詳細論述。莊欽永、周清海，〈翻譯的政

治：「皇」、「王」之論爭〉，《或問》，18（吹田：2010），頁 119。 25 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馬禮遜的中文印刷出版活動〉，頁 49-50。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曾提及《家訓》第四冊包含對法國大革命的介紹，指的就是〈復平

略傳〉。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 6. 26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Biography,” Chinese Repository, 1.3 (1832), p. 107. 原文未署名，著者標

示於 General Index of Subjects Contained in the Twenty Volume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with an

Arranged List of the Articles (Tokyo: Maruzen, 1940), p. ixx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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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0

馬禮遜將大革命爆發歸因於上帝的意志。在他看來，上帝借革命懲罰法國人，因為

他們不敬上帝，崇奉異端，「又有其國之儒教人不好，調引國人上不畏天，下亂

世，以美政為名，乃致大敗仁義。其變之故不一，其事凶至極矣」，導致「國內亂

臣相殺，外軍相擊，流血如江，史傳之不忍細詳」，馬禮遜感慨繫之，「只長歎可

惜世人不畏神天則似虎相害也」。至於拿破崙，則是上帝用以懲罰世人的工具，

「天用之為罰淫惡世界」。27 所謂「神天」、「天」是馬禮遜對基督教 God 的翻

譯，28 但是法國何來「儒教人」？如前所述，面對法國大革命的暴力，歐洲新教

徒開始反對啟蒙時代的哲學思潮，此處「儒教人」應該就是指代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等啟蒙思想家，而「不畏神天」的情形，所指當是法國大革命時的反

基督教思潮，尤其是 1793 至 1794 年的破除基督教運動 (De-Christianization)。29

馬禮遜為了傳教，學習儒家經典不遺餘力，而出於傳教士的立場，又一直對儒家學

說持批評態度。30 此處將「儒教人」和啟蒙思想家等同起來，可謂一石兩鳥。對

他而言，啟蒙思想和儒家思想頗有一致之處，不僅都排斥基督教信仰，兩者倡導的

政治理想，即所謂「美政」，也都會腐蝕社會，導致變亂。

就世俗層面而言，馬禮遜援引中國傳統，將革命定義為叛亂。在分析革命爆發

的原因時，他指出乃是階級壓迫所致，「大概傳說是因其國政不公也。然其第十六

代之盧義王，並非虐政，惟在國內有爵位大權者多壓下民」。31 但馬禮遜並不認

可革命的合法性，他在《華英字典》(1815-1823) 中對 “revolution” 一詞的解釋，

除了「周行，周而復始」這一傳統意義外，就是「大變」。32 兩版〈復平略傳〉

以之指稱法國大革命，革命領袖則是「亂臣、武官」，國王乃是「被亂臣擬斬而弒

27 〔馬禮遜〕，〈復平略傳〉，頁 36b、37a、39b-40a。第一處引文在修訂版中略有不同：「又有儒

教不好，哄國人上不畏天，下亂世，以美政為名，其故不一，其事極凶矣。」馬禮遜，《家訓》

第 4 冊，頁 1b。在修訂版改動較大時，本文會列出作為對照。 28 馬禮遜對 God 一詞的翻譯變化頗大，見龔道運，《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基督教和儒教

在十九世紀的接觸：基督教入華先驅馬禮遜研究〉，頁 23-24。 29 關於破除基督教運動，參見 Timothy Tackett,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Religion to 1794,” in

Stewart J. Brown and Timothy Tacket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VII, pp.

551-554. 30 龔道運，《近世基督教和儒教的接觸》，〈基督教和儒教在十九世紀的接觸：基督教入華先驅馬

禮遜研究〉，頁 38-46。 31 〔馬禮遜〕，〈復平略傳〉，頁 36a-36b。 32 馬禮遜，《華英字典（影印版）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 6 卷（鄭州：大象出版

社，2008），頁 366。本文簡稱《華英字典》。

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641

也」。可見馬禮遜反對革命歷史觀，贊同革命前的王權體制。但是怎樣才能保持和

平，避免革命？馬禮遜認為「在各國做君王者該憐憫下民。做臣僚者該忠事君王。

做百姓者該為順道、善良，果能遵上、務業、敬天之人，則國有太平，而合家世代

無事矣」，33 頗似英國牧師的總結，但是又融入了儒家的話語。而法國人經歷了

上帝的懲罰，也確實恢復了秩序，革除了弊端，「作亂之前，居上者以下民當為無

物，現在清議甚重。現其國內無拷刑，審人乃以言，審明定罪後，方動刑。又現其

國內連國外悉不准以人為奴，不得以錢易人，又現不以拜神教門而罪人。倘人無

逆、無賊、及似此不法之事，則任人自意見而拜神天也。此數件算因禍而致福

也」。34 這些弊端部分對應了前述喬治．揚的說法，但是仔細辨認，其實更多是

馬禮遜針對晚清中國的現狀有感而發，例如允許自由買賣人口及使用奴婢，嚴刑逼

供，禁止中國人崇信基督教。可見馬禮遜對此深感不滿，在描述法國大革命時順手

添加批評，暗示此類現象會招致變亂，或是盛行於變亂時代，且與前述「儒教人」

的蠱惑不無關係。而結合全文，可以看出馬禮遜的言外之意是，只有基督教才能真

正體現仁義、忠、敬天之類信仰，實踐中國的理想政治，帶來秩序與和平。執迷於

儒家學說，則只會重蹈法國人的覆轍。

(三)從撒旦到亂臣

馬禮遜展示的拿破崙形象，既帶有撒旦的影子，也借鑒了儒家思想。譯名就可

見一斑，35 Napoleon Bonaparte 被譯作「其名呼破拿霸地，又呼拿破戾翁」。根據

《華英字典》的釋義，可以推測選擇上述字眼都頗有深意，「霸」作動詞，為「侵

犯、篡奪 (to encroach upon and usurp)」意，作名詞，為「篡位者 (usurper)」之

意，「拿」有「侵奪 (to prosecute and seize)」之意，「破」可解為「軍隊被擊敗

(ruined, defeated, applied to armies)」，「戾」為「不正當、邪惡、無法無天、不知

悔改 (crooked, perverse, ungovernable, wicked, impenitent)」之意。36 馬禮遜以這些

33 〔馬禮遜〕，〈復平略傳〉，頁 36b、36a、40a。修訂版刪去了此節，在其他部分增添了類似評

論：「現在居上者尤見仁政之要，居下者尤見亂世之禍。」馬禮遜，《家訓》第 4 冊，頁 5a。 34 〔馬禮遜〕，〈復平略傳〉，頁 40a。 35 從譯名角度探討拿破崙形象，本文受到千葉謙悟的啟發，參千葉謙悟，《中國語における東西言

語文化交流：近代翻訳語の創造と傳播》（東京：三省堂，2010），頁 85-92。不過千葉謙悟著眼

於語音學，且有些傳教士著作未能引用初版本。 36 馬禮遜，《華英字典》第 3 卷，頁 653；第 2 卷，頁 206、210、750、195；第 4 卷，頁 627、

