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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2月 23日 星期六www.jfdaily.com
责编：高渊 主编：顾学文 5读书
我的“随便翻翻”■ 曹可凡
阅读于我而言，犹如呼吸、吃饭、睡觉一般，乃一生活常态。窃以为读书大致可分为“功利性阅读”与“非功利性阅读”两大类。所谓“功利性阅读”往往是奔着某一目标而去，譬如采访某作家，自然要通读其代表性著作；而“非功利性阅读” 则如同女人逛商店、挑衣服，一旦遇到一本心仪好书，有种意外惊喜，急急拥入怀中，有时读完仍意犹未尽，便顺手在书的扉页写下几句不甜不咸的字句。此类读书或许就是鲁迅所说的“随便翻翻”。以下便是过去一年我的“随便翻翻”，与各位书友交流。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费正清著，中信出版集团，2013 年 8月）
费正清以史家之敏锐， 对中国近现代史给予透彻分析与评判，笔调洒脱，娓娓道来，
尤其他们夫妇与梁思成林徽因之友情感天动地。
《西服与小脚》（张邦梅著，中信出版集团，2017 年 4月）
徐志摩与林徽因、陆小曼之“三角恋”早已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资，而徐之原配张幼仪却被人淡忘。此书乃张幼仪侄孙女张邦梅与之所做口述实录，可视作这一民国传奇女性留给世人的唯一人生回忆。
《存牍辑览》（范用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 9 月）
对于作家而言，编辑如同“助产士”，将一个又一个健康活泼的婴儿平安送至世间。范用先生便是这样的“助产士”。因为他的智慧与勤勉， 我们才得以读到像 《傅雷家书》《随想录》
《懒寻旧梦录》这样的经典著作。范用作为一位文化使者的赤诚与况达均浸透于此书中。
《三十年细说从头》（李翰祥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年 2月）
胡金铨与李翰祥为两位学者型导演。胡擅治明史，李则熟稔清史。胡之《龙门客栈》独步天下，李之《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影响深远。胡缘悭一面，李则有缘一见。上世纪 90 年代初，程十发先生澳门办展，李翰祥携妻由香江渡海前来庆贺，并把酒言欢。翰祥先生腹笥甚广、谈笑风生，常常上天入地、旁征博引。如今读其文仿佛闻其声，有身临其境之感。翰祥早年研习丹青，故作文如同作画，善于以白描手法描摹人物， 所用语言犹如电影人物对白，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书内容翔实，细节丰富，
可视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香港影坛真实写照。
《纳博科夫的蝴蝶：文学天才的博物之旅》（库尔特·约翰逊 史蒂夫·科茨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 年 5月）
纳氏以文学之浪漫醉心于蝴蝶之斑斓，复以研究之谨严描述人事风物，究其原因，便在于对细节无限追求，正如他自己所言：“没有幻想便没有科学，没有事实就没有艺术。”乃此书之第一要义。
《回望》（金宇澄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1 月）
宇澄兄所著《回望》是一部有关父母记忆著作。作者以父亲、母亲及本人角度，用三种不同叙述方式，将被尘土掩埋之细枝末节小心翼翼梳理出来，勾串起失落之记忆脉络，重现上一代谍报人员离奇生活状态。可视作《繁花》前传。
《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乔丽华著，九州出版社，2017 年 12 月）
作为鲁迅“遗物”，朱安这个旧时代微不足道的女性，如同“蜗牛”一般，度过孤寂酸楚的一生，
生前乏人问津，死后更是寂静无声。幸亏乔丽华以悲天悯人的情怀，用敏锐透彻之眼光，打捞历史遗迹，从零乱破碎史料中，勾勒出朱安女史人生图像。朱安生前渴望与大先生合葬未果，一本《朱安传》终于把她与大先生融为一体。杨绛先生称 “此书定能长销的畅销书”， 既是对朱安的同情，也是对作者治史态度的肯定。
《带雨云埋一半山：记我的父亲程述尧》（灯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11 月）
灯灯为程述尧与上官云珠独生子。程早年与黄宗江、孙道临并称“燕京三才子”，均雅好话剧艺术。经宗江撮合，程与黄宗英结为秦晋之好，但终因个性差异而分手。迁居沪上后，程与上官云珠共同生活，一场政治运动却又棒打鸳鸯。此书文字素朴，感情真挚，娓娓讲述上一代人离奇故事，读来感慨良多。
《粉墨春秋：盖叫天口述历史》（盖叫天著，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 年 2月）