602、672、521。

清 華 學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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貶義詞概括拿破崙性格卑劣、謀權篡位與窮兵黷武的特點，與前述佈道文的措辭遙

相呼應。《華英字典》也收入「霸王」、「霸道」、「王道」等詞條，釋義分別為

「篡位者 (usurper)」、「武力統治 (the rule of mere force)」、「理性統治 (the rule

of reason)」，37 可見馬禮遜熟悉孟子的「王霸之辨」。基督徒反對武力，與儒家

恰好一致，馬禮遜採用上述譯名，顯然希望中國讀者將拿破崙等同於霸王。

馬禮遜在文中對拿破崙的描寫，也體現了上述特點。他認為法國大革命為「亂

臣、武官」的湧現創造了條件，拿破崙則是其中「一個蓋世之名，從古至今罕有可

比者」。而他成功的關鍵在於性格卑劣，不擇手段：首先是出身可疑，「或云：其

母與武官苟合受胎而生他」，成年後「數年交接亂臣，令出邊外，率軍屢次獲勝，

漸成大名」，「以武勢自立為亂臣之首」，最終「即僭自稱法蘭西大國皇帝」。既

然革命是犯上叛亂，在革命中嶄露頭角的拿破崙也只是亂臣賊子、僭越之徒，可見

馬禮遜否認拿破崙政權的合法性。拿破崙以軍事才能著稱，馬禮遜則一筆帶過，反

而刻意描摹他人生中的兩段低谷，以顯示黷武的代價。首先是征俄慘敗，法軍「無

居無食，冷餓，日死多人，又被俄羅斯兵合與塔塔兒之哈薩克各種人回頭復攻、亂

殺，日夜趕逐」，「發其兵原有四十九萬餘，而得回本國之兵，不過二萬之數」。

之後是滑鐵盧，拿破崙淪落為抱頭鼠竄的孤家寡人，「背後怕國王追趕，面前有大

洋，進退兩難」，只得向英國投誠。在敍事的同時，馬禮遜也不時加以評論，批評

拿破崙虛榮、黷武、道德敗壞：「惜哉！世人任情、無道，若好勝，而尚高位，則

何凶不致也」，「當亂世時節，多喪人命，現有父母兄弟孤寡多憂，雖武功盛大則

從何慰之哉」。38

(四)拿破崙與曹操

值得注意的是，馬禮遜還嘗試比較中西歷史人物，他認為：「有人看破拿霸地

實比得三國之曹操，為甚有才無德之人」。39「有人」乃是何人？翻查《華英字

典》，可以發現馬禮遜曾在「孔明」詞條下點明：「一位西班牙神父讀了曹操的傳

奇，稱之為中國的波拿巴 (Tsaou-tsaou, whom, a Spanish priest, who had read his

exploits in the original, has called the Bonaparte of China)」。40 西班牙神父的身分如

37 同前引，第 4 卷，頁 627。 38 〔馬禮遜〕，〈復平略傳〉，頁 36b、37a、38a、39a、39b。 39 同前引，頁 39b。 40 馬禮遜，《華英字典》第 1 卷，頁 714。

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643

今隱沒不彰，馬禮遜則將此說法發揚光大。他關注三國人物，熟讀《三國演義》，41

因而反覆論及曹操。譬如《華英字典》納入了「曹操」一詞，定義為「有名無德之

領袖 (a famous but unprincipled leader)」。42《廣東省土話字彙》則收入「寧使我負

人，莫使人負我」，馬禮遜特意指出是「惡人、中國的拿破崙，曹操 (a bad man,

the Napoleon of China, Tsow-tsow)」的名言。43 隨後，他在《中國叢報》撰文討論

中國的傳記，提及《姓譜》（即《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一書，稱其編輯原則是

「排除一切惡人」，所舉例子又是「曹操，三國時代的拿破崙 (Tsaou Tsaou, who

was the Napoleon of his age and country)」。44 由此可見，在馬禮遜眼裡，拿破崙、

曹操都是「惡」的化身。

在來華傳教士中，馬禮遜其實不乏同道。同屬倫敦會的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就曾編寫《地理便童略傳》一書，在介紹俄羅斯與法國時簡

略提及法國大革命、拿破崙的帝業與征俄失敗，早於〈復平略傳〉一年：

前數年，法蘭西民反亂，弒君，而一將軍登位，其欲令友羅巴列國皆降

服他，然列國王集會伐之，而立舊王之弟為君也。

前幾年，法蘭西國王引兵三十餘萬，大輪炮千餘門，來攻戰我羅斯

國，……惟我羅斯國人恨極，自燒其全城屋，而法蘭西王見無住所，一

面畏寒，一面畏敵，隨即奔走，當年嚴寒，兵大半凍死，所存不過數千

得回本國。45

41 王燕，〈馬禮遜與《三國演義》的早期海外傳播〉，《中國文化研究》，4（北京：2011），頁

206-212。 42 馬禮遜，《華英字典》第 4 卷，頁 871。 43 Robert Morrison,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Macau: East Indian

Company’s Press, 1828) . 本書無頁碼。 44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Biography,” p. 107. 原文僅稱該書為 Sing Poo（即《姓譜》），查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傳記 (Biography) 一欄下列有 Ming

hëen lëě neu she sing poo一書，可知為清人蕭智漢纂輯之《歷代名賢列女氏姓譜》。Samuel Kidd,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London: John W. Parker, 1838), p. 13. 受

馬禮遜影響，此後的漢學家、傳教士都將姓譜等同於傳記，如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2 (London: Charles Knight & Co.,

1836), pp. 178-179;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Containing All the Words

in the Chinese Imperial Dictionary;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Radicals, vol. 1 (Batavia: Parapatan,

1842-1843), p. 155. 45 麥都思，《地理便童略傳》（馬六甲：出版者不詳，1819，大英圖書館藏），頁 13b、12b-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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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地理便童略傳》是在馬禮遜的《西遊地球聞見略傳》(1819) 啟發下寫成，46 但

拿破崙事跡並不見於後書，麥都思應該是自出機杼。不過他志不在介紹拿破崙，連

其大名也未能譯出，寥寥數語，也與傳播福音無關。待到馬禮遜三番五次提及拿破

崙與曹操，麥都思心有戚戚，遂於《華英語彙》專門列出「曹操」、「阿瞞」等詞

條，強調他是「中國的拿破崙」(tsaou tsaou, a famous general of ancient times, who

became the Napoleon of China; Tsaôu tsaóu, the Napoleon of China)。47 這一說法此後

流傳頗廣，48 足以說明大多數來華傳教士對拿破崙與曹操的貶斥態度，也顯示了

馬禮遜的影響。

四、郭實獵重構的拿破崙形象

就著作數量而言，郭實獵可謂最熱衷於介紹拿破崙的早期來華傳教士，涉及傳

記、史論、歷史著作、地理著作多種門類。郭實獵關注拿破崙，乃是受到馬禮遜影

響，同樣旨在傳教，兩人對於革命的闡釋也思路一致。但是郭實獵對於拿破崙的評

價，則與馬禮遜頗為不同。本節就以郭實獵的拿破崙書寫為中心，分析他如何融合

中西思想、文化與文類，展示革命帶來的災難圖景，塑造出自相矛盾的拿破崙形

象，並結合其英文著述，探求矛盾的成因。通過與馬禮遜對比，我們可以更清晰地

瞭解郭實獵獨特的性格與思想傾向。

(一)書寫拿破崙

郭實獵來華傳教，可謂步馬禮遜後塵。1825 年，郭實獵受荷蘭傳教會委派，

與倫敦會商討合作事宜，從而結識了馬禮遜，開始將目光投向中國。後來郭實獵初

抵澳門，得到馬禮遜的照顧與幫助。待馬禮遜逝世，郭實獵參與整理其遺著，修訂

46 沈國威，〈1819年的兩本西方地理書〉，《或問》，8（吹田：2004），頁 165。 47 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1, pp. 356, 639. 48 譬如 [William C. Milne], “The Rebellion of the Yellow Caps, Compiled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States,” Chinese Repository, 10.2 (1841), p. 101; George Smith, A Narrative of an Exploratory Visit to

Each of the Consular Cities of China, and to the Islands of Hong Kong and Chusan, in Behalf of the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in the Years 1844, 1845, 1846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847), p. 55. 前一篇文章未署名，著者標示於 General Index of Subjects Contained in the Twenty

Volume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p. xvii.

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645

《神天聖書》。49 至於郭實獵的傳教策略，也頗有蕭規曹隨之處。譬如他於 1833

年創辦並主編了中國境內第一份中文雜誌《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下文簡稱《東

西洋考》），與《察世俗》一脈相承。郭實獵編譯世界歷史地理著作，亦有馬禮遜

導夫前路。50

與馬禮遜類似，郭實獵也專門撰文介紹拿破崙，包括 1837 年刊載於《東西洋

考》的〈史．霸王〉（目錄頁標為〈論王霸異道〉，道光丁酉年八月）與〈譜姓．

拿破戾翁〉（道光丁酉年十、十一、十二月）兩文，襲用了馬禮遜的譯名。51 前

者標為「史」，與雜誌中大量國別史並列，根據目錄中的題名，似乎又定位為論說

文；就內容而言，也確實兼有兩者特點：以論說開篇，之後相當於拿破崙的傳記。

「譜姓」則是「姓譜」之誤，52 馬禮遜將中國的「姓譜」、「譜」等同於西方的

傳記 (a biography of eminent men and women; a biography)，53 郭實獵採用這一名

稱，與「史」相區別，可見他此時刻意強調作品的傳記性質。而馬禮遜已提到「姓

譜」不收「中國的拿破崙」，郭實獵卻以之指稱拿破崙傳記，顯示了兩人的分歧。

此外尚有一些歷史地理著作，涉筆偶及於此，包括《東西洋考》刊載的〈以至比

多〉（道光甲午年四月，1834）、〈地理．峩羅斯國志略〉（道光丁酉年九月）、

〈地理．法蘭西國志略〉（道光丁酉年十一月），以及後來編寫的《古今萬國綱

鑑》(1838)、54《萬國地理全集》(1843-1844)。55 相對而言，〈霸王〉、〈拿破戾

翁〉在諸多文本中分量最重，清晰地展現郭實獵的論述思路，乃是下文分析的重點。

49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p. 32-34, 157-162;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

局》，頁 121-166。

50 愛漢者等編，黃時鑒整理，《東西洋考每月統計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關於郭實獵

的中文著譯，見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p. 56-66. 相

關研究，見 Jessie Gregory Lutz, “Karl F. A. Gützlaff, Missionary Entrepreneur,” in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pp. 68-87;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p. 152-199. 51 《東西洋考》所刊文章均未署名。黃時鑒、莊欽永分別根據編輯宗旨、文字風格推斷〈拿破戾

翁〉為郭實獵所著。黃時鑒，《東西交流史論稿》，〈《譜姓：拿破戾翁》序說〉，頁 245-257；

莊欽永、周清海，〈翻譯的政治：「皇」、「王」之論爭〉，頁 119。筆者認同此觀點，並在後文

中補充資料加以證明。 52 《東西洋考》道光戊戌年 (1838) 五月號刊載〈姓譜〉一文，即可證明這一點。 53 馬禮遜，《華英字典》第 1 卷，頁 628、385；第 4 卷，頁 770、678。另參見註 48。 54 Jessie Gregory Lutz, “Karl F. A. Gützlaff, Missionary Entrepreneur,” pp. 75-77; 鄒振環，《西方傳教士

與晚清西史東漸》，頁 97-103；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p. 193-195. 55 莊欽永，〈郭實獵《萬國地理全集》的發現及其意義〉，《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7（香

港：2006/2007），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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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譴與叛亂

與馬禮遜一樣，郭實獵的歷史書寫與傳教事業密不可分，他對革命的闡釋也基

本相同。在《東西洋考》丁酉正月復刊的〈序〉中，他已經表明著史的立場：「又

致明古今中外史記之美，又使人景仰各國之聖賢者。述史之時，表著上帝之福善禍

淫，即是天網之道也。」56 在《古今萬國綱鑑》等著作中，他也將歷史的發展歸

因於上帝的意志。57 闡釋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帝業興亡時，他亦是如此。在〈霸

王〉一文開篇，郭實獵就指出，「上帝掌治世間，容暴風冰雹交作，霹靂轟轟震地

搖海，致調理天地。亦容普天下之霸征服諸國」。拿破崙橫空出世，與風雨雷電一

樣都是上帝意志決定的，而他的命運沉浮也受制於上帝：他未能入侵亞洲，是因為

「上帝治世擋霸」；征俄失敗，是因為「上帝刑罰之，以災禍降之」，「不意上帝

降災」，天降大雪；遭遇滑鐵盧，也是因為「上帝定命遏抑之」。58 這與前述英

國新教徒及來華傳教士的說法毫無二致。拿破崙是上帝藉以警醒世人的工具，而無

論他如何叱吒風雲，終究無法逃脫上帝的主宰。

就世俗角度而言，郭實獵對法國大革命的定位也與馬禮遜一致，無非「作

亂」、「反叛」、「禍亂」，與中國歷來的民變沒有不同。他以基督教史觀為圭

臬，但也借鑒了中國傳統政治思想。譬如討論王權不可侵犯時，他認為「國家有

難，事機急迫，沒有一毫差錯，方顯為忠臣孝子」。描述革命者時，他借用《聖諭

廣訓》，批評他們「犯刑章，罹法網」，59「蚩蚩之眾，每至輕生，非釁起於夙昔

之讐，即禍生於一朝之忿。強者恃膂力之剛，殺人亡命，弱者希抵償之罪，赴水投

繯，忿以成仇，仇而益忿，如此庶民結黨，一齊立志除王也」。60 在晚清中國，

《聖諭廣訓》的影響可謂無遠弗屆，來華傳教士對其也非常熟悉，61 以其中描述

56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序〉，頁 191。 57 Jessie Gregory Lutz, “Karl F. A. Gützlaff, Missionary Entrepreneur,” pp. 83-84. 58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霸王〉，頁 262、263；〈拿破戾翁〉，頁 304。《古今萬國綱