与《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一样，盖叫天先生之《粉墨春秋》亦堪称戏曲演员艺术宝典。盖派艺术以“精、气、神”见长，文武昆乱不挡，唱念做打俱佳。 晚年盖叫天演出剧目集中于以武松为主角的剧目，故有“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之美誉。
《天长地久：写给美君的信》（龙应台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 年 8月）
代际间除了疼惜与体恤， 其实还有平等与尊严， 尤其面对生死命题这一龙应台所谓的 “黑盒子”。那是一个最脆弱、最珍贵、最细腻的精神世界，里面暗藏诸多人生密码。龙应台用文字提供给读者一把打开“黑盒子”的钥匙，从《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一直到《天长地久》，
她以饱蘸情与爱之笔墨，丈量生命之丰厚与辽阔。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格雷厄姆·艾利森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1月）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其实就是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结构性改变所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言出修昔底德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注定一战》作者艾利森，以“修昔底德陷阱”形容崛起之中国与世界超级霸主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试图从历史中寻找避免亨廷顿所言“文明冲突”的方法，以跳出“修昔底德陷阱”魔咒。中美关系并非单涉两国人民，更与世界历史进程休戚与共，这是阅读此书之唯一理由。 （作者系上海电视台主持人）
书友荐书
中国观、博物学与知识网络■ 袁剑
欧洲认知自身完整性的标志
世界的关联性不仅存在于技术与经济层面，更体现在文化与思想领域。数百年来欧洲与中国的彼此认知，也正是这种关联性的一种体现。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的理解与否，成为欧洲认知自身完整性的标志。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时刻之后，当时的欧洲需要一个独特的“他者”来作为自身发展的外部认知动力，中国作为欧洲想象的异域之一，其艺术风格曾经一度成为当时欧洲上层的流行时尚，并形成了所谓的“中国风”（Chinoiserie），甚至成为伏尔泰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论述内容。以“茶”这一对象为例，英国学者昂纳（Hugh Honour）在其《中国风：遗失在西方 800年的中国元素》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茶让中国进入到了欧洲的中心。更具体而言，英国家庭，当然还有跟饮茶有关的全套工具（壶、盆、杯和茶叶罐），都受到中国风的强烈影响。真正的中国陶瓷容器当然更让人喜爱。但到 17世纪末之前，斯塔福德郡已经在制作带有东方情调的杯子和茶壶。 不过，
专门设计的壶和茶叶罐好像是直到 18世纪才在欧洲出现的……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茶叶贸易注定要对后来的中国风历史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因为它激励着商人远游中国大地，
并在 19世纪从那里带回来现在每一个欧洲花园里都常见的、富有异国风情的植物，还有关于那个国家令人叹惜的、 细致且详尽的报道，
从而导致了神州的传奇光芒不再，直至最终彻底消失。”
总体而言，这种中国观依然是一种阶段性的“猎奇”。在整个 17 和 18 世纪，欧洲的作家都只是根据自己对诸如马可·波罗等旅行家所写故事的理解，来塑造一个认知观念中的帝国印象。到了 19世纪早期，随着欧洲对位于古老中国这一文明型“他者”的需求逐渐褪去，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炮火打开，中国的形象逐渐呈现出某种“两极分化”式的局面：一方面，“那个繁华帝国的幻象存留了下来———那个充满诗意的优雅之邦，那个盛开杜鹃、牡丹和菊花的广袤花园。在那里，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不过是在静谧的湖岸，带露的柳枝下，坐在凉亭的围栏边品一杯清茶，细赏管弦丝竹的乐声，在瓷塔之间起舞，永久地起舞。”而在另一方面，展现在当时的欧洲在华旅行者与博物学家面前的，则是一个人口众多、面积庞大、经济落后的现实国度。