鑑》在描述拿破崙征俄時，也提到「忽然上帝令冰雪滿地」。郭實獵，《古今萬國綱鑑》（新嘉

坡：堅夏書院，1838），卷 15，頁 50b。 59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拿破戾翁〉，頁 281。《聖諭廣訓》原文參見周振鶴撰集，顧美華

點校，《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頁 374。 60 郭實獵，《古今萬國綱鑑》，卷 15，頁 49b。《聖諭廣訓》原文參見周振鶴撰集，《聖諭廣訓：

集解與研究》，頁 478。 61 周振鶴，〈聖諭、《聖諭廣訓》及其相關的文化現象〉，收入周振鶴撰集，《聖諭廣訓：集解與

研究》，頁 581-632；王爾敏，〈清廷《聖諭廣訓》之頒行及民間之宣講拾遺〉，收入周振鶴撰

集，《聖諭廣訓：集解與研究》，頁 633-649；廖振旺，〈「萬歲爺意思說」──試論十九世紀來

華新教傳教士對《聖諭廣訓》的出版和認識〉，《漢學研究》，26.3（臺北：2008），頁 225-262。

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647

亂民的語句指稱法國革命者，顯然是希望中國人將法國革命視為犯上作亂。換言

之，郭實獵直接借助清廷正統的政治思想，否定革命的合法性，渲染革命的破壞力。

相對於馬禮遜，郭實獵對革命爆發原因的解釋更詳細。他曾點明階級壓迫、財

政問題乃是革命的導火線，「法蘭西國民，因難為徵收錢糧，鬧出禍來」，原因在

於「其五爵強迫下民，而不納賦稅。其良民遭磨難無告者，願雪怨焉。其僧掌教師

等弄權，堆金積玉，及國帑虧空」，結果在國王召開公會時，「匪徒鍾靈毓秀，伶

牙俐齒，挑唆百姓，作亂弄權」，換言之，貴族（五爵）與教士（僧掌教師）階級

的聚斂導致財政危機，引發平民（百姓）不滿，被革命黨（匪徒）挑唆，遂爆發革

命。他也不忘指出啟蒙思想家的影響，「惟賢士放肆，以不經之道，播弄世俗，因

此抗逆犯上」，此處的「賢士」顯然指代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等人，體現了郭

實獵對啟蒙思想的不滿。至於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的關係，郭實獵更是兩度

提及，「於是時其北方亞墨哩駕新民，與英吉利國交戰。王助之，雖服敵，然其餉

銀卻漸減焉」，62「在亞墨理駕國英吉利氓反叛。法蘭西王起兵助之也。國家既奢

侈，國帑無錢，其倉虛矣」。63 此後他又將革命爆發歸之於婦人干政，「嗣後國

主好色，佞婦弄權，及於乾隆五十四年，百姓難當其苦，於是怨其主長，遍地混

亂」。64 無論哪一種說法，都符合中國傳統對民變爆發原因的闡釋。

(三)從撒旦到霸王

與馬禮遜不同，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頗為矛盾。就譯名而言，他最初將拿

破崙翻譯為「那坡里雲」（〈以至比多〉），並無特別意味，隨後接受了〈復平略

傳〉中的譯名「拿破戾翁」或「拏破戾翁」（〈霸王〉、〈峩羅斯國志略〉、〈拿

破戾翁〉、〈法蘭西國志略〉），之後改為「拿破倫」（《古今萬國綱鑑》）、

「拿破侖」（《萬國地理全集》）。根據《華英字典》的釋義，「倫」指「倫理關

係、正道 (relation; that which is right and proper)」，「侖」意為「排序 (to arrange in

order)」，65「拿破倫」含有「衝擊綱常」的意味，「拿破侖」則淡化了貶義色彩，

僅僅帶有「破壞秩序」的意思，這顯示出郭實獵對拿破崙的評價搖擺不定。與此同

時，郭實獵受到馬禮遜的啟發，援引了孟子的「王霸之辨」，以「霸」界定拿破

62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拿破戾翁〉，頁 281；〈法蘭西國志略〉，頁 294。 63 郭實獵，《古今萬國綱鑑》，卷 15，頁 49a-49b。 64 郭實獵，《萬國地理全集》（寧波：出版者不詳，1843-1844，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藏），卷

21，頁 55a-55b。 65 馬禮遜，《華英字典》第 1 卷，頁 131、104；第 4 卷，頁 557。

清 華 學 報

648

崙。〈霸王〉或〈論王霸異道〉之類題目已經一目了然，他在正文中的定義也與之

相應：「強奪人之業者，謂之賊；侵地服國脫君者，謂之霸；起兵侵削弄世權者，

謂之天下霸」，而「自今以往，諸國之霸，未有超於法蘭西國拏破戾翁皇帝者」。

這一定位貫穿始終，後來在〈峩羅斯國志略〉、〈拿破戾翁〉中，他也稱之為「霸

皇帝」、「霸」。66 郭實獵熟讀《孟子》，在撰述時屢屢尋章摘句，67 既然此處

以「王霸之辨」作為定位拿破崙的理論基礎，想必他應該與馬禮遜等傳教士一樣，68

對黷武的霸王不以為然。

乍一看去，郭實獵對「霸王」拿破崙頗多批評。在〈霸王〉開篇，他套用《孟

子》的名句：「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

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然後自出機杼地添加感慨，「惜哉，有人之形，而獸

之心，多矣」。言下之意，「霸王」拿破崙缺乏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仁

義禮智四端俱無，可謂人形獸心。隨後繼續引經據典，批評拿破崙的軍隊「亂殺紛

戮，委屍於壑，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指責拿破崙侵略西班牙，「西班牙民看

法國皇帝，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濟者」，「法君曾累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由此看來，在郭實獵心中，拿破崙也是撒旦的化身。與之

相對，英軍則是仁義之師，深得民心，「大英國家大怒，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

矣」，「民以為拯己於水火之中，遂簞食壺漿，以迎之也」。69 這是郭實獵一貫的態

度，因為英國在他眼中是新教倫理的典範，代表了基督教文明的成就與發展方向。70

但是郭實獵對拿破崙的霸業卻又記述詳盡，尤其是〈霸王〉、〈拿破戾翁〉兩

文，雖然未能精描細摹，但是歷次戰功，都無遺漏。71 在此基礎上，他更時時加

以渲染，突出拿破崙的軍事天才，譬如「操演武藝，打仗戰策，甚過人也」，「法

皇帝莫不沖鋒，破軍也」，「所專務者，為武勳拔眾焉，豪氣執意，效死立山岳之

66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霸王〉，頁 262；〈峩羅斯國志略〉，頁 274；〈拿破戾翁〉，頁