寻找真实物种，理解真实社会
理解这一真实国度的兴趣， 在某种意义上，就具有了超越之前作为“中国风”想象的价值。寻找真实的物种，理解真实的社会，就成为近代在华的西方博物学家所试图完成的使命。
在这过程中，这些人在中国的博物学实践活动及其与母国知识界的关联，就成为我们理解中国自然知识传统及其近代转型的关键所在。
曾经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班克斯，在 1815年 2月 10日给英国首相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国家的政治形态可以比喻为一棵树，根基是农民，较低的树枝是零售商，高一些的是制造商，花、果是绅士和贵族。如果我们不给根部施肥，树枝、树叶、花、果一定会衰退
或枯萎，事实上，根部获得营养越有效率，上面的整体就会越茂盛和繁荣。” 这种博物学式的比喻，被他用到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当中，并指导了一大批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的科学实践活动。此外，班克斯还利用他与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独特关系，将科学、政府与大英贸易帝
国更加紧密结合起来，使博物学成为能够为大英帝国带来知识荣耀与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
在具体的实践中，他不仅将自己塑造成为茶树培植专家，并试图削减英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费用。此外，他还给英属东印度公司写信，提供了一些技术建议，鼓励他们在印度殖民地上种植茶
树，并说服国王组织一次前往中国的植物采集远征，认为这会为英国及其殖民地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也将为植物学和皇家植物园———邱园带来发展的新契机。也正是在他的运作之下，邱园作为大英帝国的中心植物园，借助于帝国的世界贸易与知识网络，容纳了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各地的植物，其中，许多植物既富商业潜力，也有科学价值。
班克斯利用其庞大的通信网络， 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搜集有用的植物， 以便能够带回英国种植，而与此同时，他又向英国殖民地出口植物，并在遍布全球的大英帝国的贸易线上将植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 从而改变了如今不少国家植物的分布状况。从这种意义上说，班克斯构筑了一个以英国（邱园）为中心的“博物学”的世界帝国，在这当中，地大物博的中国就是其中的关键性节点。
更具体化实践化的“中国观”
范发迪的这本《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为我们揭示了在这一外部背景下，
作为西方在华博物学家田野场所的中国， 以及作为本土知识的中国传统动植物知识及其文本， 与西方自身的博物学实践及其分类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妥协，而最终，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动植物学及其科学机构得以建立与发展。
正如本书作者所指出的， 到了 19 世纪后期， 西方人的博物学实践场所已经从中国的沿海地区拓展到广袤的内地， 这一过程与英国势力在中国内地的扩张几乎同步。在这一时期，博物学研究也呈现出三种较为显著的特征。
首先，当英国军事、政治力量在中国大地日渐深入的同时，英国的帝国势力也正通过领事机构、海关以及各式各样的商务和传教组织，支持并推进了某些博物学研究；其次，在中国的西方人社区内部，由于对中国研究兴趣的深入，汉学与博物学研究得以交织发展，推动了一些西方在华的兼职学者对中国自身博物学记述及其传统的认识与研究， 并将中国古代对动植物的记载，
如本草、农书、花谱等本土知识带入西方的博物学知识话语当中；最后，随着博物学田野工作逐渐从东南沿海向中国内陆区域推进，使得西方在华博物学家能够更广泛地调查中国各地的动植物， 逐步形成了更为完整的中国动植物分布图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各地关于自然、动植物的本土知识的重要性。
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更为具体化和实践化的“中国观”，与此同时，