295。 67 Jessie Gregory Lutz, “Karl F. A. Gützlaff, Missionary Entrepreneur,” pp. 77-80;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p. 189, 195-197. 68 麥都思也將「霸王」定義為「暴君 (a tyrant, one who rules by terror and power)」。Walter Henry

Medhurst,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vol. 2, p. 1290. 69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霸王〉，頁 262、263。分別引自《孟子》之〈公孫丑上〉、〈滕

文公上〉、〈梁惠王下〉等篇章，原文參見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北京：中華書局，

1988），頁 80、135、77、45、77、45。 70 Jessie Gregory Lutz, “Karl F. A. Gützlaff, Missionary Entrepreneur,” pp. 61-87;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p. 178-199. 71 黃時鑒，《東西交流史論稿》，〈《譜姓：拿破戾翁》序說〉，頁 245-257。

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649

武德矣」，戰鬥時「親手執麾，領兵衝擊」，結果敵軍「莫之能禦之」，「終不能

有以取勝之」。總而言之，「天下無敵」，72「武功出眾，百戰百勝」。73

不僅如此，郭實獵有時對拿破崙不吝讚美。〈霸王〉在論及拿破崙征服普魯士

時，他甚至套用司馬遷讚美五帝之一帝嚳高辛的文字形容之，「此時當歐羅巴列國

咸遵法蘭西法度，且拏皇帝之名普揚，利物不於其身。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

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各民而利誨

之」，74 又引用《孟子》稱讚拿破崙任命的西班牙國王「貴德而尊士，賢者在

位，能者在職」，「西班牙人無奈而順服，皆引領而望拏皇帝」。75 在〈拿破戾

翁〉中，他則借用明人歷史演義小說《于少保萃忠全傳》讚美于謙 (1398-1457) 之

辭，稱拿破崙「自知成敗、詘伸者，一時之遭也」。76 郭實獵還在兩文結尾蓋棺

定論，宣稱「若以拏皇帝較之秦始皇，及元之忽必烈或謂相似，但拿破戾翁乃為霸

中之魁矣」，「若論其行藏，可謂出類拔萃，而高超乎眾。蓋彼實鍾山川之英氣，

而為特異之人也」。77

(四)虔敬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矛盾

郭實獵究竟如何看待拿破崙？考察郭實獵的英文著作，可以發現他對拿破崙之

類「霸王」評價頗高，在來華傳教士中獨一無二。78 在《中國簡史》一書中，他

認為秦始皇「天賦異稟，足以統治中國」，「不僅是征服者，也是政治家」，忽必

烈「雖然出身野蠻人，但是去世時可謂當時最文明的君王，甚至超過了亞歷山大、

凱撒與拿破崙」。79 馬禮遜眼中的惡人曹操，熟讀《三國演義》的郭實獵也頗為

72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霸王〉，頁 262；〈拿破戾翁〉，頁 281、295、296。 73 郭實獵，《古今萬國綱鑑》，卷 15，頁 50a。 74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霸王〉，頁 262。引自《史記．五帝本紀》，原文參見司馬遷，

《史記》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 13。 75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霸王〉，頁 262。分別引自《孟子》之〈公孫丑上〉、〈梁惠王

上〉，原文參見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頁 75、13。 76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拿破戾翁〉，頁 281。引自《于少保萃忠全傳》，原文參見孫高

亮，《于少保萃忠全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頁 199。 77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霸王〉，頁 263；〈拿破戾翁〉，頁 304。 78 這也是確定郭實獵乃《東西洋考》諸多拿破崙書寫作者的重要證據。 79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 vol. 1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34),

pp. 225, 388. 相關研究，見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p. 132-138.

清 華 學 報

650

推崇，80「極具才能與智慧，為結束國家的分裂而奮戰」。81 對於儒家學者而言，

秦始皇、曹操、忽必烈都是窮兵黷武的霸王，郭實獵則欣賞他們橫掃六合的氣概，

也讚賞拿破崙的赫赫戰功，可見他雖然在中文著作中徵引「王霸之辨」，但內心並

不認同。不僅如此，在《道光傳》中，他更是借助拿破崙，暢想征服中國的景象：

上帝的手改變了歷史，推翻了拿破崙的統治。但是，如果拿破崙的軍隊

當年攻佔了俄羅斯，征服了土耳其帝國，踏平了波斯與印度，中國又怎

能獨善其身？拿破崙作為歐洲的征服者，是構想與實現這計畫的最佳人

選；他本可以登上這成功的巔峰，在北京發號指令，以中國的運河為範

本，在法國再造一個大運河。可是，這不是上帝的旨意。82

既然郭實獵如此仰慕拿破崙，在以中文描摹其形象時，觀點為何自相矛盾？這可能

是受制於他的中文水準。根據前文的分析，郭實獵撰文時徵引了《孟子》、《史

記》、《聖諭廣訓》、傳記體小說，語言頗為混雜，可見他的中文語感並不精準。

此外，郭實獵的寫作態度也導致了這一結果，無論中文還是英文，他下筆一向草率

輕忽，使得裨治文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馬儒翰 (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 等同儕深感煩惱，屢屢抱怨。83 前述諸文大概也是一氣呵

成，未經修訂。不過，更重要的原因應該還是他性格上的矛盾。84 十八世紀末十

九世紀初的普魯士，在宗教領域有虔敬主義的復興，在世俗領域，浪漫主義則風靡

一時。兩種思潮都崇尚個人主義，但是虔敬派提倡謙虛，反對汲汲於聲名及財富，

反對英雄主義，甚至反對服兵役，這不僅是出於基督教的仁愛觀，也是為避免追逐

戰場上的英雄氣概。至於浪漫派，則崇拜雄心勃勃、排除萬難的英雄，視其為神

80 郭實獵曾專門撰文介紹《三國演義》，[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Notice of the San Kwǒ Che,

or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during a Period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seven Years, from A.D. 170

to 317,” Chinese Repository, 7.5 (1838), pp. 233-249. 原文未署名，著者標示於 General Index of

Subjects Contained in the Twenty Volumes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p. xvii. 相關研究，見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 139. 81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vol. 1, p. 268. 82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52), pp. 31-32. 相關研究，見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p. 146-148. 83 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頁 143-144。 84 關於這一點，本段得益於 Jessie Gregory Lutz的研究。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p. 30-31.