也让我们从知识分类与内在竞争的角度， 理解了一种与之前“中国风”所不一样的欧洲对华认知图景。它不再是想象的、表象的，而是实践的、
具体的， 并在我们当下的知识分类与观念实践中被感知、被反思、被超越。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美]范发迪 著袁剑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博物学是 19 世纪在华欧洲人最广泛的科学活动。《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书，即从文化遭遇的观点去检视博物学史，从博物学的视角剖析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与碰撞，特别关注文化遭遇下的知识传统和文化霸权问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读者揭示了近代中国在知识领域所经历的顿挫与转折，为学界开辟了研究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新路径。
译者袁剑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他为本版撰文阐述本书是如何展现中国与世界的关联性的。
在华西方学者的“纸上聚会地”1850 年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首
要的国际港口，市内形成了一个洋人集中居住的地方。随着在华西方居民人口的增长，他们的文化和学术生活也日益丰富。成立于1857 年的上海文理学会在第二年改名为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该学会是在华汉学研究的中心，会举行例行会议，并拥有一个颇大的附属图书馆。博物学在该学会倡导的学术活动中排名很高。在学会首任主席裨治文的就职演讲中，他敦促会员要研究博物学，还要把中国自然界介绍到西方。《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刊》是在华
出版的最具名望和影响力的西方学术刊物，其他还有几种学术味较重的杂志，也可与众多的在华西方刊物区分出来。新教传教士的主要期刊《中国丛报》于 1832 年创刊。该刊出版的文章主题范围很广，举凡宗教、历史、语文学、民族志、科学，都兼容并包。可惜的是，这个重要刊物于 1851 年停办了。1867 年的《教务杂志》填补了它留下的空缺。《中日释疑》也于同一年创刊，后来演变成为《中国评论》，这也是汉学研究的主要期刊之一。上述刊物是在华西方学者可定期表达观点、
讨论研究及宣布新发现的纸上聚会地。例如，《北华支会会刊》既刊登超过 100 页的研究论文，也提供短评。《中日释疑》正如其标题所示，主要功能像是一个公告栏或讨论区，发表关于中国和日本主题的疑难问答。不过，该刊也发表学术文章。
这些严肃刊物和机构的影响远达上海以外的地方。北华支会的会员从 19 世纪 60年代后期的 150 人增加到 80 年代的 250 人左右，遍及其他通商口岸和口岸以外的地方。例如，《中日释疑》来自广州和香港，而《教务杂志》则来自福州和上海；但这些刊物甚至在欧洲、北美都有读者。于是，在华西方人社区的扩大，以及 19 世纪 60、70 年代学术讨论渠道的增加，有助于由汉学研究所主导的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形成。
这一学术机构上的发展与同汉学专长及地理位置结合的身份认同携手共进。在华汉学家把自己视为独具通往他们研究主题门路的专家。有些在境内西文期刊发表文章的作者，不但在旅华西人中大名鼎鼎，甚至在国际汉学圈里也享有学术声誉。理雅各便是 19 世纪最重要的西方汉学家之一。与在
欧洲的同行相比，在华汉学家享有与中国人直接接触的有利条件。他们能“追本溯源地调查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物质、知性乃至道德状况方面的所有特征”。此外，相比较而言，他们能很容易地从本地学者那里得到帮助。他们不但有中文教师讲授语言和中国文书帮助翻译，而且还能通过朋友关系或者半官方关系求助于中国学者。杰出的汉学家、广州副领事梅辉立在研究中国玉米的历史时，曾向当地中国官员求教信息和文献。而广东督粮道向他提供了一篇以中文材料为基础的文章。
许多在华汉学家要么将博物学当成一种嗜好，要么把它看作一项严肃的研究活动。尽管他们中很少有人在欧洲取得杰出博物学家的声誉，但他们却是自己专长领域的权威。在这方面，除了在西方博物学上的必要训练，研究者还需要对中国文学传统及中国历史地理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此外还得具备解读中文博物学著作中的术语和行文的能力。作为汉学家以及拥有这个神秘国度的第一手知识的人，这些博物学者以自己的专长为傲，他们不但希望以自己的著作留名，也希望在学术命名方式上留下印记。
书摘