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651

聖、崇高的化身。而拿破崙正是許多浪漫主義信徒心中獨一無二的英雄。85 從青

年郭實獵的生平和思想來看，他雖為虔敬主義信徒，但也深受浪漫主義影響，他視

自己為上帝謙卑的僕從，又渴望建功立業，立志將福音傳遍東亞，對金錢與聲名的

追求甚至引發來華傳教士的一致反感。86 虔敬主義和浪漫主義在他心中的衝突，

也導致他對拿破崙的複雜態度。拿破崙的攻伐帶來的是殺戮，最後為上帝所拋棄，

對其戰功描述越細緻，越能展現上帝力量之偉大。拿破崙的勁敵──大英帝國，又

是郭實獵心中基督教文明的代表，一舉一動均體現了上帝的意志。但是拿破崙卓絕

的軍事才能，一往無前的英雄氣概，對於闖蕩在中華帝國的郭實獵而言，大概不能

不激起惺惺相惜的感受。既然上帝沒有選擇拿破崙來征服中國，在郭實獵心中，取

代拿破崙為上帝打開中國大門的最佳人選，除了他又能有誰？

五、魏源、徐繼畬對拿破崙的再詮釋

馬禮遜、郭實獵的拿破崙書寫旨在傳教，但是由於缺乏資料，難以瞭解這一目

的是否達成。就今日的眼光來看，前述傳教士著譯的影響更多地體現於晚清士人編

著的歷史地理著作中。雖然〈復平略傳〉很快隨著《察世俗》與《家訓》一齊湮

沒，郭實獵的著作卻因緣際會，為《海國圖志》與《瀛寰志略》收錄。不過，魏

源、徐繼畬並非亦步亦趨地複製郭實獵的言論，他們既有因襲，也有修訂。本節就

以此為切入點，考察《海國圖志》與《瀛寰志略》如何塑造拿破崙形象，又如何影

響其他晚清士人的論述。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之後，晚清士人開眼看世界，編纂西方史地著作，《海國

圖志》與《瀛寰志略》最具影響力。《海國圖志》初刊於 1842 年，為五十卷本，

1847 年增補為六十卷本，1852 年再增補為百卷本，刊刻十數次；《瀛寰志略》於

1848 年初刊，不斷重刻，多達十餘版。87 學界早已辨明，兩書主要的材料來源是

85 Simon Bainbridge, Napoleon and English Romantic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86 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郭實獵和其他傳教士的緊張關係〉，頁

33-71。 87 關於魏源與《海國圖志》，參 Jane Kate Leonard, Wei Yuan and China’s Rediscovery of the Maritime

World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

晚清社會》，頁 254-266。關於徐繼畬與《瀛寰志略》，參 Fred W. Drake, China Charts the World:

Hsu Chi-yü and His Geography of 1848 (Cambridge: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頁 239-254。

清 華 學 報

652

來華新教傳教士的著述，88 其中的拿破崙書寫亦然。《瀛寰志略》雖然號稱著

述，但對勘文本後還是可以看出，涉及拿破崙的卷六〈佛郎西國〉一節在紀年方面

主要遵循《古今萬國綱鑑》，譯名則至少參考了〈法蘭西國志略〉、《古今萬國綱

鑑》、《萬國地理全集》，並以《新釋地理備考》(1847) 為對照。除卻《新釋地

理備考》為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瑪吉士 (José Martinho Marques, 1810-1867) 所著，89

其餘皆是郭實獵的作品，可見其影響之大。而《海國圖志》為彙編，根據百卷本的

內容，拿破崙論述主要散佈於卷四十一、四十二〈佛蘭西國〉部分所引〈法蘭西國

志略〉、〈拿破戾翁〉、《萬國地理全集》、《外國史略》、90《新釋地理備

考》、《瀛寰志略》的文字中。91 就徵引來源而言，郭實獵的著述佔到半數。按

照字數來算，由於《外國史略》、《新釋地理備考》涉及拿破崙之處僅僅三言兩

句，即使不考慮《瀛寰志略》，郭實獵的文字也達到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不過，魏源、徐繼畬在編輯、著述之時，並非全盤接受郭實獵的材料，除了潤

飾文字之外，對思想也有所取捨。首當其衝的就是基督教史觀。徐繼畬倚重《古今

萬國綱鑑》，但涉及「上帝」的語句盡皆捨去。魏源抄錄〈拿破戾翁〉時，保留了

「不意上帝降災」（征俄失敗），「惟上帝不祐」（滑鐵盧）等說法，92 但是當

時的士人不會將「上帝」對應為基督教的 God，只能夠想起中國的「天」與「天

命」，拿破崙的敗局也就無異於西楚霸王的「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93 或

者借用林則徐 (1785-1850)《四洲志》的表達，「抑得天助以滅強寇歟」。94 所以

兩人筆下的革命僅僅是一場世俗的叛亂，拿破崙也不再是上帝藉以懲罰世間的撒

旦，而是崇尚武力的世俗霸王。

兩人對於拿破崙的評價，頗受郭實獵影響，又為傳統觀念所牽引。就譯名而

言，他們筆下的拿破崙少了些暴戾的氣息。魏源引錄〈法蘭西國志略〉、〈拿破戾

88 參見註 4。 89 趙利峰、吳震，〈澳門土生葡人漢學家瑪吉士與《新釋地理備考》〉，《暨南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2（廣州：2006），頁 131-136。千葉謙悟曾指出《新釋地理備考》在譯名方面對《瀛

寰志略》的影響。千葉謙悟，《中國語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交流》，頁 52-68。 90 《外國史略》署名「馬禮遜」，但是學界對於著者是否為 Robert Morrison 以及成書年代，一直爭

訟紛紜，加之其中論及拿破崙的內容不多，故本文不作論述。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

東漸》，頁 77-90。 91 《海國圖志》其他部分也有提及拿破崙處，與本文題旨無關，故不作論述。 92 魏源撰，《海國圖志》第 3 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頁 1238。 93 司馬遷，《史記》第 1 冊，〈項羽本紀〉，頁 334。 94 林則徐，《四洲志》，收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 10 冊（福州：海峽文藝

出版社，2002），頁 116。

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653

翁〉時，將「拿破戾翁」改為《四洲志》使用的「那波利稔」，只在附注裡提及

「那波利稔，一作破戾翁，一作拿破侖」；95 徐繼畬則採用了《萬國地理全集》

中音義兼備的「拿破侖」，大概由於頗能顯示拿破崙衝鋒破軍、長於武略的特點，

遂成為後世通行的譯名，96 也恰好契合了二十世紀初的尚武風潮。但魏源、徐繼

畬依然受制於儒家思想，不僅否認拿破崙稱帝的合法性，也嚴厲批評其武功。魏源

徵引〈拿破戾翁〉時，將「拿破戾翁登極之際」改為「那波利稔篡立」，97「心志

雄壯」改為「武勢益廣，心志益侈」，還將文末評論改為「論其才能，非不出類超

眾，惟佳兵好戰，以至於亡」。98 徐繼畬對拿破崙的黷武也不以為然，特地在按

語中提及：「至拿破侖之百戰百勝，終為降虜，則所謂兵不戢而自焚，又可為瀆武

者之殷鑒矣。」99 兩人雖都提倡經世，提倡強兵，承認拿破崙的軍事才華，但是

對於窮兵黷武，又都難以容忍。這是因為兩人依然堅守儒家的「王霸之辨」，魏源

追求的乃是「富強之王道」，100 至於徐繼畬，華盛頓 (George Washington, 1732-

1799) 才是他最為讚賞的英雄：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

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

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嘗

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101

之所以如此推崇華盛頓，關鍵在於「不僭位號」、「不傳子孫」、「不尚武功」的

特徵，符合「三代王道之治」的理想，102 與崇尚「霸道」的拿破崙適成對照。

95 魏源，《海國圖志》第 3 冊，頁 1238；林則徐，《四洲志》，收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林則徐全集》第 10 冊，頁 116。雖然《四洲志》原稿湮沒，只有輯入《海國圖志》的版本留

存，但林則徐主持翻譯的《澳門新聞紙》使用了「那波釐穩」、「拿波利穏」等譯名，與「那波

利稔」非常相似，據此可以推測魏源在收錄《四洲志》時沒有改動譯名。林則徐，《澳門新聞

紙》，收入林則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林則徐全集》第 10 冊，頁 176、232。 96 千葉謙悟曾論及此點。千葉謙悟，《中國語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交流》，頁 87-92。 97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拿破戾翁〉，頁 303；魏源，《海國圖志》第 3 冊，頁 1237。 98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拿破戾翁〉，頁 304；魏源，《海國圖志》第 3 冊，頁 1238。 99 徐繼畬，《瀛寰志略》（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210。 100 魏源，《魏源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6），〈默觚下．治篇一〉，頁 36。 101 徐繼畬，《瀛寰志略》，頁 277。 102 潘光哲，〈「華盛頓神話」在晚清中國的創造與傳衍〉，頁 45、48-49；潘光哲，《華盛頓在中

國：製作「國父」》，頁 30-31。

清 華 學 報

654

還須注意的是，無論馬禮遜抑或郭實獵，都稱拿破崙為皇帝，這可能包含衝擊

中國天朝觀念的用意。103 但是郭實獵筆下的「登極而為皇帝矣」，104「自稱皇

帝」，105 到了魏源和徐繼畬手中，則是「登王位」、106「即王位」。107 1844

年，中法簽訂《黃埔條約》，中方迫於法國政府的壓力，已不得不將法國國王稱為

「大法蘭西國大皇帝」，108 而魏源和徐繼畬落筆時依然如出一轍加以改動，可見

即使清政府屈服於武力，傳統天下觀依然佔據了士人的內心。

經過層層轉手，拿破崙的形象更加中國化，成為湧現於叛亂時代的篡位者，為

天命所拋棄的黷武霸王。由於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的《瀛寰志略》流行宇

內，這些論述很快成為晚清士人認識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的最主要資源。姚瑩

(1785-1853)《康輶紀行》卷十二〈佛蘭西〉一篇完全抄錄六十卷本《海國圖志》，

包括〈法蘭西國志略〉、〈拿破戾翁〉、《萬國地理全集》對於拿破崙的介紹。109

何秋濤 (1824-1862)《朔方備乘》卷四十〈那波利稔攻俄國〉則抄錄了《海國圖

志》引用的〈拿破戾翁〉。110 再如 1866 年春出使歐洲的滿洲官員斌椿在《乘槎筆

記》中提及拿破崙，就直接摘抄《瀛寰志略》：

嘉慶八年，攝政官拿破侖即王位，恃其武略，吞併諸國，所向無敵，各

國畏之如虎。後與英人戰敗被擒。英人流之荒島，死。111

如此的拿破崙論述難以帶來觀念上的衝擊，只能提供新鮮的知識。對於此時的晚清

士人而言，拿破崙與古往今來霸王的區別，似乎僅僅在於他的異國背景。直到王韜

103 莊欽永、周清海，〈翻譯的政治：「皇」、「王」之論爭〉，頁 118-120。 104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法蘭西國志略〉，頁 294。 105 郭實獵，《古今萬國綱鑑》，卷 15，頁 50a。 106 魏源，《海國圖志》第 3 冊，頁 1236。 107 徐繼畬，《瀛寰志略》，頁 203。 108 莊欽永、周清海，〈翻譯的政治：「皇」、「王」之論爭〉， 頁 106-117。 109 六十卷本《海國圖志》尚未徵引《外國史略》、《新釋地理備考》與《瀛寰志略》。魏源編纂，

《海國圖志》第 4 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清道光丁未 (1847) 刻本），頁 1616-1636；

姚瑩著，施培毅、徐壽凱點校，《康輶紀行．東槎紀略》（合肥：黃山書社，1990），頁 367-

372。參見黃時鑒，《東西交流史論稿》，〈《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所載世界地理述論〉，頁

276-277。 110 何秋濤撰，黃宗漢等輯補，《朔方備乘》，《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4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5，清光緖七年 (1881) 刻本），卷 40，頁 29a-31b。 111 斌椿、謝清高著，鍾叔河輯校，谷及世標點，《乘槎筆記（外一種）》（長沙：湖南人民出版

社，1981），頁 20。參見徐繼畬，《瀛寰志略》，頁 203-206。

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655

(1828-1897) 的《重訂法國志略》(1889)、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1845-1919)

的《泰西新史攬要》(1895) 等著譯問世，更清晰的拿破崙形象才能展示在晚清士

人眼前，而要拿破崙形象攜帶革命、民主等嶄新的觀念衝擊思想界，則只有待到甲

午戰敗引發巨大變革了。112

六、結語

1821 年，拿破崙在聖赫勒拿島鬱鬱而終。此前一年，馬禮遜已經以中文書寫

其經歷。113 十多年後，又有郭實獵踵事增華，反覆渲染拿破崙的事跡。兩人之所

以關注拿破崙，乃是因為在新教徒眼中，拿破崙的敗亡彰顯了上帝的意志，兩人

「翻譯」拿破崙形象，正是為了傳播福音。面對封閉的中國與懷著文化優越感的中

國人，傳教士在「翻譯」時不得不設法融合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思想，馬禮遜借用

《三國演義》，援引「王霸之辨」，郭實獵同樣倚重《孟子》，還摘引《聖諭廣

訓》、《史記》。但是兩人的立場又有差異，馬禮遜與諸多英國新教徒一樣，排斥

革命，譴責拿破崙，郭實獵則頗為矛盾，他反對革命，虔敬上帝，卻又嚮往拿破崙

的偉大功業。所以兩人筆下的革命圖景一致，既是上帝的懲罰，也是中國式的民

變。兩人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則頗不相同，雖然都有撒旦的影子，但在馬禮遜筆下，

他是古今罕見的亂臣武官，與有才無德的曹操一樣，是「霸道」的化身，在郭實獵

筆下，他既是窮兵黷武的霸王，也是武功超越秦始皇與元世祖的英雄。

就傳教史的角度而言，兩人拿破崙書寫的意義，體現於對此後傳教士的持續影

響。經由馬禮遜、郭實獵的努力，逐漸確立了傳記這一文類在基督新教傳教事業中

112 關於王韜筆下的拿破崙形象，見 Paul A. Cohe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25-128; 陳建華，

《「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再論現代中國

「革命」話語之源──民族主體、歷史記憶與文學場域的建構〉，頁 30-36。關於李提摩太筆下

的拿破崙形象，見陳建華，《從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國時期文學、電影與文化的轉型》（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拿破崙與晚清「小說界革命」──從《泰西新史攬要》到

《泰西歷史演義》〉，頁 85-117。關於二十世紀初的拿破崙傳記中譯本，見鄒振環，〈「革命表

木」與晚清英雄系譜的重建──華盛頓和拿破崙傳記文獻的譯刊及其影響〉，收入上海圖書館歷

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 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93-425。 113 1824 年，馬禮遜在回國時途徑聖赫勒拿島，拜訪了拿破崙墓，但未留下詳細評論。Eliz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and Longmans, 1839), pp. 243-244.

清 華 學 報

656

的位置。自晚明時期以來，耶穌會士、奉教士人已經借用中國傳記體例鋪陳傳教

士、信徒的生平，宣揚天主教義。114 馬禮遜、郭實獵的實踐與之異曲同工。有學

者依據西方文類觀念，將來華新教傳教士著譯的基督教文學作品劃分為《聖經》故

事、宗教寓言、基督教兒童小說、基督徒傳記等諸多門類，115 歷史人物傳記則未

列入。原因大概在於此類作品乃是傳教士挪用中國傳統文類的產物，一如他們著譯

白話章回體基督教小說，以及撰寫基督教《三字經》的嘗試。另一個原因是傳記往

往被納入世俗出版物與歷史著作的範疇，中國益智會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在第二次年度報告中羅列出版計畫，就包括傳記

(Biographies)，在歷史 (History) 門類之下。116 不過來華傳教士筆下的世俗作品與

宗教作品其實難以明確區分，117 歷史人物傳記的宗教意味也顯而易見，譬如《東

西洋考》後來轉由益智會主編，當時刊載的其他傳記，如〈華盛頓言行最略〉、

〈馬理王后略說〉、〈姓譜〉、〈顯理號第四〉，都不忘傳播福音。118 相對於耶

穌會士與奉教士人，新教傳教士似乎更關注歐美歷史上的帝王將相。此後，李提摩

太等傳教士接續這一傳統，大量歷史人物傳記借助《萬國公報》等報章與廣學會等

114 此類傳記包括〈大西利先生行蹟〉(1630)、〈思及艾先生行蹟〉(1650)、〈奉天學徐啟元行實小

記〉(1701) 等，徐宗澤將其歸入「教史類」。此外，耶穌會士、奉教士人也根據歐洲聖傳

(hagiography) 譯述了《聖人行實》、《崇一堂日記隨筆》等作品。但聖傳與傳記 (biography) 屬

於不同文類，徐宗澤將其歸入「聖書類」。徐宗澤編著，《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北京：

中華書局，1989）。關於歐洲聖傳中譯的研究，見李奭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115 這一分類排除了《聖經》中譯，見黎子鵬，《經典的轉生──晚清〈天路歷程〉漢譯研究》，頁

19-43。在其英文著作中，分類稍有不同，見 John Tsz Pang Lai, Negotiating Religious Gaps, pp.

119-144. 116 “Second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Read b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Society on the 10th of March, 1837, at 11 A.M., in the American Hong, No. 2,” Chinese

Repository, 5.11 (1837), p. 511. 關於中國益智會及其世俗出版物，見 Murray A. Rubinstein,

“Propagating the Democratic Gospel: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 Diffusion of Western Thoughts in

China, 1830-1848,”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1 (1982), pp. 251-272. 117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p. 181. 118 1837 年《東西洋考》轉由中國益智會編輯，郭實獵作為該會成員，依然負責編務。這些傳記傳

主分別為華盛頓、蘇格蘭女王瑪麗一世 (Mary, Queen of Scots, 1542-1587)、羅馬帝國皇帝朱利安

（傳文中譯作如理安，Julian the Apostate，331/332-363）、法國國王亨利四世 (Henry IV of

France, 1553-1610)，先後刊載於《東西洋考》道光戊戌年 (1838) 正月、二月、五月、六月號。

愛漢者等編，《東西洋考》，〈華盛頓言行最略〉，頁 319-320；〈馬理王后略說〉，頁 333；

〈姓譜〉，頁 369；〈顯理號第四〉，頁 381-382。

從撒旦到霸王──馬禮遜、郭實獵筆下的拿破崙形象及其影響

657

出版機構流傳於世，拿破崙同樣是熱門人選，119 其間的繼承與創新，有待學界進

一步探討。

就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而言，郭實獵的著譯經由魏源、徐繼畬的編輯、引

錄，決定了晚清早期中國士人對於拿破崙的看法。魏源、徐繼畬面對郭實獵筆下負

面的革命定義與矛盾的拿破崙形象，無法解讀出兩者的劃時代意義，可以說早期傳

教士的拿破崙書寫，因其基督教背景而限制了中國人對於革命與拿破崙的認識。不

僅如此，魏源、徐繼畬深植於儒家傳統，捨棄了基督教論述，又堅持「王霸之

辨」，忽略郭實獵對拿破崙的讚美，將他完全塑造為窮兵黷武的霸王。不過，經由

馬禮遜、郭實獵的譯介，魏源、徐繼畬的書寫，「拿破侖」這一譯名與其能征善戰

的形象逐漸沉澱下來，也開啟了中國知識分子譯介拿破崙事跡的序幕。在王韜的

《重訂法國志略》、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問世之前，這些文字乃是十九世

紀二○年代至八○年代中國士人認識這一歷史人物的最重要資源，決定了時人對於

拿破崙的認識與想像，也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拿破崙論述埋下伏筆。待到天

朝大國的文化優越感被徹底撼動，「王霸之辨」被徹底打破，這些舊日的文字帶動

了新的論述，為之超越，為之取代，引發真正的思想變革。

（責任校對：王思齊）

119 例如李提摩太編著，廣學會發行的《歐洲八大帝王傳》(1894)、《地球一百名王傳》(1898) 等，

內容提要可參見鄒振環，《西方傳教士與晚清西史東漸》，頁 391-39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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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atan to Usurper: The Portrayal and Influence of

Robert Morrison’s and Karl Gützlaff’s Chinese

Writings on Napoleon

Cui, Wend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ralphcwd@g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Robert Morrison and Karl Gützlaff

incorporated the life of Napoleon into their Chinese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writings to preach the gospel, and how their writings influenced the late-Qi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works on world geography and history. The Evangelical Movement

prompted Morrison and Gützlaff to propagate the gospel in China, and the downfall of

Napoleon, a common theme used by European preachers to glorify God’s almighty

power, naturally appeared in Morrison’s and Gützlaff’s writings. In an attempt to

integrate evangelism and Confucianism, they interpret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s

both a divine visitation and a secular rebellion, and Napoleon was depicted as both a

personification of Satan and a Chinese-style usurper.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ese

intellectuals like Wei Yuan 魏源 and Xu Jiyu 徐繼畬 composed their works on

world geography and history mainly based on such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Being Confucian scholars, they eliminated the undesirable elements of Christianity

and portrayed Napoleon solely as a Chinese-style usurper.

Key words: the image of Napoleon, Robert Morrison, Karl Gützlaff, Wei Yuan, Xu

Jiyu

（收稿日期：2014. 3. 4；修正稿日期：2014. 4. 17；通過刊登日期：2014. 5.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